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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Sat Apr 19, 2014 9:57 am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
東方歷史評論王奇生、唐小兵2014-04-18 08:09
[摘要]歷史不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任何時期的歷史都會是非常複雜的狀態。
“重寫革命史”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以下簡稱“唐”):近年來,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是中國學界和公共知識界的一大熱點,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也召開過很多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術會議大多由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主辦,反而很少由歷史學科主辦。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以下簡稱“王”):相對於其他學界,歷史學界召開以革命為主題的大型會議確實很少。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歷史學界的會很多,但主要討論辛亥革命有關的問題,較少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從2011年開始,當局和歷史學界高調紀念辛亥革命的時候,其他學界似更傾向於反思革命,而這種反思基本上是一種批判性的重構,並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
唐:在這種反思裡面,關於辛亥革命的徹底性(或者不徹底性)的問題被重新審視,出現了《立憲時刻》(高全喜)、《舊邦新造》(章永樂)等一批學術著作,中華民國這個亞洲首個共和國的形成,不再被視為僅僅有革命黨人甚至立憲派等力量的政治運動的產物,清皇室也開始被認為以《清帝遜位詔書》的形式共同參與了民國的構建。對辛亥革命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的認識似乎成為了左右國人歷史知識的一個前提,在這種歷史框架中,具有徹底性的革命才是道德上正當的。深受章太炎影響的魯迅在小說中對辛亥革命的批評之一,就是認為這場短暫而速成的革命沒有觸及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只是一個上層的政體和國體變換。近些年來,這種因教科書、意識形態、傳媒等而約定俗成的觀念遭遇強有力的質疑和挑戰,一種質疑革命而讚美改革的社會思潮,借由歷史書寫而形成一股重新認識辛亥革命的潮流。比如以前總是說革命的不徹底性是不好的,現在說“不徹底性”是一種妥協和讓步,一種注重政治責任倫理的博弈和談判,這才是一個民族共同體走向政治成熟的表現。你怎麼看待這樣一種“重寫革命史”現象?革命歷史的合理性難道換一個思路來看,就變得沒有多少了嗎?這是真正的歷史思辨還是可能導向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王: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和其他學科的學者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撇開我的專業僅僅從現實處境來談的話,或者脫離歷史情境來討論革命的話,我絕對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去評判歷史上的革命的時候,我主張把革命放置於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討論,不要簡單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場革命的發生與演變,都有具體的、獨特的時空背景。研究中國革命,有必要將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與“魔化”兩極之間簡單往復。作為歷史研究者,既要將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又必須使自己與這場革命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冷眼旁觀”,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平實地解讀“過去”。一般社會科學更關注“常”,試圖從中尋找“規律”、“法則”、“結構”與“普遍意義”;而歷史學則更關注“變”,關注具體的情境,強調因時而異。歷史學者更注意“設身處地”去理解歷史行動者的所思所為。研究革命歷史同樣如此。當時的人為什麼要選擇革命,為什麼選擇那樣一種方式的革命。作為研究者要重現他們的思考和選擇,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與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後見之明”的眼光指手畫腳,或以今天的現實政治與自身立場去任意裁決歷史。
最近數年來,國內歷史學界有“重寫”革命史的態勢,並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這一輪革命史研究熱,明顯超逸了傳統革命史學的藩籬,試圖對革命進行純學理的實證探討。對現實政治的焦慮與對未來中國走向的縈懷,牽動國人對中國革命歷程進行重新反思與探究。這意味著新革命史研究熱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當下問題向過去尋找答案。近年來,對中國革命的重新思考,確實產生了一批富有洞見的學術論著。但也不乏以當下現實需要為出發點,漠視歷史邏輯的歷史寫作。說《清帝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完整讓與民國,從而建立起了大清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意指民國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我也關注到這一說法。其實,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還是西方意義上的現代革命,均無主權授受之說。革命就是顛覆,其正當性來自革命自身,並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來履行一道轉讓、授予、贈予之類的手續和儀式。革命是一種“非常規政治”。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可以常規、常例、常情、常理論之。我們不能以常規政治的邏輯來解讀非常規政治,更不能以非歷史的眼光來評判歷史。
社會科學注重“求解”,而歷史學則注重“求真”。“求真”是歷史學的生命,把歷史真實的情形搞清楚,是歷史研究的首要目標。當然,歷史研究若能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那就更上層樓。革命史研究不應停留於革命過程的描述與“再現”,可更進一步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所以各學科之間並非“隔行如隔山”,完全可以互通互補。我不反對歷史研究適當借鑒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只是要運用得當,而不是生搬硬套。
理解歷史的三種邏輯
唐:我覺得這裡面一直有三種邏輯的交纏。一種是歷史的邏輯,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對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的認知,是通過史料挖掘、想像力、基於常識的推斷,嚴密地把它呈現出來。另外一種就是理論的邏輯,比如從法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概念與視野去看,先設置一個企圖解釋一切歷史因果的理論架構,然後將歷史中的事件、環境、偶然性、人物等往裡面填充,形成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框架,當然基於這種社會科學性邏輯的作品做得比較好的也有歷史感。還有一種邏輯是道德邏輯,就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判完全是道德邏輯,比如說很多人一提及孫中山,就說是愛吹牛和忽悠人的孫大炮,很污濁的私德不好的一個人,是一個玩弄權術的人,一提起蔣介石就說他剛愎自用、任人唯親、虛偽、道學氣等,更別說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政治人物的評價了。這三種邏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道德邏輯在重建和評判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時應該如何駕馭?
王:我還是覺得歷史研究者首先應該從歷史的邏輯出發,歷史自身的邏輯是一個主導性的邏輯,就是說你要把歷史人物放回到歷史的時空裡面去,而且應該重視當時人、當事人的感受、體驗和評判。當然,當時人、當事人的認知和評判也不是統一的。或許歷史學的魅力之一就在於,當歷史人物的評判本身有分歧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去呈現?就中國現代史的書寫而言,長期以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立場是站在革命黨的立場上肯定革命,否定清廷和袁世凱。近年來,也有學者將其顛倒過來,站在清廷的立場或者袁世凱的立場上。而章永樂的新著《舊邦新造》則處理得比較好。他將清末民初各種政治力量的聚散離合和眾聲喧嘩呈現出來,革命的法統是怎麼回事,清朝的法統又是怎麼回事,這兩個法統之間是怎麼競爭的,包括這兩個法統內部又有哪些不同的分歧,作者把它一一呈現出來。在清末民初這段歷史過程中,即使同一個歷史人物都會有立場上的反復,所以這裡面他並沒有對哪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我贊成這樣一種歷史研究。歷史不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任何時期的歷史都會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狀態。歷史寫作最好能將當時的多種聲音和複雜的歷史過程儘量完整地呈現出來。
唐:是不是可以說,革命之所以發生,其實也是多種複雜的歷史因素的推動,它有一個向心力在裡面,革命党既有強力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是在順應某種歷史的邏輯,它不是簡單的忽悠大眾的過程。這樣看來,有些學者把革命看成一小撮主張革命的知識份子通過報紙、雜誌等新媒體,以及廣泛的社會動員等各種方式把很多人席捲過來的過程,是一種過於片面的觀點。
王:一般以為,革命是因為統治階級“失道”、“失人心”,社會矛盾激化到了無從解決的地步,人民才被迫揭竿而起的。這意味著革命是“發生”的,而不是“發動”的,是自然來臨的,而不是人為製造的。其實革命發生的機制非常複雜,難以一概而論。有的革命是“逼”出來的,有的革命是“造”出來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即朝野雙方合“造”的。革命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革命力量一方,應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放置於同一歷史場域中探討,以再現其複雜多元而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探討革命的成敗,既不能忽視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也不能輕視革命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必須重視革命過程的極端複雜性,警惕過度決定論。無論辛亥革命,共產革命,還是臺灣的民主轉型,都是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產物。其中一個因素的改變很可能改變整個事件的走向和最終的結局。近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越來越細緻地呈現革命過程的複雜性、歧異性和偶然性,這其實也間接地反映了我們以前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過於簡單化了。最近數年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顯著進步,清政府、立憲派、袁世凱等各種政治勢力均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共產革命的研究同樣如此。
唐:確實,從學科特性來說,作為人文主義學問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是有點不太一樣:社會科學往往尋求一個解釋的框架、規律、模式、變數,試圖給出一個統合性的解釋,然後這個解釋框架是可以普遍化的,但是歷史學更多的是對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的解讀,我們在理解最後呈現出來的成果時,往往以其是否貼近歷史與人物為標準(也就是歷史敘述與歷史自身之間是“隔”還是“不隔”)。因此可以說,歷史學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氣味,它試圖求解的是歷史中人物的全部複雜性。我們剛才討論對革命史應該予以同情之理解,就是應該把革命人物自身的或者反革命自身的複雜性呈現出來。這種人文主義其實是需要人把情感及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帶進去的。就是說你要帶進去才能理解研究物件,但是在寫作的時候得把它隱藏起來。
王:通俗地說,要“將心比心”去理解歷史人物,而又不能把研究者個人的喜好與價值標準強加於歷史人物的評判上。歷史研究者強調客觀、公正,但跟法官判案要判出一個“對”和“錯”來是不一樣的。歷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去呈現,把當時歷史的複雜性呈現出來,説明後人認識當時的情形是怎麼一回事。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特別喜歡進行價值評判,而且大多是一種“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判。歷史行動者在面臨多種選擇時,往往對全域全勢難以完全把握,其抉擇自有其不可確定性。而歷史研究者由於知道歷史的結局,很容易以“果”推“因”,進而苛責歷史行動者。就歷史行動者而言,失敗者多強調偶然在歷史中的作用。成功者則更強調歷史的必然性。而就歷史研究者而言,對於勝利的一方,研究者會有意無意去關注和尋找其積極性因素,而容易漠視其消極的面相;對於失敗的一方,研究者則傾向于去探究和“發現”其失敗的種子,而容易忽視其良性的方面。
唐:研究者總有下總體判斷的衝動,但是在政治漩渦中心的人物往往性格是比較複雜的,因為他面對各種局勢和使命要隨機應變,而我們有時候往往會因為一個道德邏輯要求,比如說歷史人物的言行有沒有前後的一貫性,來對研究物件進行道德上的求全責備。
王:歷史研究者常常把“後見之明”當做優勢,因為我們知道歷史的結果,似乎比歷史行動者看得更清楚。其實在多數情況下,這樣一種“後見之明”很容易轉為“後見之盲”。因為“後見”而造成對歷史溯源或探索歷史前因產生偏頗。
革命與暴力
唐:回顧和反思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暴力問題是我們難以回避的尖銳問題。比如現在關於辛亥革命的重新評價也經常討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認為這場終結皇帝制度的革命其戰爭規模控制在很小的限度,所以現在很多人為辛亥革命翻案,認為它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很暴力的革命。甚至有些學者以此後的革命、內戰和運動造成的巨大人口傷亡為參照,來凸顯辛亥革命的“溫和漸進”性格,進而肯定辛亥革命,反思乃至否定後來的共產革命的正當性。你怎麼看待革命和暴力之間的關係?
