中英聯手給美元霸權致命一擊!/ 法德意效仿英國同意加入亞投行P2
Posted: Sat Jul 06, 2013 12:56 pm
美國霸權時代終結:奧巴馬的帝國反擊戰
2013-7-6 08:21
摘要: 但美國對於霸權的根本需求並未消除,已經建立起來的全球霸權模式需要超常的利益來維持。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依靠成功轉型所帶來的活力,甚至重新奪回被西羅馬帝國侵佔的土地,王朝延續上千年...
作為奧巴馬政府2009年執政後的外交戰略基調,“重返亞太”政策在戰略層面上包括美國的全球軍事部署“再平衡”和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兩項核心政策。而其背後隱藏的深刻內涵,超乎常人的想像。目前奧巴馬政府所面臨的是美國自二戰以來國際形勢最為危機的轉捩點,在他的前任中,也許只有尼克森才能理解他此時的心情。
從經濟層面上說,次貸危機將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暴露無遺,產業結構頭重腳輕,史無前例的債務負擔持續遞增。軍事層面上,美國深陷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的泥潭,戰術勝利不能改變戰略失敗;非傳統威脅難以消除的同時,傳統挑戰又隨著新興大國的崛起而再次凸現。政治層面上,美國內兩黨妥協的慣例越來越多的被分歧所打破,其背後顯示出的美國民眾的分裂逐漸深化。而此外,最讓白宮的政治精英們膽戰心驚的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國家正在努力促成亞洲經濟共同體的統一貨幣!而一旦在歐洲之外再出現一個獨立於美國的經濟共同體,則美國賴以支撐其全球霸權的經濟模式(通過美元充當國際主導貨幣而套利)就可能徹底終結,“第三羅馬帝國”的夢想也將徹底破滅。
危機的本質:
就美國自身而言,奧巴馬政府面臨的一系列危機與美國歷史上各個時期遭遇的重大挑戰相比並不特別突出。發生在美國本土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前出遠東的越南戰爭及其引發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則使美國在冷戰時幾乎崩潰,但美國都成功克服了困難。
不過,如果以“後冷戰”的視角觀察,本次西方經濟危機恐怕恰好象徵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競爭關係在冷戰結束20年後再次峰迴路轉。美國及其西方盟友陷入空前的衰落;而中國乃至越南(年均GDP增長約7.1%)老撾(年均增長率約7.5%)等社會主義國家卻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中一枝獨秀,率先走出穀底。如果拋開意識形態的束縛,以大歷史觀來看待美國的衰落,則不難發現自西元1500年以後逐漸形成的西方中心格局及所謂的“西方化論”將徹底成為歷史。
2009年肇始於美國的這場金融危機迅速演變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大危機,除了德國和少數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外,歐洲諸國和日本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大多遭遇困難。而中國經濟持續保持良好就成了西方乃至整個世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過去種種關於“西方優越論”的論調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學者們紛紛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形態等方面對比東西方的差別,不管最終的結論是否傾向於中國,這種爭論本身就說明瞭西方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一個虛弱、沒有競爭力的中國不可能比西方治理得更好。而問題的要害在於:中國的成功應該歸結於哪種要素?對於嚴肅學者而言,真相往往比結論更重要;而對於西方的政治家們而言,他們看到的是信仰危機迫在眉睫。
美國自建國開始就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且極度重視意識形態。冷戰結束後,為了給共產主義“宣判死刑”,美國政治家和學者們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準備。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佛朗西斯•釜山於1989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該理論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解釋為唯一的、同質的、終極的“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進而否定一切其它可能存在的人類社會政治體制。其代表著作有2001年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以及2004年美國CIA提出的“俄羅斯崩潰論”——認為俄國將在10年內再次分裂為6-8個不同國家。而為了讓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擁有“合法”使用武力“改造”他國政權的權力,新保守派學者則公開宣稱“人權高於主權”並把美國、西歐比喻成“新羅馬帝國”。2000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與人合著出版《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並公開稱“新的主權形式正在出現,帝國是一個政治物件,它有效控制著這些全球交流,他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權力。”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塞巴斯蒂安•瑪拉比則提出“不得不帝國主義”,並認為美國為瞭解決其它“失敗國家”可能帶來的暴力、恐怖、難民等問題,必須採用帝國主義政策。此說後來成為小布希政府“先發制人”戰略的基石。
