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昊昱
齊白石的繪畫廣為人知，他定居北京後，受陳師曾影響“衰年變法”，融民間藝術與文人畫於一爐。然而，對於齊白石的生平交遊、尤其是生平活動史所涉的四川部分在學界卻研究不多。
近日，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峨眉春色為誰妍——齊白石與近代四川人文》一書力圖坐實齊白石生平交遊的史實過往，重構齊白石的社交關係和藝術思想，展現出一個齊白石穿梭活躍在軍、政、商、學等不同界別之間的人際社交網路，一窺其從半生飄零，直至老身衰頹的言出心曲與所思所感，層層勾稽尋繹齊白石在不同歷史時段的心路歷程與多樣性格，見證這位“硯田老農”在被波詭雲譎的時代旋渦裹挾之下的人生抉擇與命運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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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3月9日（陰曆正月二十一日），時年12歲的齊白石與原配妻子陳春君（1862-1940）在湘潭家鄉拜堂，其後育有五子。1919年2月底，57歲的齊白石第三次孤身北上，定居北京，並將18歲的四川豐都（今屬重慶）人胡寶珠納為側室 [1]。對於胡寶珠的身世、嫁入齊家時的身份，歷來都沿襲了齊白石《自述》等書中陳春君為齊聘副室的說法，但在齊白石《自述》《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本）中對於胡寶珠嫁入齊家前的身份問題，均為含混不清的表述。1943年齊白石在《祭夫人胡寶珠文》中並未敘述胡寶珠嫁入的細節，而在1940年所作的《祭陳夫人》文中，齊白石則將胡寶珠在齊家的相夫教子，完全歸功於陳春君的“德報”：“民國六年乙卯，因鄉亂，吾避難竄於京華，賣畫為活。吾妻不辭跋涉，萬裏團圓，三往三返，為吾求寶珠以執箕帚。”他還回憶1935年某日自己曾在家中不慎跌倒，行動不便，而“著衣納履，寶珠能盡殷勤。得此侍奉之人，乃吾妻之恩所賜”，同時“寶珠共生三男三女，亦吾妻之德報也”[2] 。雖然在祭文中齊白石不免會有過分誇大的成分，但這卻導致了此後齊白石家族後人敘述、人物傳記、學術研究專書等對於這一情節記述的相互矛盾，如齊白石長孫齊佛來晚年曾回憶稱：“—九—九年農曆閏七月十八日，公得胡南湖贈一婢，名寶珠。有日記雲：‘……胡南湖見餘畫扁豆一幅，喜極，正色曰：‘君能贈我，當報公以婢。’餘即贈之，並作詩以紀其事。’初為公磨墨洗筆，掃地漿衣。一九二〇年，陳夫人憐公年老遠遊，無人侍奉衾箒，夫人牽於家務，又不能長住北京，遂將胡寶珠收作公的姨太太，並偕長男於貞，一同送至北京。”[3] 郎紹君在《讀齊白石手稿（上）——日記》一文中認為：“寶珠就是胡南湖所說之‘婢’，是以胡南湖母親義女身份送到齊家的。白石將她帶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髮妻陳春君作主，納胡寶珠為副室。” [4]林浩基的《彩色的生命?藝術大師齊白石傳》則講作：“她告訴白石，給他聘定了一位配室，幾天之內，她將攜她一同來京，要白石預備下住處，準備成親……一天下午，陳春君帶著一位年輕女子趕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寶珠，原籍四川豐都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節，當時才十八歲。她父親名以茂，是篾匠。胡寶珠在湘潭一親屬家當婢女，出落得十分標緻。白石一見，滿心喜歡。當天傍晚時分，三人一同到了龍泉寺新居，在陳春君的操持下，簡單地舉行了成親之事。” [5]周迅的《齊白石全傳》又稱：“不久，陳春君專程來到北京，為齊白石物色側室，照顧他的生活起居。經過反復挑選，陳春君給齊白石聘到側室胡寶珠……齊白石和胡寶珠一見面，雙方都感到滿意，於是就這樣說定了。”[6] 然而筆者經過考證，發現陳春君與此事無關，齊白石與胡寶珠的結合實則得益於一段書畫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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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母義女
