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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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一 1月 13, 2014 8: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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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宋彬彬在見面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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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被人稱為“宋要武”。對於“宋要武”的由來,宋回憶稱,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了紅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後說了句“要武嘛”。事後有媒體採訪了她,並發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一文。宋彬彬說,文章非自己所寫,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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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北師大女附中的幾位“老三屆”學生給文革中遇難的卞校長雕塑鞠躬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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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2014-01-13 02:24:43

昨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

這些經歷過文革的學生,會上,有的對文革中身為學生運動領頭人深懷歉意,有的為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的“不作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鬥過老師而渴望當面道歉。

在道歉的學生中,66屆的劉進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後者則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因登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獻紅袖章,被人稱作“宋要武”。

“為貼第一張大字報傷害老師道歉”
昨日,不到10點,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一間狹小的會議室擠滿了50多人,除學生外還有20多名老師。

會議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兩手交疊在一起,表情和善溫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議,由500位師生捐款建成,於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們希望能以此表達對卞校長的紀念。

1966年的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部分學生發起的游鬥中,被毆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幾位“老三屆”學生給卞校長雕塑鞠躬默哀。

劉進第一個發言。“48年前發生的劫難,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我的內心充滿懊悔痛苦。”話音未落,劉進哽咽,摘下眼鏡擦拭淚水。

她的情緒有點激動,大聲說:“我要向老師們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道歉,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校友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道歉。”

劉進的最後一個道歉物件,是同班同學宋彬彬,“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們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在見面會上,宋彬彬也數度落淚。她做了約1500字、題為《我的道歉和感謝》的發言。宋彬彬首先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她稱卞校長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劉進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裝。”

宋彬彬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參與批鬥校領導和老師的幾個同學也臨時發言,說自己做過很多錯事。

“如果我曾批鬥過的高老師今天來的話,我也會當面道歉,她90多歲了,再不道歉,真來不及了。”66屆王思梅說。
“母親生前說學生都是好孩子”

這一天到場的女附中老師,有的也發言表達了對道歉學生的寬容和理解。當年的教師儲瑞年認為,情況超出了學生處置的能力,他為學生的誠懇道歉感動,理解她們做過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時期的校長胡志濤的女兒丁東(微博)紅也來到了見面會。在1966年的8月,校長胡志濤同樣被學生批鬥。胡志濤在挨打時,仍然在記掛其他老師的安危。

丁東紅說,母親經常提起那些批鬥她的學生,有的不止一次點名道姓,說這些學生都是好孩子。在丁東紅的記憶裡,母親是一個講原則的人,很多問題寧死不彎。唯獨這個問題,特別寬容。

這一次,可以說陳小魯的道歉是一個催化劑,我們也看到社會上對他的道歉很認可。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時機,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師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的“師生代表會”主席、“革委會”副主任劉進
對話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

“最感動老師的寬容”
新京報:來參加這次道歉會,首先想說些什麼?
宋彬彬: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新京報: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終於有一個機會跟老師道歉了。對這個機會我盼了很久。我們都這麼大歲數了,今天你們也看到了,老師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我希望我們的道歉老師都能看到。有的老師已經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遺憾。

新京報:怎麼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從我個人來說,2003年回國,和幾個同學一起參與了對學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調查。在和大家不斷交流中不斷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個機會,向老師表達歉意,也促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
新京報:道歉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宋彬彬:最感動的就是老師們的寬容,尤其是聽到胡校長的女兒說,胡校長生前多次說過,女附中的學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動。
新京報:你希望這次道歉達到怎樣一個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遠。
“40多年兩個宋彬彬”
新京報:你在道歉信裡說,40多年了,一直有兩個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瞭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
新京報:你有沒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從來沒有。8月18號之後,有很多人寫信給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從來沒有拆過,因為我不承認宋要武是我。
新京報:你說“宋要武”成為文革的一個符號。你怎麼看待這種符號化?
宋彬彬:這麼多年,作為一個符號,我經歷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壓力。而且在很多語境下沒有辦法去澄清這個事情。
但我也會想,其實文革時,“右派”也是符號,老師們未必不是符號,他們被當做黑幫被打罵、被侮辱,而他們因為這個符號,有的生命都消失了。這樣想,我個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麼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從根源上認識,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沒準備好不會站出來”

新京報:有人將卞校長的死和你聯繫在一起。你之前寫文章,也引來很多質疑。想沒想過這次道歉可能會有更多質疑?
宋彬彬:如果沒做好準備,我就不會站出來了。
新京報:可能有人會說你的道歉只是對自己的洗刷。你們也說過,有人稱你們“假道歉,真反撲”。
宋彬彬:無論我走到哪裡,身邊只要認識我的人,都對我特別好,無一例外,特別保護我,給了我一個保護殼。這是我走到現在的原因。
新京報:這是一次個人的道歉,還是一個群體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實我們這次站出來的是一個群體。八五事件作為文革中的標誌性事件,必須反思。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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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1月 14, 2014 10:2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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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標誌人物回母校道歉

元老之女宋彬彬:再不道歉沒機會



繼陳毅之子、文革期間任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副司令的陳小魯,公開向曾批鬥過的北京八中師生道歉後,特意從美國回國的中共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及20多名批鬥過師長的學生,前日回母校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北師大女附中)向在文革受傷害的師長道歉,並促請大家反思文革。宋本人為紅衛兵「標誌」人物,曾親手為毛澤東帶上紅袖章,也被指應對北京第一位受迫害身亡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負責。

天安門城樓為毛戴紅袖章

《新京報》報道,前日上午,北師大女附中的曾當紅衛兵的20多名校友,對30多位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教師及其家屬當面道歉,並向文革期間北京首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該校原副校長卞仲耘半身塑像鞠躬默哀,該塑像是500位師生於2011年捐款建造。道歉學生中,以第66屆劉進和宋彬彬最為人知。前者為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後者是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曾因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獻紅袖章聞名全國。

據當時的報道,毛澤東得知她叫宋彬彬後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答「是」,毛說:「要武嘛。」《光明日報》隨後刊登署名為「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帶上紅袖章》,此後內地武鬥暴力升級。而就在當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批鬥致死,成為「文革」中北京首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有指當時宋彬彬、劉少奇之女劉亭亭及鄧小平三女鄧榕曾參與批鬥。