由此可知,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的失敗並不僅僅是軍事或政治失敗,而是美國多年精心構建的理論體系的自我終結,是西方神話的徹底破產。特別是經濟危機後,西方所信奉的經典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陷入尷尬。西方門中對於自身發展模式的信仰以及西方在全球各國人民心目中的信譽也降到冷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
美國的綜合性危機現在在世界政治版圖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一超獨大”國際安全格局的正式終結。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力攀上歷史最高峰,經濟、軍事、政治實力無以倫比,整個世界完全沒有能夠一直抗衡的力量出現。在9•11事件後,美國加速向中東、中亞地區的滲透,擠壓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的安全空間。1989年兩德統一,北約向蘇聯保證不會向東擴張。但隨著蘇聯的解體,這一承諾最終只留在戈巴契夫個人的回憶錄中。1999年,北約吸收波蘭、捷克、匈牙利入盟;2004年波羅的海三國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7國入盟。北約的刀鋒再一次頂住了俄羅斯的鼻子。2001年,美國以“反恐”為名出兵阿富汗,第一次滲透中亞地區,並借機推動了該區多個國家的政權更迭。2003年,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爆發“鬱金香革命”……親俄政權紛紛被親美勢力推翻,在對於俄羅斯地緣安全產生嚴重威脅的同時,對我國也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從地緣看,通過駐軍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已經把力量邊界推進到中國、俄羅斯、伊朗的“後院”。但這並非沒有代價,美國為此消耗了長期積累的大量硬實力和軟實力。從海洋進入陸地後,美國的海權優勢不再明顯,而由於補給線的延長和對手的不確定性,迫使美國將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到沒有多少價值卻又無法放棄的漫長道路和廣闊山林中去。前沿存在雖然意味著美國戰略邊疆的拓展,但也意味著美國投送效率的降低。為保持阿富汗駐軍的補給,美國不但借道巴基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還一度被迫向中國和俄羅斯請求開放補給線,由此不難看出,以美國當時的國力,支持在中東的擴張已經非常虛弱。9•11事件以來,美國發動的一系列“反擊”佔有道義上的優勢,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伊拉克不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有與基地組織相互勾結,與此同時,伊拉克、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困難重重、進展緩慢,再加上“虐囚”“焚經”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美國所構築的“文明的燈塔”形象已經大不如前。
在硬實力遭遇挫折的同時,美國的軟實力也處於相對的下降中。例如,自1993年建立伊拉克禁飛區以來,中東地區的動盪導致原油價格飆升,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全球原油價格約為30美元/桶,而到2008年全球原油價格已經飆升至100美元/桶(最高時甚至達到140美元/桶),這讓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等能源出口大戶賺取大量石油外匯,逐步走出經濟困境,國內經濟狀況大為改善。政府地位空前穩固。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後從2002年到2011年,年GDP平均增長10.7%,2012年在各種不利因素作用下,GDP依然保持了7.8%的增幅(同年美國2.2%、歐洲-0.2%、日本1.9%),2012年中國GDP首次突破50萬億人民幣,達到51.93萬億元,約合8.36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總產值(15.63萬元美元)的53.48%,超過日本(5.96萬億美元)將近30%,而在2001年,中國GDP總值才10.97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時美國的12.9%和日本的30%。
冷戰結束後,世界大多數國家專心于發展本國經濟改善民生,新興經濟體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不斷進步,其發展速度之快,大有超越西方的趨勢。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傳統強國則由於到處干涉他國內政,消耗了過多的國力而導致在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關係中的影響力相對衰落。亨利•基辛格就認為:美國“一超獨大”的政治局面將在短期內向中美“兩超共治”局面過渡,並設想了一個“太平洋共同體”。雖然我國官方從未接受“G2”的概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綜合國力與美國相當的重量級國家。
“帝國反擊戰”
為了應對國力的衰退和新興國家的崛起,奧巴馬上臺後隨即開始了一連串的“帝國反擊戰”,對小布希時期的軍事擴張戰略進行徹底調整。在中東結束伊拉克戰爭,在短期內大規模撤軍,在巴基斯坦擊斃本•拉登後,把反恐戰爭降級為“國際反恐行動”,在阿富汗制定了撤軍路線圖,這一系列收縮舉措帶來了一個疑問:美國是否會放棄其“全球責任”而採取戰略收縮態勢,甚至回歸“孤立主義”?
