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
東方歷史評論王奇生、唐小兵2014-04-18 08:09
[摘要]歷史不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任何時期的歷史都會是非常複雜的狀態。
“重寫革命史”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以下簡稱“唐”）：近年來，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是中國學界和公共知識界的一大熱點，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也召開過很多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術會議大多由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主辦，反而很少由歷史學科主辦。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以下簡稱“王”）：相對於其他學界，歷史學界召開以革命為主題的大型會議確實很少。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歷史學界的會很多，但主要討論辛亥革命有關的問題，較少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從2011年開始，當局和歷史學界高調紀念辛亥革命的時候，其他學界似更傾向於反思革命，而這種反思基本上是一種批判性的重構，並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
唐：在這種反思裡面，關於辛亥革命的徹底性（或者不徹底性）的問題被重新審視，出現了《立憲時刻》（高全喜）、《舊邦新造》（章永樂）等一批學術著作，中華民國這個亞洲首個共和國的形成，不再被視為僅僅有革命黨人甚至立憲派等力量的政治運動的產物，清皇室也開始被認為以《清帝遜位詔書》的形式共同參與了民國的構建。對辛亥革命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的認識似乎成為了左右國人歷史知識的一個前提，在這種歷史框架中，具有徹底性的革命才是道德上正當的。深受章太炎影響的魯迅在小說中對辛亥革命的批評之一，就是認為這場短暫而速成的革命沒有觸及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只是一個上層的政體和國體變換。近些年來，這種因教科書、意識形態、傳媒等而約定俗成的觀念遭遇強有力的質疑和挑戰，一種質疑革命而讚美改革的社會思潮，借由歷史書寫而形成一股重新認識辛亥革命的潮流。比如以前總是說革命的不徹底性是不好的，現在說“不徹底性”是一種妥協和讓步，一種注重政治責任倫理的博弈和談判，這才是一個民族共同體走向政治成熟的表現。你怎麼看待這樣一種“重寫革命史”現象？革命歷史的合理性難道換一個思路來看，就變得沒有多少了嗎？這是真正的歷史思辨還是可能導向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王：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和其他學科的學者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撇開我的專業僅僅從現實處境來談的話，或者脫離歷史情境來討論革命的話，我絕對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去評判歷史上的革命的時候，我主張把革命放置於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討論，不要簡單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場革命的發生與演變，都有具體的、獨特的時空背景。研究中國革命，有必要將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與“魔化”兩極之間簡單往復。作為歷史研究者，既要將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又必須使自己與這場革命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冷眼旁觀”，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平實地解讀“過去”。一般社會科學更關注“常”，試圖從中尋找“規律”、“法則”、“結構”與“普遍意義”；而歷史學則更關注“變”，關注具體的情境，強調因時而異。歷史學者更注意“設身處地”去理解歷史行動者的所思所為。研究革命歷史同樣如此。當時的人為什麼要選擇革命，為什麼選擇那樣一種方式的革命。作為研究者要重現他們的思考和選擇，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與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後見之明”的眼光指手畫腳，或以今天的現實政治與自身立場去任意裁決歷史。
最近數年來，國內歷史學界有“重寫”革命史的態勢，並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這一輪革命史研究熱，明顯超逸了傳統革命史學的藩籬，試圖對革命進行純學理的實證探討。對現實政治的焦慮與對未來中國走向的縈懷，牽動國人對中國革命歷程進行重新反思與探究。這意味著新革命史研究熱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當下問題向過去尋找答案。近年來，對中國革命的重新思考，確實產生了一批富有洞見的學術論著。但也不乏以當下現實需要為出發點，漠視歷史邏輯的歷史寫作。說《清帝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完整讓與民國，從而建立起了大清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意指民國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我也關注到這一說法。其實，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還是西方意義上的現代革命，均無主權授受之說。革命就是顛覆，其正當性來自革命自身，並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來履行一道轉讓、授予、贈予之類的手續和儀式。革命是一種“非常規政治”。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可以常規、常例、常情、常理論之。我們不能以常規政治的邏輯來解讀非常規政治，更不能以非歷史的眼光來評判歷史。
社會科學注重“求解”，而歷史學則注重“求真”。“求真”是歷史學的生命，把歷史真實的情形搞清楚，是歷史研究的首要目標。當然，歷史研究若能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那就更上層樓。革命史研究不應停留於革命過程的描述與“再現”，可更進一步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所以各學科之間並非“隔行如隔山”，完全可以互通互補。我不反對歷史研究適當借鑒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只是要運用得當，而不是生搬硬套。
理解歷史的三種邏輯
唐：我覺得這裡面一直有三種邏輯的交纏。一種是歷史的邏輯，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對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的認知，是通過史料挖掘、想像力、基於常識的推斷，嚴密地把它呈現出來。另外一種就是理論的邏輯，比如從法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概念與視野去看，先設置一個企圖解釋一切歷史因果的理論架構，然後將歷史中的事件、環境、偶然性、人物等往裡面填充，形成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框架，當然基於這種社會科學性邏輯的作品做得比較好的也有歷史感。還有一種邏輯是道德邏輯，就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判完全是道德邏輯，比如說很多人一提及孫中山，就說是愛吹牛和忽悠人的孫大炮，很污濁的私德不好的一個人，是一個玩弄權術的人，一提起蔣介石就說他剛愎自用、任人唯親、虛偽、道學氣等，更別說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政治人物的評價了。這三種邏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道德邏輯在重建和評判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時應該如何駕馭？
王：我還是覺得歷史研究者首先應該從歷史的邏輯出發，歷史自身的邏輯是一個主導性的邏輯，就是說你要把歷史人物放回到歷史的時空裡面去，而且應該重視當時人、當事人的感受、體驗和評判。當然，當時人、當事人的認知和評判也不是統一的。或許歷史學的魅力之一就在於，當歷史人物的評判本身有分歧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去呈現？就中國現代史的書寫而言，長期以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立場是站在革命黨的立場上肯定革命，否定清廷和袁世凱。近年來，也有學者將其顛倒過來，站在清廷的立場或者袁世凱的立場上。而章永樂的新著《舊邦新造》則處理得比較好。他將清末民初各種政治力量的聚散離合和眾聲喧嘩呈現出來，革命的法統是怎麼回事，清朝的法統又是怎麼回事，這兩個法統之間是怎麼競爭的，包括這兩個法統內部又有哪些不同的分歧，作者把它一一呈現出來。在清末民初這段歷史過程中，即使同一個歷史人物都會有立場上的反復，所以這裡面他並沒有對哪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我贊成這樣一種歷史研究。歷史不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任何時期的歷史都會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狀態。歷史寫作最好能將當時的多種聲音和複雜的歷史過程儘量完整地呈現出來。
唐：是不是可以說，革命之所以發生，其實也是多種複雜的歷史因素的推動，它有一個向心力在裡面，革命党既有強力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是在順應某種歷史的邏輯，它不是簡單的忽悠大眾的過程。這樣看來，有些學者把革命看成一小撮主張革命的知識份子通過報紙、雜誌等新媒體，以及廣泛的社會動員等各種方式把很多人席捲過來的過程，是一種過於片面的觀點。
王：一般以為，革命是因為統治階級“失道”、“失人心”，社會矛盾激化到了無從解決的地步，人民才被迫揭竿而起的。這意味著革命是“發生”的，而不是“發動”的，是自然來臨的，而不是人為製造的。其實革命發生的機制非常複雜，難以一概而論。有的革命是“逼”出來的，有的革命是“造”出來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即朝野雙方合“造”的。革命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革命力量一方，應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放置於同一歷史場域中探討，以再現其複雜多元而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探討革命的成敗，既不能忽視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也不能輕視革命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必須重視革命過程的極端複雜性，警惕過度決定論。無論辛亥革命，共產革命，還是臺灣的民主轉型，都是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產物。其中一個因素的改變很可能改變整個事件的走向和最終的結局。近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越來越細緻地呈現革命過程的複雜性、歧異性和偶然性，這其實也間接地反映了我們以前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過於簡單化了。最近數年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顯著進步，清政府、立憲派、袁世凱等各種政治勢力均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共產革命的研究同樣如此。
唐：確實，從學科特性來說，作為人文主義學問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是有點不太一樣：社會科學往往尋求一個解釋的框架、規律、模式、變數，試圖給出一個統合性的解釋，然後這個解釋框架是可以普遍化的，但是歷史學更多的是對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的解讀，我們在理解最後呈現出來的成果時，往往以其是否貼近歷史與人物為標準（也就是歷史敘述與歷史自身之間是“隔”還是“不隔”）。因此可以說，歷史學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氣味，它試圖求解的是歷史中人物的全部複雜性。我們剛才討論對革命史應該予以同情之理解，就是應該把革命人物自身的或者反革命自身的複雜性呈現出來。這種人文主義其實是需要人把情感及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帶進去的。就是說你要帶進去才能理解研究物件，但是在寫作的時候得把它隱藏起來。
王：通俗地說，要“將心比心”去理解歷史人物，而又不能把研究者個人的喜好與價值標準強加於歷史人物的評判上。歷史研究者強調客觀、公正，但跟法官判案要判出一個“對”和“錯”來是不一樣的。歷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去呈現，把當時歷史的複雜性呈現出來，説明後人認識當時的情形是怎麼一回事。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特別喜歡進行價值評判，而且大多是一種“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判。歷史行動者在面臨多種選擇時，往往對全域全勢難以完全把握，其抉擇自有其不可確定性。而歷史研究者由於知道歷史的結局，很容易以“果”推“因”，進而苛責歷史行動者。就歷史行動者而言，失敗者多強調偶然在歷史中的作用。成功者則更強調歷史的必然性。而就歷史研究者而言，對於勝利的一方，研究者會有意無意去關注和尋找其積極性因素，而容易漠視其消極的面相；對於失敗的一方，研究者則傾向于去探究和“發現”其失敗的種子，而容易忽視其良性的方面。
唐：研究者總有下總體判斷的衝動，但是在政治漩渦中心的人物往往性格是比較複雜的，因為他面對各種局勢和使命要隨機應變，而我們有時候往往會因為一個道德邏輯要求，比如說歷史人物的言行有沒有前後的一貫性，來對研究物件進行道德上的求全責備。
王：歷史研究者常常把“後見之明”當做優勢，因為我們知道歷史的結果，似乎比歷史行動者看得更清楚。其實在多數情況下，這樣一種“後見之明”很容易轉為“後見之盲”。因為“後見”而造成對歷史溯源或探索歷史前因產生偏頗。
革命與暴力