悔貼大字報 席上屢落淚

但宋彬彬在此次1500字的道歉信中,僅承認自己最大過錯是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稱卞仲耘非她所殺,但仍要負責,「她死前我和劉進兩次阻止,但擔心被指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阻止」。談及此,宋彬彬數度落淚並稱終生懊悔。之後在接受採訪談及道歉初衷時,她表示,「老師很多都八九十了,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這次道歉也想促使大家反思文革。」但她否認曾經改名「宋要武」。

對於今次的道歉,有網民表示讚賞,也有人認為是宋為自己「洗白」。她曾於2007年北師大女附中90周年校慶時被列為「知名校友」,其為毛澤東戴袖章的相片更與死者卞仲耘遺照並排載入「輝煌90年」圖集中,此舉引來卞的家人及輿論非議。


宋任窮之後 赴美留學入籍


宋彬彬,現年65歲,中共八老之一的原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之女。曾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紅兵主要負責人,因在天安門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標而聞名,成為「文革」學生領袖「符號」之一。1967年被關押,後赴內蒙古下鄉插隊,1980年赴美留學,獲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及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系地球化學博士學位。

宋彬彬此後一直居留美國,並於1989年至2003年在美國麻省環保局擔任環境分析官員,已入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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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1月 14, 2014 11:15 am

紅二代的文革懺悔

昨日,「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受害老師同學道歉」這則新聞登上了中外傳媒的顯著位置。這是繼去年八月,中國已故「十大元帥」之一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為自己在文革期間批鬥師生的行為道歉後,又一起重要的文革懺悔事件。

近年來,內地似乎刮起了一陣特別的文革「道歉風」。一些在文革浩劫中一度作惡者難忍多年的良心譴責,紛紛以各種方式,或直接上門、或以信函,包括透過互聯網,對其當年的批鬥或傷害對象作出道歉並反省。陳小魯和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因其都是開國元老的子女(紅二代)的特殊身份,受到網絡熱議和外媒的關注。

文革這場浩劫結束已近四十年,為甚麼這件事直至今天才發生?此前何以鮮有人如此做呢?

我想,一是因為內地整個社會對文革的反思有了一定深度的積澱,不得不有所爆發和反應;更重要的是,當年的那些造反的學生領袖們(紅衛兵)今日大多都已年過六旬,有的則更是垂垂老矣,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少年時期由於不辨真理、單憑滿腔熱血和極具破壞性的青春期爆發力,在一個扭曲的時代作出的種種過激行為,如今隨着歲月沉澱而越發顯露出其反人道的本質來。

文革期間骨肉成仇的事例實在不勝枚舉。去年八月《新京報》報道了北京博聖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紅兵在文革期間舉報自己母親方忠謀的人倫慘劇,「43年前,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年屆六旬的張律師,回憶當年目睹母親被抓走,說「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裏,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張在言談之中都以「弒母」罪自責,沉重的負罪感跟隨其一生;如今他公開那段經歷,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扭曲人性的歷史之殘酷。

的確,雖然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年,中國人仍亟須進行一次全面深刻的集體反省,以使悲劇不再重演。看今天中國的言論管制趨勢,要重新再來一次文革雖有難度,但這種危險並非完全不存在。在理論界,有專家就發出過「中國要防止『文革』借屍還魂」、「『文革』土壤並未徹底鏟除」等等這樣的警示,也並非危言聳聽。

文革那樣的悲劇之所以能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無法無天,人治社會的危險性彼時暴露無疑。而在今日,毫無疑問,人治的色彩就依然不願意退去,並成為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雖然依法治國的口號時時掛在嘴邊。

薛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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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1月 14, 2014 12:18 pm

宋任窮之女撰文:文革我沒殺人也沒鬥死老師
2014-01-13 07:56

  一、關於兩宗“罪行”

  綜合各種文章和傳說的內容,我的“罪行”大體歸結為兩宗:一是文革初期組織過紅衛兵的殺人比賽,自己親手殺了七八個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簡稱“女附中”,現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下簡稱“實驗中學”)部分學生游鬥校領導發生了暴力行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不幸遇難。我被認為是施行暴力的“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聯期間就開始在各地傳播並廣泛流傳、形成文字見之於多種書刊雜誌,比如某著名學者在其《自撰年譜》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學校的一位老師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寫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個人的學生,並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雖然在80年代實驗中學已經為我做過明確的組織結論,說宋彬彬在學校文革中沒有打人和暴力行為,但此結論無人理會。90年代以來,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筆下,我成為“八五事件”的責任人。這個說法更被國內外多人援引而逐漸擴散。2002年美國出版的一本嚴肅的學術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類似說法。我覺得不能再回避了,從此時起,我開始認真地回憶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經歷。

  2003年春,我給劉進打電話說起這個想法。之後,我開始找同學瞭解當年情況,説明自己回憶。2006年,我和一些同學集中走訪了不少老師、校友,後來還開過幾次座談會。在我們班(女附中66屆高三3班)兩次班級座談會上,十幾位同學敞開心扉,從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談到文革初期學校發生的幾件大事,她們具體、生動的敘述喚起我不少記憶。還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時期的筆記或給我寫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幫助我回憶、梳理、分析。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狀況和文革開始後頭三四個月的經歷。

  二、文革前後
  1960至1966的中學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過的。上初中時大家都很單純,除了上課,腦子裡沒有別的,就是玩,直到初中畢業我連入團申請書都沒寫過。1963年我升入高中後,學校階級鬥爭教育開始明顯加強。雖說有“講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階級路線,但團內還是做了在發展工作中貫徹階級路線的報告,要重點培養幹部子弟。在團組織的幫助下,我高一入了團。入團後,我覺得自己政治上比較幼稚,所以願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學接近。

  那時我每天給劉進補習俄語,因為她一貫反對同學中的驕嬌二氣,反對幹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鍛煉和勞動時特能吃苦,還敢於在課堂上提問題,所以我對她的印象很深。我覺得要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應該像她那樣自覺鍛煉。那時,我們班組織過不少活動,像從學校步行去爬鷲峰,給革命母親夏娘娘掃墓,請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講革命故事,等等。我們每天學毛選,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為榜樣,批判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雷鋒的很多話成了我們的口頭語:“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還有王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裡同學的思想也很活躍,大家常在政治課上提出各種問題展開討論,不清楚就問老師,但課任老師經常回答不了,於是學校派教導處副主任梅老師教我們班的政治課。