美軍撤出中東後留下的權力真空肯定會被其它勢力所填補,這一趨勢已經不可逆轉,但如果這一過程失控,則有可能會引發地區局勢動盪。另外,美國也需要盡可能避免外界將其戰略收縮與“敗退”、“衰落”聯繫起來,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尋找另外一個戰略方向——亞太。作為目前世界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美軍增加在亞太的部署不但可以製造“進攻”的印象,進而抑制輿論對於美國衰落的認同感,又可以通過炒作“中國威脅論”而沖抵中國的巨大成功在全球的影響力,美國政府經常把中國描述成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火藥桶”,並且污蔑中國一直利用“不正當”手段竊取美國的工作機會等等。這樣一方面減小了美國國內民眾的不滿程度,也為政府政策失誤找到了“替罪羊”,減少了政府面臨的壓力。
“重返亞太”戰略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地區爭議會直接破壞西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合作效果,打斷了東亞地區出現的一體化趨勢,尤其是經濟一體化進程。經過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東亞及東南亞各國普遍加強了地區經濟合作,以“東盟10+1”模式為基礎,一直努力推進中日韓自由貿協定和“東盟10+3”,這兩個合作框架是未來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日本曾經是東亞一體化的主要推動者。特別是2009年鳩山由紀夫上臺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實質上是去“美元化”。但日本一旦脫離美國而融入亞洲,對於美國主導世界霸權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以美國在亞洲展開了一系列複雜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逼迫鳩山辭職,並重新扶植日本自民黨上臺。而安倍上臺後立即向美國靠攏,一方面在中國周邊展開所謂“自由民主弧”的外交活動,一方面加緊加入TPP,迅速深化美日同盟關係。
由此,西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被迫讓位於安全問題,各種深化經濟合作的活動或放緩或停滯。這樣,美元最為豐厚的利潤區得意暫時穩固下來。反觀中國,在緬甸、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投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和影響,積極宣導的“東盟10+3”也因此勉勵被擱置的風險。而如果我們再把眼光放遠一點,中國在中東、非洲的投資也屢次因為安全問題而蒙受損失。但是,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的“損人不利己”行為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的,所以,在阻止亞洲出現一個新的經濟共同體的同時,奧巴馬政府開始加速推進TPP就是為了將日本、韓國等國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中去,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美國的市場,另一方面也可以長久的遏制亞洲的經濟一體化進程。
在實際操作層面基本控制局勢後,以美國學者為首的西方學者開始以大量文章和著作“解讀”中國的成功,以求從根本上消除其對美國模式的衝擊,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強調中國成功的不可持續性,西方流行的暢銷書《國家衰落之謎》中宣稱:“中國的增長……只不過是另一種壓榨性政治機制下的增長,它不太可能轉化成經濟持續發展”。
2、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偽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即要求中國限制國企以“自廢武功”,又試圖掩蓋資本主義已經陷入泥潭而社會主義正在取得階段性成功的現實。
3、用西方理論套用、解釋中國的經驗和政策,以各種似是而非的西方屬性名詞加以表達。例如把中國和非洲的合作誣稱為“新殖民主義”,把中國在印度洋沿岸的投資污蔑為封鎖印度的“珍珠鏈戰略”,刻意把中國與20世紀初的德國相提並論,並以此不斷醜化中國。這和當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時西方媒體的集體失聲形成鮮明對比。利用媒體話語權,美國打出的這套“組合拳”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美國的人心”。
戰術勝利和戰略頹勢