王:革命與暴力難捨難分,甚至可以說,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如果一場革命裡面完全沒有暴力的話可能就不是革命了,而只能算是“維新”“改革”。我這是就狹義的“革命”而言。因為“革命”一詞還有相當泛化的運用,比如說,“改革開放也是一場革命”。這種意義上的“革命”當然與暴力無關。
唐:但是這種革命暴力,與傳統意義上的反叛和起義中彌漫的暴力文化如何區分?
王:過去的農民起義也有暴力,它也可能建立新政權,但是它還是在王朝體制內迴圈,沒有新的結構性的轉變,或者說體制性的轉變。我們說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並不意味著暴力就是革命。
唐:以最終有沒有創建一個新的政治架構來衡量革命的基本屬性?
王:是的。如果只有暴力的手段,僅僅是過程充滿暴力,而沒有制度創新的訴求目標與結果,並不是現代意義的革命。
唐: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對於早期參加革命的革命者來說,他們往往是有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的,他們也搞暗殺活動,比如汪精衛、陳獨秀等,但是那個結果完全無法預期,其實當時已經有革命者的自我意識了。阿倫特在討論革命的時候也曾經說過,意識形態是現代性的產物,它賦予革命訴求以正當性。換言之,傳統意義上的一些抗爭或者起義都是沒有一整套的意識形態的,它往往是訴諸基本的生存問題或者頂多借助一些民間信仰資源。清末同盟會有它的政治綱領,後來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更不用說了。你在多篇文章裡也討論過革命文化問題,其實也跟現代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你覺得意識形態在區分現代的革命和傳統的反叛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王:現代的革命往往都會有一個制度性變革的重大訴求,無論叫它意識形態還是叫它主義,這樣的訴求都關係到政治與社會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如果僅僅是單純的均貧富,一旦建立新朝又回到老朝的舊路上去,一點都沒有改變,那就是一個簡單的迴圈。我覺得這是區別現代革命與傳統革命(反叛、起義)最重要的參考標準。
革命與平等
唐:在意識形態和共產革命實踐之間的關係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是完全受控制的,這種政治文化中的個人只是做一個意識形態的偽裝;有些學者認為意識形態還是有它的有效性,如高華教授在講延安對青年知識份子的召喚力時就講到意識形態的崇高性和有效性,他認為這種意識形態在不同場合、不同空間、不同人群之間確實有一種整合的能力。臺灣學者錢永祥老師曾到華東師範大學短期授課一個月,我跟他在食堂吃飯聊天,他說第一次在大陸待這麼久,接觸下來最大的感觸是,中國大陸是經過共產革命的(臺灣沒有經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且歷時長久影響廣泛,而共產革命最核心的訴求之一是平等,人格、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平等,但是在中國大陸很難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意識和平等感,反而是身份意識和特權意識比較明顯,並且構成一種日常性的壓迫機制,他很好奇為什麼有這種悖論出現。
王:這裡首先有一個“回歸”的過程,就是說,經過三十多年的後革命時代,慢慢又恢復到前革命時代的狀態。當然,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平等也只是相對的、局部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種“偽平等”。不能簡單地說它是一個平等社會,但是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平等的訴求。
唐:在毛澤東時代,平等確實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比如說工人階級內部成員之間是平等的,或者工人、農民與幹部在政治身份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在現實政治運作中間,我們會看到從延安時期開始到後來其實是有極為明顯的不平等的“頂層設計”,如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就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級制供應體系,這個被任弼時引入的供給制雖然提供了保障,但也以觸目的方式呈現了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不平等。
王:共產革命中的群眾路線,確實充滿了“平等”的話語,但“黨”始終居高臨下。共產革命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當用真正的平均意識質疑它的時候,黨組織就會認為質疑者是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因此在黨組織那裡,所謂的平均其實是一種相對狀態或者說辯證狀態,根據組織需要可以隨時變動。比如中共農村政策裡面,通過把一些掌握政經資源的階層打倒來平等化社會結構,導致農村社會內部相對於1949年以前確實有平等化的趨向。但是階級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相對於1949年以前其實更加撕裂、更加劇烈。
中國革命中的反精英主義
王:另一方面,毛澤東有個一以貫之的反精英“情結”。這種反精英“情結”在共產革命後期表現得特別強烈。比如1949年以後的“鎮反”和“肅反”,將國民黨時期的政治精英打倒。農村土改與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將城鄉的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打倒。思想改造與反右運動,將文化教育精英打倒。不僅如此,他對黨內精英也毫不手軟,從延安整風、“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主要針對黨內的精英。
唐:這個看法非常有意思,如此強烈反精英主義的政治人物不斷推動的這些運動,為什麼沒有導向一個平等主義的結局,導向大家有相對平等的理念和意識?
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比如“文革”時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時除了毛澤東一人不可以反之外,什麼人都可以反。似乎在毛之外,造反面前人人平等。這種狀況真是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文革”時期很多人確有“解放”的感覺。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他們在中共控制下一種長期性壓抑的總爆發。
唐:我覺得這種解放感和平等感是在相對有限的空間裡面,往往是在政治生活領域裡面,而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其實仍舊存在強烈的壓抑感。
王:這種平等是分層面的,比如說在農村除了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外,農村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扁平化的結構。同樣在工人層面上,雖然會有工人和幹部身份的差別,總體來講我覺得當時的工人,自我感覺還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把農民和工人比較,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就會凸顯出來,也就是梁漱溟說的工農之間是“九天”與“九地”的區別了。
唐:這不就構成了自我衝突的狀態了嗎?
王:所以說毛澤東時代的平等不是簡單的平等,我們要分析內部的平等和不平等的複雜性。
唐:所以他的平等是階層化的或者空間化的、群體化的,是一個差異化的平等,不是一個總體的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人權意義上的平等概念。這種平等觀,放在整個反精英主義的革命過程中間,我們該如何認知反精英主義跟反智的關係?
王:過去學界討論中共的反智,主要著眼于反知識份子。我覺得毛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僅反知識份子,應該講它是更大範圍、更廣泛的反精英主義。毛所謂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正是如此。
唐:你覺得反精英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呢?
王:可能跟五四時期一度流行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都有很大的關係。
唐:這種反精英主義,雖說有從俄國引入的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但若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來看,可能也深具傳統中國的特質。其實中國共產革命中,中國自身的傳統也在被啟動和被重新利用,不單單是從西方過來的一套觀念和制度,比如從蘇聯引入的党國體制。
王:但是中國革命確實有強烈的“西化色彩”,因為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這種階級革命的自我定位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這種立場開始時可能僅僅是一種信仰的表達,這種信仰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是空的,但是有的時候就像我們剛才討論民初政治的法統一樣,它看起來似有若無,但是實際上也會約束和自我約束,所以毛澤東時代宣揚的無產階級意識,可以轉化為窮人意識和底層立場,也會慢慢地擴展到其他層面上去,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形成一種“崇無仇有”的濃烈氛圍。有財有產、有權有勢、有知有識、有能有德有地位者,均難逃避被改造與打擊的命運。
中共的高明之處,是將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具體化、實用化、草根化,將無產階級轉化為“窮人”,將資產階級轉化為“富人”,將社會人群簡化為“有產”與“無產”、富人與窮人兩大階級,將階級鬥爭簡化為窮人造富人的反。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富人的錢不讓窮人花”就是階級對立。窮富程度直接決定對革命的態度和革命性的強弱:“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這樣一來,外來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底層社會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遊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溝通。
國共兩種類型革命
唐:我也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因為剛才我們談到意識形態和平等,你覺得在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革命中間,它最核心的目標除了民族獨立,是否也有平等和進行社會革命的訴求?
王:國共都作為革命黨來看的話,國民黨的革命始終停留在政治革命的層面上,而共產黨的革命則是要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國民黨的革命目標實際上很簡單,無論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還是國民革命推翻北洋,即使是建立民國和打造共和,都是在政治革命的層次上。而共產黨的革命一開始就以社會革命為訴求,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權的力量進一步發動革命,進一步改造社會和改造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就聲稱,辛亥革命的榜樣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已經過時了;中共的革命以俄國革命為楷模,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是更徹底的社會革命。中共還以自己是國際政黨(共產國際支部)為榮,強調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世界的資產階級,思考革命的基點已不局限於中國,而是著眼於全人類。所以中共革命的興起,意味著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更上一層樓: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從國內革命走向世界革命,從種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從共和革命走向共產革命,從有限革命走向無限革命。
國內學界一般以1949年作為中共革命的下限,我個人認為,1949年建國並不意味著革命的終結,而是另一場更深入、更大規模革命的開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革命。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也更複雜。
唐:鑄造社會主義新人,“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才是共產革命的終極目標。
王:學界比較關注毛時代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其實中共所進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全民性的,不僅僅是知識份子,而是所有人群。只是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更突出和更引人注意而已。實際上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社會和農民的改造力度也很大。
唐:知識份子會留下很多材料,知識份子有記錄和表達的能力,所以這部分的歷史記憶可能被凸顯了。
王:有這方面的因素。農民、工人不如知識份子有記錄和表達的能力,對農民、工人的改造可能沒有留下細緻的材料,甚至如大饑荒等,農民雖是主要受害群體,卻很少留下第一手記錄。這就導致歷史記憶的失衡,以為那時候只是在改造知識份子,其實毛時代對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改造。
“革命失敗論”是如何煉成的?