唐：回顧和反思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暴力問題是我們難以回避的尖銳問題。比如現在關於辛亥革命的重新評價也經常討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認為這場終結皇帝制度的革命其戰爭規模控制在很小的限度，所以現在很多人為辛亥革命翻案，認為它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很暴力的革命。甚至有些學者以此後的革命、內戰和運動造成的巨大人口傷亡為參照，來凸顯辛亥革命的“溫和漸進”性格，進而肯定辛亥革命，反思乃至否定後來的共產革命的正當性。你怎麼看待革命和暴力之間的關係？
王：革命與暴力難捨難分，甚至可以說，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如果一場革命裡面完全沒有暴力的話可能就不是革命了，而只能算是“維新”“改革”。我這是就狹義的“革命”而言。因為“革命”一詞還有相當泛化的運用，比如說，“改革開放也是一場革命”。這種意義上的“革命”當然與暴力無關。
唐：但是這種革命暴力，與傳統意義上的反叛和起義中彌漫的暴力文化如何區分？
王：過去的農民起義也有暴力，它也可能建立新政權，但是它還是在王朝體制內迴圈，沒有新的結構性的轉變，或者說體制性的轉變。我們說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並不意味著暴力就是革命。
唐：以最終有沒有創建一個新的政治架構來衡量革命的基本屬性？
王：是的。如果只有暴力的手段，僅僅是過程充滿暴力，而沒有制度創新的訴求目標與結果，並不是現代意義的革命。
唐：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對於早期參加革命的革命者來說，他們往往是有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的，他們也搞暗殺活動，比如汪精衛、陳獨秀等，但是那個結果完全無法預期，其實當時已經有革命者的自我意識了。阿倫特在討論革命的時候也曾經說過，意識形態是現代性的產物，它賦予革命訴求以正當性。換言之，傳統意義上的一些抗爭或者起義都是沒有一整套的意識形態的，它往往是訴諸基本的生存問題或者頂多借助一些民間信仰資源。清末同盟會有它的政治綱領，後來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更不用說了。你在多篇文章裡也討論過革命文化問題，其實也跟現代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你覺得意識形態在區分現代的革命和傳統的反叛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王：現代的革命往往都會有一個制度性變革的重大訴求，無論叫它意識形態還是叫它主義，這樣的訴求都關係到政治與社會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如果僅僅是單純的均貧富，一旦建立新朝又回到老朝的舊路上去，一點都沒有改變，那就是一個簡單的迴圈。我覺得這是區別現代革命與傳統革命（反叛、起義）最重要的參考標準。
革命與平等
唐：在意識形態和共產革命實踐之間的關係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是完全受控制的，這種政治文化中的個人只是做一個意識形態的偽裝；有些學者認為意識形態還是有它的有效性，如高華教授在講延安對青年知識份子的召喚力時就講到意識形態的崇高性和有效性，他認為這種意識形態在不同場合、不同空間、不同人群之間確實有一種整合的能力。臺灣學者錢永祥老師曾到華東師範大學短期授課一個月，我跟他在食堂吃飯聊天，他說第一次在大陸待這麼久，接觸下來最大的感觸是，中國大陸是經過共產革命的（臺灣沒有經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且歷時長久影響廣泛，而共產革命最核心的訴求之一是平等，人格、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平等，但是在中國大陸很難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意識和平等感，反而是身份意識和特權意識比較明顯，並且構成一種日常性的壓迫機制，他很好奇為什麼有這種悖論出現。
王：這裡首先有一個“回歸”的過程，就是說，經過三十多年的後革命時代，慢慢又恢復到前革命時代的狀態。當然，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平等也只是相對的、局部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種“偽平等”。不能簡單地說它是一個平等社會，但是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平等的訴求。
唐：在毛澤東時代，平等確實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比如說工人階級內部成員之間是平等的，或者工人、農民與幹部在政治身份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在現實政治運作中間，我們會看到從延安時期開始到後來其實是有極為明顯的不平等的“頂層設計”，如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就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級制供應體系，這個被任弼時引入的供給制雖然提供了保障，但也以觸目的方式呈現了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不平等。
王：共產革命中的群眾路線，確實充滿了“平等”的話語，但“黨”始終居高臨下。共產革命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當用真正的平均意識質疑它的時候，黨組織就會認為質疑者是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因此在黨組織那裡，所謂的平均其實是一種相對狀態或者說辯證狀態，根據組織需要可以隨時變動。比如中共農村政策裡面，通過把一些掌握政經資源的階層打倒來平等化社會結構，導致農村社會內部相對於1949年以前確實有平等化的趨向。但是階級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相對於1949年以前其實更加撕裂、更加劇烈。
中國革命中的反精英主義
王：另一方面，毛澤東有個一以貫之的反精英“情結”。這種反精英“情結”在共產革命後期表現得特別強烈。比如1949年以後的“鎮反”和“肅反”，將國民黨時期的政治精英打倒。農村土改與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將城鄉的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打倒。思想改造與反右運動，將文化教育精英打倒。不僅如此，他對黨內精英也毫不手軟，從延安整風、“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主要針對黨內的精英。
唐：這個看法非常有意思，如此強烈反精英主義的政治人物不斷推動的這些運動，為什麼沒有導向一個平等主義的結局，導向大家有相對平等的理念和意識？
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比如“文革”時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時除了毛澤東一人不可以反之外，什麼人都可以反。似乎在毛之外，造反面前人人平等。這種狀況真是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文革”時期很多人確有“解放”的感覺。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他們在中共控制下一種長期性壓抑的總爆發。
唐：我覺得這種解放感和平等感是在相對有限的空間裡面，往往是在政治生活領域裡面，而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其實仍舊存在強烈的壓抑感。
王：這種平等是分層面的，比如說在農村除了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外，農村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扁平化的結構。同樣在工人層面上，雖然會有工人和幹部身份的差別，總體來講我覺得當時的工人，自我感覺還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把農民和工人比較，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就會凸顯出來，也就是梁漱溟說的工農之間是“九天”與“九地”的區別了。
唐：這不就構成了自我衝突的狀態了嗎？
王：所以說毛澤東時代的平等不是簡單的平等，我們要分析內部的平等和不平等的複雜性。
唐：所以他的平等是階層化的或者空間化的、群體化的，是一個差異化的平等，不是一個總體的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人權意義上的平等概念。這種平等觀，放在整個反精英主義的革命過程中間，我們該如何認知反精英主義跟反智的關係？
王：過去學界討論中共的反智，主要著眼于反知識份子。我覺得毛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僅反知識份子，應該講它是更大範圍、更廣泛的反精英主義。毛所謂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正是如此。
唐：你覺得反精英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呢？
王：可能跟五四時期一度流行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都有很大的關係。
唐：這種反精英主義，雖說有從俄國引入的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但若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來看，可能也深具傳統中國的特質。其實中國共產革命中，中國自身的傳統也在被啟動和被重新利用，不單單是從西方過來的一套觀念和制度，比如從蘇聯引入的党國體制。
王：但是中國革命確實有強烈的“西化色彩”，因為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這種階級革命的自我定位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這種立場開始時可能僅僅是一種信仰的表達，這種信仰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是空的，但是有的時候就像我們剛才討論民初政治的法統一樣，它看起來似有若無，但是實際上也會約束和自我約束，所以毛澤東時代宣揚的無產階級意識，可以轉化為窮人意識和底層立場，也會慢慢地擴展到其他層面上去，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形成一種“崇無仇有”的濃烈氛圍。有財有產、有權有勢、有知有識、有能有德有地位者，均難逃避被改造與打擊的命運。
中共的高明之處，是將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具體化、實用化、草根化，將無產階級轉化為“窮人”，將資產階級轉化為“富人”，將社會人群簡化為“有產”與“無產”、富人與窮人兩大階級，將階級鬥爭簡化為窮人造富人的反。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富人的錢不讓窮人花”就是階級對立。窮富程度直接決定對革命的態度和革命性的強弱：“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這樣一來，外來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底層社會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遊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溝通。
國共兩種類型革命
唐：我也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因為剛才我們談到意識形態和平等，你覺得在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革命中間，它最核心的目標除了民族獨立，是否也有平等和進行社會革命的訴求？
王：國共都作為革命黨來看的話，國民黨的革命始終停留在政治革命的層面上，而共產黨的革命則是要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國民黨的革命目標實際上很簡單，無論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還是國民革命推翻北洋，即使是建立民國和打造共和，都是在政治革命的層次上。而共產黨的革命一開始就以社會革命為訴求，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權的力量進一步發動革命，進一步改造社會和改造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就聲稱，辛亥革命的榜樣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已經過時了；中共的革命以俄國革命為楷模，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是更徹底的社會革命。中共還以自己是國際政黨（共產國際支部）為榮，強調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世界的資產階級，思考革命的基點已不局限於中國，而是著眼於全人類。所以中共革命的興起，意味著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更上一層樓：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從國內革命走向世界革命，從種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從共和革命走向共產革命，從有限革命走向無限革命。
國內學界一般以1949年作為中共革命的下限，我個人認為，1949年建國並不意味著革命的終結，而是另一場更深入、更大規模革命的開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革命。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也更複雜。
唐：鑄造社會主義新人，“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才是共產革命的終極目標。
王：學界比較關注毛時代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其實中共所進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全民性的，不僅僅是知識份子，而是所有人群。只是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更突出和更引人注意而已。實際上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社會和農民的改造力度也很大。
唐：知識份子會留下很多材料，知識份子有記錄和表達的能力，所以這部分的歷史記憶可能被凸顯了。
王：有這方面的因素。農民、工人不如知識份子有記錄和表達的能力，對農民、工人的改造可能沒有留下細緻的材料，甚至如大饑荒等，農民雖是主要受害群體，卻很少留下第一手記錄。這就導致歷史記憶的失衡，以為那時候只是在改造知識份子，其實毛時代對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改造。
“革命失敗論”是如何煉成的？