胡寶珠（1902-1944），四川豐都人，1902年9月生於豐都縣轉鬥橋胡家沖[7] 。胡南湖（1884-1951，圖1） [8]，字新三，名鄂公，湖北江陵人。1912年四川從清廷獨立，成立軍政府。1915年3月，胡南湖以總統府咨議身份隨四川督軍陳宦首次進入四川，任督軍署一等秘書。袁世凱稱帝後，他聯絡在四川的北方革命黨人黃以鏞等與溫江、郫縣等地的民軍首領取得聯繫，進行倒袁活動，1916年起任“四川宣慰使” [9]，1917年11月調任廣東潮遁道尹，治所在廣東潮汕[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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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南湖在北京慈惠殿中有一奉侍母親的公館紫丁香館，胡母一直在這裏居住[11] ，這裏有1938年齊白石所畫《紫丁香館圖》（圖2）的四處題跋為證[12] ，其一雲：“紫丁香館（齊為胡南湖刻“紫丁香館”印文見圖3）在舊京慈惠殿，院中滿植紫丁香樹，因名其館。乃南湖弟嘗奉養尊太夫人於此處，此十年前事也。白太大人下世後，南湖即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館早屬他人。王謝舊居，令人慨歎。因擬為圖，並報南湖先後之請也，戊寅三月，齊璜並記於舊京”；其二雲：“揚塵東海幾栽桑，遷變如雲可斷腸，曾是故人萊舞地，堂前一束紫丁香。此十年前過友人故居所作”；其三雲：“煤山山頂天風涼，丁香館前野草芳。唯有舊時如客燕，只今猶覓佛爺堂。南湖尊太夫人堂上曾懸金冬心先生畫佛四尊，故雲。此畫圖成作也。齊璜又題”；其四雲：“紫丁香館。寶珠在娘家曾居紫丁香館五年。出此館時，年才十八，今三十又七矣，一瞬越二十年，真老娘也。白石，戊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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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辭典》一書“紫丁香館”詞條認為這是胡南湖在上海的故居 [13]，而筆者細讀《紫丁香館圖》四處題跋後，認為此館應當位於北平，理由有五點：一是國民政府首都在南京，“舊京”應指北平，題跋一中的“戊寅三月，齊璜並記於舊京”時間是1938年3月，查齊白石年譜可知這一年他並不在上海，同年3月，在他給朱屺瞻所題《墨梅》跋中尚自稱：“戊寅春三月，齊璜白石居燕京第二十一年矣”，且齊白石自1937年開始便“下定決心，從此閉門家居，不與外界接觸” [14] ，1938年後，上海、南京相繼陷落，齊白石更是“深居簡出，很少與人往還” [15]，因此可知當年3月時他尚在北平。二是1938年齊白石題寫此跋時，胡母已然去世，胡南湖這時才“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館也“早屬他人”，成為了“王謝舊居”，因此抗戰中胡氏舉家遷居上海後的住處也不可能是紫丁香館。三是題跋一雲：“因擬為圖，並報南湖先後之請也”，齊白石一生只在1903年和1946年兩次到過上海[16] ，1903年尚不認識胡南湖，如果紫丁香館在上海，怎麼可能被胡氏多次邀請前去呢？四是題跋二雲：“此十年前過友人故居所作”，這應是齊白石1928年路過紫丁香館所作，故不可能在上海。五是題跋三雲：“煤山山頂天風涼，丁香館前野草芳”，和“丁香館”對仗的“煤山”在北平景山公園內，因而此詩所言應當均是北平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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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確了上述兩人的基本情況之後，我們可以推測，婢女胡寶珠當在1915年3月胡南湖首次來到四川，直至1917年11月調任廣東之前的這段時間內，進入了胡家侍奉。她是胡母的隨從侍女，也是名義上的義女，齊氏後來在刻“齊白石婦”印邊款上稱：“寶珠……湖北胡鄂弓（亦作公，號南湖）之母之義女也。” [17]筆者認為，胡寶珠這一名字或許還與《紅樓夢》有關，“金陵十二釵”之一的秦可卿丫鬟名叫寶珠，在秦可卿死後，寶珠見她還未出殯，便自願做了她的義女，以作扶靈哭喪之任，後又在鐵檻寺為秦可卿守靈，這和胡寶珠與胡南湖母親的關係頗有幾分相似，因而“寶珠”之名似乎是在胡家所起，從題跋四中可以確定胡寶珠並不跟從胡南湖在廣東潮汕居住，而是一直在北平侍奉胡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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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湖知畫