唐:從孫中山開始到蔣介石一直到毛澤東,“革命失敗論”為什麼貫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孫中山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眾所周知,1930年代的蔣介石對執政以後的國民黨痛心疾首,認為其腐化了,沒有革命的戰鬥力,宣導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來救黨救國。毛澤東更是一生都充滿了一個革命者的危機意識,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大談特談繼續革命,至死也不後悔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一繼續推進革命的政治運動。這三個革命領袖的革命失敗論背後有沒有內在的一致性?
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場革命在推翻舊政權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後建立新的政體方面卻都未能令人滿意。第一場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場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場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應該說三場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場革命之後,總有人覺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覺得革命不徹底,還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後建立的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的泥濘中;北伐之後建立的新黨國,只是達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國家仍處於分裂和內憂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算是最徹底,1949年新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晚清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國家主權獨立與統一。如果以1949年為終點,甚或以1957年為終點,這場革命無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澤東還要繼續革命,直至演變成一場十年浩劫,革命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
唐:換言之,為什麼中國的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標,而是追求無限的政治目標?
王:這就涉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定位問題,革命究竟是有限的革命,還是無限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這就決定了中共革命的長期性和無限性。陳獨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但中共後來將革命提升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因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觀念中,革命雖然有階段性,但沒有比革命更高、更神聖的境界,革命從此便沒有替代物,也因此永無止境。
唐:最開始的時候,這些革命者的烏托邦主義是有召喚力的,比如從早期的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瞿秋白、張聞天等人的文章、日記、書信甚至文藝作品,很明顯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卡裡斯瑪型人格魅力,這種革命者自身的道德魅力,在最初的革命動員和革命宣傳中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但當革命實踐進入真刀實槍甚至腥風血雨的階段後,一些革命者因為對革命暴力的反思或許想刹車了,但是革命已經形成自身強大的邏輯和慣性了,要革命機器停止已經變得不那麼容易了。
王:從1920年代開始,革命就有被“神化”的趨向,至“文化大革命”達至鼎盛。而之後這三十年來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逐漸消解這樣一種被“神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去魅化,回歸到一種常規政治文化中。
唐:但是這種對革命者和革命文化的去魅也引來另外一種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妖魔化的現象。
王:很多人因為對1949年以後的不斷革命留下極為深刻的負面記憶,以至於形成一種“革命恐懼症”,進而將一切革命虛無化,甚至妖魔化。這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了。應該說,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有階段性,不能一概而論,不能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1949年的革命,最了不起的功績是國家統一和主權獨立。這應該是所有人都承認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切切實實地表達了當時中國人民的心聲。
有限革命與無限革命
唐:這句話其實呼應的是那個時代總體的情緒,民眾的呼聲融匯在其中,這就引出一個問題,1949年中國實現了統一和主權的獨立,似乎完成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但是從中共的理論或者革命意識形態來說,中共追求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具有社會主義的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主義色彩,包括早期共產黨人的言論和胸懷,它有關心全人類命運的色彩,那麼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在中共革命中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王:這是共產革命的一大特點。根據列寧的世界革命觀念,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場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標是要在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辛亥革命論實質是一場內部的種族革命,不是對外的,而是對內的。到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革命的目標是內外兼顧,對內反軍閥,對外反帝。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國民黨統治,是一場國內的革命,但其終極目標是要實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這也是史達林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要做世界革命領袖的原因之一,實際上毛這一代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革命家,在青年時代就有一種強烈的世界主義情懷。五四時期最時髦的口號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從世界主義走向世界革命,實現世界大同。這是五四時代革命思潮的一個重大演進。
唐:今天回頭來看關於五四的歷史敘述,其實也把五四一代(包括老師和學生輩)的精神世界窄化了,五四不僅僅是場愛國主義運動,新文化運動培養的這代人星光燦爛,是二十世紀中國最為獨特的一代知識人,他們中間其實很多人都有世界主義情懷和人類意識。
王: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潮流彌漫在知識界裡面,這種世界主義是他們接受列寧世界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如果回到五四前後的歷史情境,會發現那些新式知識人甚至連愛國都不大提及,認為國家不是好東西,是一個需要破除的偶像。
唐:這是不是也是革命永遠不會有徹底成功感的原因之一?因為有世界革命的願景在裡面,而這個願景顯然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
王:對,革命的目標樹立得很遙遠,也很博大。
唐:所以說,這場革命在時間上不是有限革命,在空間也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標。
王:政治革命的目標非常清晰,推翻舊政權就行了,但是社會革命的目標是個無底洞。社會革命“革”到什麼程度是終點?改造人“改”到什麼程度是止境?所以一旦從政治革命發展到社會革命,革命就可能變成一場無止境的革命。
唐:社會革命本身究竟是解放還是一種新壓迫機制的形成,也很難說。如1950年代政府頒行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當時也鼓吹是在社會生活領域進行一場革命,所謂家庭的革命,婚姻要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才是合法而正當的,但是現在很多檔案和其他史料披露出來,會發現實際與宣傳往往並不吻合,當時很多幹部尤其是南下的軍隊幹部,就像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中描述的那樣,是要借法律之名來解決自己離婚再娶的問題,所以說社會革命背後隱含的又是一部分特權階層沒法公開化表達的需求,但是會用一種法律化的革命名義。
王:崇高的東西一旦落到實處難免產生很多問題,越崇高落到實處問題越大。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任何神聖和崇高的東西都不能落到世俗的層面上。
唐:相對來說,是不是可以說蔣介石領導的革命世俗的色彩更濃厚一點,因此更加接地氣一點?
王:今天來看,國民黨的有限革命似乎更實際一點。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中共的革命也許止於1949年更好,止於1957年也還行,因為當時對社會進行適度的改造也是需要的,當時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因此也不能說社會革命完全是錯誤的。問題是,社會革命一旦啟動就很難控制,革命本身有巨大的慣性。
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
唐:回頭來看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無論是最初的辛亥革命,還是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還是後來的共產革命,其實革命的主導力量還是知識份子階層。而按照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理論,知識份子又歸屬于資產階級陣營,必然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物件,至少是不可信任的階層。二十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就變成一批先知先覺的知識人發動和領導的最終指向自身的革命,讓後人讀史別有一種悲劇感。
王:其實不僅革命,近代以來所有改革、救國方案的提出和實施,無一不是知識份子主導的。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知識份子先知先覺,也最敏銳,故而成為變革的先驅和革命的先行者。從清末開始,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後,危機感不斷累積,救亡情緒日趨極端,由急迫、急切,進而急進、激烈。國共兩黨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導的,但兩黨最終都疏離甚至打壓知識份子。武人出身的蔣介石接掌國民黨最高權力以後,雖也任用過一批文人,但總體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權力結構上形成“武主文從”的局面。武人重實力,輕理想,傾向於保守現狀;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時喜歡幻想和空想;文人氣質浪漫,富有激情,但好衝動,愛折騰,難免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擅長天翻地覆“鬧”革命,而不擅長腳踏實地搞建設。“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與毛澤東的文人氣質有相當的關係。
唐: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相對來說是比較主張清明而理性的,主張“極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個人,極端派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人遵循的還是比較持中的處事方式。但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將這個傳統毀壞得支離破碎,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階級鬥爭思維成為籠罩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則。革命年代的這種遺產多少仍存留於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晚清開始初露端倪的革命文化,到了民國尤其是共和國前三十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形成了一種既崇拜權力又恐懼權力的極端文化。
王:這些確實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負面影響,長期處於你死我活的政治環境裡,尤其是後來全面氾濫的階級革命文化,確實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心理,也改變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價值理念。其中階級性對人性的衝擊可能是最大的。儘管辛亥革命是一場反滿的種族革命,種族革命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沒有達到階級革命那樣劇烈的程度。無論是種族革命,還是階級革命,均是以社會分化為手段,都是一種極度簡化的現實主義革命策略。有意誇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階級矛盾,固然有利於革命動員,也會產生嚴重的消極後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馬叫停種族分化策略,轉而強調五族共和,及時緩解了民族矛盾,並有效防止了國家與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後,不僅沒有停止階級鬥爭,反而在全國範圍內持續進行了近三十年的階級鬥爭。辛亥革命成功後種族分化迅速結束,而中共革命勝利後階級鬥爭長期存在,與兩場革命的性質有密切關係。辛亥革命中,“排滿”只是一種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隨時調整,而意識形態信仰則難以隨時改變。
唐:所以不能低估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影響。這種革命意識形態的有效性除了革命成功所賦予的強有力的解釋效力外,是不是也跟1950年代以後,普通人的知識、思想和資訊的來源高度單一化有關?