  1966年春季開學後,報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斷,給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那時我們高三年級已經學完了全部高中課程,進入複習備考階段,可我們無法靜下心來學習,覺得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黨,學校16名學生黨員組成了學生黨支部。當我們得知,1965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發生學潮的消息時,都很羡慕,認為他們提前經受了階級鬥爭大風大浪的考驗,希望女附中也能有這樣的機會。在學生黨支部會上,大家熱烈討論國際、國內形勢,積極分析什麼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表現,對我校在貫徹教育方針上提出了不少意見和建議,還和負責學生黨支部的梅老師展開討論或辯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那天一早,高三的學生黨員劉進、馬德秀來學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劉進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原來提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我想,這是保衛党保衛毛主席保衛社會主義的鬥爭,這些意見在支部也討論過,因此當即表示同意。我們連草稿都沒有打,三人邊說邊由劉進寫在舊報紙上。她簽名後,我和馬德秀也簽了名。現在我已記不清楚大字報的標題和具體的措辭了,只記得是對學校不讓我們高三學生參加運動有意見,說學校教育路線上有問題。近年,有幾個同學回憶起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領向何方”,開頭的一句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大字報貼出後,學生們議論紛紛,遲遲不回教室上課,有不少人也開始寫大字報聲援。學校一下子亂成這樣,是我事先沒有想到的。有老師批評我們這樣做是“反黨”,校黨總支的老師也害怕我們滑向右派學生。當天下午他們在一間大階梯教室裡幫助教育我們,可我們不明白為什麼貼大字報就是反黨。6月3日晚,團中央的幾個幹部來到學校,他們說我們貼大字報做得對,做的好,堅決支持!還說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學生。聽到他們的肯定,我們激動得熱淚盈眶。

  6月4日,由團中央幹部組成的工作組正式進校。上午,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了北京市委提出並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條意見,〔1〕強調要把全校師生團結在党團組織周圍,有序地開展文化革命,不要搞過激行為,讓我們要在党的領導下參加文化大革命,把學校的運動深入下去。聽到這些話,我心裡踏實多了,覺得有黨派來的工作組,學校亂的局面就可以扭轉過來了。工作組進校後,我們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體忙的是什麼多已記不清。經過這幾年的調查瞭解,憶起了一些,特別難得的是一位同學還保留著當年的筆記,據此我整理出以下記述。

  6月6日,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其中學生代表會(簡稱“學代會”)主席是劉進,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們分頭負責,把工作組開展運動的要求佈置給各年級的核心小組,年級再佈置給各班的核心小組。每天還要收集執行情況向工作組彙報,大家天天十幾個小時地忙碌著,也不知道累。教師代表會只有兩名老師,由他們負責組織老師的學習和寫大字報。不久,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學生都在本班教室按佈置的計畫來學習毛選和黨報社論、寫大字報,下午在校園看大字報。

  6月17日,學校貼出了第一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學生立即分為保、反兩派,聚在宿舍樓前展開大辯論。當時,我們學代會的同學都不同意她們這種作法,認為工作組是黨派來的,運動也在有序深入,對工作組有意見完全可以提出來,為什麼非要貼大字報呢?6月21日、22日,工作組在大操場主持召開了兩個半天的揭發批判會,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為首的校領導所謂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會上,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揭發卞校長是假黨員,激起了學生的憤怒。隨後,校外人員袁某帶著兒子和母親在工作組沒有允許的情況下哭喊著沖到臺上控訴卞校長有生活作風問題。她們邊哭訴邊揪打卞校長,會場一下子就失控了。幾個原來站在臺上拿木槍的高年級同學開始用木槍捅打卞校長,還不斷有學生、老師跑到臺上喊口號質問、推打,卞校長當時就吐了。揭發出卞校長的這些問題讓師生感到驚訝、氣憤,但是出現打人的混亂局面,我覺得這不符合中央八條,即便是出於義憤也是不應該的。6月27日,出現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這一次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6月底,工作組在全校公佈了“卞仲耘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卞仲耘和胡志濤兩位校領導被劃為四類幹部。全校師生集中對卞、胡等校領導的所謂罪行“梳辮子”、深批深挖。工作組除了具體安排運動進程外,還提出了“邊學習、邊議論、邊揭發、邊批判”的口號,學生按班級每天半天學習、半天揭批。一位元同學當時的筆記記錄了6月底傳達了李雪峰、胡克實的報告,佈置的討論題有“放手發動群眾和加強領導的關係”、“文鬥和武鬥哪一個水準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啟立、張世棟(女附中工作組組長)帶著劉進和我到中南海向鄧小平彙報學校運動情況,卓琳也在場。當時主要是工作組彙報,鄧插話或集中講幾點。很多原話我已記不清了,記得最清楚的是聽到袁某帶人沖會場時,鄧當即說這是個壞人。鄧強調一定要加強党的領導,儘快恢復党團組織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園出現紅衛兵組織;恢復團組織的辦法就是把學習好、思想好、有影響和號召力的學生吸引到團組織周圍,讓鬧事的沒有領頭人。還說要和反工作組的同學辯論清楚這些問題,缺席辯論也可以;說運動每發展一步都要排隊分清左中右;還說哪裡有那麼多修正主義,一個學校頂多一兩個,要抓緊解放大部分的幹部和教師。當天下午,張世棟在全校講話,號召開展“要不要和工作組爭奪領導權”的辯論,辯論進行了三個半天。那幾天滿校園貼的都是批駁反工作組同學的大字報,有些同學還被追著打罵,一些人回到家裡還有家長找談話。

  7月20日前後,大部分同學去邢臺軍訓;少部分從高年級各班抽調的同學參加對校領導和教職員工的集訓;一部分所謂有問題的學生還被安排到郊區農村勞動。我參加了集訓。集訓是按照“四清”的方式進行的,當時把所有教職員工都編成小組,先自己做準備,準備好就在小組發言,由學生主持小組會幫助他們,讓他們早點“洗澡、下樓”和爭取重返講臺。