目前已知，1919年6月前後，齊白石便為胡南湖治“南湖胡鄂”印（圖4）[18] 。當年8月2日（陰曆七月初七日），齊白石在《乙未日記》中首次提到了他和胡南湖、弟子姚石倩一道遊覽城南遊藝園（圖5、圖6）的情景稱：“胡南湖，人最慕餘，一見如故，請餘遊城南遊藝園，真人海。餘未樂，食物少許而歸” （圖7）[19]。二人相識後，齊白石曾先後於1919年秋季和1920年7月間為胡南湖繪製山水精品《仿米芾煙雨圖》 和《西河古屋圖》[21] ，胡南湖也在北京畫界中大力推薦齊白石的畫名[22] ，齊白石在琉璃廠清秘閣裝裱並以“十金”價格出售的六屏畫作，被胡南湖“見之喜”，認為一幅百金，故齊白石發出了“南湖知畫” [23]的感歎（圖8）[20]。同時，和陳師曾一樣，胡南湖也是說服齊白石定居北京，進行變法，謀求更大發展的堅定支持者，齊白石曾轉述他的勸說稱：“乙未冬，餘三遊京華。將歸，湖北胡鄂公勸其不必，以為餘之篆刻及畫，人皆重之，歸去湖南草間偷活何苦耶？況辛苦數十年，不可不有千古之思，多居京華四、三年，中華賢豪長者必知世有萍翁，方不自負數十年之苦辛也。” [24]（圖9）因此在胡寶珠嫁給齊白石之前，兩人已然是藝術上的知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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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公以婢
關於胡寶珠嫁入齊家時的細節和身份，齊白石《自述》和諸多傳記中都有關於原配陳春君為他挑選側室、籌備娶妻的情節，如《自述》中有“到了中秋節邊，春君來信說，她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將來京佈置，囑我預備住宅。我托人在龍泉寺隔壁，租到幾間房，搬了進去。不久，春君來京，給我聘到副室胡寶珠” [25]的描述，然而據筆者考證，1919年中秋節前後陳春君似乎並未給齊白石寫過家信，也沒有來京，理由有三點：第一，自5月17日（陰曆四月十八日）開始，直至10月3日（陰曆八月初十日）為止，僅就《乙未日記》所載，齊白石一共向湘潭老家寄去家書13通，收到6通，信件內容均為詢問家鄉戰亂、郵寄物品與商議子女來京上學事宜，顯然此時陳春君並未到京。第二，對於《自述》中所謂中秋節前陳春君的來信，據查《乙未日記》可知，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時齊白石“去天津，宿李直繩家”，並不在北京，其後也一直沒有關於陳春君來京的記錄，10月11日（陰曆八月十八日）還記有“與楚俊生郵片書，問湖南此時可歸否？”試想如果陳春君中秋節後來到北京，那麼此後的齊白石也就不會再向他人詢問返鄉之事了。第三，一個月以後的11月5日（陰曆九月十三日），齊白石即“買車南返”，此時胡南湖已將寶珠送到了車站（詳見下文敘述），陳春君也就更不可能出現在北京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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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配陳春君應該和側室胡寶珠嫁入齊家的過程關係不大，胡寶珠實則是以胡南湖報之齊白石的“四色禮”身份嫁入齊家的。在《乙未日記》8月13日（陰曆七月十八日）條中，齊白石自記道：“胡南湖見餘畫扁豆一幅，喜極，正色曰：‘君能贈我，當報公以婢。’餘即贈之，並作詩以紀其事。詩雲：菟絲情短此情長，萬事何如為口忙。採擷不思紅豆子，加餐嘗坐紫丁香（南湖有紫丁香館）。良朋如此皆為景，愛我雖衰未減狂。