唐：從孫中山開始到蔣介石一直到毛澤東，“革命失敗論”為什麼貫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孫中山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眾所周知，1930年代的蔣介石對執政以後的國民黨痛心疾首，認為其腐化了，沒有革命的戰鬥力，宣導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來救黨救國。毛澤東更是一生都充滿了一個革命者的危機意識，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大談特談繼續革命，至死也不後悔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一繼續推進革命的政治運動。這三個革命領袖的革命失敗論背後有沒有內在的一致性？
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場革命在推翻舊政權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後建立新的政體方面卻都未能令人滿意。第一場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場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場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應該說三場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場革命之後，總有人覺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覺得革命不徹底，還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後建立的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的泥濘中；北伐之後建立的新黨國，只是達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國家仍處於分裂和內憂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算是最徹底，1949年新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晚清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國家主權獨立與統一。如果以1949年為終點，甚或以1957年為終點，這場革命無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澤東還要繼續革命，直至演變成一場十年浩劫，革命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
唐：換言之，為什麼中國的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標，而是追求無限的政治目標？
王：這就涉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定位問題，革命究竟是有限的革命，還是無限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這就決定了中共革命的長期性和無限性。陳獨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但中共後來將革命提升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因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觀念中，革命雖然有階段性，但沒有比革命更高、更神聖的境界，革命從此便沒有替代物，也因此永無止境。
唐：最開始的時候，這些革命者的烏托邦主義是有召喚力的，比如從早期的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瞿秋白、張聞天等人的文章、日記、書信甚至文藝作品，很明顯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卡裡斯瑪型人格魅力，這種革命者自身的道德魅力，在最初的革命動員和革命宣傳中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但當革命實踐進入真刀實槍甚至腥風血雨的階段後，一些革命者因為對革命暴力的反思或許想刹車了，但是革命已經形成自身強大的邏輯和慣性了，要革命機器停止已經變得不那麼容易了。
王：從1920年代開始，革命就有被“神化”的趨向，至“文化大革命”達至鼎盛。而之後這三十年來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逐漸消解這樣一種被“神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去魅化，回歸到一種常規政治文化中。
唐：但是這種對革命者和革命文化的去魅也引來另外一種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妖魔化的現象。
王：很多人因為對1949年以後的不斷革命留下極為深刻的負面記憶，以至於形成一種“革命恐懼症”，進而將一切革命虛無化，甚至妖魔化。這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了。應該說，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有階段性，不能一概而論，不能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1949年的革命，最了不起的功績是國家統一和主權獨立。這應該是所有人都承認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切切實實地表達了當時中國人民的心聲。
有限革命與無限革命
唐：這句話其實呼應的是那個時代總體的情緒，民眾的呼聲融匯在其中，這就引出一個問題，1949年中國實現了統一和主權的獨立，似乎完成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但是從中共的理論或者革命意識形態來說，中共追求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具有社會主義的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主義色彩，包括早期共產黨人的言論和胸懷，它有關心全人類命運的色彩，那麼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在中共革命中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王：這是共產革命的一大特點。根據列寧的世界革命觀念，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場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標是要在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辛亥革命論實質是一場內部的種族革命，不是對外的，而是對內的。到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革命的目標是內外兼顧，對內反軍閥，對外反帝。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國民黨統治，是一場國內的革命，但其終極目標是要實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這也是史達林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要做世界革命領袖的原因之一，實際上毛這一代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革命家，在青年時代就有一種強烈的世界主義情懷。五四時期最時髦的口號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從世界主義走向世界革命，實現世界大同。這是五四時代革命思潮的一個重大演進。
唐：今天回頭來看關於五四的歷史敘述，其實也把五四一代（包括老師和學生輩）的精神世界窄化了，五四不僅僅是場愛國主義運動，新文化運動培養的這代人星光燦爛，是二十世紀中國最為獨特的一代知識人，他們中間其實很多人都有世界主義情懷和人類意識。
王：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潮流彌漫在知識界裡面，這種世界主義是他們接受列寧世界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如果回到五四前後的歷史情境，會發現那些新式知識人甚至連愛國都不大提及，認為國家不是好東西，是一個需要破除的偶像。
唐：這是不是也是革命永遠不會有徹底成功感的原因之一？因為有世界革命的願景在裡面，而這個願景顯然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
王：對，革命的目標樹立得很遙遠，也很博大。
唐：所以說，這場革命在時間上不是有限革命，在空間也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標。
王：政治革命的目標非常清晰，推翻舊政權就行了，但是社會革命的目標是個無底洞。社會革命“革”到什麼程度是終點？改造人“改”到什麼程度是止境？所以一旦從政治革命發展到社會革命，革命就可能變成一場無止境的革命。
唐：社會革命本身究竟是解放還是一種新壓迫機制的形成，也很難說。如1950年代政府頒行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當時也鼓吹是在社會生活領域進行一場革命，所謂家庭的革命，婚姻要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才是合法而正當的，但是現在很多檔案和其他史料披露出來，會發現實際與宣傳往往並不吻合，當時很多幹部尤其是南下的軍隊幹部，就像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中描述的那樣，是要借法律之名來解決自己離婚再娶的問題，所以說社會革命背後隱含的又是一部分特權階層沒法公開化表達的需求，但是會用一種法律化的革命名義。
王：崇高的東西一旦落到實處難免產生很多問題，越崇高落到實處問題越大。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任何神聖和崇高的東西都不能落到世俗的層面上。
唐：相對來說，是不是可以說蔣介石領導的革命世俗的色彩更濃厚一點，因此更加接地氣一點？
王：今天來看，國民黨的有限革命似乎更實際一點。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中共的革命也許止於1949年更好，止於1957年也還行，因為當時對社會進行適度的改造也是需要的，當時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因此也不能說社會革命完全是錯誤的。問題是，社會革命一旦啟動就很難控制，革命本身有巨大的慣性。
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
唐：回頭來看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無論是最初的辛亥革命，還是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還是後來的共產革命，其實革命的主導力量還是知識份子階層。而按照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理論，知識份子又歸屬于資產階級陣營，必然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物件，至少是不可信任的階層。二十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就變成一批先知先覺的知識人發動和領導的最終指向自身的革命，讓後人讀史別有一種悲劇感。
王：其實不僅革命，近代以來所有改革、救國方案的提出和實施，無一不是知識份子主導的。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知識份子先知先覺，也最敏銳，故而成為變革的先驅和革命的先行者。從清末開始，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後，危機感不斷累積，救亡情緒日趨極端，由急迫、急切，進而急進、激烈。國共兩黨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導的，但兩黨最終都疏離甚至打壓知識份子。武人出身的蔣介石接掌國民黨最高權力以後，雖也任用過一批文人，但總體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權力結構上形成“武主文從”的局面。武人重實力，輕理想，傾向於保守現狀；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時喜歡幻想和空想；文人氣質浪漫，富有激情，但好衝動，愛折騰，難免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擅長天翻地覆“鬧”革命，而不擅長腳踏實地搞建設。“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與毛澤東的文人氣質有相當的關係。
唐：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相對來說是比較主張清明而理性的，主張“極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個人，極端派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人遵循的還是比較持中的處事方式。但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將這個傳統毀壞得支離破碎，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階級鬥爭思維成為籠罩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則。革命年代的這種遺產多少仍存留於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晚清開始初露端倪的革命文化，到了民國尤其是共和國前三十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形成了一種既崇拜權力又恐懼權力的極端文化。
王：這些確實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負面影響，長期處於你死我活的政治環境裡，尤其是後來全面氾濫的階級革命文化，確實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心理，也改變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價值理念。其中階級性對人性的衝擊可能是最大的。儘管辛亥革命是一場反滿的種族革命，種族革命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沒有達到階級革命那樣劇烈的程度。無論是種族革命，還是階級革命，均是以社會分化為手段，都是一種極度簡化的現實主義革命策略。有意誇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階級矛盾，固然有利於革命動員，也會產生嚴重的消極後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馬叫停種族分化策略，轉而強調五族共和，及時緩解了民族矛盾，並有效防止了國家與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後，不僅沒有停止階級鬥爭，反而在全國範圍內持續進行了近三十年的階級鬥爭。辛亥革命成功後種族分化迅速結束，而中共革命勝利後階級鬥爭長期存在，與兩場革命的性質有密切關係。辛亥革命中，“排滿”只是一種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隨時調整，而意識形態信仰則難以隨時改變。