王:掌握政權後的中共把其他聲音全都滅掉了,只有一種聲音。這樣強大而單一的聲音,對人的改造力量之大是難以想像的。其實我們可以聯繫現實來照看歷史,比如今天傳銷組織的“洗腦”能力據說極為驚人。原來我也懷疑思想改造的有效性,認為“洗腦”是難乎其難的事情,因為要改造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應該是所有改造裡面最難的改造。但是考察傳銷組織的行為以後,覺得“洗腦”好像也不是那麼難。
唐:這是不是也跟晚清以來,尤其共產革命運動這樣一個過程中間,人的意義來源更加單一化有關?因為人所依靠的團體也變得更單一化了,傳統的社會自組織都被消解掉了。楊奎松教授有一個看法,認為其實中國真正意義上全盤西化是從1950年代以後開始的,即從全面地學習蘇聯的社會管理體制等開始的。我記得你曾經考察過民國時期的私塾和新式小學的比例,認為其實在整個民國時期,傳統教育仍有很強韌的存在,余英時先生在自傳性散文《我走過的路》也回憶過抗戰時期他在安徽潛山度過的少年時代,充滿著傳統中國的情調與生活方式。
王:如果從對底層社會的真正改造以及隨之而來的底層社會的變化來看的話,我同意楊奎松的看法。對於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國政治變化太劇烈了。而對於社會史學者來說,他們更關注沉澱在歷史深層結構裡面的“不變”。在他們眼中,從明清到民國,底層社會基本上沒有變。真正的變化確實是1949年以後。
中國革命中的階級性和群眾性
唐:就中共主導的中國革命來說,經驗主義和浪漫主義似乎一直是雙峰並峙的存在,比如說毛澤東本人,顯然是一個富有詩人氣質的浪漫主義者,但同時他又特別擅長運用經驗來化解危機。中共早期主要是一個知識份子政黨,也主要在吸取青年知識份子,而這些青年人更多的帶有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色彩,但國民黨清黨以後,兩黨合作破裂,中共被迫轉入地下,成為一個秘密政黨,特別依靠一些經驗、權術的生存性智慧來應對內外危機,所以這兩種精神氣質之間其實也構成了某種持久的衝突;這又跟剛才我們前面討論過的解放感有關係,因為長期處於秘密政黨結構中間,黨員甚至党領導下的群眾就會覺得自己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一旦上面賦予某種機會就可能會有反叛。我前段時間讀《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0)》,他在1957年做的一份長篇檢討裡談到理性是有階級性的,以前我們只知道中共認為道德是有階級性的,沒想到在當時的政治觀念中間,理性也是有階級性的,可見階級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觀念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擴散過程,滲透到每一個革命者的內心世界。
王:階級和群眾,是理解二十世紀中共革命的兩個關鍵字,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探討。階級觀念一旦建構起來,而且一旦被接受和認同,其無窮的威力和巨大能量是今天我們難以想像的。對於“鬥爭性動員”的意義,中共早有認識。19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就是典型的鬥爭性動員。湖南農民運動中,由於將少數地主階級打入“另冊”,不准其加入農會,使他們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擯在農會的門外,好象無家可歸的樣子”。富農和小地主開始觀望,後來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乞求加入農會。而那些加入農會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種相對的政治優越感。對中共而言,對農民冊封這種政治優越身份,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價,急速而有效地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這是1920年代農民運動有別於1930—1940年代農民運動的一大特點。1930—1940年代的農民運動,或以土地革命,或以減租減息為策略,以經濟利益驅動政治動員。而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則基本上是一場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農民運動。然而,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動員模式,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中得到繼承和發揚。如將一部分人確定為牛鬼蛇神或“反革命”,其他人則免費獲得了一種革命的、高人一等的政治身份。為了調動人民的政治激情,在繼續革命的旗幟下,每個人必須經常在運動中尋找革命的政治身份。每次群眾運動,中共都要首先確定鬥爭物件,使群眾分化,爭取多數,打擊和孤立少數。一旦一方的聲勢壓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須站隊,而不得猶疑徘徊於兩者之間。而且鬥爭和衝突一旦起來,就會迅速建構起仇恨,雙方劍拔弩張,便無妥協迴旋的餘地。鬥爭越激烈,群體內部的凝聚力越強,群眾的鬥爭激情也越高漲。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1940年代開始一直成為中共群眾運動的聖經。“文革”時期紅衛兵們更將其當作革命的聖經,甚至從中學習革命的操作“技巧”。
唐:這裡面是不是會出現馮筱才教授經常談到的表演性政治文化。這個表演自然不完全是貶義,是一種中性的描述。土改、訴苦、基層反右等運動中有組織的政治暴力確實具有戲劇性。
王:這個恐怕不完全是表演性,我認為還是群眾運動的特質。群眾運動一般都要經過一個從猶疑、嘗試到興奮、亢奮的演進過程。最初的發動,總是比較艱難,而一旦啟動,並形成一定規模後,就會產生群體感染效應,如同滾雪球般迅速擴大。到了興奮階段,群眾激情高漲,群眾參與規模日趨膨脹,但尚處於理性和可控階段。一旦進入亢奮狂熱階段,群眾越來越非理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原來可控性的“運動”群眾,就會轉變為失控性的群眾“運動”。一旦進入“自主性運動”階段,群眾不再聽命于組織者,運動也勢必偏離組織者最初設計的軌道。中共的群眾運動,雖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趨嫺熟,卻始終難以擺脫這樣一個“怪圈”:群眾運動初期,必須“放手”發動,才能運動起來,一旦運動起來,就難免失控,以至每次群眾運動都必“過火”,也總是在“過火”之後,才能著手收束。
革命遺產
唐:回到反思革命遺產的問題上來,近些年陸續出現了一些“文革”的懺悔者和公開道歉信,可以說是逐漸將這段被塵封的歷史拉入公共輿論空間,而一些記錄革命年代的回憶錄如《尋找家園》、《一滴淚》、《暴風雨的記憶》、《七十年代》等的出版,也引發了年青一代對那個漸行漸遠的時代的興趣。北大中文系錢理群教授寫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更是研究革命年代的最新成果,錢先生指出,現在表面上看似乎每個人都在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現象,但是其實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小毛澤東。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我們究竟如何從革命的陰影裡走出來?
王:改革開放以後,有很多人說我們又回到革命之前了,我們真是完全回到過去了嗎?革命在中國真的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嗎?!顯然不是。毛澤東時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絕對是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潛移默化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包括個性、情感、價值觀念、行動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時代留下的痕跡。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維、行為甚至話語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見毛時代的蹤影。今天無論左派右派,那種你死我活絕不寬容的鬥爭文化,即有明顯的毛時代印跡。
唐:這種你死我活不寬容的方式不僅僅表現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比如近十多年來越來越尖銳的官民衝突,往往欠缺妥協、博弈、談判的文化,而且這種所謂“分清敵我”的鬥爭文化在知識界的爭論中間也表現得很明顯。
王:在那個革命的年代,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成為首要問題,首先是劃分敵我,然後就互掐,構陷對方,抹黑對方,急欲除之而後快,這種鬥爭文化遺產至今猶存。
唐: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曾經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段話可以說是對革命文化精髓的最佳闡釋之一,因階級革命而導致的“暴烈行動”籠罩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到“文革”結束。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與那個革命年代告別了嗎?很難說今天的中國是在後革命時代,還是在革命的延長期。比如說中國當下的政治話語中有很多革命話語以強勢的方式回歸,民間的很多抗議也是用毛時代的政治符號在自我正當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現在知識界也在討論民初的憲政與法統的問題,討論如何形成憲政框架下的價值共識,或者說至少確立一種通過法律和程式(規則)等來處理有爭議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習慣,這些現代文明規則靠毛時代那種極端方式是很難形成的,毛時代的這種鬥爭遺產甚至是形成這種現代文明的障礙,而對於毛時代這種鬥爭文化的反思,卻又在公共生活裡遭受一定程度的壓制。今天回首毛時代的政治與生活,腦海中似乎只剩下“打來鬥去”的暴力意象,有時候似乎有解放感,比如今天我把你推翻了,我就有解放感,但是這就像阿Q參加革命一樣,以前是被假洋鬼子、趙老太爺壓迫,但是今天可以把未莊精英家的床搬到他的廟裡面去,他也可以欺負一下吳媽了,這種社會更替折射的還是主奴關係,也就是魯迅所言,一個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在這中間並沒有現代的自由、自主、尊嚴和平等意識。我想說的就是,毛時代的革命文化或者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可不可以拓展或者延伸出一些價值,幫助我們形成價值共識或是形成社會的公共信仰?