蟋蟀聲中歸萬裏（一作‘十月京山滿籬架’），老饞親口教廚娘”[27] （圖10），在後來的詩集收錄此詩時，齊白石又加上了《友人見餘畫籬豆一幅，喜極，索去。後報我以婢，詩以紀其事》的題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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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胡南湖因此畫為齊白石送來了所謂“四色禮”：一為冬蟲夏草一匣；二為雪花銀耳一匣；三為火腿、野豬腿、蔣腿三只（三只為一色禮），四為婢女胡寶珠 [29]。四色禮實為明清以來一種流傳甚廣的婚慶習俗[30] ，具有“請期”之意，同時還帶有男女雙方中的晚輩，對長輩所行的祝福之禮[31] ，可見比齊白石小20歲的胡南湖，在這份厚禮之中無不暗含著希望山翁再續一弦的深意。
當年11月5日（陰曆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時，計畫回湖南省親的齊白石前往車站，預備返鄉，此時在北京的胡南湖便從居所紫丁香館中，將婢女胡寶珠直接帶到車站，送給了齊白石 [32]，11月7日（陰曆九月十五日）一早，齊白石一行返抵漢口，11月14日（陰曆九月二十二日）已經回鄉省親了。因此通過我們對齊白石、胡南湖、胡寶珠三人關係的重新梳理與勾連可以看出（圖11、圖12），齊白石或許臆造了陳春君在他納妾一事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此表明自己的明媒正娶之義，陳春君至多有可能在齊白石攜胡寶珠返鄉之際作主或默許了齊白石的納妾之舉[33] ，然而，後人諸多傳記中有關陳春君勸說齊氏納一側室、陳反復為齊挑選側室、胡寶珠是在湘潭一親戚家當侍女、陳春君帶胡寶珠一同來京、齊白石與陳春君回鄉前向胡寶珠交代守家等諸多描寫，則完全是無中生有了[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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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1922年齊白石在給胡寶珠的畫像上曾題有跋語稱：“寶姬初侍餘時，年十有八”，並欣慰地評價她“生性雖拙，能知憐惜老翁，老萍深可感也”（齊良遲：《齊白石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67頁）。
[2]齊良遲：《齊白石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41頁。
[3]齊佛來：《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6頁。
[4]郎紹君：《讀齊白石手稿（上）——日記》，收入中國國家畫院：《東方既白?中國國家畫院建院30周年論壇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93頁。
[5]林浩基：《彩色的生命?藝術大師齊白石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264頁。
[6]周迅：《齊白石全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6-227頁。
[7]1902年陰曆八月胡寶珠生於豐都縣轉鬥橋胡家沖，《齊白石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本）1919年條中稱：“（胡寶珠）生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小於白石四十歲。”目前已知她的父親名叫胡以茂，是個篾匠，母親早逝，有一個姐姐嫁給了朱姓人家，有一個弟弟名叫胡海生，與在北京的姐姐胡寶珠久未聯繫，《齊白石年譜》1919年條中引《白石詩草》中“寶姬多病，侍奉不怠，以詩慰之”一詩題下的齊白石注語稱：“寶姬自言有姊從朱姓，有弟名海生，忘其居住地名”（胡適、黎錦熙、鄧廣銘：《齊白石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第26頁）。此外，2012年出版的《藏書閣：齊白石精品集》一書中“齊白石生平與藝術”一節，將胡寶珠家鄉寫為“邦都縣”，當誤，見潘深亮：《藏書閣：齊白石精品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6頁。