概率的評價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的“危機處理”手法嫺熟並且取得了戰術上的成功,但這一戰術勝利在短期內卻難以彌補戰略失敗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首先,美軍從中東和中亞的戰略性撤退但並未導致其傳統地緣勢力範圍的丟失;“重返亞太”後與傳統盟友日、韓、澳的關係得到進一步加強,和越南、緬甸等國的關係也出現突破性進展,不但穩住了利潤最豐厚的美元區,而且以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將經濟危機轉嫁國外,經濟前景與日本和歐洲相比已經有了明顯好轉;同時動用媒體話
語權設法奪回不斷失去的世界輿論陣地和國內民眾信心。
奧巴馬政府的“危機處理”策略在各個領域確實成功的將美國從懸崖邊緣拉了回來,但是美國國內深層次矛盾並未解決。經過將近5年的努力,美國僅僅是在戰略層面基本實現了“止損”也就是防止國家繼續“失血”。5年來奧巴馬第一次訪問以色列,並促成以色列和土耳其就“加沙救援船隻遭襲”問題的和解。4天后,美國新任國務卿約翰•克裡突訪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才訪問2周後伊拉克即對飛赴敘利亞的伊朗客機進行了突撿,克裡甚至放話說:“我說的每一件事,伊拉克都會做到。”4月5日,中美俄等六國在阿拉木圖舉行伊朗核問題第二輪對話,這可以看作是美國幫助以色列解決安全問題的更深層次努力,也可以看作是美國對中國、俄羅斯爭奪中東影響力的博弈。
在遏制方面,美國確實打亂了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而東盟國家聯合起來發行“亞洲貨幣”的前景也因此變得撲朔迷離。但美國“禍水外引”的強盜姿態迫使各國紛紛採取相應對策,加快擺脫對美元的依賴。就目前東亞和東南亞而言,“貨幣互換協議”正在替代“亞洲貨幣”的想法。而這種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是華盛頓無力幹預的。3月底,中國領導人在海南博鼇峰會上與巴西領導人簽訂總價值約1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有效期3年,並可延期。加上已有的貨幣互換協議,到2013年3月31日,中國已經和19個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定,總規模高達1.6萬億人民幣。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地位已經從2010年的世界第25位,提升至現在的第16位的,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2012年6月,日本成為全球首個(拋棄美元)與人民幣直接交易的外國貨幣。2013年博鼇亞洲論壇後,人民幣與澳元的直接兌換交易已經於4月10日正式啟動,澳元成為繼日元後第二種可以與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貨幣。
美國目前主要依靠軍事和政治手段擾亂亞洲地區的金融一體化過程,但它依然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為其經濟復蘇做出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講,擾亂地區局勢對於美國而言,是柄雙刃劍,目前亞洲對於全球GDP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美國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去完全破壞亞洲的經濟發展勢頭。美國通過軍事再平衡戰略調整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展開外交加軍事和政治的多重攻勢,目的就是為了讓中國自亂陣腳,忙中出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退而求其次就是拉攏中國周邊小國,使其脫離中國而靠攏美國,共同對抗中國崛起。
實際上,這種策略在美國歷史上是有成功先例的。1973年美國推出越南戰爭後面臨著難以想像的困境,為了緩解來自蘇聯的戰略壓力,尼克森政府上臺後立即在東亞地區開戰了劃時代的外交努力。在當年美、蘇、中大三角中,任何兩方的結盟都將對第三方形成絕對優勢,尼克森跨越太平洋與毛澤東握手的影響是歷史性的,其結果使用了不到20年就充分顯示出來,但對於奧巴馬政府而言,已經沒有可能重現當年尼克森的奇跡,美國及其盟友在蘇聯崩潰後對俄羅斯“趕盡殺絕”,試圖繼續肢解這個歐亞大陸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美國在冷戰後推行北約東擴,單方面撕毀反導協定,支持顏色革命和俄羅斯國內反對派等一系列充滿敵意的政策已經將俄羅斯逼到牆角,在奧巴馬接手美國的時候,美國已經沒有任何籌碼可以用來與俄羅斯進行交換,也不可能再次贏得俄羅斯的信任。
眼下,美國唯一可行的選擇是拉攏日本,儘管日本在某些方面對中國依然享有優勢,但其影響力和整體國家發展趨勢完全不能和中國同日而語。所以,在拉攏日本的同時,美國在中國周邊小國也是動作頻頻,企圖拼湊出一個遏制中國的亞洲版小北約。近年來美國頻繁的和澳大利亞、印度、韓國、菲律賓等國接觸,並為上述國家提供廣泛的武器援助和技術支援,美國甚至與緬甸和越南這樣的前敵國也改善了外交關係,美國軍艦連續訪問越南金蘭灣和峴港,在緬甸,美國則表示支援吳登盛,並為緬甸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是,問題是,美國自身產業空洞化不可避免,由此導致美國除了安全承諾,拿不出任何經濟實惠給這些“盟友”,所以,我們發現,上述多國紛紛表態不會在中美之間“站隊”,美國連一個像樣的聯盟都湊不齊。