  集訓開始不久,傳來了毛主席批評工作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李雪峰在會上宣佈了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組宣佈撤出學校。那幾天聽的最多的話就是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還說革命就是要“運”,要“動”,要靠自己。雖然我知道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組的感覺就像找不到組織一樣,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樣去“運動”,不明白工作組怎麼就成了阻礙文化革命運動的消防隊,也不明白我們跟著工作組走怎麼就犯了錯誤。

  8月1日軍訓的同學返回學校時,校內外已出現血統論的對聯,校園裡很亂。當時有不少幹部子弟為對聯叫好,認為是長了“紅五類”的志氣;但也有說這樣刨個三代四代,咱們“紅五類”也要變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學因感到喘不過氣來的壓力而沉默。在辯論對聯時,我覺得它不符合黨的“重在表現”政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對這種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說它客觀上起到推進運動的作用,而且矯枉必須過正。在對聯問題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沒有公開質疑。

  工作組在校期間,少數反工作組的學生已游離于校外,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紅旗”。工作組撤離後,“紅旗”的骨幹學生回到學校。據初三和高三幾位同學回憶,原來“紅旗”的骨幹學生于7月31日在食堂佈告欄貼出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的大字報。黨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組是正確的,她們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學代會的成員都跟著工作組犯了錯誤,成了“保守派”。對於下一步運動應該怎樣搞,學校的形勢會怎樣發展,自己應該怎麼辦,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發生了因本校學生的暴力行為導致卞校長死亡的嚴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鬥校領導,事後瞭解是高一部分學生發起的。那天下午,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聚在東二樓原工作組的辦公室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幾個初中學生跑來告訴我們有人在大操場打人了。劉進、我和幾個原來學代會、核心小組的同學趕快跑到操場,看到卞校長等五個校領導被學生押著遊街,他們有的拿著簸箕,有的頭上扣著紙簍,臉上身上都很髒。我們勸她們不要打人,她們說,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神氣了,今天讓他們遊遊街有什麼不對?!我們說,不是不讓鬥“黑幫”,但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黨的政策。她們不說話了,我們讓圍觀的同學散開後,就回東二樓了。後來,低年級同學又來告訴我們說後操場上打人了,劉進和我趕去,看見後操場聚了不少同學,校領導被人逼著挑土,筐裝得很滿,挑不動就要挨駡挨打。劉進和我勸告那些監管校領導的學生,說勞動就是勞動,一定不要打人,筐那麼大,他們的確抬不動。看她們沒有表示異議,我們就離開了。

  8月5日傍晚,又聽說卞校長躺在後操場,人快不行了。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趕快跑到後操場,當時李松文老師也在場。劉進讓工友打開了後門,大家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郵電醫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說是“黑幫”分子不能救,於是我們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吵。劉進說必須搶救。據一位同學回憶,我當時說共產黨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俘虜還要優待呢。據李松文老師近年回憶,醫院要求出示學校證明,但當時不可能開具這樣的證明,李老師問是否可以簽名作證?醫院同意了,並說必須有老師的簽名才行。於是李老師帶頭簽名,並征得幾位在場高年級學生(包括我和劉進)的同意,寫下了6個學生的名字。李老師把簽字的紙條交給大夫後,醫院才開始搶救。一個多小時後,卞校長搶救無效死亡。

  近年來我聽到一個說法,說我在事發後對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說,我從遠處看到了卞校長躺在宿舍樓前。我不記得與王先生交談過有關卞校長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學、老師詢問,她們對此也沒有印象。所以在這裡我只能說,我確實不記得有這次會面,也不記得在文革中與王先生有過其他個人接觸。

  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和看到這種場面,我很害怕,也很緊張,卞校長問題還沒有定性就被打死了,這可怎麼辦啊。劉進說應該趕快向市委彙報,於是我們和一些還在醫院的同學連夜走到北京飯店去找市委領導,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接見了我們。吳德聽了彙報後半天都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的。劉進和我都記得他說的大意是:這麼大的運動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也難免要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了就死了……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

  走回學校後,大家心裡很亂,幾個人坐了一夜。我們剛跟著工作組犯了這麼大的錯誤,還不知道怎樣才能繼續參加運動,學校就出了這麼大的事情。現在雖然上級講話了,但“這麼大的運動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該怎麼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該怎麼理解?我們又該怎麼辦?但無論怎樣,應該儘快將卞校長死亡的消息和吳德講話傳達給全校師生。劉進是原學代會主席,她說就由她來說吧。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向全校宣佈卞仲耘死亡的消息,傳達了吳德的講話,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還說以後不許打人了。

  在那些天裡,我們在一起議論最多的是再這樣亂下去不行了。8月8日,劉進、我和一些同學一起商量怎麼辦,有同學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想以籌委會這種有組織的形式繼續革命、參與運動。於是,按工作組在校時學生代表會的思路,由劉進擔任籌委會主任,我和其他幾個同學擔任了副主任。

  通過2003年以來的調查和回憶,女附中的紅衛兵應該是籌委會成立之後出現的。那時紅衛兵運動開始席捲北京城區各中學。說出現,是因為女附中的紅衛兵沒有貼大字報宣佈成立,也沒有章程和組織機構,很鬆散,所謂家庭出身沒有問題的同學,認為自己是紅衛兵的,那就是了。紅衛兵和籌委會由同一批人負責,我也是負責人之一。8月18日前兩天,我們接到去天安門廣場集會的通知後,各班都開始做準備,主要是製作紅衛兵袖章和標語牌,為了能戴著袖章參加集會。

  8月18日那天,是由劉進帶隊去的,學校的隊伍很早就到達了天安門廣場。聽到廣播中說讓一些學校派人到天安門城樓下集合(分配給女附中40個名額),劉進讓我選人帶隊去,她留下照看學校的隊伍。到了天安門前,我們才知道是要上城樓。那時,毛澤東等多位國家領導人已在天安門城樓上。被邀請登上城樓的中學生有上千人之多,學生中膽子大的都去給中央領導人戴紅衛兵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紅袖章,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紅衛兵”三個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身後一個男生(後來知道是師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別人都上去給領導人獻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著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也認識我。我問他,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初二年級的一個同學也說要去獻紅領巾,他同意後我倆就過去了。毛主席並不認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他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當我從天安門下來見到同學們時,大家圍著我問長問短十分羡慕,都覺得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榮學校的光榮。