[8]胡南湖生平詳見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頁；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5頁；李盛平：《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頁。
[9]詳見湖北省志?人物志編輯室：《湖北人物傳記》第5輯，內部發行，1985年，第36頁；田子渝、劉德軍：《中國近代軍閥史詞典》，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年，第404頁。據筆者考，“宣慰使”又名“宣撫使”，為北洋政府派出的一種臨時特派官吏。詳見張政烺：《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1頁；陳立民：《中國歷代職官輯要》，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頁；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4頁。
[10]廣東潮州府自民國三年（1914）起改為潮遁道。道尹是民國初年的地方行政官名，民國三年（1914）5月23日，北洋政府公佈《道官制》，規定省、道、縣官制，分一省為數道，全國共九十三道，改各省觀察使為道尹觀察使，《道官制》規定的道尹職權是：（1）頒佈單行規程權（2）監督道內行政官吏權（3）節制調遣軍隊權（4）自委掾屬權（5）呈報總統權（6）委任財政監督權（7）委任司法監督權（8）出巡權。民國十三年（1924）6月，北洋政府內務部通令廢止道制，裁撤道尹。潮遁道這一行政區劃名於民國十四年（1925）被東江行政委員公署所取代。
[11]據筆者考，慈惠殿位於地安門東大街南側，呈東西走向，兩端曲折。東起簾子庫胡同，西止地安門內大街，南鄰南月牙胡同，北與北月牙胡同相通。其名得於明代在此建的“護國龍泉慈慧禪林”，清代屬皇城，稱慈慧殿，民國時期沿用此名，新中國成立後稱慈慧胡同。
[12]此畫現藏北京市文物公司，長卷、紙本設色，鈐朱文方印“木人”，白文方印“白石翁”“老白”，32.5cm×102.5cm，著錄自首都博物館：《齊白石藝術大展集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66頁。此外，齊白石還曾為胡南湖作“紫丁香館”白文方印（圖3），該印為壽山芙蓉石，配有“跪乳羔羊”鈕，以表現胡南湖對母親養育之恩的感懷之情，邊款有齊白石款識雲：“南湖仁弟正刊。白石”，1.5cm×1.6cm×3.6cm，上海博物館藏。
[13]《齊白石辭典》編纂委員會：《齊白石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7頁。
[14]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72頁。
[15]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74頁。
[16]1903年6月22日齊白石在回鄉乘海輪途中，曾路過上海小住，1946年10月齊白石又先後在南京、上海兩地舉辦過白石作品展覽會。
[17]《齊白石辭典》編纂委員會：《齊白石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頁。
[18]見齊白石“南湖胡鄂”白文方印，青田石，1.8cm×1.8cm×4.9cm，邊款為：“鄂，南湖近名也。乙未□（筆者按：此處應為“五”字漏刻一橫）月，白石。近字誤近名”，1919年刻，上海博物館藏。