美國的這些舉動除了自身的事倍功半外,還引起了中國和俄羅斯的警惕,促成了中俄之間的互利互信。習總上臺後首訪選擇莫斯科,其中深意不言自明,而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重返亞太”戰略,中俄雖然沒有正式結盟,卻也表現出了更加合作務實的姿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雖然不能說是好於從前,但是也至少可以做到處變不驚。相對於美國臨時拼湊的聯盟,中國參與的“上合”“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經過多年磨合後已經逐步顯示出巨大的潛在能量,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東盟國家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都在努力推進中。雖然我國依然面臨嚴峻的安全(特別是海上安全)形勢挑戰,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克服困難逐步完善的過程,只要中國能夠穩住國內,保持正常發展,美國的遏制政策就只能落個“雷聲大、雨點小”的下場。
在最關鍵的轉型環節,美國依然面臨嚴峻挑戰。比較樂觀的學者認為,以美國目前的資源稟賦、科技水準、創新能力和市場規模,只要不再犯大錯誤,用5-10年時間足以吧經濟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準。但是美國首要的挑戰不在於走出危機,而是能以多快的速度走出危機,並重新開始高速增長。根據不同機構預測,中國經濟總量會在2016-2020年之間超越美國。屆時,美國將面臨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失去世界第一大單一經濟體的地位。雖然美國仍將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軍事、科技和政治上的優勢,但如果無法在經濟上重新振作,那麼其霸權地位的失去也僅僅是時間問題而已。奧巴馬在2月份國情諮文中表示:“我將向國會提出建立15個製造業改善中心,以確保下一次製造業革命發生在美國。”目前美國在葉岩氣開採、新能源、3D列印技術方面已經加大投入,但前景目前仍不明朗。截止到2013年2月,美國工業生產總值雖然呈現緩慢的觸底回升跡象,但仍比5年前同期低1.3%,而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則比5年前同期增長超過76.1%。在產業空洞化、背負巨額債務的美國與中國這個資本充足的世界第一大製造業大國之間,誰更有希望引領下一次產業革命的浪潮?
從長遠來看,肥貓推測美國會以維持霸權為國家戰略目標,其轉型所面臨的問題絕不是重振經濟這麼簡單。一般認為,美國的霸權思維是由資本的貪婪性、帝國夢想和保守派的野心共同組成,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失去霸權對美國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也許,只有擁有霸權的國家才能知曉其中真諦。
保羅•甘迺迪、羅伯特•吉爾平、薩繆爾•亨廷頓、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等學者普遍預見到了美國衰落的大趨勢,雖然他們看問題的視角和給出的對策各不相同。但這些學者普遍認為,美國在20世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獲得的霸權地位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世界對美國“需求”的頂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整個冷戰過程,但這種大規模戰爭和武裝力量對抗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也是非常態的,除了軍火、戰爭資材的需求外,歐亞大陸在非常時期還會出現人才、資金、物資等等向美國超常規流動的趨勢。這直接促成了美國的強大,事實上歐亞大陸的非常狀態時期,也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目前,亞洲已經成為世界上增長經濟最快的地區。亞洲對於各種資源具有極大的“磁鐵效應”,其它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也為世界帶來更多機會,美國在特殊時期形成的特殊優勢已經喪失。隨著世界局勢進入常態化,他國對美國的“需求”也逐漸下降。而美國應對這種趨勢唯一的辦法就是人為製造“需求”。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總是在歐亞大陸挑動戰爭或者對抗了。