  8月18日下午返回學校後,《光明日報》一位元年輕的男記者來採訪我,就把那兩句話講了。他讓我寫下來,我說就這麼兩句話不用寫了吧。後來我和幾個同學說起記者約稿的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啥可寫的?我沒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氣,對同學說,怎麼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隨便寫文章登報呢?怎麼還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給起的,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改名啊。我們班一個同學也說,怎麼能叫“要武”呢?太不好聽了。現在重讀那篇《光明日報》的文章,文中對“要武嘛”三個字大做文章,這哪是我能寫出來的。接著《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的文章。從此,宋要武的名字滿天飛,全國各地都有人給我往學校寫信,大部分寫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寫宋彬彬收的。這麼一來,別說宋要武,就連宋彬彬這個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幾個月後,班裡幾個同學幫我改名,她們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當時我曾對劉進說,人怕出名豬怕壯。她問什麼意思?我說豬壯了就該被殺了。

  當天回到學校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幾個同學來找劉進和我,其中有一個是反工作組的骨幹。這個同學對我給主席獻袖章很氣憤,她認為我們犯了保工作組的錯誤,沒有資格給毛主席獻袖章。還說這樣做是不分是非,不利於運動向正確方向發展,應該糾正。我們覺得她說的對。原來我們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繼續參與運動,沒有想到這種作法是延續了保工作組的錯誤,所以我們不應該也沒有資格再擔任籌委會的職務了。

  8月19日,劉進和我寫大字報聲明退出籌委會。大字報貼出後,籌委會陷入癱瘓。此刻,我多少感到了鬥爭形勢的複雜,之後還有不少記者想來採訪,我一概謝絕。外校紅衛兵有事來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學生來學校設法找到我,看到我後很失望,說“要武”怎麼是這個樣子啊。對“8?18”後的暴力升級、打人成風,我感到不解,我們班曾抄了幾個同學的家,我沒去,也沒有參與社會上的“破四舊”、抄家等打砸搶暴力活動。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劉進叫到釣魚臺,動員我們去武漢保湖北省委。劉進不去,她說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嗎?為什麼湖北的事讓我們去?我答應去了,因為抗戰時期王任重是我父親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發生大災荒時,他倆還同拉一個犁杖一起耕過地,我信任他,對他有感情,同時也覺得反省委不對。
  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學一起去了武漢,我們都是女附中的紅衛兵。到武漢後,湖北省委安排我們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們之後來的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也住在這裡。當時,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學生來找我們,讓我們支持他們。我說我們得先瞭解情況,然後再做結論。於是我們去了武鋼和好幾所大學看大字報,開座談會。跑了幾天後,大家一起討論,看該不該炮打省委。最後的結論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應該三七開。當時我們是邊討論邊寫草稿,都是分析說理的,沒有帶一個髒字。文章寫好後就交到了省委。

  記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還是第三天的早上,我們看到當地報紙中夾帶著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開信,一看我們5個人全都傻了。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原稿,對湖北省委,公開信說的不是三七開或者二八開,都成了一百一十開了,不但措辭激烈,還夾帶著當時流行的罵人粗話。我非常氣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負責同志詢問。他和我談了很長時間,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跟著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吃了多少苦,犧牲了多少同志,現在要打倒我們,我們怎麼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呢?”說老實話,我很同情他們,不相信他們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走資派。我說,我們可以聲明支援省委,但你們也要實事求是,那個公開信不是我寫的,你們不能以我的名義發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們同意我寫一份聲明,交給省委印發。當晚我就寫好了一份簡單的聲明,說原來發出去的公開信不是我們5個人寫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們覺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願意看到兩派群眾的對立。這時有人突然通知我,說我父親病重,火車票已經給我們5人買好了,我心裡著急就把寫好的聲明交給他們了,請他們一定幫助儘快印發。

  回到家裡,見到媽媽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爸得了什麼病,我媽說你爸沒病啊。我這才明白,實際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媽媽講了經過,她勸我以後不要再提這事了。媽媽說他們那樣做的確不對,但他們是在危難關頭,已經被鬥、被打、被逼無奈了,處於那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聲保自己。聽了媽媽的話,我理解老幹部們真的很無奈,以後也沒提過武漢之行,但那種在不知不覺中被利用的感覺我無法忘記。從武漢回來後,班裡同學見到我,說你這個不懂政治的人怎麼卷到政治裡去了?從此,我遠離運動成了逍遙派,連對學校的運動都不聞不問,更沒有去參加“西糾”、“聯動”等老紅衛兵組織。儘管如此,社會上關於“宋要武”的傳言一直沒有斷過。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會上罵了我父親,說宋任窮的鬼女兒去武漢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媽媽被押到瀋陽軟禁起來,與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聯繫。

  1969年初春,我從瀋陽逃出來到內蒙牧區找同學插隊,人還沒到,謠言就先到了,說“宋要武”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無惡不作。當地老鄉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們把自己口糧、衣物勻給我,並鼓勵我堅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後的路該怎樣走。插隊時我一直埋頭勞動,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鄉和大隊公社領導的推薦下,我被一所大學接收,後又因謠傳被退掉。老鄉和知青都去反映情況,最後是負責錫盟招生的金老師頂住壓力想辦法錄取了我,讓我走進長春地質學院的校門,從此改變了我的命運,幸運地開始求學生活。此後,我不提過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遠離喧囂,認真學習和工作,平靜地和家人生活,與同事和朋友相處。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屆高中)在香港發表了《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將8月5日校長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門上給毛帶袖章聯繫起來,作為因果關係來論證。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導致校長之死的紅衛兵暴力事件的負責人。她舉出的唯一證據是前面說到的那個為搶救卞校長而給醫院作擔保的7人名單,她說:“這7人中有6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實際上,名單第一個名字是李松文老師,我的名字寫在最後。

  多年以來,該校友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輿論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導,認為是宋彬彬帶領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見,毛給我改名“宋要武”,同時我的父親還被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些中外學者也將這一講法寫入文章或專著中,以訛傳訛,還被不少人添枝加葉,以聳人聽聞的內容在互聯網上傳播,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2002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性學研討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國女學者EmilyHonic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據那位元校友的說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聯繫在一起,並把我給毛獻袖章與我父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聯繫在一起。有美國朋友說,這樣的說法太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了。他們認為,社會上的謠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寫進學術著作性質就不一樣了,影響惡劣。他們建議我表明態度,說清情況,必要時訴諸法律。