[19]齊白石：《乙未日記》，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189頁。城南遊藝園是民國初年北京宣武門外先農壇北部的一處綜合性遊覽娛樂餐飲場所，一度十分繁榮，在《乙未日記》中另有兩幅齊白石在城南遊藝園遠觀北京晚景後的墨線草圖。一幅圖前有齊白石自題雲：“乙未七月初八日遊城南遊藝園，遠觀晚景，其門樓黃瓦紅壁，乃前清故物也。二濃墨畫之煙乃電燈廠炭煙，如濃雲斜騰而出，煙外橫染乃晚霞也”，圖上又題稱：“乙未七月初八日由京城外歸，畫此。”另一幅名為《公園圖》，圖上題道：“牆外淡墨水，餘霞也，公園圖，柏樹外絕無它物，好事者不時遊覽”，草圖前頁還有《題公園圖記》雲：“餘今年來京無意遊覽。一日，友人胡南湖、門人姚石倩偕至公園，即明清之社稷壇也。時值黃昏，餘霞未減，樹影朦朧。餘刪去閒人遊女，以寂寥之境畫之成圖，恐觀此者必謂大非公園，因作是記。乙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時槐花正開。”這裏齊白石均稱遊覽城南遊藝園是在陰曆七月初八日（8月3日），而“門樓黃瓦紅壁，乃前清故物也”“明清之社稷壇也”等句，指的便是城南遊藝園中的先農壇，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178頁、第179-180頁。
[20]齊白石：《仿米芾煙雨圖》，立軸、紙本水墨，上款署“南湖仁弟正。乙未秋兄璜畫此為別”，並鈐白文方印“白石翁”“老蘋辛苦”，朱文方印“齊大”，71cm×46.6cm，上海博物館藏。
[21]齊白石：《西河古屋圖》，立軸、紙本水墨，上款署“西河古屋圖，為南湖仁弟制。庚申六月中，兄潢白石”，並鈐朱文方印“阿芝”，68.5cm×36.1cm，另有陳師曾題詩與署款裱於詩堂部分，款尾鈐白文方印“陳朽”，裱邊有胡南湖於1948年3月20日補題的長跋，敘述了他當年恭請齊白石繪製此畫的緣由，款尾鈐朱文方印“胡鄂公印”，上海博物館藏。
[22]徐大風認為：“立刻把他的畫名在北京展傳開來，替他宣傳得最力的，莫過於陳師曾及胡鄂公”，見徐大風：《不媚敵的齊白石》，載聯華圖書公司：《茶話》，1946年第6期，第44頁。
[23]齊白石在《乙未日記》第16-17頁中自稱：“廬江呂大贈餘高麗陳年紙，裁下破爛六小條，鐙下一揮成六屏，令廠肆清秘閣主人代為裱褙，裱成，為南湖見之喜。清秘主人不問餘，代餘售之，餘以為不值一錢，南湖以為一幅百金。時流何人能畫？餘感南湖知畫，補記之”，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190-191頁。此六條屏為紙本水墨，52cm×16.8cm×6cm，原系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舊藏，齊白石曾在畫面補題邊跋雲：“廬江呂大贈餘高麗陳年紙，裁下破爛六小條，鐙下一揮即成六屏，倩廠肆清秘閣主人裱褙。裱成，為南湖見之喜。清秘主人以十金代餘售之，餘自以為不值一錢，南湖以為一幅百金，時流誰何能畫？餘感南湖知畫，補記之，璜。”
[24]見1920年齊白石所作《水草?蝦》一畫題跋，冊頁，紙本水墨，鈐朱文方印“齊大”“阿芝”，白文方印“白石翁”，66.5cm×60cm，中國美術館藏。
[25]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120頁。薩本介在所編《齊白石年表》1919年條中也稱：“中秋節近，春君來，為聘副室胡寶珠，時十八歲”，載《書法之友》，1998年第4期，第25頁。
[26]《齊白石年譜》在引用齊白石《祭陳夫人》文中所謂“民國六年乙卯，因鄉亂，吾避難竄於京華，賣畫為活。吾妻不辭跋涉，萬裏團圓，三往三返，為吾求寶珠以執箕帚”的說法後，又頗為嚴謹地稱：“祭文中記陳夫人三次北來，均未記年月”（胡適、黎錦熙、鄧廣銘：《齊白石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第26頁），可見編撰者對於陳春君是否曾經來京一事的質疑。
[27]齊白石：《乙未日記》，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194-195頁。
[28]齊白石：《友人見餘畫籬豆一幅，喜極，索去。後報我以婢，詩以紀其事》，收入郎紹君、郭天民：《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1部分“齊白石詩詞聯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94頁。
[29]齊白石弟子李苦禪曾在“文革”中寫有《齊白石的一生點滴》一文（手稿現藏山東濟南李苦禪紀念館），文中回憶稱：“早年有小政客胡鄂公者，初以愛齊白石的畫漸成至善知交，一次送齊白石四色禮物：冬蟲夏草一匣，雪花銀耳一匣，火腿、野豬腿、蔣腿三只（三只為一色禮），另外胡使侍女一人送到齊白石家（三色禮物加一侍女即四色禮）。侍女姓胡氏即其主人胡鄂公之姓氏。後即齊白石之姨太太”（魯光：《半路出家》，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1年，第21頁）。常任俠晚年則在隨筆《紅百合室詩話》中亦稱：“齊年六十，湘人胡南湖諤公（筆者按：此處常任俠對胡南湖的籍貫說法有誤，胡南湖應為湖北江陵人）以禮品四色為壽，少婢寶珠，即四禮品之一”（常任俠著、郭淑芬、常法韞、沈寧編：《常任俠文集》卷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9頁）。