王:我覺得毛時代的革命有些有形的東西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很多無形的東西實際上還在我們身上存在。這樣的東西也許再過五十年才會慢慢減退,因此我們今天才有必要討論中國社會如何轉型的問題。
唐: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就涉及轉型正義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該如何面對革命年代留下的陰暗記憶,那部分“內在的黑暗”經驗我們該如何處理?以前主流政治話語總說要“團結一致向前看”,意味著要忘記過去面向未來,而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將這部分被刻意淡化甚至遮蔽的歷史展現出來,比如說關於思想改造運動、反右、“文革”的歷史與記憶,然後才能討論國家賠償、道歉以及和解的問題。
王:我們對過去的革命缺乏足夠的反思,我覺得還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對“文革”的反思,現在基本上把這一段歷史回避掉了。如果把“文革”回避掉了,實際上問題並沒解決,我們要徹底反思以後才會有一個新的開始,但是這個制度轉型對當前中國的朝野確是一個巨大挑戰。
唐:倒不是說我們現在要確定到底往哪個方向轉型的問題,而是要走向常態化的政治,有些人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有些人說真相出來更加不可能和解,因為創痛的記憶會更加撕裂社會,當下中國本來就有尖銳的利益衝突,若把歷史的變數引入,則會更加加劇這種衝突。現在關於“兩個三十年”的說法,不僅將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都模糊化了,而且也將前後三十年內部複雜的差異性給抹掉了。
王:應該說是三個三十年,因為1949年前中共的革命也將近三十年。相對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共革命太過漫長。這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都是暴動型革命,流血很少,成本很小。應該說這種暴動型革命才是革命的常態。而後來中共創造的根據地型革命反而是一種獨特的革命形式。從世界革命史上看,中共革命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涵也最為複雜。
東方歷史評論王奇生、唐小兵2014-04-18 08:09
[摘要]歷史不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任何時期的歷史都會是非常複雜的狀態。
“重寫革命史”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以下簡稱“唐”):近年來,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是中國學界和公共知識界的一大熱點,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也召開過很多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術會議大多由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主辦,反而很少由歷史學科主辦。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以下簡稱“王”):相對於其他學界,歷史學界召開以革命為主題的大型會議確實很少。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歷史學界的會很多,但主要討論辛亥革命有關的問題,較少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從2011年開始,當局和歷史學界高調紀念辛亥革命的時候,其他學界似更傾向於反思革命,而這種反思基本上是一種批判性的重構,並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
唐:在這種反思裡面,關於辛亥革命的徹底性(或者不徹底性)的問題被重新審視,出現了《立憲時刻》(高全喜)、《舊邦新造》(章永樂)等一批學術著作,中華民國這個亞洲首個共和國的形成,不再被視為僅僅有革命黨人甚至立憲派等力量的政治運動的產物,清皇室也開始被認為以《清帝遜位詔書》的形式共同參與了民國的構建。對辛亥革命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的認識似乎成為了左右國人歷史知識的一個前提,在這種歷史框架中,具有徹底性的革命才是道德上正當的。深受章太炎影響的魯迅在小說中對辛亥革命的批評之一,就是認為這場短暫而速成的革命沒有觸及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只是一個上層的政體和國體變換。近些年來,這種因教科書、意識形態、傳媒等而約定俗成的觀念遭遇強有力的質疑和挑戰,一種質疑革命而讚美改革的社會思潮,借由歷史書寫而形成一股重新認識辛亥革命的潮流。比如以前總是說革命的不徹底性是不好的,現在說“不徹底性”是一種妥協和讓步,一種注重政治責任倫理的博弈和談判,這才是一個民族共同體走向政治成熟的表現。你怎麼看待這樣一種“重寫革命史”現象?革命歷史的合理性難道換一個思路來看,就變得沒有多少了嗎?這是真正的歷史思辨還是可能導向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王: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和其他學科的學者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撇開我的專業僅僅從現實處境來談的話,或者脫離歷史情境來討論革命的話,我絕對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去評判歷史上的革命的時候,我主張把革命放置於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討論,不要簡單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場革命的發生與演變,都有具體的、獨特的時空背景。研究中國革命,有必要將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與“魔化”兩極之間簡單往復。作為歷史研究者,既要將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又必須使自己與這場革命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冷眼旁觀”,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平實地解讀“過去”。一般社會科學更關注“常”,試圖從中尋找“規律”、“法則”、“結構”與“普遍意義”;而歷史學則更關注“變”,關注具體的情境,強調因時而異。歷史學者更注意“設身處地”去理解歷史行動者的所思所為。研究革命歷史同樣如此。當時的人為什麼要選擇革命,為什麼選擇那樣一種方式的革命。作為研究者要重現他們的思考和選擇,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與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後見之明”的眼光指手畫腳,或以今天的現實政治與自身立場去任意裁決歷史。
最近數年來,國內歷史學界有“重寫”革命史的態勢,並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這一輪革命史研究熱,明顯超逸了傳統革命史學的藩籬,試圖對革命進行純學理的實證探討。對現實政治的焦慮與對未來中國走向的縈懷,牽動國人對中國革命歷程進行重新反思與探究。這意味著新革命史研究熱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當下問題向過去尋找答案。近年來,對中國革命的重新思考,確實產生了一批富有洞見的學術論著。但也不乏以當下現實需要為出發點,漠視歷史邏輯的歷史寫作。說《清帝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完整讓與民國,從而建立起了大清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意指民國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我也關注到這一說法。其實,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還是西方意義上的現代革命,均無主權授受之說。革命就是顛覆,其正當性來自革命自身,並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來履行一道轉讓、授予、贈予之類的手續和儀式。革命是一種“非常規政治”。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可以常規、常例、常情、常理論之。我們不能以常規政治的邏輯來解讀非常規政治,更不能以非歷史的眼光來評判歷史。
社會科學注重“求解”,而歷史學則注重“求真”。“求真”是歷史學的生命,把歷史真實的情形搞清楚,是歷史研究的首要目標。當然,歷史研究若能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那就更上層樓。革命史研究不應停留於革命過程的描述與“再現”,可更進一步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所以各學科之間並非“隔行如隔山”,完全可以互通互補。我不反對歷史研究適當借鑒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只是要運用得當,而不是生搬硬套。
理解歷史的三種邏輯
唐:我覺得這裡面一直有三種邏輯的交纏。一種是歷史的邏輯,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對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的認知,是通過史料挖掘、想像力、基於常識的推斷,嚴密地把它呈現出來。另外一種就是理論的邏輯,比如從法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概念與視野去看,先設置一個企圖解釋一切歷史因果的理論架構,然後將歷史中的事件、環境、偶然性、人物等往裡面填充,形成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框架,當然基於這種社會科學性邏輯的作品做得比較好的也有歷史感。還有一種邏輯是道德邏輯,就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判完全是道德邏輯,比如說很多人一提及孫中山,就說是愛吹牛和忽悠人的孫大炮,很污濁的私德不好的一個人,是一個玩弄權術的人,一提起蔣介石就說他剛愎自用、任人唯親、虛偽、道學氣等,更別說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政治人物的評價了。這三種邏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道德邏輯在重建和評判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時應該如何駕馭?
王:我還是覺得歷史研究者首先應該從歷史的邏輯出發,歷史自身的邏輯是一個主導性的邏輯,就是說你要把歷史人物放回到歷史的時空裡面去,而且應該重視當時人、當事人的感受、體驗和評判。當然,當時人、當事人的認知和評判也不是統一的。或許歷史學的魅力之一就在於,當歷史人物的評判本身有分歧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去呈現?就中國現代史的書寫而言,長期以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立場是站在革命黨的立場上肯定革命,否定清廷和袁世凱。近年來,也有學者將其顛倒過來,站在清廷的立場或者袁世凱的立場上。而章永樂的新著《舊邦新造》則處理得比較好。他將清末民初各種政治力量的聚散離合和眾聲喧嘩呈現出來,革命的法統是怎麼回事,清朝的法統又是怎麼回事,這兩個法統之間是怎麼競爭的,包括這兩個法統內部又有哪些不同的分歧,作者把它一一呈現出來。在清末民初這段歷史過程中,即使同一個歷史人物都會有立場上的反復,所以這裡面他並沒有對哪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我贊成這樣一種歷史研究。歷史不可能只是一種聲音,任何時期的歷史都會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狀態。歷史寫作最好能將當時的多種聲音和複雜的歷史過程儘量完整地呈現出來。
唐:是不是可以說,革命之所以發生,其實也是多種複雜的歷史因素的推動,它有一個向心力在裡面,革命党既有強力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是在順應某種歷史的邏輯,它不是簡單的忽悠大眾的過程。這樣看來,有些學者把革命看成一小撮主張革命的知識份子通過報紙、雜誌等新媒體,以及廣泛的社會動員等各種方式把很多人席捲過來的過程,是一種過於片面的觀點。
王:一般以為,革命是因為統治階級“失道”、“失人心”,社會矛盾激化到了無從解決的地步,人民才被迫揭竿而起的。這意味著革命是“發生”的,而不是“發動”的,是自然來臨的,而不是人為製造的。其實革命發生的機制非常複雜,難以一概而論。有的革命是“逼”出來的,有的革命是“造”出來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即朝野雙方合“造”的。革命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革命力量一方,應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放置於同一歷史場域中探討,以再現其複雜多元而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探討革命的成敗,既不能忽視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也不能輕視革命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必須重視革命過程的極端複雜性,警惕過度決定論。無論辛亥革命,共產革命,還是臺灣的民主轉型,都是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產物。其中一個因素的改變很可能改變整個事件的走向和最終的結局。近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越來越細緻地呈現革命過程的複雜性、歧異性和偶然性,這其實也間接地反映了我們以前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過於簡單化了。最近數年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顯著進步,清政府、立憲派、袁世凱等各種政治勢力均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共產革命的研究同樣如此。
唐:確實,從學科特性來說,作為人文主義學問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是有點不太一樣:社會科學往往尋求一個解釋的框架、規律、模式、變數,試圖給出一個統合性的解釋,然後這個解釋框架是可以普遍化的,但是歷史學更多的是對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的解讀,我們在理解最後呈現出來的成果時,往往以其是否貼近歷史與人物為標準(也就是歷史敘述與歷史自身之間是“隔”還是“不隔”)。因此可以說,歷史學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氣味,它試圖求解的是歷史中人物的全部複雜性。我們剛才討論對革命史應該予以同情之理解,就是應該把革命人物自身的或者反革命自身的複雜性呈現出來。這種人文主義其實是需要人把情感及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帶進去的。就是說你要帶進去才能理解研究物件,但是在寫作的時候得把它隱藏起來。
王:通俗地說,要“將心比心”去理解歷史人物,而又不能把研究者個人的喜好與價值標準強加於歷史人物的評判上。歷史研究者強調客觀、公正,但跟法官判案要判出一個“對”和“錯”來是不一樣的。歷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去呈現,把當時歷史的複雜性呈現出來,説明後人認識當時的情形是怎麼一回事。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特別喜歡進行價值評判,而且大多是一種“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判。歷史行動者在面臨多種選擇時,往往對全域全勢難以完全把握,其抉擇自有其不可確定性。而歷史研究者由於知道歷史的結局,很容易以“果”推“因”,進而苛責歷史行動者。就歷史行動者而言,失敗者多強調偶然在歷史中的作用。成功者則更強調歷史的必然性。而就歷史研究者而言,對於勝利的一方,研究者會有意無意去關注和尋找其積極性因素,而容易漠視其消極的面相;對於失敗的一方,研究者則傾向于去探究和“發現”其失敗的種子,而容易忽視其良性的方面。
唐:研究者總有下總體判斷的衝動,但是在政治漩渦中心的人物往往性格是比較複雜的,因為他面對各種局勢和使命要隨機應變,而我們有時候往往會因為一個道德邏輯要求,比如說歷史人物的言行有沒有前後的一貫性,來對研究物件進行道德上的求全責備。
王:歷史研究者常常把“後見之明”當做優勢,因為我們知道歷史的結果,似乎比歷史行動者看得更清楚。其實在多數情況下,這樣一種“後見之明”很容易轉為“後見之盲”。因為“後見”而造成對歷史溯源或探索歷史前因產生偏頗。
革命與暴力
唐:回顧和反思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暴力問題是我們難以回避的尖銳問題。比如現在關於辛亥革命的重新評價也經常討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認為這場終結皇帝制度的革命其戰爭規模控制在很小的限度,所以現在很多人為辛亥革命翻案,認為它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很暴力的革命。甚至有些學者以此後的革命、內戰和運動造成的巨大人口傷亡為參照,來凸顯辛亥革命的“溫和漸進”性格,進而肯定辛亥革命,反思乃至否定後來的共產革命的正當性。你怎麼看待革命和暴力之間的關係?