唐：所以不能低估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影響。這種革命意識形態的有效性除了革命成功所賦予的強有力的解釋效力外，是不是也跟1950年代以後，普通人的知識、思想和資訊的來源高度單一化有關？
王：掌握政權後的中共把其他聲音全都滅掉了，只有一種聲音。這樣強大而單一的聲音，對人的改造力量之大是難以想像的。其實我們可以聯繫現實來照看歷史，比如今天傳銷組織的“洗腦”能力據說極為驚人。原來我也懷疑思想改造的有效性，認為“洗腦”是難乎其難的事情，因為要改造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應該是所有改造裡面最難的改造。但是考察傳銷組織的行為以後，覺得“洗腦”好像也不是那麼難。
唐：這是不是也跟晚清以來，尤其共產革命運動這樣一個過程中間，人的意義來源更加單一化有關？因為人所依靠的團體也變得更單一化了，傳統的社會自組織都被消解掉了。楊奎松教授有一個看法，認為其實中國真正意義上全盤西化是從1950年代以後開始的，即從全面地學習蘇聯的社會管理體制等開始的。我記得你曾經考察過民國時期的私塾和新式小學的比例，認為其實在整個民國時期，傳統教育仍有很強韌的存在，余英時先生在自傳性散文《我走過的路》也回憶過抗戰時期他在安徽潛山度過的少年時代，充滿著傳統中國的情調與生活方式。
王：如果從對底層社會的真正改造以及隨之而來的底層社會的變化來看的話，我同意楊奎松的看法。對於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國政治變化太劇烈了。而對於社會史學者來說，他們更關注沉澱在歷史深層結構裡面的“不變”。在他們眼中，從明清到民國，底層社會基本上沒有變。真正的變化確實是1949年以後。
中國革命中的階級性和群眾性
唐：就中共主導的中國革命來說，經驗主義和浪漫主義似乎一直是雙峰並峙的存在，比如說毛澤東本人，顯然是一個富有詩人氣質的浪漫主義者，但同時他又特別擅長運用經驗來化解危機。中共早期主要是一個知識份子政黨，也主要在吸取青年知識份子，而這些青年人更多的帶有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色彩，但國民黨清黨以後，兩黨合作破裂，中共被迫轉入地下，成為一個秘密政黨，特別依靠一些經驗、權術的生存性智慧來應對內外危機，所以這兩種精神氣質之間其實也構成了某種持久的衝突；這又跟剛才我們前面討論過的解放感有關係，因為長期處於秘密政黨結構中間，黨員甚至党領導下的群眾就會覺得自己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一旦上面賦予某種機會就可能會有反叛。我前段時間讀《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0）》，他在1957年做的一份長篇檢討裡談到理性是有階級性的，以前我們只知道中共認為道德是有階級性的，沒想到在當時的政治觀念中間，理性也是有階級性的，可見階級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觀念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擴散過程，滲透到每一個革命者的內心世界。
王：階級和群眾，是理解二十世紀中共革命的兩個關鍵字，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探討。階級觀念一旦建構起來，而且一旦被接受和認同，其無窮的威力和巨大能量是今天我們難以想像的。對於“鬥爭性動員”的意義，中共早有認識。19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就是典型的鬥爭性動員。湖南農民運動中，由於將少數地主階級打入“另冊”，不准其加入農會，使他們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擯在農會的門外，好象無家可歸的樣子”。富農和小地主開始觀望，後來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乞求加入農會。而那些加入農會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種相對的政治優越感。對中共而言，對農民冊封這種政治優越身份，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價，急速而有效地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這是1920年代農民運動有別於1930—1940年代農民運動的一大特點。1930—1940年代的農民運動，或以土地革命，或以減租減息為策略，以經濟利益驅動政治動員。而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則基本上是一場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農民運動。然而，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動員模式，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中得到繼承和發揚。如將一部分人確定為牛鬼蛇神或“反革命”，其他人則免費獲得了一種革命的、高人一等的政治身份。為了調動人民的政治激情，在繼續革命的旗幟下，每個人必須經常在運動中尋找革命的政治身份。每次群眾運動，中共都要首先確定鬥爭物件，使群眾分化，爭取多數，打擊和孤立少數。一旦一方的聲勢壓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須站隊，而不得猶疑徘徊於兩者之間。而且鬥爭和衝突一旦起來，就會迅速建構起仇恨，雙方劍拔弩張，便無妥協迴旋的餘地。鬥爭越激烈，群體內部的凝聚力越強，群眾的鬥爭激情也越高漲。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1940年代開始一直成為中共群眾運動的聖經。“文革”時期紅衛兵們更將其當作革命的聖經，甚至從中學習革命的操作“技巧”。
唐：這裡面是不是會出現馮筱才教授經常談到的表演性政治文化。這個表演自然不完全是貶義，是一種中性的描述。土改、訴苦、基層反右等運動中有組織的政治暴力確實具有戲劇性。
王：這個恐怕不完全是表演性，我認為還是群眾運動的特質。群眾運動一般都要經過一個從猶疑、嘗試到興奮、亢奮的演進過程。最初的發動，總是比較艱難，而一旦啟動，並形成一定規模後，就會產生群體感染效應，如同滾雪球般迅速擴大。到了興奮階段，群眾激情高漲，群眾參與規模日趨膨脹，但尚處於理性和可控階段。一旦進入亢奮狂熱階段，群眾越來越非理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原來可控性的“運動”群眾，就會轉變為失控性的群眾“運動”。一旦進入“自主性運動”階段，群眾不再聽命于組織者，運動也勢必偏離組織者最初設計的軌道。中共的群眾運動，雖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趨嫺熟，卻始終難以擺脫這樣一個“怪圈”：群眾運動初期，必須“放手”發動，才能運動起來，一旦運動起來，就難免失控，以至每次群眾運動都必“過火”，也總是在“過火”之後，才能著手收束。
革命遺產
唐：回到反思革命遺產的問題上來，近些年陸續出現了一些“文革”的懺悔者和公開道歉信，可以說是逐漸將這段被塵封的歷史拉入公共輿論空間，而一些記錄革命年代的回憶錄如《尋找家園》、《一滴淚》、《暴風雨的記憶》、《七十年代》等的出版，也引發了年青一代對那個漸行漸遠的時代的興趣。北大中文系錢理群教授寫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更是研究革命年代的最新成果，錢先生指出，現在表面上看似乎每個人都在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現象，但是其實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小毛澤東。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我們究竟如何從革命的陰影裡走出來？
王：改革開放以後，有很多人說我們又回到革命之前了，我們真是完全回到過去了嗎？革命在中國真的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嗎？！顯然不是。毛澤東時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絕對是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潛移默化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包括個性、情感、價值觀念、行動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時代留下的痕跡。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維、行為甚至話語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見毛時代的蹤影。今天無論左派右派，那種你死我活絕不寬容的鬥爭文化，即有明顯的毛時代印跡。
唐：這種你死我活不寬容的方式不僅僅表現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比如近十多年來越來越尖銳的官民衝突，往往欠缺妥協、博弈、談判的文化，而且這種所謂“分清敵我”的鬥爭文化在知識界的爭論中間也表現得很明顯。
王：在那個革命的年代，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成為首要問題，首先是劃分敵我，然後就互掐，構陷對方，抹黑對方，急欲除之而後快，這種鬥爭文化遺產至今猶存。
唐：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曾經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段話可以說是對革命文化精髓的最佳闡釋之一，因階級革命而導致的“暴烈行動”籠罩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到“文革”結束。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與那個革命年代告別了嗎？很難說今天的中國是在後革命時代，還是在革命的延長期。比如說中國當下的政治話語中有很多革命話語以強勢的方式回歸，民間的很多抗議也是用毛時代的政治符號在自我正當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現在知識界也在討論民初的憲政與法統的問題，討論如何形成憲政框架下的價值共識，或者說至少確立一種通過法律和程式（規則）等來處理有爭議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習慣，這些現代文明規則靠毛時代那種極端方式是很難形成的，毛時代的這種鬥爭遺產甚至是形成這種現代文明的障礙，而對於毛時代這種鬥爭文化的反思，卻又在公共生活裡遭受一定程度的壓制。今天回首毛時代的政治與生活，腦海中似乎只剩下“打來鬥去”的暴力意象，有時候似乎有解放感，比如今天我把你推翻了，我就有解放感，但是這就像阿Q參加革命一樣，以前是被假洋鬼子、趙老太爺壓迫，但是今天可以把未莊精英家的床搬到他的廟裡面去，他也可以欺負一下吳媽了，這種社會更替折射的還是主奴關係，也就是魯迅所言，一個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在這中間並沒有現代的自由、自主、尊嚴和平等意識。我想說的就是，毛時代的革命文化或者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可不可以拓展或者延伸出一些價值，幫助我們形成價值共識或是形成社會的公共信仰？
王：我覺得毛時代的革命有些有形的東西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很多無形的東西實際上還在我們身上存在。這樣的東西也許再過五十年才會慢慢減退，因此我們今天才有必要討論中國社會如何轉型的問題。
唐：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就涉及轉型正義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該如何面對革命年代留下的陰暗記憶，那部分“內在的黑暗”經驗我們該如何處理？以前主流政治話語總說要“團結一致向前看”，意味著要忘記過去面向未來，而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將這部分被刻意淡化甚至遮蔽的歷史展現出來，比如說關於思想改造運動、反右、“文革”的歷史與記憶，然後才能討論國家賠償、道歉以及和解的問題。
王：我們對過去的革命缺乏足夠的反思，我覺得還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對“文革”的反思，現在基本上把這一段歷史回避掉了。如果把“文革”回避掉了，實際上問題並沒解決，我們要徹底反思以後才會有一個新的開始，但是這個制度轉型對當前中國的朝野確是一個巨大挑戰。
唐：倒不是說我們現在要確定到底往哪個方向轉型的問題，而是要走向常態化的政治，有些人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有些人說真相出來更加不可能和解，因為創痛的記憶會更加撕裂社會，當下中國本來就有尖銳的利益衝突，若把歷史的變數引入，則會更加加劇這種衝突。現在關於“兩個三十年”的說法，不僅將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都模糊化了，而且也將前後三十年內部複雜的差異性給抹掉了。
王：應該說是三個三十年，因為1949年前中共的革命也將近三十年。相對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共革命太過漫長。這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都是暴動型革命，流血很少，成本很小。應該說這種暴動型革命才是革命的常態。而後來中共創造的根據地型革命反而是一種獨特的革命形式。從世界革命史上看，中共革命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涵也最為複雜。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中共「和統」或「武統」臺湾遥遥无期P13/ 馬英九2012年開出兩岸統一條件 為何大陸不回應？
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將爭取2014年在北京會見習近平P2
香港人道出臺灣不想統一的真相
發帖者：耍酷玩失蹤
當記者向汶萊當地華人提出希望採訪一位媒體人時，所有人都將香港人丘啟楓作為首選對象。通過牽線人，記者終於在離開汶萊前的最後一天，在成批的拜訪者間採訪到了他。
丘啟楓認為，臺灣問題，隨著大陸的崛起，最終兩岸一定會統一。但目前，大陸對臺灣缺乏魅力。對於大陸，最緊要的是法治。完善法治，會讓問題會好解決的多。
大陸的問題在於法治不夠完善對臺灣吸引不夠“如果大陸是美國，臺灣人會游泳過來；如果北京是倫敦，那麼香港用不著等到97年，就會把英國人趕跑。”
丘啟楓表示，大陸對於臺灣而言，缺乏魅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北京在東南亞減免了那麼多債務，幹了那麼多事，可是這些國家總還是對韓國、日本有種好感。在海外看來，不管北京“散了多少財”，只要有一條灰色新聞，大陸的形象就全毀了。
類似這樣灰色的事情是個別現象。這麼大一個國家，總會有這樣那樣的事，一定不是國家就要亂作一團。但倒過來說，有這樣的事發生，說明法治的管道不夠通暢，在保證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方面做的還不夠好。
這樣的情況，對臺灣民眾而言，沒有說服力。
丘啟楓認為，大陸的民 主不必著急，但法治卻一定要繼續完善。想完善法治，就一定要出臺一套完整的制衡機制。雖然民 主的步伐在大陸不會快，但如果有法治，中共治下的自由可以超越其他任何國家。如果有了法治，臺灣的問題或許會好解決的多。