  後來,我的一位美國朋友與Honic及出版社進行了溝通。他們瞭解真相後向我公開道歉,並承諾如該書再版會予以更正。〔2〕

  在此之前,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導演卡瑪也曾動員我接受她的採訪,起初被我謝絕了。後來發生了這件事,大家都勸我不要再沉默,他們認為在一個嚴肅的場合說明事實真相,是對歷史負責任的表現。

  這樣,我才在紀錄片殺青之際接受了卡瑪的採訪,並從2003年開始調查回憶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況。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為什麼不露面?因為我不想在美國成為公眾人物而再次捲入輿論的漩渦,更不願單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靜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擾。

  三、我為什麼參選“榮譽校友”

  2007年,實驗中學要舉辦90周年校慶並評選90名知名校友(正式名稱為“榮譽校友”)。有同學推薦了我,並通過了學校的初選。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後來,在一些同學、朋友的勸說下,我接受了他們的看法:這是為自己澄清的機會。這期間,我也猶豫過,也曾想退出,怕接受提名給母校帶來負面影響。可同學們告訴我,已進入了評選程式,如退出就等於默認了那些謠言。而且,我退出也會給學校和推薦人帶來不好的影響。這樣,我在猶豫不決、進退維谷中參加了“榮譽校友”的評選。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地球和大氣系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博士,這是我被推選的理由。

  同年3月,我們班準備製作一張名為《六十回眸》的光碟作為校慶禮物,也是為我們自己共祝花甲。關於光碟的圖文,班裡形成共識,不提8?18,不用我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因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評選,所以班裡把這個原則也反映給校慶辦公室和校領導。我按班裡的要求,把自己離校後的照片選了一遍,選照片時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寫下一些抒發感情、說明背景的話,以供做光碟時參考。這些材料我在4月底發給了做具體工作的同學,沒有想到這封私人郵件會上傳到學校“榮譽校友”評選的網路上。7月23日,我在母校網站上發現後非常驚訝。更讓我不能接受的是,關於我的“個人簡介”裡還有8?18我給毛戴袖章的內容。我馬上找到劉進,請她和學校聯繫,要求校慶辦公室將關於我的圖文全部從網上拿下來。雖然劉進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慶活動結束仍未見改變。

  在校慶活動當天,更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那張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豎立在人民大會堂的活動現場,後又陳列在校園裡。《90年輝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90年圖志》的第三章也用了這張照片。

  我當選為榮譽校友一事在海內外迅速被熱炒為政治事件,實驗中學的校慶也由此成了為文革翻案、替紅衛兵張目的活動。網上流傳著不少聲討我的文章,最嚴重的指控就是我與卞校長之死有直接關係。讀了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為文革中的死難者感到傷痛;二是為謠言難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過平靜的生活,可是這個簡單的願望卻難以實現。我想說清真相,但說什麼都會被誤解。我終於明白,試圖通過一次校慶活動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麼幼稚;同時也認識到,實驗中學的校慶之所以會演化為一個事件,是因為它再次觸動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難以癒合的傷疤。文革的陰影還遠遠沒有散去,我只考慮為自己澄清名譽而去參加榮譽校友的評選是錯誤的不明智之舉。

  四、我的反思和道歉

  40多年過去了,我曾一次次地問自己,為什麼會參與寫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答案是,在那個年代自己滿腦子想的都是保衛党、保衛毛主席,不讓資本主義復辟,都是響應黨的號召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自覺地在階級鬥爭的大風浪中經受鍛煉。後來,我逐漸認識到,儘管文革是全國性的運動,但具體到我們學校,這張大字報實際上起的是拉開學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參與寫了,就應當承擔責任。作為女附中的一名學生,我永遠忘不了1966年8月5日這一天。校長被自己的學生毆打折磨致死,這是女附中的奇恥大辱,也是我和許多同學心中無法解開的結。我從內心感到深深的自責,我不能原諒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應遲緩,正當盛年的卞校長因受盡自己學生的淩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長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長的兒女失去了母親。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長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領導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後,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堯先生,當面表達我的歉意。但是,我的處境又使我不能不謹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間,幾位同學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長的遺像獻花以表達我們40年來的思念、哀悼與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給老人帶去刺激和哀傷。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長期以來“階級鬥爭教育”的產物。當時,工作組因為犯了壓制群眾革命的錯誤而被撤走,黨報社論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因此,絕大多數同學想的也是怎樣才能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8月5日,學生發起游鬥所謂“黑幫”,出現了暴力局面,導致卞校長不幸去世。“階級鬥爭教育”讓我們大多數人在看見校領導被施暴時,雖然心裡同情,但不敢說什麼,更不可能站出來堅決反對。一些無力的勸阻雖暫時緩解了事態,但根本無法制止新一輪的毆打折磨。現在我認識到,這種對生命的集體性漠視也是發生悲劇的重要原因。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對上述所說的每一句話負責。我將以對母校、對文革受難者、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繼續進行反思。我更期望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發生那樣的動亂和悲劇。

  寫於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editorial
文章: 18897
註冊時間: 週五 7月 20, 2012 2:08 pm

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1月 14, 2014 12:48 pm

陳小魯向受其迫害的老師道歉引發網上熱議

編者按:陳小魯作為“西糾”組織的副司令,對“西糾”幹的眾多破壞文革、轉移文革大方向的打砸搶暴力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更應該向文革和毛主席道歉,而不是指控文革,因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都是反對他們的惡行的。歷史真相早已大白,陳小魯撒謊為天下人所不恥!
近期,陳小魯向受其迫害的老師道歉引發網上熱議。

對年輕人、對中年人、對未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的人、甚至不是那個時代的北京人的外省市的人來說,都可能不知此“道歉事件”背後透露的政治笑話。
陳小魯是陳毅元帥的第三個兒子,文革時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文革中曾改名陳衛東。

1966年8月陳小魯找到北京四中、北京六中的學生,並提議發起,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即文革中名氣很響的“西糾”。此西糾成立於1966年8月25日。“西糾”的司令是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兒子,北京四中高三學生孔丹,副司令是陳小魯。

1966年9月4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主辦的《紅衛兵報》第2期出版,此“西糾”自辦的刊物中有一篇《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文中說到:

目前,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洶湧澎湃之時,階級敵人刮起了一股黑風。他們也喊“造反”,也組織“造反隊”,但他們造的是無產階級之反。......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們的革命老首長、老幹部。他們抄革命老首長的家,截革命老首長的車,咒駡革命老首長“生活腐化”、“養尊處優”,勒令“搬家”,“辭保姆”,打匿名電話進行威脅,等等。這是瘋狂的階級報復!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們革命的紅衛兵絕對不能容忍!絕對不能答應!!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已經成立了!你們膽敢“造反”,膽敢“翻案”,膽敢再動我們革命老前輩的一根毫毛,我們就和你們拼命!斷頭流血何所懼!橫掃妖魔全無敵!......