王:革命與暴力難捨難分,甚至可以說,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如果一場革命裡面完全沒有暴力的話可能就不是革命了,而只能算是“維新”“改革”。我這是就狹義的“革命”而言。因為“革命”一詞還有相當泛化的運用,比如說,“改革開放也是一場革命”。這種意義上的“革命”當然與暴力無關。
唐:但是這種革命暴力,與傳統意義上的反叛和起義中彌漫的暴力文化如何區分?
王:過去的農民起義也有暴力,它也可能建立新政權,但是它還是在王朝體制內迴圈,沒有新的結構性的轉變,或者說體制性的轉變。我們說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並不意味著暴力就是革命。
唐:以最終有沒有創建一個新的政治架構來衡量革命的基本屬性?
王:是的。如果只有暴力的手段,僅僅是過程充滿暴力,而沒有制度創新的訴求目標與結果,並不是現代意義的革命。
唐: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對於早期參加革命的革命者來說,他們往往是有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的,他們也搞暗殺活動,比如汪精衛、陳獨秀等,但是那個結果完全無法預期,其實當時已經有革命者的自我意識了。阿倫特在討論革命的時候也曾經說過,意識形態是現代性的產物,它賦予革命訴求以正當性。換言之,傳統意義上的一些抗爭或者起義都是沒有一整套的意識形態的,它往往是訴諸基本的生存問題或者頂多借助一些民間信仰資源。清末同盟會有它的政治綱領,後來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更不用說了。你在多篇文章裡也討論過革命文化問題,其實也跟現代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你覺得意識形態在區分現代的革命和傳統的反叛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王:現代的革命往往都會有一個制度性變革的重大訴求,無論叫它意識形態還是叫它主義,這樣的訴求都關係到政治與社會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如果僅僅是單純的均貧富,一旦建立新朝又回到老朝的舊路上去,一點都沒有改變,那就是一個簡單的迴圈。我覺得這是區別現代革命與傳統革命(反叛、起義)最重要的參考標準。
革命與平等
唐:在意識形態和共產革命實踐之間的關係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是完全受控制的,這種政治文化中的個人只是做一個意識形態的偽裝;有些學者認為意識形態還是有它的有效性,如高華教授在講延安對青年知識份子的召喚力時就講到意識形態的崇高性和有效性,他認為這種意識形態在不同場合、不同空間、不同人群之間確實有一種整合的能力。臺灣學者錢永祥老師曾到華東師範大學短期授課一個月,我跟他在食堂吃飯聊天,他說第一次在大陸待這麼久,接觸下來最大的感觸是,中國大陸是經過共產革命的(臺灣沒有經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且歷時長久影響廣泛,而共產革命最核心的訴求之一是平等,人格、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平等,但是在中國大陸很難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意識和平等感,反而是身份意識和特權意識比較明顯,並且構成一種日常性的壓迫機制,他很好奇為什麼有這種悖論出現。
王:這裡首先有一個“回歸”的過程,就是說,經過三十多年的後革命時代,慢慢又恢復到前革命時代的狀態。當然,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平等也只是相對的、局部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種“偽平等”。不能簡單地說它是一個平等社會,但是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平等的訴求。
唐:在毛澤東時代,平等確實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比如說工人階級內部成員之間是平等的,或者工人、農民與幹部在政治身份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在現實政治運作中間,我們會看到從延安時期開始到後來其實是有極為明顯的不平等的“頂層設計”,如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就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級制供應體系,這個被任弼時引入的供給制雖然提供了保障,但也以觸目的方式呈現了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不平等。
王:共產革命中的群眾路線,確實充滿了“平等”的話語,但“黨”始終居高臨下。共產革命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當用真正的平均意識質疑它的時候,黨組織就會認為質疑者是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因此在黨組織那裡,所謂的平均其實是一種相對狀態或者說辯證狀態,根據組織需要可以隨時變動。比如中共農村政策裡面,通過把一些掌握政經資源的階層打倒來平等化社會結構,導致農村社會內部相對於1949年以前確實有平等化的趨向。但是階級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相對於1949年以前其實更加撕裂、更加劇烈。
中國革命中的反精英主義
王:另一方面,毛澤東有個一以貫之的反精英“情結”。這種反精英“情結”在共產革命後期表現得特別強烈。比如1949年以後的“鎮反”和“肅反”,將國民黨時期的政治精英打倒。農村土改與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將城鄉的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打倒。思想改造與反右運動,將文化教育精英打倒。不僅如此,他對黨內精英也毫不手軟,從延安整風、“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主要針對黨內的精英。
唐:這個看法非常有意思,如此強烈反精英主義的政治人物不斷推動的這些運動,為什麼沒有導向一個平等主義的結局,導向大家有相對平等的理念和意識?
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比如“文革”時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時除了毛澤東一人不可以反之外,什麼人都可以反。似乎在毛之外,造反面前人人平等。這種狀況真是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文革”時期很多人確有“解放”的感覺。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他們在中共控制下一種長期性壓抑的總爆發。
唐:我覺得這種解放感和平等感是在相對有限的空間裡面,往往是在政治生活領域裡面,而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其實仍舊存在強烈的壓抑感。
王:這種平等是分層面的,比如說在農村除了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外,農村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扁平化的結構。同樣在工人層面上,雖然會有工人和幹部身份的差別,總體來講我覺得當時的工人,自我感覺還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把農民和工人比較,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就會凸顯出來,也就是梁漱溟說的工農之間是“九天”與“九地”的區別了。
唐:這不就構成了自我衝突的狀態了嗎?
王:所以說毛澤東時代的平等不是簡單的平等,我們要分析內部的平等和不平等的複雜性。
唐:所以他的平等是階層化的或者空間化的、群體化的,是一個差異化的平等,不是一個總體的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人權意義上的平等概念。這種平等觀,放在整個反精英主義的革命過程中間,我們該如何認知反精英主義跟反智的關係?
王:過去學界討論中共的反智,主要著眼于反知識份子。我覺得毛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僅反知識份子,應該講它是更大範圍、更廣泛的反精英主義。毛所謂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正是如此。
唐:你覺得反精英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呢?
王:可能跟五四時期一度流行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都有很大的關係。
唐:這種反精英主義,雖說有從俄國引入的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但若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來看,可能也深具傳統中國的特質。其實中國共產革命中,中國自身的傳統也在被啟動和被重新利用,不單單是從西方過來的一套觀念和制度,比如從蘇聯引入的党國體制。
王:但是中國革命確實有強烈的“西化色彩”,因為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這種階級革命的自我定位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這種立場開始時可能僅僅是一種信仰的表達,這種信仰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是空的,但是有的時候就像我們剛才討論民初政治的法統一樣,它看起來似有若無,但是實際上也會約束和自我約束,所以毛澤東時代宣揚的無產階級意識,可以轉化為窮人意識和底層立場,也會慢慢地擴展到其他層面上去,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形成一種“崇無仇有”的濃烈氛圍。有財有產、有權有勢、有知有識、有能有德有地位者,均難逃避被改造與打擊的命運。
中共的高明之處,是將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具體化、實用化、草根化,將無產階級轉化為“窮人”,將資產階級轉化為“富人”,將社會人群簡化為“有產”與“無產”、富人與窮人兩大階級,將階級鬥爭簡化為窮人造富人的反。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富人的錢不讓窮人花”就是階級對立。窮富程度直接決定對革命的態度和革命性的強弱:“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這樣一來,外來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底層社會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遊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溝通。
國共兩種類型革命
唐:我也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因為剛才我們談到意識形態和平等,你覺得在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革命中間,它最核心的目標除了民族獨立,是否也有平等和進行社會革命的訴求?
王:國共都作為革命黨來看的話,國民黨的革命始終停留在政治革命的層面上,而共產黨的革命則是要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國民黨的革命目標實際上很簡單,無論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還是國民革命推翻北洋,即使是建立民國和打造共和,都是在政治革命的層次上。而共產黨的革命一開始就以社會革命為訴求,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權的力量進一步發動革命,進一步改造社會和改造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就聲稱,辛亥革命的榜樣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已經過時了;中共的革命以俄國革命為楷模,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是更徹底的社會革命。中共還以自己是國際政黨(共產國際支部)為榮,強調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世界的資產階級,思考革命的基點已不局限於中國,而是著眼於全人類。所以中共革命的興起,意味著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更上一層樓: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從國內革命走向世界革命,從種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從共和革命走向共產革命,從有限革命走向無限革命。
國內學界一般以1949年作為中共革命的下限,我個人認為,1949年建國並不意味著革命的終結,而是另一場更深入、更大規模革命的開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革命。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也更複雜。
唐:鑄造社會主義新人,“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才是共產革命的終極目標。
王:學界比較關注毛時代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其實中共所進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全民性的,不僅僅是知識份子,而是所有人群。只是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更突出和更引人注意而已。實際上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社會和農民的改造力度也很大。
唐:知識份子會留下很多材料,知識份子有記錄和表達的能力,所以這部分的歷史記憶可能被凸顯了。
王:有這方面的因素。農民、工人不如知識份子有記錄和表達的能力,對農民、工人的改造可能沒有留下細緻的材料,甚至如大饑荒等,農民雖是主要受害群體,卻很少留下第一手記錄。這就導致歷史記憶的失衡,以為那時候只是在改造知識份子,其實毛時代對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改造。
“革命失敗論”是如何煉成的?