對很多臺灣人來說，不是不想統一，是不想被對面管，對面不夠法治。如果有了法治，大陸的“魅力”才能上升，不管對於東南亞其他國家，還是臺灣地區，才能做到“以德服人”。
另外一方面，北京在處理臺灣問題時，靈活度不夠。丘啟楓認為，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黃年的“大屋頂”理論都可以參考和借鑒。
兩種方法其實大同小異，只是過程和落實有差別，但前提都是承認“佔有中國國土面積千分之三的臺灣是政治實體”。
丘啟楓認為，國際上堅持“一個中國”當然沒有問題。但北京在技術上不夠靈活。“國際公法上一個中國，不要讓他變成兩個中國，但北京目前創意不夠。”
“以德服人，技術上靈活，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馬英九突然敲定統一接班人 真沒想到會是他
馬英九確立三名國民黨主席接班人
近期連續在服貿和核電問題上遭遇民眾狙擊的馬英九如今可謂焦頭爛額，國民黨施政能力也受到了外界質疑。
在此背景下，馬英九昨天（29日）被曝已啟動黨內權力改組，朱立倫、郝龍斌、胡志強三名中生代地方官員被確定為國民黨副主席。
輿論認為，2013年才剛剛連任黨主席的馬英九，已經加快了尋找接班人的步伐。
此外，三人作為經驗豐富的縣市首長，將加強國民黨應對執政危機的能力。
2016臺灣大選 馬英九欽定統一接班人
一般說到馬英九，就會連想到“哈佛大學博士”與“英俊的外表”。
其實馬英九的個人能力應該是好的，不會差，不然他不會被蔣經國看中擔任他的英語翻譯，也不會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陸委會副主委、法務部長(連戰任行政院長)、1998年打敗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再於2008年大選打敗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總統，2012年連任。
馬英九執政至今已經5年多，但臺灣社會內部與國民黨部份人士普遍對馬英九的用人方法採取不信任態度，也把指責與批判的矛頭指向認為他只重親親，無法海納百川。
不管外界如何批評，馬英九必須在未來連任國民黨黨主席後，把“接班人”秀出來，否則2014年“七合一”大選以及2016年大選國民黨面對民進黨將有一番苦戰。
而探討馬英九心中的接班人，則應該先探討馬英九如何選人用人？主要有“二大至上”：
第一，學歷至上
馬英九選人基本上是有博士學位，更要是名校出身。這是馬英九用人的原則之一。
因為這個想法是無論任何人在何種位置，只要他的學歷高一定出眾，都是可以輕鬆任之。
無論誰有多大的戰功，帶給組織多高的貢獻，沒有高學歷，都會被將會被人替代或根本不用。
第二，嫡系聽話人馬至上
任何的領導上任時是極度重用自己的嫡系人馬，以免大權旁落。其實這是正常的狀況，不然，如何成事？
2005年馬英九開始第一次參選總統並由金溥聰帶出的子弟兵如蘇俊賓、王郁琦、羅智強等人，自然成為馬英九最核心的競選團隊中心；
再加上長期提供馬英九良性建言與獻策的學者專家如高朗、陳長文等人，構建成一股嫡系人馬圍繞在馬英九身旁提供最信賴的襄助與得到馬英九的高度信任，形成牢不可破外人難進的政治中心。
當然他們的學歷也是非常驚人。
那馬英九心中的接班人到底是誰？
第一、不可能是金浦聰
外界都常說金浦聰如何替馬英九運用權力，但這權力沒有馬英九的事先認可恐怕不是那樣容易施行。金浦聰至多是出策略，拍板定案的自然是馬英九，再加上外界多對金浦聰的權術頗多批評，馬英九應該深知金浦聰難以繼任接班人，而金浦聰在2016年馬英九下臺後，還是會回到學術界在政見神隱，不再出現政治江湖。
第二、吳敦義領跑
目前位居副總統的吳敦義先生在後馬時代國民黨內群雄並起的時代中有著“高位優勢”。吳敦義的政治歷練是目前國民黨內最為完整，無人出其右。吳敦義從臺北市議員開始從政，歷經南投縣長，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委、高雄市長、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國民黨秘書長、國民黨副主席、行政院長，現任副總統，從地方到中央，出道之早，放眼目前國民黨內現役政治人物難再有人能與其爭鋒。
吳敦義跟馬英九一樣是“獨來獨往的孤鳥”，並幫馬英九的政策說明及辯護，這二點馬吳幾乎是一樣的。馬英九欽定吳敦義為行政院院長與副總統，可以看出馬英九的信任。目前吳敦義很少對外界發表評論，深居高位。吳敦義很有可能是2016年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第三、朱立倫奮力一搏
朱立倫是現任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曾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助理教授，臺灣大學副教授，臺灣大學教授，立法委員，桃園縣縣長，國民黨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長，新北市市長。其岳父高育仁為臺灣政壇大老，曾任臺灣省議會議長、立法委員及台南縣縣長。高育仁在臺灣本省籍政治人物輩份很高，高育仁任臺灣省議會議長時，省主席即為李登輝。1961年出生的朱立倫最大的優勢是年輕與從政經驗充足，續航力十足。
但是朱立倫在擔任新北市市長卻變成滿意度倒數第四與3.5顆星縣長。前後落差，耐人尋味。日前其岳父高育仁炮轟馬英九“無能”，這明顯的可以看出朱立倫在2016年國民黨內接班人選的競爭態勢已經有大問題出現，與馬英九的關係也不如往日。朱立倫目標應該是鎖定在副總統一職上，以在未來續圖大業。
第四、黑馬江宜樺
2012年10月29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江宜樺正式申請恢復國民黨籍，就被臺灣政壇預測將更上一層樓。2月1日臺灣政壇傳聞以久的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接任行政院院長一職，讓臺灣朝野必須正視馬英九的政治權力新佈局。
江宜樺先後在2008年5月出任研考會主委，2009年9月10日，擔任內政部長，2012年1月31日，行政院副院長。2013年2月1日，接替陳沖出任行政院長。綜觀江宜樺在不到5年之內，從一個台大教授直上行政院院長，並創下臺灣50年來最年輕的行政院院長紀錄，最大的政壇伯樂當然就是大他10歲的馬英九。
而當馬英九任命江宜樺之後，早以對國民黨內產生幾種大變化：第一、馬英九將繼續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第二、江宜樺替馬英九穩住改革之路、第三、直轄市雙北市市長佈局產生變化。
最後，如果江宜樺順利當3年的行政院院長直接到2016年總統大選，根本就不用參加“謠傳中”的2014年臺北市市長選舉，屆時吳敦義與江宜樺聯手出擊，那國民黨內“吳江配”真的就成形，那時國民黨內提名大權在馬英九手上，而吳敦義與江宜樺又是與馬英九一樣不沾鍋的政治個性且又是能貫徹馬英九意志的人，也是馬英九欽定的人選。這讓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無法抗衡，也讓國民黨內接班大勢逐漸明朗。2016年國民黨應該是“吳江配”成形。
從馬英九在用人的人事佈局上可以發現2016年“吳江配”的影子，是否如此？時間將可以證明。
發帖者：耍酷玩失蹤
當記者向汶萊當地華人提出希望採訪一位媒體人時，所有人都將香港人丘啟楓作為首選對象。通過牽線人，記者終於在離開汶萊前的最後一天，在成批的拜訪者間採訪到了他。
丘啟楓認為，臺灣問題，隨著大陸的崛起，最終兩岸一定會統一。但目前，大陸對臺灣缺乏魅力。對於大陸，最緊要的是法治。完善法治，會讓問題會好解決的多。
大陸的問題在於法治不夠完善對臺灣吸引不夠“如果大陸是美國，臺灣人會游泳過來；如果北京是倫敦，那麼香港用不著等到97年，就會把英國人趕跑。”
丘啟楓表示，大陸對於臺灣而言，缺乏魅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北京在東南亞減免了那麼多債務，幹了那麼多事，可是這些國家總還是對韓國、日本有種好感。在海外看來，不管北京“散了多少財”，只要有一條灰色新聞，大陸的形象就全毀了。
類似這樣灰色的事情是個別現象。這麼大一個國家，總會有這樣那樣的事，一定不是國家就要亂作一團。但倒過來說，有這樣的事發生，說明法治的管道不夠通暢，在保證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方面做的還不夠好。
這樣的情況，對臺灣民眾而言，沒有說服力。
丘啟楓認為，大陸的民 主不必著急，但法治卻一定要繼續完善。想完善法治，就一定要出臺一套完整的制衡機制。雖然民 主的步伐在大陸不會快，但如果有法治，中共治下的自由可以超越其他任何國家。如果有了法治，臺灣的問題或許會好解決的多。
對很多臺灣人來說，不是不想統一，是不想被對面管，對面不夠法治。如果有了法治，大陸的“魅力”才能上升，不管對於東南亞其他國家，還是臺灣地區，才能做到“以德服人”。
另外一方面，北京在處理臺灣問題時，靈活度不夠。丘啟楓認為，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黃年的“大屋頂”理論都可以參考和借鑒。
兩種方法其實大同小異，只是過程和落實有差別，但前提都是承認“佔有中國國土面積千分之三的臺灣是政治實體”。
丘啟楓認為，國際上堅持“一個中國”當然沒有問題。但北京在技術上不夠靈活。“國際公法上一個中國，不要讓他變成兩個中國，但北京目前創意不夠。”
“以德服人，技術上靈活，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馬英九突然敲定統一接班人 真沒想到會是他
馬英九確立三名國民黨主席接班人
近期連續在服貿和核電問題上遭遇民眾狙擊的馬英九如今可謂焦頭爛額，國民黨施政能力也受到了外界質疑。
在此背景下，馬英九昨天（29日）被曝已啟動黨內權力改組，朱立倫、郝龍斌、胡志強三名中生代地方官員被確定為國民黨副主席。
輿論認為，2013年才剛剛連任黨主席的馬英九，已經加快了尋找接班人的步伐。
此外，三人作為經驗豐富的縣市首長，將加強國民黨應對執政危機的能力。
2016臺灣大選 馬英九欽定統一接班人
一般說到馬英九，就會連想到“哈佛大學博士”與“英俊的外表”。
其實馬英九的個人能力應該是好的，不會差，不然他不會被蔣經國看中擔任他的英語翻譯，也不會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陸委會副主委、法務部長(連戰任行政院長)、1998年打敗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再於2008年大選打敗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總統，2012年連任。
馬英九執政至今已經5年多，但臺灣社會內部與國民黨部份人士普遍對馬英九的用人方法採取不信任態度，也把指責與批判的矛頭指向認為他只重親親，無法海納百川。
不管外界如何批評，馬英九必須在未來連任國民黨黨主席後，把“接班人”秀出來，否則2014年“七合一”大選以及2016年大選國民黨面對民進黨將有一番苦戰。
而探討馬英九心中的接班人，則應該先探討馬英九如何選人用人？主要有“二大至上”：
第一，學歷至上
馬英九選人基本上是有博士學位，更要是名校出身。這是馬英九用人的原則之一。
因為這個想法是無論任何人在何種位置，只要他的學歷高一定出眾，都是可以輕鬆任之。
無論誰有多大的戰功，帶給組織多高的貢獻，沒有高學歷，都會被將會被人替代或根本不用。
第二，嫡系聽話人馬至上
任何的領導上任時是極度重用自己的嫡系人馬，以免大權旁落。其實這是正常的狀況，不然，如何成事？
2005年馬英九開始第一次參選總統並由金溥聰帶出的子弟兵如蘇俊賓、王郁琦、羅智強等人，自然成為馬英九最核心的競選團隊中心；
再加上長期提供馬英九良性建言與獻策的學者專家如高朗、陳長文等人，構建成一股嫡系人馬圍繞在馬英九身旁提供最信賴的襄助與得到馬英九的高度信任，形成牢不可破外人難進的政治中心。
當然他們的學歷也是非常驚人。
那馬英九心中的接班人到底是誰？
第一、不可能是金浦聰
外界都常說金浦聰如何替馬英九運用權力，但這權力沒有馬英九的事先認可恐怕不是那樣容易施行。金浦聰至多是出策略，拍板定案的自然是馬英九，再加上外界多對金浦聰的權術頗多批評，馬英九應該深知金浦聰難以繼任接班人，而金浦聰在2016年馬英九下臺後，還是會回到學術界在政見神隱，不再出現政治江湖。
第二、吳敦義領跑
目前位居副總統的吳敦義先生在後馬時代國民黨內群雄並起的時代中有著“高位優勢”。吳敦義的政治歷練是目前國民黨內最為完整，無人出其右。吳敦義從臺北市議員開始從政，歷經南投縣長，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委、高雄市長、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國民黨秘書長、國民黨副主席、行政院長，現任副總統，從地方到中央，出道之早，放眼目前國民黨內現役政治人物難再有人能與其爭鋒。
吳敦義跟馬英九一樣是“獨來獨往的孤鳥”，並幫馬英九的政策說明及辯護，這二點馬吳幾乎是一樣的。馬英九欽定吳敦義為行政院院長與副總統，可以看出馬英九的信任。目前吳敦義很少對外界發表評論，深居高位。吳敦義很有可能是2016年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第三、朱立倫奮力一搏
朱立倫是現任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曾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助理教授，臺灣大學副教授，臺灣大學教授，立法委員，桃園縣縣長，國民黨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長，新北市市長。其岳父高育仁為臺灣政壇大老，曾任臺灣省議會議長、立法委員及台南縣縣長。高育仁在臺灣本省籍政治人物輩份很高，高育仁任臺灣省議會議長時，省主席即為李登輝。1961年出生的朱立倫最大的優勢是年輕與從政經驗充足，續航力十足。
但是朱立倫在擔任新北市市長卻變成滿意度倒數第四與3.5顆星縣長。前後落差，耐人尋味。日前其岳父高育仁炮轟馬英九“無能”，這明顯的可以看出朱立倫在2016年國民黨內接班人選的競爭態勢已經有大問題出現，與馬英九的關係也不如往日。朱立倫目標應該是鎖定在副總統一職上，以在未來續圖大業。
第四、黑馬江宜樺
2012年10月29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江宜樺正式申請恢復國民黨籍，就被臺灣政壇預測將更上一層樓。2月1日臺灣政壇傳聞以久的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接任行政院院長一職，讓臺灣朝野必須正視馬英九的政治權力新佈局。
江宜樺先後在2008年5月出任研考會主委，2009年9月10日，擔任內政部長，2012年1月31日，行政院副院長。2013年2月1日，接替陳沖出任行政院長。綜觀江宜樺在不到5年之內，從一個台大教授直上行政院院長，並創下臺灣50年來最年輕的行政院院長紀錄，最大的政壇伯樂當然就是大他10歲的馬英九。
而當馬英九任命江宜樺之後，早以對國民黨內產生幾種大變化：第一、馬英九將繼續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第二、江宜樺替馬英九穩住改革之路、第三、直轄市雙北市市長佈局產生變化。
最後，如果江宜樺順利當3年的行政院院長直接到2016年總統大選，根本就不用參加“謠傳中”的2014年臺北市市長選舉，屆時吳敦義與江宜樺聯手出擊，那國民黨內“吳江配”真的就成形，那時國民黨內提名大權在馬英九手上，而吳敦義與江宜樺又是與馬英九一樣不沾鍋的政治個性且又是能貫徹馬英九意志的人，也是馬英九欽定的人選。這讓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無法抗衡，也讓國民黨內接班大勢逐漸明朗。2016年國民黨應該是“吳江配”成形。
從馬英九在用人的人事佈局上可以發現2016年“吳江配”的影子，是否如此？時間將可以證明。
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將爭取2014年在北京會見習近平P2
台媒：臺灣人為何不想當中國人 追根究底是恐懼
臺灣《旺報》5月7日文章，原題：臺灣人為什麼不想當中國人?最近和一位大陸同學聊天，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可以理解在臺灣有部分人主張獨立，但我實在不明白，究竟你們為什麼不想當中國人?中國究竟哪裡不好?”