另外,由於中國目前可以確定是唯一能夠在當代崛起後終結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因此美國戰略轉型是否成功與遏制中國政策有著非常微妙的關聯。就目前世界格局而言,要美國能夠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保住優勢,自然能夠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因此理論上會出現以下局面:
即使美國轉型不太成功或者根本不成功,只要中國由於某種原因失去與美國競爭的能力,那麼美國仍將在霸權爭奪中奪取最終的勝利。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已經沒有能力發起新的冷戰以逼迫中國步蘇聯的後塵,自行崩潰而退出與美國的競爭。所以美國採取的是“兩面下注”戰略,即一方面接觸中國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施展各種手段阻礙中國的發展勢頭,以便為維持霸權爭取時間。
十字路口的美國
從2009年底奧巴馬正式提出將戰略重點放在亞太地區以來,美國新亞太戰略的稱呼已經更換數次:“重返亞太”、“戰略重心東移”、“轉向亞太”和“亞太再平衡”等等提法讓人目不暇接,但所有這些口號的核心就著眼於亞太。
美國官方在各種場合公開宣稱“重返亞太”戰略並非針對中國,但即使是美國媒體和學者也很少有人相信這一說法。美蘇冷戰結束後,當今國際社會很少有人會支援美國針對中國發起一場新的冷戰。亞太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中美在本區嚴重對峙,也不希望在中美之間“站隊”。而美國想要在許多世界事務中有所作為也不得不與中國協調立場,美國國內學者、商界力量也開始施加影響力,促使美國採取更加積極的接觸政策。結果是,在各種層面上,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都遭受到一定的批評和壓力,這迫使美國主動進行了政策微調。另外,少數國家利用美國“重返亞太”的機會謀求自身利益,在挑起與中國的紛爭方面過於積極,並以此希望得到美國的明確支持,這就等於把美國放在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上。與其希望保持對華模糊的態度“兩面下注”政策相矛盾。這些中國因素已經迫使美國作出了反應,而且會對美國未來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保羅•甘迺迪把2009年稱作“新世界秩序的元年”,美國開始衰落,新興大國崛起,單極世界舊體系土崩瓦解。美國的衰落會是一個較長的立式過程,霸權地位並不會立即失去,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也不會一帆風順。大英帝國的工業總產值在19世紀末就已經被美國和德國趕超,但其霸權地位卻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因此有學者認為,美國如果能夠避免象英國一樣陷入一戰、二戰那樣消耗國力的世界戰爭,那麼完全可能將霸權維持得更久。美國政界從不認為自己會失去霸權地位,奧巴馬在國情諮文中說,“那些談論美國在衰落的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可以預見,如同以往霸權衰落,權力轉移一樣,美國的衰落過程也讓世界充滿風險。美國轉向了亞太,卻把全世界拖到了十字路口。
一個好的跡像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權力轉移的過程有逐漸緩和的趨勢。英國在失去霸權地位的過程中“兩戰(與德國)一和(與美國)”,美蘇爭霸在汲取英德教訓後以冷戰形式進行,從而避免了熱戰(至少名義上如此)。而從2009年至今,美國表現出了某種戰略克制,奧巴馬的新班子在外界看來也相對謹慎,至少在短期內帝國式的擴張戰略開始讓位於發揮“軟實力、巧實力”的外交政策。
但美國對於霸權的根本需求並未消除,已經建立起來的全球霸權模式需要超常的利益來維持。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依靠成功轉型所帶來的活力,甚至重新奪回被西羅馬帝國侵佔的土地,王朝延續上千年。布熱津斯基認為,只要美國不斷改造自我,收縮戰線完成轉型,就有可能象當年的東羅馬帝國一樣延續保持長時間的輝煌。當前,美國的均勢戰略呈現出“全球收縮、亞太擴張”的態勢,美國政府依然不切實際的吧中國放在與日本相當的位置上,企圖讓雙方都接受美國的“調停”和“平衡”。此外,美國前總統艾森豪擔心的軍工複合體在美國已經根深蒂固,目前已經發展成一個集“軍事-工業-科技-國會”為一體的利益集團,對美國政策走向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他們的利益訴求顯然無法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得到滿足,一個正在揍下坡路的資深“帝國”手裡依然掌握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使得美國的長遠戰略選擇充滿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