唐:從孫中山開始到蔣介石一直到毛澤東,“革命失敗論”為什麼貫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孫中山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眾所周知,1930年代的蔣介石對執政以後的國民黨痛心疾首,認為其腐化了,沒有革命的戰鬥力,宣導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來救黨救國。毛澤東更是一生都充滿了一個革命者的危機意識,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大談特談繼續革命,至死也不後悔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一繼續推進革命的政治運動。這三個革命領袖的革命失敗論背後有沒有內在的一致性?
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場革命在推翻舊政權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後建立新的政體方面卻都未能令人滿意。第一場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場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場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應該說三場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場革命之後,總有人覺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覺得革命不徹底,還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後建立的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的泥濘中;北伐之後建立的新黨國,只是達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國家仍處於分裂和內憂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算是最徹底,1949年新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晚清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國家主權獨立與統一。如果以1949年為終點,甚或以1957年為終點,這場革命無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澤東還要繼續革命,直至演變成一場十年浩劫,革命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
唐:換言之,為什麼中國的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標,而是追求無限的政治目標?
王:這就涉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定位問題,革命究竟是有限的革命,還是無限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這就決定了中共革命的長期性和無限性。陳獨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但中共後來將革命提升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因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觀念中,革命雖然有階段性,但沒有比革命更高、更神聖的境界,革命從此便沒有替代物,也因此永無止境。
唐:最開始的時候,這些革命者的烏托邦主義是有召喚力的,比如從早期的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瞿秋白、張聞天等人的文章、日記、書信甚至文藝作品,很明顯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卡裡斯瑪型人格魅力,這種革命者自身的道德魅力,在最初的革命動員和革命宣傳中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但當革命實踐進入真刀實槍甚至腥風血雨的階段後,一些革命者因為對革命暴力的反思或許想刹車了,但是革命已經形成自身強大的邏輯和慣性了,要革命機器停止已經變得不那麼容易了。
王:從1920年代開始,革命就有被“神化”的趨向,至“文化大革命”達至鼎盛。而之後這三十年來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逐漸消解這樣一種被“神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去魅化,回歸到一種常規政治文化中。
唐:但是這種對革命者和革命文化的去魅也引來另外一種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妖魔化的現象。
王:很多人因為對1949年以後的不斷革命留下極為深刻的負面記憶,以至於形成一種“革命恐懼症”,進而將一切革命虛無化,甚至妖魔化。這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了。應該說,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有階段性,不能一概而論,不能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1949年的革命,最了不起的功績是國家統一和主權獨立。這應該是所有人都承認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切切實實地表達了當時中國人民的心聲。
有限革命與無限革命
唐:這句話其實呼應的是那個時代總體的情緒,民眾的呼聲融匯在其中,這就引出一個問題,1949年中國實現了統一和主權的獨立,似乎完成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但是從中共的理論或者革命意識形態來說,中共追求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它具有社會主義的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主義色彩,包括早期共產黨人的言論和胸懷,它有關心全人類命運的色彩,那麼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在中共革命中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王:這是共產革命的一大特點。根據列寧的世界革命觀念,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場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標是要在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辛亥革命論實質是一場內部的種族革命,不是對外的,而是對內的。到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革命的目標是內外兼顧,對內反軍閥,對外反帝。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國民黨統治,是一場國內的革命,但其終極目標是要實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這也是史達林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要做世界革命領袖的原因之一,實際上毛這一代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革命家,在青年時代就有一種強烈的世界主義情懷。五四時期最時髦的口號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從世界主義走向世界革命,實現世界大同。這是五四時代革命思潮的一個重大演進。
唐:今天回頭來看關於五四的歷史敘述,其實也把五四一代(包括老師和學生輩)的精神世界窄化了,五四不僅僅是場愛國主義運動,新文化運動培養的這代人星光燦爛,是二十世紀中國最為獨特的一代知識人,他們中間其實很多人都有世界主義情懷和人類意識。
王: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潮流彌漫在知識界裡面,這種世界主義是他們接受列寧世界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如果回到五四前後的歷史情境,會發現那些新式知識人甚至連愛國都不大提及,認為國家不是好東西,是一個需要破除的偶像。
唐:這是不是也是革命永遠不會有徹底成功感的原因之一?因為有世界革命的願景在裡面,而這個願景顯然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
王:對,革命的目標樹立得很遙遠,也很博大。
唐:所以說,這場革命在時間上不是有限革命,在空間也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標。
王:政治革命的目標非常清晰,推翻舊政權就行了,但是社會革命的目標是個無底洞。社會革命“革”到什麼程度是終點?改造人“改”到什麼程度是止境?所以一旦從政治革命發展到社會革命,革命就可能變成一場無止境的革命。
唐:社會革命本身究竟是解放還是一種新壓迫機制的形成,也很難說。如1950年代政府頒行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當時也鼓吹是在社會生活領域進行一場革命,所謂家庭的革命,婚姻要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才是合法而正當的,但是現在很多檔案和其他史料披露出來,會發現實際與宣傳往往並不吻合,當時很多幹部尤其是南下的軍隊幹部,就像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中描述的那樣,是要借法律之名來解決自己離婚再娶的問題,所以說社會革命背後隱含的又是一部分特權階層沒法公開化表達的需求,但是會用一種法律化的革命名義。
王:崇高的東西一旦落到實處難免產生很多問題,越崇高落到實處問題越大。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任何神聖和崇高的東西都不能落到世俗的層面上。
唐:相對來說,是不是可以說蔣介石領導的革命世俗的色彩更濃厚一點,因此更加接地氣一點?
王:今天來看,國民黨的有限革命似乎更實際一點。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中共的革命也許止於1949年更好,止於1957年也還行,因為當時對社會進行適度的改造也是需要的,當時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因此也不能說社會革命完全是錯誤的。問題是,社會革命一旦啟動就很難控制,革命本身有巨大的慣性。
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
唐:回頭來看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無論是最初的辛亥革命,還是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還是後來的共產革命,其實革命的主導力量還是知識份子階層。而按照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理論,知識份子又歸屬于資產階級陣營,必然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物件,至少是不可信任的階層。二十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就變成一批先知先覺的知識人發動和領導的最終指向自身的革命,讓後人讀史別有一種悲劇感。
王:其實不僅革命,近代以來所有改革、救國方案的提出和實施,無一不是知識份子主導的。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知識份子先知先覺,也最敏銳,故而成為變革的先驅和革命的先行者。從清末開始,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後,危機感不斷累積,救亡情緒日趨極端,由急迫、急切,進而急進、激烈。國共兩黨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導的,但兩黨最終都疏離甚至打壓知識份子。武人出身的蔣介石接掌國民黨最高權力以後,雖也任用過一批文人,但總體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權力結構上形成“武主文從”的局面。武人重實力,輕理想,傾向於保守現狀;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時喜歡幻想和空想;文人氣質浪漫,富有激情,但好衝動,愛折騰,難免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擅長天翻地覆“鬧”革命,而不擅長腳踏實地搞建設。“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與毛澤東的文人氣質有相當的關係。
唐: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相對來說是比較主張清明而理性的,主張“極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個人,極端派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人遵循的還是比較持中的處事方式。但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將這個傳統毀壞得支離破碎,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階級鬥爭思維成為籠罩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則。革命年代的這種遺產多少仍存留於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晚清開始初露端倪的革命文化,到了民國尤其是共和國前三十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形成了一種既崇拜權力又恐懼權力的極端文化。
王:這些確實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負面影響,長期處於你死我活的政治環境裡,尤其是後來全面氾濫的階級革命文化,確實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心理,也改變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價值理念。其中階級性對人性的衝擊可能是最大的。儘管辛亥革命是一場反滿的種族革命,種族革命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沒有達到階級革命那樣劇烈的程度。無論是種族革命,還是階級革命,均是以社會分化為手段,都是一種極度簡化的現實主義革命策略。有意誇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階級矛盾,固然有利於革命動員,也會產生嚴重的消極後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馬叫停種族分化策略,轉而強調五族共和,及時緩解了民族矛盾,並有效防止了國家與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後,不僅沒有停止階級鬥爭,反而在全國範圍內持續進行了近三十年的階級鬥爭。辛亥革命成功後種族分化迅速結束,而中共革命勝利後階級鬥爭長期存在,與兩場革命的性質有密切關係。辛亥革命中,“排滿”只是一種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隨時調整,而意識形態信仰則難以隨時改變。
唐:所以不能低估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影響。這種革命意識形態的有效性除了革命成功所賦予的強有力的解釋效力外,是不是也跟1950年代以後,普通人的知識、思想和資訊的來源高度單一化有關?