這個問題讓我當下無言以對，我不知道該如何向眼前這個對臺灣人極為友善，卻從未踏上臺灣土地的大陸年輕人解釋，在海峽對岸“國族認同”的複雜角力與矛盾。
在大部分臺灣人心中，中國是個太大又太遙遠的概念，那長江三峽、京華煙雲、桂林山水，只存在從小聽的歷史故事或是教科書上的一行文字或一張照片，對在臺灣出生長大的人來說，中國似乎近在眼前，卻又絲毫捉摸不著。
在文化上，兩岸書不同文;在語言上，兩岸南腔北調;在政治上，兩岸領導人不斷強調自己在中華文化上的正統性，卻又從不停止高呼自身與對岸政權的差異。臺灣人民對大陸的情感與認同，硬是被劃分為二。
民進黨執政8年，為強調臺灣本土價值，大刀闊斧斬斷“中國”與“臺灣”的文化與歷史重疊，從此年輕世代眼中只有臺灣，“中國”甚至“中華”在島上逐漸消音，臺灣人民失去對中國的情感歸屬，陷入無止境的身份認同漩渦。
每一屆選舉、每一年“國慶”，臺灣喧囂著“國族認同”的呐喊與爭論，愛的是同一片土地、保護的是同一群人民，唯一差別是那個看上去無足輕重，卻最容易用來炒作的“名分”。你批判我“傾中賣台”，我指責你“台獨鎖國”，當“中國”成為鬥爭政敵的工具，又如何期待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對它擁有任何情感與堅持。
自從臺灣二次政黨輪替，開放使得兩岸人民有更多機會接觸彼此，歧見大幅降低，但並沒有因此改變大多數臺灣人“反中”“懼中”心態。
臺灣人為何不想當中國人?甚至不想與他們所謂“中國人”接觸?追根究底是出自恐懼，恐懼自己文化被吞噬，身份被混淆，家園和工作被剝奪，失去在本土的認同，甚至恐懼“中華民國”終將走向歷史終結。
臺灣《旺報》5月7日文章，原題：臺灣人為什麼不想當中國人?最近和一位大陸同學聊天，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可以理解在臺灣有部分人主張獨立，但我實在不明白，究竟你們為什麼不想當中國人?中國究竟哪裡不好?”
這個問題讓我當下無言以對，我不知道該如何向眼前這個對臺灣人極為友善，卻從未踏上臺灣土地的大陸年輕人解釋，在海峽對岸“國族認同”的複雜角力與矛盾。
在大部分臺灣人心中，中國是個太大又太遙遠的概念，那長江三峽、京華煙雲、桂林山水，只存在從小聽的歷史故事或是教科書上的一行文字或一張照片，對在臺灣出生長大的人來說，中國似乎近在眼前，卻又絲毫捉摸不著。
在文化上，兩岸書不同文;在語言上，兩岸南腔北調;在政治上，兩岸領導人不斷強調自己在中華文化上的正統性，卻又從不停止高呼自身與對岸政權的差異。臺灣人民對大陸的情感與認同，硬是被劃分為二。
民進黨執政8年，為強調臺灣本土價值，大刀闊斧斬斷“中國”與“臺灣”的文化與歷史重疊，從此年輕世代眼中只有臺灣，“中國”甚至“中華”在島上逐漸消音，臺灣人民失去對中國的情感歸屬，陷入無止境的身份認同漩渦。
每一屆選舉、每一年“國慶”，臺灣喧囂著“國族認同”的呐喊與爭論，愛的是同一片土地、保護的是同一群人民，唯一差別是那個看上去無足輕重，卻最容易用來炒作的“名分”。你批判我“傾中賣台”，我指責你“台獨鎖國”，當“中國”成為鬥爭政敵的工具，又如何期待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對它擁有任何情感與堅持。
自從臺灣二次政黨輪替，開放使得兩岸人民有更多機會接觸彼此，歧見大幅降低，但並沒有因此改變大多數臺灣人“反中”“懼中”心態。
臺灣人為何不想當中國人?甚至不想與他們所謂“中國人”接觸?追根究底是出自恐懼，恐懼自己文化被吞噬，身份被混淆，家園和工作被剝奪，失去在本土的認同，甚至恐懼“中華民國”終將走向歷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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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見宋楚瑜：兩岸沒有心結不能化解
北京5月7日電(記者陳鍵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7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行。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順應歷史潮流作出的共同選擇。只要我們都從“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出發，將心比心，以誠相待，就沒有什麼心結不能化解，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習近平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穩定，經得起風浪考驗。兩岸關係風風雨雨幾十年，總體趨勢是向前發展的，這是歷史的必然。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兩岸共用其利、同受其惠。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團結臺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我們真誠希望臺灣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臺灣同胞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
習近平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任重道遠，需要加深兩岸同胞相互信任。同胞有了互信，很多難題就容易找到解決辦法。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眾的接觸面，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拉近心理距離。
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廣闊，應該繼續開拓進取。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將為兩岸經濟合作帶來強勁動力和有利條件。經濟融合有利兩岸互利雙贏，任何時候都不應受到干擾。我們將深入瞭解臺灣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的現實需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照顧弱勢群體，使更多臺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中受益。
習近平指出，兩岸青少年身上寄託著兩岸關係的未來。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些條件，讓他們多來往、多交流，感悟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感悟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趨勢，以後能夠擔當起開拓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會見中，習近平積極評價宋楚瑜和親民黨在推動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希望親民黨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繼續反對“台獨”分裂圖謀，同臺灣各界人士一道，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不斷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宋楚瑜表示，親民黨堅守兩岸一中、反對“台獨”的基本信念從未動搖，將繼續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加強兩岸對話交流，增進政治互信，促進同胞心靈相通，為實現共圓中華夢的共同理想而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滬甯、栗戰書等參加會見。
事實+兩岸關係微妙時訪問受關注
宋楚瑜曾在臺灣政壇不斷卷起政治風雲，在藍營內部更持續刮起權力風暴。在臺灣反服貿學生運動衝擊兩岸關係的敏感時刻率團訪京，是否為重出“政治江湖”的訊號受到關注。
宋楚瑜的首趟大陸行，是在2005年5月;最近一次訪問大陸是2010年4月參加上海世博會，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曾在上海接待包括宋楚瑜在內的臺灣訪客。臺灣傳媒指出，宋楚瑜自夫人陳萬水過世後沉潛多時，由於兩岸互動關係在臺灣爆發反服貿學運之後呈現微妙變化，宋楚瑜此時率團訪問北京並會見中共領導人，勢必受到關注。
在兩岸關係上，宋楚瑜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致力台海和平。
北京5月7日電(記者陳鍵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7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行。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順應歷史潮流作出的共同選擇。只要我們都從“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出發，將心比心，以誠相待，就沒有什麼心結不能化解，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習近平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穩定，經得起風浪考驗。兩岸關係風風雨雨幾十年，總體趨勢是向前發展的，這是歷史的必然。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兩岸共用其利、同受其惠。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團結臺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我們真誠希望臺灣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臺灣同胞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
習近平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任重道遠，需要加深兩岸同胞相互信任。同胞有了互信，很多難題就容易找到解決辦法。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眾的接觸面，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拉近心理距離。
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廣闊，應該繼續開拓進取。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將為兩岸經濟合作帶來強勁動力和有利條件。經濟融合有利兩岸互利雙贏，任何時候都不應受到干擾。我們將深入瞭解臺灣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的現實需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照顧弱勢群體，使更多臺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中受益。
習近平指出，兩岸青少年身上寄託著兩岸關係的未來。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些條件，讓他們多來往、多交流，感悟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感悟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趨勢，以後能夠擔當起開拓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會見中，習近平積極評價宋楚瑜和親民黨在推動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希望親民黨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繼續反對“台獨”分裂圖謀，同臺灣各界人士一道，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不斷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宋楚瑜表示，親民黨堅守兩岸一中、反對“台獨”的基本信念從未動搖，將繼續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加強兩岸對話交流，增進政治互信，促進同胞心靈相通，為實現共圓中華夢的共同理想而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滬甯、栗戰書等參加會見。
事實+兩岸關係微妙時訪問受關注
宋楚瑜曾在臺灣政壇不斷卷起政治風雲，在藍營內部更持續刮起權力風暴。在臺灣反服貿學生運動衝擊兩岸關係的敏感時刻率團訪京，是否為重出“政治江湖”的訊號受到關注。
宋楚瑜的首趟大陸行，是在2005年5月;最近一次訪問大陸是2010年4月參加上海世博會，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曾在上海接待包括宋楚瑜在內的臺灣訪客。臺灣傳媒指出，宋楚瑜自夫人陳萬水過世後沉潛多時，由於兩岸互動關係在臺灣爆發反服貿學運之後呈現微妙變化，宋楚瑜此時率團訪問北京並會見中共領導人，勢必受到關注。
在兩岸關係上，宋楚瑜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致力台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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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臺灣媒體報導，臺灣領導人馬英九日前接受美國《福布斯》雜誌專訪時稱，大陸花很多人力、物力研究臺灣，許多機構也經常派人來台，但如何讓臺灣民眾接受大陸並非是一個“威脅”，大陸還是需要多作功課。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日前表示，“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馬英九表示，國台辦發言引起臺灣島內非常大的“反彈”，這類議題是高度敏感，但大陸似乎並不瞭解，國台辦發言人是把中國 大陸的傳統立場說出來，卻不瞭解這對臺灣是“無法接受的”。
馬英九認為，儘管大陸花了很多人力、物力研究臺灣，許多機構也經常派人來台，但對這些議題還需要有更多瞭解，如何處理才能讓大家覺得中國大陸對臺灣不是一個威脅，“這並不是做不到的，我想他們還需要作更多的功課”。
四書短評:
馬英九是政治白痴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日前表示，“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馬英九卻表示：無法接受“臺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決定”。如果光站在政治智慧來説,馬英九是政治白痴。光憑這句話足以顯示馬英九是平庸之輩,他何德何能擔當做台灣總統重任? 也就難怪被台灣人民批評為低能總統,民意插入谷底。
馬英九應支持及擁護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這説法,並盡全力不讓國台辦收回此話。“臺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決定”此話已經很明確表示中共願意由全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每人一票來投票決定。否則如何能體現十三億大陸人的真正意向? 再重複一遍:“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中國共產黨有此自信心,但為何國民黨反而沒有此自信心? 如能有第三者監督機構保證公平公開投票,相信此舉有助及促進中國邁向民主進程。
馬英九請你拿出政治智慧來!