革命的紅衛兵們,立即團結起來!行動起來!保衛國家機關!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前輩的安全!維護社會治安!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的倡狂進攻!
透過此文,我們看到了什麼?就是有造反派要造“生活腐化”、“養尊處優”的官員的反,而他們就是這些官員的兒女,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不同意了!於是他們要起來保護這些官員,保護自己的父母。這就是陳小魯等人發起成立“西糾”的主要目的!

至於“西糾”幹了些什麼,就舉一個例子:

1966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北京舉辦“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當時如何維護好整個賽場秩序是個難題,於是就有了以下對話:

時任體委副主任的榮高棠對如何搞好賽場秩序手足無措時,見到正在觀看乒乓球比賽的鄧小平,榮高棠就向鄧小平求救。鄧小平就給他出主意:“找西城糾察隊維持秩序。”並說:“李××(一李姓高幹之子)的兒子調皮搗蛋,被西糾打了幾個耳光就乖了。”於是,大會警衛處就把“西糾”請來維持秩序。

這段對話說明什麼?一、“西糾”就是個暴力組織,且已暴力成名。二、“西糾”的這個組織和這個組織的暴力得到某些領導的認同。

我們也可從北京四中學生劉輝宣譜寫的《造反歌》,又稱《紅衛兵戰歌》中看到“西糾”的鬥爭矛頭和暴力色彩。

歌詞中唱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

劉輝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紅衛兵,成立“西糾”時,他也成了西糾成員。寫到此大家就明白了,劉輝宣肯定是“老子英雄”。確實是,他的父親也是位老革命,解放軍第一次授軍銜時,被授大校。

多行不義必自斃,“西糾”的暴力終於為自己帶來了覆滅。

“西糾”成立還不到三個月,“西糾”的惡行就引發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視。在1966年11月19日和21日,時任文革組長的陳伯達就帶著組員戚本禹、關鋒兩次到陳小魯任革委會主任,所在的北京八中,批評“西糾”建立非法關押人的所謂“勞教所”,即今天所稱的“黑監獄”是錯誤的。戚本禹更是訓斥“西糾”,稱“西糾是憲兵隊”,陳伯達則明確建議“解散西糾”。

由於“西糾”拒絕解散,一個月後的1966年12月16日,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參加的“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江青針對“西糾”的惡行批道:“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淩人,什麼東西!”

在第二天,1966年12月17日,江青在全國在京革命派誓師大會上再次批“西糾”:“對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我都不願說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從我嘴裡說出來,就提高了他們的身價!我藐視他們!他們作不出大的事業來!”隨後周恩來說:“最近這幾天,我們對於中學裡頭極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糾察隊員,我們實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規定,拘捕了他們。因為經過我們的教育,屢教不改,所以我們把他們拘捕起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可是紅衛兵組織了糾察隊之後,起了相反的作用,……當然這是極少數的一些人囉。因此這個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沾汙了,所以我現在提議,你們各學校的紅衛兵最好取消糾察隊這個名字。……我希望你們自動地主動地把它取消,不要我們下命令,好不好?”
由於“西糾”的幾個主要頭頭被抓了起來,其他“西糾”成員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被迫解散了“西糾”,“西糾”終於在1966年12月中旬結束了其罪惡的“生命”。

從“西糾”的一生和中央文革處理“西糾”的態度,我們看到了什麼?

是否看到中央文革對“西糾”暴行的不滿和憤怒!

有趣的是,1984年“西糾”被中共中央徹底平反了!

這份發到縣團級的紅頭平反文件中說: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後成立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和“首都中學紅衛兵連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為反動組織,許多成員受到關押審查和迫害。

更有趣的是:這次陳小魯的道歉卻狠狠打了平反文件的臉!如果陳小魯的道歉是正確的、他是做了違法的事,是犯了罪,則“許多成員受到關押審查”就是中央文革的正確決定,而不是“迫害”,平反就是錯誤的!同樣平反文件對江青的指控也是錯的!如果,平反的檔是對的,則陳小魯的道歉是錯的,他是以道歉之舉,向給他們平反的中共中央示威!

當然,還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如“西糾”的司令孔丹就一直保持沉默,從未見孔丹高調道歉過。看來,同為當年的“西糾”同志,政治水準就是不一樣。
所以年輕人,別看到“道歉”就跟著罵文革。要有自己的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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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7
註冊時間: 週五 7月 20, 2012 2:08 pm

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1月 14, 2014 12: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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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二代--文革初期的“聯動”打砸搶的真正元兇

官二代--文革初期的“聯動”