王:掌握政權後的中共把其他聲音全都滅掉了,只有一種聲音。這樣強大而單一的聲音,對人的改造力量之大是難以想像的。其實我們可以聯繫現實來照看歷史,比如今天傳銷組織的“洗腦”能力據說極為驚人。原來我也懷疑思想改造的有效性,認為“洗腦”是難乎其難的事情,因為要改造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應該是所有改造裡面最難的改造。但是考察傳銷組織的行為以後,覺得“洗腦”好像也不是那麼難。
唐:這是不是也跟晚清以來,尤其共產革命運動這樣一個過程中間,人的意義來源更加單一化有關?因為人所依靠的團體也變得更單一化了,傳統的社會自組織都被消解掉了。楊奎松教授有一個看法,認為其實中國真正意義上全盤西化是從1950年代以後開始的,即從全面地學習蘇聯的社會管理體制等開始的。我記得你曾經考察過民國時期的私塾和新式小學的比例,認為其實在整個民國時期,傳統教育仍有很強韌的存在,余英時先生在自傳性散文《我走過的路》也回憶過抗戰時期他在安徽潛山度過的少年時代,充滿著傳統中國的情調與生活方式。
王:如果從對底層社會的真正改造以及隨之而來的底層社會的變化來看的話,我同意楊奎松的看法。對於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國政治變化太劇烈了。而對於社會史學者來說,他們更關注沉澱在歷史深層結構裡面的“不變”。在他們眼中,從明清到民國,底層社會基本上沒有變。真正的變化確實是1949年以後。
中國革命中的階級性和群眾性
唐:就中共主導的中國革命來說,經驗主義和浪漫主義似乎一直是雙峰並峙的存在,比如說毛澤東本人,顯然是一個富有詩人氣質的浪漫主義者,但同時他又特別擅長運用經驗來化解危機。中共早期主要是一個知識份子政黨,也主要在吸取青年知識份子,而這些青年人更多的帶有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色彩,但國民黨清黨以後,兩黨合作破裂,中共被迫轉入地下,成為一個秘密政黨,特別依靠一些經驗、權術的生存性智慧來應對內外危機,所以這兩種精神氣質之間其實也構成了某種持久的衝突;這又跟剛才我們前面討論過的解放感有關係,因為長期處於秘密政黨結構中間,黨員甚至党領導下的群眾就會覺得自己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一旦上面賦予某種機會就可能會有反叛。我前段時間讀《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0)》,他在1957年做的一份長篇檢討裡談到理性是有階級性的,以前我們只知道中共認為道德是有階級性的,沒想到在當時的政治觀念中間,理性也是有階級性的,可見階級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觀念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擴散過程,滲透到每一個革命者的內心世界。
王:階級和群眾,是理解二十世紀中共革命的兩個關鍵字,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探討。階級觀念一旦建構起來,而且一旦被接受和認同,其無窮的威力和巨大能量是今天我們難以想像的。對於“鬥爭性動員”的意義,中共早有認識。19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就是典型的鬥爭性動員。湖南農民運動中,由於將少數地主階級打入“另冊”,不准其加入農會,使他們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擯在農會的門外,好象無家可歸的樣子”。富農和小地主開始觀望,後來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乞求加入農會。而那些加入農會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種相對的政治優越感。對中共而言,對農民冊封這種政治優越身份,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價,急速而有效地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這是1920年代農民運動有別於1930—1940年代農民運動的一大特點。1930—1940年代的農民運動,或以土地革命,或以減租減息為策略,以經濟利益驅動政治動員。而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則基本上是一場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農民運動。然而,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動員模式,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中得到繼承和發揚。如將一部分人確定為牛鬼蛇神或“反革命”,其他人則免費獲得了一種革命的、高人一等的政治身份。為了調動人民的政治激情,在繼續革命的旗幟下,每個人必須經常在運動中尋找革命的政治身份。每次群眾運動,中共都要首先確定鬥爭物件,使群眾分化,爭取多數,打擊和孤立少數。一旦一方的聲勢壓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須站隊,而不得猶疑徘徊於兩者之間。而且鬥爭和衝突一旦起來,就會迅速建構起仇恨,雙方劍拔弩張,便無妥協迴旋的餘地。鬥爭越激烈,群體內部的凝聚力越強,群眾的鬥爭激情也越高漲。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1940年代開始一直成為中共群眾運動的聖經。“文革”時期紅衛兵們更將其當作革命的聖經,甚至從中學習革命的操作“技巧”。
唐:這裡面是不是會出現馮筱才教授經常談到的表演性政治文化。這個表演自然不完全是貶義,是一種中性的描述。土改、訴苦、基層反右等運動中有組織的政治暴力確實具有戲劇性。
王:這個恐怕不完全是表演性,我認為還是群眾運動的特質。群眾運動一般都要經過一個從猶疑、嘗試到興奮、亢奮的演進過程。最初的發動,總是比較艱難,而一旦啟動,並形成一定規模後,就會產生群體感染效應,如同滾雪球般迅速擴大。到了興奮階段,群眾激情高漲,群眾參與規模日趨膨脹,但尚處於理性和可控階段。一旦進入亢奮狂熱階段,群眾越來越非理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原來可控性的“運動”群眾,就會轉變為失控性的群眾“運動”。一旦進入“自主性運動”階段,群眾不再聽命于組織者,運動也勢必偏離組織者最初設計的軌道。中共的群眾運動,雖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趨嫺熟,卻始終難以擺脫這樣一個“怪圈”:群眾運動初期,必須“放手”發動,才能運動起來,一旦運動起來,就難免失控,以至每次群眾運動都必“過火”,也總是在“過火”之後,才能著手收束。
革命遺產
唐:回到反思革命遺產的問題上來,近些年陸續出現了一些“文革”的懺悔者和公開道歉信,可以說是逐漸將這段被塵封的歷史拉入公共輿論空間,而一些記錄革命年代的回憶錄如《尋找家園》、《一滴淚》、《暴風雨的記憶》、《七十年代》等的出版,也引發了年青一代對那個漸行漸遠的時代的興趣。北大中文系錢理群教授寫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更是研究革命年代的最新成果,錢先生指出,現在表面上看似乎每個人都在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現象,但是其實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小毛澤東。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我們究竟如何從革命的陰影裡走出來?
王:改革開放以後,有很多人說我們又回到革命之前了,我們真是完全回到過去了嗎?革命在中國真的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嗎?!顯然不是。毛澤東時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絕對是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潛移默化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包括個性、情感、價值觀念、行動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時代留下的痕跡。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維、行為甚至話語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見毛時代的蹤影。今天無論左派右派,那種你死我活絕不寬容的鬥爭文化,即有明顯的毛時代印跡。
唐:這種你死我活不寬容的方式不僅僅表現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比如近十多年來越來越尖銳的官民衝突,往往欠缺妥協、博弈、談判的文化,而且這種所謂“分清敵我”的鬥爭文化在知識界的爭論中間也表現得很明顯。
王:在那個革命的年代,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成為首要問題,首先是劃分敵我,然後就互掐,構陷對方,抹黑對方,急欲除之而後快,這種鬥爭文化遺產至今猶存。
唐: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曾經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段話可以說是對革命文化精髓的最佳闡釋之一,因階級革命而導致的“暴烈行動”籠罩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到“文革”結束。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與那個革命年代告別了嗎?很難說今天的中國是在後革命時代,還是在革命的延長期。比如說中國當下的政治話語中有很多革命話語以強勢的方式回歸,民間的很多抗議也是用毛時代的政治符號在自我正當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現在知識界也在討論民初的憲政與法統的問題,討論如何形成憲政框架下的價值共識,或者說至少確立一種通過法律和程式(規則)等來處理有爭議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習慣,這些現代文明規則靠毛時代那種極端方式是很難形成的,毛時代的這種鬥爭遺產甚至是形成這種現代文明的障礙,而對於毛時代這種鬥爭文化的反思,卻又在公共生活裡遭受一定程度的壓制。今天回首毛時代的政治與生活,腦海中似乎只剩下“打來鬥去”的暴力意象,有時候似乎有解放感,比如今天我把你推翻了,我就有解放感,但是這就像阿Q參加革命一樣,以前是被假洋鬼子、趙老太爺壓迫,但是今天可以把未莊精英家的床搬到他的廟裡面去,他也可以欺負一下吳媽了,這種社會更替折射的還是主奴關係,也就是魯迅所言,一個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在這中間並沒有現代的自由、自主、尊嚴和平等意識。我想說的就是,毛時代的革命文化或者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可不可以拓展或者延伸出一些價值,幫助我們形成價值共識或是形成社會的公共信仰?
王:我覺得毛時代的革命有些有形的東西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很多無形的東西實際上還在我們身上存在。這樣的東西也許再過五十年才會慢慢減退,因此我們今天才有必要討論中國社會如何轉型的問題。
唐: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就涉及轉型正義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該如何面對革命年代留下的陰暗記憶,那部分“內在的黑暗”經驗我們該如何處理?以前主流政治話語總說要“團結一致向前看”,意味著要忘記過去面向未來,而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將這部分被刻意淡化甚至遮蔽的歷史展現出來,比如說關於思想改造運動、反右、“文革”的歷史與記憶,然後才能討論國家賠償、道歉以及和解的問題。
王:我們對過去的革命缺乏足夠的反思,我覺得還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對“文革”的反思,現在基本上把這一段歷史回避掉了。如果把“文革”回避掉了,實際上問題並沒解決,我們要徹底反思以後才會有一個新的開始,但是這個制度轉型對當前中國的朝野確是一個巨大挑戰。
唐:倒不是說我們現在要確定到底往哪個方向轉型的問題,而是要走向常態化的政治,有些人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有些人說真相出來更加不可能和解,因為創痛的記憶會更加撕裂社會,當下中國本來就有尖銳的利益衝突,若把歷史的變數引入,則會更加加劇這種衝突。現在關於“兩個三十年”的說法,不僅將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都模糊化了,而且也將前後三十年內部複雜的差異性給抹掉了。
王:應該說是三個三十年,因為1949年前中共的革命也將近三十年。相對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共革命太過漫長。這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都是暴動型革命,流血很少,成本很小。應該說這種暴動型革命才是革命的常態。而後來中共創造的根據地型革命反而是一種獨特的革命形式。從世界革命史上看,中共革命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涵也最為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