四書
29-06-2014
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是政治白痴 P4
新加坡：一旦北京醒悟 臺灣的遊戲就結束了
時間：2014-06-29 10:00
作者：大眼睛-huzhou
新加坡媒體日前報導稱，應當承認，與大陸人的富於幻想和癡情相反，臺灣人在定位和判斷對手這一點上始終是頭腦清醒的，無論大陸如何溫情、藍綠誰在執政，臺灣朝野均將大陸看成是一個試圖吞併自己的敵手。
在如何對付大陸的問題上，臺灣人也是精明的。他們一方面拒絕“統一”和“一中”議題，另一方面則利用大陸急於統一的心理而索取好處和讓步，以爭取“臺灣利益的最大化”。
臺灣人可能會為自己的精明和占了便宜而得意，但是臺灣人有一種近視症，沒有看到自己的先天劣勢和長此下去的巨大風險。
一、臺灣的先天劣勢和臺灣人的認識盲點
在兩岸博弈中，臺灣先天地處於劣勢地位。兩岸力量對比早有定局：大陸強而臺灣弱。
即便過去大陸處於動亂貧困時，臺灣也沒有能力反攻大陸。今日大陸的力量已更是今非昔比。所以無論臺灣人如何努力和精明，也不可能改變這一陸強台弱的力量對比格局。
許多臺灣人也許明白這一點，但他們會說，“不是還有美國支援我們嗎？”曾有人撰文說大陸沒有台海言戰的本錢。其理由有兩個：一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如何厲害，二是大陸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拖累。
認為美國會為臺灣的利益而與大陸開戰，這很可能是臺灣人的一個巨大誤判。將自己的命運寄託在他人的“拔刀相助”上，這是非常冒險而不保險的。
美國的軍事力量強大固然不假，但臺灣人應當明白，站在美國的利益上來看，美中關係畢竟比美台關係重要得多，臺灣在美國的全球關係格局中終歸只是一個很小的棋子。
美國人不可能會為臺灣“兩肋插刀”的。
況且，如筆者曾撰文指出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未獲勝，已成美國的歷史教訓，而今日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美國又陷入泥潭，分身乏術，對付伊朗、朝鮮三等小國，尚且束手無策，美國怎麼可能會與比朝、越、伊、阿強大百倍的中國開戰呢？最多賣點武器給臺灣而已。
這就是臺灣人最大的底牌。這一底牌對大陸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可怕的。
從總的趨勢看，美國的力量在逐漸消退，大陸的力量在逐漸崛起。臺灣靠美國牌來實現獨立的前景只會日益暗澹。
至於說大陸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拖累，難道臺灣這一完全靠外貿吃飯、易被封鎖的小島，會比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經濟自成體系的大陸，更經得起長期的戰爭拖累和封鎖？
況且這也太低估了一個集權體制的生存能力和意志力。
臺灣人還有一個認識盲點，他們沒有認識到，今日臺灣人借大陸的扶助而暗增其拒統力量，可能只是白費力氣，反而會導致更大的不幸。
因為如前所述，無論臺灣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變陸強台弱的力量對比格局。
顯然，在與強者對抗時，一個較強的弱者與一個較弱的弱者的結局是相同的，即同樣是最終被擊敗，而唯一的差別只是，較強的弱者意味著較強的抵抗，也即意味著遭受更大的戰爭損害，即更大的生命財產損失。費盡心機，最後招致更大的損害，豈不是看似聰明而實為大愚？
二、臺灣人的天賜良機可能正在流逝
目前北京不惜代價只求對方簽署和平協定，這對在兩岸博弈中處於劣勢的臺灣，可以說是一個天賜良機。
臺灣人如果能夠認識到自己力量上的先天不足和“把戲不可久玩”的古訓，就理應利用目前大陸已退讓到底線的這一歷史機遇，與大陸簽訂和平協定，求得數十年平安，進而徐圖長遠。
當年作為弱者的中共利用國共停止內戰的協定，承認“蔣委員長”的領導，獲得喘息和起死回生的機會，十年生聚，最後一展雄圖。
與中共當年這種能屈能伸的老練的政治技巧相比，今日臺灣人顯得太小兒科：小事精明而大事任性。
臺灣人不要以為目前兩岸間的遊戲可以一直玩下去：既可以拒絕統一，又可以利用大陸的“癡心不改”而一直“財色兼收”。
這顯然是低估了大陸的智商和高估了大陸的忍耐力。
大陸人固然粗枝大葉，也很癡情，但如果一直付出而沒有收穫，則大陸內部勢必出現反彈，北京一旦醒悟，臺灣人的遊戲也就結束了。
臺灣人應當明白，大陸的柔情可能不會延續很久。三十年來從鄧的韜光養晦，到胡的和諧論，均屬於避免衝突的和平低調路線。
然而，大陸年輕一代和軍界人士早已對這一路線懷有不滿。這種情緒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大陸年輕一代的領導人。
畢竟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實力已今非昔比，中國遲早會由這一低調策略轉向較為強勢的策略。
三十年來，大陸對臺灣的態度也經歷了從強硬到懷柔，即逐漸退讓的變化。
目前大陸在政治上已退到底線，只求“不獨”，已退無可退，經貿上對臺灣幾乎已是有求必應，如果臺灣的民意仍持續綠化，政治統一仍毫無進展，則大陸的對台政策可能反轉。
而這一轉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發生。
以臺灣先天的弱者地位，能在大陸出價最高時達成交易，符合“臺灣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可是臺灣人劫不知見好就收，由於民進黨的糾纏，他們仍在為一黨私利內鬥，坐視良機流逝。
三、善意提醒而已
筆者幷非對臺灣人有成見，而一定要讓臺灣屈服於大陸才甘心，只是出於善意，不忍看到因一種無視現實、不能正確評估自身力量的盲動而招致未來巨大的戰爭風險和生靈塗炭的悲劇，故而提醒臺灣人而已。
也許臺灣人會問：“那你為什麼不設身處地為臺灣人著想，呼籲大陸當局，放臺灣一馬，讓臺灣獨立呢？”
正如筆者無法改變臺灣人想獨立的願望一樣，我也無法改變大陸人希望統一的願望。
臺灣人想獨立，而大陸人想統一，這是今日的一個死結。
這不是一個關於雙方的看法誰更有理的問題，不是一個關於國際法的法理學術問題。
臺灣人應當明白，當年清朝皇帝說過什麼話，《馬關條約》的某一條是如何說的，《開羅宣言》是否是有約束力的條約，《三藩市和約》有沒有規定臺灣的歸屬國家，“住民自決”是否是當代普世價值，等等，這些問題在兩岸之間不可能有共識。
這也不是一個關於誰的制度更優越、更應當存在的問題。筆者完全同意許多臺灣人的看法，大陸的制度有太多的弊病和問題，臺灣的制度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但是遺憾的是，大陸人不會因為他們自己的制度有毛病，就會放棄其統一願望。
臺灣人不要指望他們能改變大陸人的想法。臺灣人應當承認這個現實，並依據這一現實來作出理性的決策。
臺灣人既然無法改變對方的想法，又無法改變陸強台弱的力量對比格局，那麼其最佳的選擇就應當是順勢而為。
不能兩利相權取其重，至少也應當兩害相權取其輕。
臺灣人擔心臺灣會被香港化。當年香港回歸大陸，大批香港人恐慌性移民海外。後來發現當初的憂慮有些過頭了，於是後悔之餘，又成批回流香港。
其實，臺灣與香港畢竟不同。兩岸之間畢竟隔著海峽，臺灣也有自己的軍隊，臺灣說“NO”的實力比香港更強，大陸也不可能想干預就能干預。
除非涉及國土分裂的大問題，北京不可能會因為有關臺灣島內的某一日常治理問題的意見分歧而興師動眾、發動台海之戰。
其實北京所求的這種形式的“一中”更多的只是一種名義上的統一而已，一種面子而已。對於臺灣人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99%的實質獨立。為了那1%的名義上的獨立而冒險，不惜與大陸一戰，最後連那99%的實質獨立也失去，豈非不智？
再說，臺灣人既然認為自己的制度優越，就應當不懼怕競爭。在這種實際上是有名無實的統一下，說不定臺灣人可以推銷他們的制度，與香港和大陸內部的民主力量相呼應，推動大陸的民主化進程。
其實，對兩岸百姓來說，國家不要分裂，骨肉不要相殘，人民能夠生活在富裕、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中，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臺灣人能夠給大陸人民帶來民主、自由和富裕，大陸人民為什麼不歡迎呢？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政治家們應當心懷仁愛，勿以蒼生百姓為芻狗。為一黨私利，為謀求幾年一任的執政地位而鼓動和利用島內的民粹情緒，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將民眾引向危險的、很可能是萬劫不復的道路，既為不仁，長遠來看，亦為不智。
時間：2014-06-29 10:00
作者：大眼睛-huzhou
新加坡媒體日前報導稱，應當承認，與大陸人的富於幻想和癡情相反，臺灣人在定位和判斷對手這一點上始終是頭腦清醒的，無論大陸如何溫情、藍綠誰在執政，臺灣朝野均將大陸看成是一個試圖吞併自己的敵手。
在如何對付大陸的問題上，臺灣人也是精明的。他們一方面拒絕“統一”和“一中”議題，另一方面則利用大陸急於統一的心理而索取好處和讓步，以爭取“臺灣利益的最大化”。
臺灣人可能會為自己的精明和占了便宜而得意，但是臺灣人有一種近視症，沒有看到自己的先天劣勢和長此下去的巨大風險。
一、臺灣的先天劣勢和臺灣人的認識盲點
在兩岸博弈中，臺灣先天地處於劣勢地位。兩岸力量對比早有定局：大陸強而臺灣弱。
即便過去大陸處於動亂貧困時，臺灣也沒有能力反攻大陸。今日大陸的力量已更是今非昔比。所以無論臺灣人如何努力和精明，也不可能改變這一陸強台弱的力量對比格局。
許多臺灣人也許明白這一點，但他們會說，“不是還有美國支援我們嗎？”曾有人撰文說大陸沒有台海言戰的本錢。其理由有兩個：一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如何厲害，二是大陸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拖累。
認為美國會為臺灣的利益而與大陸開戰，這很可能是臺灣人的一個巨大誤判。將自己的命運寄託在他人的“拔刀相助”上，這是非常冒險而不保險的。
美國的軍事力量強大固然不假，但臺灣人應當明白，站在美國的利益上來看，美中關係畢竟比美台關係重要得多，臺灣在美國的全球關係格局中終歸只是一個很小的棋子。
美國人不可能會為臺灣“兩肋插刀”的。
況且，如筆者曾撰文指出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未獲勝，已成美國的歷史教訓，而今日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美國又陷入泥潭，分身乏術，對付伊朗、朝鮮三等小國，尚且束手無策，美國怎麼可能會與比朝、越、伊、阿強大百倍的中國開戰呢？最多賣點武器給臺灣而已。
這就是臺灣人最大的底牌。這一底牌對大陸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可怕的。
從總的趨勢看，美國的力量在逐漸消退，大陸的力量在逐漸崛起。臺灣靠美國牌來實現獨立的前景只會日益暗澹。
至於說大陸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拖累，難道臺灣這一完全靠外貿吃飯、易被封鎖的小島，會比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經濟自成體系的大陸，更經得起長期的戰爭拖累和封鎖？
況且這也太低估了一個集權體制的生存能力和意志力。
臺灣人還有一個認識盲點，他們沒有認識到，今日臺灣人借大陸的扶助而暗增其拒統力量，可能只是白費力氣，反而會導致更大的不幸。
因為如前所述，無論臺灣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變陸強台弱的力量對比格局。
顯然，在與強者對抗時，一個較強的弱者與一個較弱的弱者的結局是相同的，即同樣是最終被擊敗，而唯一的差別只是，較強的弱者意味著較強的抵抗，也即意味著遭受更大的戰爭損害，即更大的生命財產損失。費盡心機，最後招致更大的損害，豈不是看似聰明而實為大愚？
二、臺灣人的天賜良機可能正在流逝
目前北京不惜代價只求對方簽署和平協定，這對在兩岸博弈中處於劣勢的臺灣，可以說是一個天賜良機。
臺灣人如果能夠認識到自己力量上的先天不足和“把戲不可久玩”的古訓，就理應利用目前大陸已退讓到底線的這一歷史機遇，與大陸簽訂和平協定，求得數十年平安，進而徐圖長遠。
當年作為弱者的中共利用國共停止內戰的協定，承認“蔣委員長”的領導，獲得喘息和起死回生的機會，十年生聚，最後一展雄圖。
與中共當年這種能屈能伸的老練的政治技巧相比，今日臺灣人顯得太小兒科：小事精明而大事任性。
臺灣人不要以為目前兩岸間的遊戲可以一直玩下去：既可以拒絕統一，又可以利用大陸的“癡心不改”而一直“財色兼收”。
這顯然是低估了大陸的智商和高估了大陸的忍耐力。
大陸人固然粗枝大葉，也很癡情，但如果一直付出而沒有收穫，則大陸內部勢必出現反彈，北京一旦醒悟，臺灣人的遊戲也就結束了。
臺灣人應當明白，大陸的柔情可能不會延續很久。三十年來從鄧的韜光養晦，到胡的和諧論，均屬於避免衝突的和平低調路線。
然而，大陸年輕一代和軍界人士早已對這一路線懷有不滿。這種情緒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大陸年輕一代的領導人。
畢竟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實力已今非昔比，中國遲早會由這一低調策略轉向較為強勢的策略。
三十年來，大陸對臺灣的態度也經歷了從強硬到懷柔，即逐漸退讓的變化。
目前大陸在政治上已退到底線，只求“不獨”，已退無可退，經貿上對臺灣幾乎已是有求必應，如果臺灣的民意仍持續綠化，政治統一仍毫無進展，則大陸的對台政策可能反轉。
而這一轉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發生。
以臺灣先天的弱者地位，能在大陸出價最高時達成交易，符合“臺灣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可是臺灣人劫不知見好就收，由於民進黨的糾纏，他們仍在為一黨私利內鬥，坐視良機流逝。
三、善意提醒而已