[30]這也是漢族婚姻“六禮”中重要的一禮：納征，即通過男女雙方饋贈不同的禮物，表達相互兩家對婚姻的良好祝願。
[31]婁師白晚年也曾回憶當年齊白石在世時，每年“三節兩壽”（“三節”即端午節、中秋節、春節，“兩壽”是老師和師母的壽辰）時，他都會向老師送上四色厚禮，以示尊師之意，見婁師白：《我的老師——齊白石》，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選編》第12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03頁。
[32]齊白石《乙未日記》當日條中記有：“十三日八鐘，買車南返。至車站，胡南湖送寶珠來。姚石青（倩）、馬吉皆亦來為別”，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頁。
[33]郎紹君在《讀齊白石手稿（上）——日記》一文中認為：“寶珠就是胡南湖所說之‘婢’，是以胡南湖母親義女身份送到齊家的。白石將她帶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髮妻陳春君作主，納胡寶珠為副室”（郎紹君：《讀齊白石手稿（上）——日記》，收入中國國家畫院：《東方既白?中國國家畫院建院30周年論壇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93頁），這裏的敘述雖較為簡略，但也不無可能性，筆者通過本章節對齊白石、胡南湖、胡寶珠三人關係的重新梳理與勾連，或可進一步補充郎紹君文中的觀點。此外，針對齊白石自述中存在的一些史實遮蔽現象，郎紹君也曾提醒研究者，雖然“迄今最豐富的齊白石形象還在張次溪記錄整理的那本《白石老人自傳》中。但老人的自述和張次溪的整理也遺漏和回避了許多東西，真實生活中的齊白石遠比自述所描繪的生動豐富。我們的研究，不能比自述更簡單”（郎紹君：《齊白石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8頁）。
[34]自1962年7月15日開始，張次溪所著的《齊白石一生》一書，曾在上海《文彙報》“筆會”欄目連載80期，並由賀友直配插圖（芳菲：《風雨跌宕一甲子——＜文彙報?筆會＞年譜縮略》，收入芳菲：《過去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0頁）。頗具深意的是，“文革”時期作為“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姚文元，曾於1962年9月20日作《讀報偶感》一文，點評《文彙報》所連載的《齊白石一生》，他在文中首先就提到了齊白石正室陳春君為其納妾胡寶珠之事，並認為“似乎他妻子這一行為頗為賢慧”“這樣的材料，究竟有沒有必要在報紙上登載的傳記作品中加以渲染，是大可研究的”“把他妻子這一行動寫成仿佛很賢慧，這能反映當時的真實狀況嗎？”（姚文元：《讀報偶感》，收入姚文元：《想起了國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年，第164-166頁）。1984年，高信在《＜齊白石一生＞》一文中，亦談到了姚文元對此事的指責，他認為這是姚氏“揮起極左的棍子”，對張次溪一書的責難，因而反對姚文元所謂的“真實論”，並提出“是的，娶妾一事，是舊時代的陋習，即如齊白石先生也不可免俗，這也正是時代之使然。如實寫來，何謂‘不真實’呢？難道抹去這點才叫做‘真實’麼？我想，假使白石老人泉下有知，也會對姚文元的‘真實論’大搖其頭吧！”（高信：《＜齊白石一生＞》，收入高信：《常蔭樓書話》，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4頁），兩人的文章雖都不是嚴謹的史學研究，卻也能看出前人已經對齊白石納妾一事中陳春君所扮演的角色和胡寶珠嫁入齊家的細節有所懷疑和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