筆者幷非對臺灣人有成見，而一定要讓臺灣屈服於大陸才甘心，只是出於善意，不忍看到因一種無視現實、不能正確評估自身力量的盲動而招致未來巨大的戰爭風險和生靈塗炭的悲劇，故而提醒臺灣人而已。
也許臺灣人會問：“那你為什麼不設身處地為臺灣人著想，呼籲大陸當局，放臺灣一馬，讓臺灣獨立呢？”
正如筆者無法改變臺灣人想獨立的願望一樣，我也無法改變大陸人希望統一的願望。
臺灣人想獨立，而大陸人想統一，這是今日的一個死結。
這不是一個關於雙方的看法誰更有理的問題，不是一個關於國際法的法理學術問題。
臺灣人應當明白，當年清朝皇帝說過什麼話，《馬關條約》的某一條是如何說的，《開羅宣言》是否是有約束力的條約，《三藩市和約》有沒有規定臺灣的歸屬國家，“住民自決”是否是當代普世價值，等等，這些問題在兩岸之間不可能有共識。
這也不是一個關於誰的制度更優越、更應當存在的問題。筆者完全同意許多臺灣人的看法，大陸的制度有太多的弊病和問題，臺灣的制度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但是遺憾的是，大陸人不會因為他們自己的制度有毛病，就會放棄其統一願望。
臺灣人不要指望他們能改變大陸人的想法。臺灣人應當承認這個現實，並依據這一現實來作出理性的決策。
臺灣人既然無法改變對方的想法，又無法改變陸強台弱的力量對比格局，那麼其最佳的選擇就應當是順勢而為。
不能兩利相權取其重，至少也應當兩害相權取其輕。
臺灣人擔心臺灣會被香港化。當年香港回歸大陸，大批香港人恐慌性移民海外。後來發現當初的憂慮有些過頭了，於是後悔之餘，又成批回流香港。
其實，臺灣與香港畢竟不同。兩岸之間畢竟隔著海峽，臺灣也有自己的軍隊，臺灣說“NO”的實力比香港更強，大陸也不可能想干預就能干預。
除非涉及國土分裂的大問題，北京不可能會因為有關臺灣島內的某一日常治理問題的意見分歧而興師動眾、發動台海之戰。
其實北京所求的這種形式的“一中”更多的只是一種名義上的統一而已，一種面子而已。對於臺灣人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99%的實質獨立。為了那1%的名義上的獨立而冒險，不惜與大陸一戰，最後連那99%的實質獨立也失去，豈非不智？
再說，臺灣人既然認為自己的制度優越，就應當不懼怕競爭。在這種實際上是有名無實的統一下，說不定臺灣人可以推銷他們的制度，與香港和大陸內部的民主力量相呼應，推動大陸的民主化進程。
其實，對兩岸百姓來說，國家不要分裂，骨肉不要相殘，人民能夠生活在富裕、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中，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臺灣人能夠給大陸人民帶來民主、自由和富裕，大陸人民為什麼不歡迎呢？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政治家們應當心懷仁愛，勿以蒼生百姓為芻狗。為一黨私利，為謀求幾年一任的執政地位而鼓動和利用島內的民粹情緒，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將民眾引向危險的、很可能是萬劫不復的道路，既為不仁，長遠來看，亦為不智。
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是政治白痴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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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5歲的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以老兵身份訪問大陸，在抗戰紀念館抗議中共逞現偏頗的抗戰歷史觀，不提國民黨的貢獻。
昨天是七七事變77周年，郝柏村被邀訪問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和盧溝橋抗日戰爭遺址。
他在進入抗戰紀念館時，閱讀「前言」解說板，板上寫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族人民包括台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共同進行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
郝柏村不滿，指抗戰歷史沒有講明到底是誰領導抗戰，而領導抗戰的是蔣介石。他又質問館方為何不展出中共在1937年7月22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文件中，中共表示願意服從三民主義，為實現三民主義奮鬥，但獲導覽員回應指沒有，只有展出共產黨版的《國共合作宣言》。
他在參觀盧溝橋抗戰遺址時，又指出抗戰勝利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開始，是兩岸年輕世代都應該記得事情的真相。
早前他被批評，在稍早亢接受大陸央視訪問時，對鏡頭唱了幾句《義勇軍進行曲》，他回應稱此曲是抗戰期間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都會唱的歌，現時被大陸當成國歌，反而不方便唱了。
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是政治白痴 P4
港媒：美國對中國連出幾招 既快且猛！
2014-07-15 10:59:06
香港“中評社”15日社評，原題《臺灣會成為美日同盟隱形成員？》，全文摘編如下：
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福克斯(Michael Fuchs)11日在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行的“南海局勢暨美國政策”研討會，提出凍結特定行動3項建議，包括各方不再奪取島礁與設立前哨站、改變地形地貌現狀與限制針對他國的單邊行動，在亞洲掀起波濤洶。
連同美國聯邦參議院10日通過亞太領土主權爭議的412號決議案，要求中國將“海洋石油981”鑽井平臺和護航船隻撤離南海海域，恢復南海原狀，敦促中國節制執行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宣示。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11日與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會談後，肯定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是勇敢與歷史性決定，雙方確認年底前將完成美日防衛指針修訂。美國密集的幾項出招皆指向中國。
美國重返亞洲的動作最近來得既快且猛，欲主導亞洲秩序的態度昭然若揭，見諸10日在北京落幕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對敏感的東海和南海爭端並無共識，美隨即拋出南海凍結特定行動的3項建議，美國這波行動應該還有後續發展。
在南海動作不斷的越南，在美國聯邦參議院10日通過亞太領土主權爭議的412號決議案，隨即表示稱讚。再加上美日大動作強化同盟，美國在亞洲拉幫結派，分化中國周邊關係，使臺灣角色格外尷尬。
美國提出凍結南海特定行動的3項建議後，臺灣“外交部”先是發言人回應，“南沙、西沙、中沙、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主權屬‘中華民國’，呼籲相關各方自我約制，透過協商對話，和平解決南海爭端，共同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隨後又表示，“台美溝通管道順暢，美方和平解決區域爭端的立場，台美都充分交換意見，對彼此立場也充分瞭解。”國民黨“立委”林郁方也受訪表示，“美方在南海問題上從來沒有譴責臺灣，我們絕不是麻煩製造者。”
臺灣間接表明美國在研議“凍結南海特定行動3項建議”相關政策前，曾與臺灣有所溝通，臺灣支持美國此舉，願與美國合作。這項相對清晰的表態與馬政府過去“不沾鍋”的態度有了明顯差別。再加上臺灣官方最近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及“獨派”力推的日本版“臺灣關係法”都顯得曖昧不明，凸顯臺灣在美國這一連串強勢的行動中也有了選邊站之舉。
就兩岸關係來看，美國重返亞洲、升高區域情勢，加大對臺灣牽引力量，使兩岸政治對話更加遙遙無期。亦即，現在兩岸關係這盤棋上，除了紅藍綠之外，美國更是要角。從這陣子的發展看來，美國在兩岸關係上隱約劃了一條線， 雖鼓勵兩岸對話、不支援“台獨”，也不支援兩岸跨進政治對話與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臺灣的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受到美國的制約，影響力不容小覷，藍綠陣營的兩岸交流都是在美國影響力之下進行，這是不爭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11日在美國會晤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指出，“年底前將完成美日防衛指標修訂，日方將更全面參與彈道導彈防禦、反武器擴散、反海盜、維持國際和平任務與更廣泛的軍事活動。”這項劍指中國的行動， 勢必會透過更加拉攏臺灣，對兩岸關係產生蝴蝶效應。對中國大陸而言，將面臨臺灣可能成為美日同盟“隱形成員”， 兩岸在東海與南海議題會更加困難。至於臺灣，則是想走向政治與軍事靠美國，經濟靠大陸的切割式發展。
兩岸在2008融冰後向前推進了6年多，亞太區域情勢巨變，讓兩岸關係面臨轉捩點，未來要選擇什麼樣的路，才能捍衛臺灣的真正利益，藍綠政黨都必須深思。
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是政治白痴 P4
- 臺灣領導人馬英九視察台軍海軍陸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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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09:26:50
香港“中評社“報導，具有“獨派“背景的“新臺灣國策智庫”15日公佈最新民調，對於“未來臺灣若受到外國攻擊，美國根據‘臺灣關係法’協防臺灣時，日本也可以依據‘集體自衛權’出兵協防，是否支持日本採取這種做法？”有高達59.4%的人表達支持，28.4%不支持。
當問到“是否知道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時”，則有高達62.8%的人表明不知道，知道的只有37.2%。“新臺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義指出，這麼多人不知道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顯示臺灣民眾對國際領域認知是不夠的，比較不關心國際議題。
吳榮義稱，根據調查，有高達63.9%的臺灣民眾認為，臺灣現況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認為不是只有29.1%。相較於今年一月份的調查，增加了3.8%。
在統獨議題方面，“維持現狀”還是獲得多數臺灣民意支持，高達58.8%。偏獨有25.4%，偏統則6.8%，偏獨的年齡層以20歲至29歲達44.1%最多。相較於今年一月的調查，偏獨微幅增加0.5%。
吳榮義說，當問到若不能“維持現狀”，高達66.5%的人支持“臺灣獨立成一個國家”，與中國統一有20.5%，沒有明確意見是13%。相較於今年一月的調查，“獨立成一個國家”增加08.%，但是，要與中國統一也增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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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馬英九是政治白痴 P4
-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桂巨集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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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6 11:43:35
香港“中評社”報導，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桂巨集誠25日在臺灣文化大學參加“2014年兩岸建立互信與換位思考”學術研討會時表示，國民黨支援未來兩岸走向統一，1991年開始的多次“修憲”，以及“憲法”增修條文，都是為了統一前的需要而做的準備工作。針對大陸學者質疑，現在臺灣的政府機關對大陸民眾關上大門，桂宏誠表示，絕對沒有這個狀況，無論是大陸人還是美國人，政府機關都很歡迎。
桂巨集誠表示，他接任大陸事務部主任一職僅3個月，不能代表國民黨或是馬英九的意見，大陸政策還是以“陸委會”等執政團隊的意見為准，他是以個人看法來跟大陸學者交流。
對於國民黨的兩岸主張，他強調，國民黨支持兩岸走向統一，“不統、不獨、不武”的“不統”，指的是“現在不直接進行統一”。
桂宏誠表示，1991年開始進行第一次“修憲”，就明定台、澎、金、馬是“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這就是對未來收復大陸失土保持希望，只要完成統一，大陸就成為“自由地區”。
另外，桂宏誠表示，各界對於2016大選後，臺灣的兩岸政策很擔心，但他認為，雖然馬英九的任期快要結束了，可是未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保證不會有太大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