文章一針見血揭露了實際上存在兩個文革的事實,一個是毛主席周總理主導的文革,一個是劉鄧主導的文革,梳理並說清了長期被資改派故意搞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我們已經被他們騙了幾十年,不能再上當了。用階級分析的辦法來看,我們會發現事情的真相----階級鬥爭! (編者按:是的,我們已經被他們騙了幾十年,不能再上當了。近日,南方系媒體與何老聯手否定文革,將文革中所有的罪惡都扣到毛主席一個人頭上,妄言毛澤東為“昏亂失智”之“獨夫”,且大呼“人命關天,豈一個‘三七開’就能夠了結?”不知其想如何了結。面目之猙獰,言語之草率,都令人歎為觀止。進一步總結其手法,果得當年最大走資派之真傳: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移花接木,歪曲歷史。 我們要說,人命固然要償,罪行一定要認,關鍵是誰來認?惡行累累的大走資派如何可免春秋之責?就憑養幾條狗篡改歷史就妄圖免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我們還要說,否定前三十年,就是否定習總對黨的歷史的指示,就是否定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南方系意欲何為?)   我們先從一份誓言看起: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看看,夠革命吧,夠紅色吧!他們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到過天安門,參加過破四舊,進行過大串聯,至於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飯。他們鼓吹紅色恐怖,私設公堂,私設監獄,嚴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學老師,我們現在所瞭解的許多令人髮指的罪行其實大多出自於他們的瘋狂,他們的正式名稱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講到這裡,相信不少人開始認為他們是文革的寵兒,是文革的依靠對象,甚至以為文革自始至終始終是他們在主導。錯!他們非但不是什麼寵兒,更不是什麼依靠對象,他們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從一開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物件。  一、都是對聯惹的禍  “拿起紙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掃黑幫”,文革初期,許多高幹子弟連誰是黑幫都搞不清楚就跟著起來瞎折騰,就***今天很多年青人連什麼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評論文革一樣。但時間會告訴人們一切。  根據文革發動前“全國有三分之二以上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判斷,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單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幫”論處已成定論。同時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組的鬥爭也使相當數量高職老幹部受到衝擊。殘酷的鬥爭不僅使大人們不寒而粟,他們的子女也覺得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們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噓家長的光榮史,與如今的殘酷現實相比,不覺氣憤難平。他們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在衝動的驅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部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我敢說,自中國有對聯史以來,沒有任何一幅對聯的影響力能與此聯相比。他不但將當時的社會搞得血雨腥風,甚至穿越歷史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也許還會穿越時空影響未來。對於喜歡民主的朋友們來說,什麼時候能把這幅對聯的影響徹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來。  二、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聯一出現,就像滾燙的油鍋裡撒進了生水,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出發對它發表不同看法。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辯論圍繞對聯展開了。  1966年8月1日,創作對聯的北航附屬中學學生把對聯貼到北大、清華、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於是,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為基礎的“血統論”對聯在北京迅速傳播開來。凡是對聯出現過的地方,無不發生激烈的辯論,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有些人甚至累暈過去。但即使這樣,學生們的熱情絲毫不減,青春的燥動與傳統封建禮念的浸潤促使著他們採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對聯影響的北京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辯論大會,正式將對聯推向了社會。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對聯:從因果關係來看,對聯是對子女高低貴賤的比較,但彰顯的是英雄子女。在當時,誰自詡為英雄?自然是共和國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當權派。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被打倒或即將被打倒。這些人的子女,眼看著世襲罔替的殊榮脫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農子弟一樣做個普通紅衛兵,於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們替他們境遇悲慘的老爹老媽喊出了壓抑已久的聲音:共和國應對功臣們封妻蔭子!這聲音如此強大,以至於社會上引起普遍共鳴,從中央到地方,從孩子到大人,牛棚裡的和牛棚外的,拿槍的、拿刀的、拿筆的、拿暗器的無不躍躍欲試,都想從這幅對聯中爭取到自已的未來。普通學生們管這幅對聯叫“鬼見愁”,確實是鬼見愁,因為對方的辯論根本不是嚴肅認真的討論問題,只是要你表明支持還是反對的態度,對反對者的處理也很簡單,一個字-----打!  當年黃炎培曾在延安對毛主席談過中國歷史週期律的問題,他說:“大凡一党一國乃至一家,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說要興旺就蓬勃而起,要滅亡也很快,一會兒的事,問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這個週期律。毛主席當年說:“我們找到辦法了,就是讓群眾監督政府。”建國後,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實踐當年的諾言,無論是“三反五反”還是槍斃劉青山、張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後找到文革這種模式。姑且不論文革的成敗,僅這種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讓毛澤東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終在為中國人民探索奮鬥,不像現在有些人,除了樂於探索女人的週期外,再也拿不出半點有價值的東西。  三、中央文革試圖將爭論納入正軌  由於文革的即定目標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鬼見愁”對聯宣揚的血統論無疑是干擾了這一目標的繼續執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堅決反對。  1966年8月2日淩晨,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接見了辯論雙方的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我們沒有必要再打已經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動,只要兒子是革命的就要團結他”,他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  但經過運動洗禮的高幹子女此時已不比當初,他們已經有了點政治頭腦。剛開始揪“三家村”、“彭羅陸楊”,他們還沒反應過來,路線鬥爭哪次不損耗幾個人,跟他們劃清界線就是。直到鬥爭不斷升級,威脅到他們自已老爹老媽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鬧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鬧把火點起來是為了燒烤自已老爹呀!事到臨頭悔不及,怎麼辦?再次造反。  陳伯達講話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學生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不停地高呼“鬼見愁”對聯,從而引起更大躁亂。他們還開始醞釀成立工農革幹子弟協會,後改稱“貧協”,清華、北大等校立即回應,以出身為標準將人群分成兩大派別。這就是我們後來熟悉的紅五類和黑五類,紅五類自來紅,黑五類自來黑,但請注意,兩者也並不是絕對對立,以後我們會提到。  陳伯達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請出兩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講話指出“我懷疑又有什麼人在叫你們上當了”,她要大家團結起來,把鬥爭目標鎖定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8月5日淩晨,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出:“‘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參加天橋劇場的辯論大會時,江青一再重複“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的新改對聯,結果卻催生出更多如下對聯:  父母革命兒接班-----當然;  父母反動兒背叛-----很難。  橫批:理應如此  老子槍桿打天下穩上穩;  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  橫批:專政到底  老子闖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兒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橫批:代代相傳  老子革命打江山;  兒子造反為江山。  橫批:代代紅  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  後來人伏妖崽猛鎮猛斬。  橫批:誰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瘋狂  溫和的勸導壓制不住極端的熱情,經過天橋劇場大辯論後,對聯思想在社會上氾濫成災,很多紅衛兵組織甚至將對聯思想做為一種指導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將老爹的舊軍裝與紅衛兵的紅袖章配在一起招搖過市蔚然成風,這不僅是一種服飾特徵,更是一種能彰顯紅色貴族高貴血統的標誌。這些稚氣未退的娃娃們穿著並不合體的大人衣服,腰束寬皮帶,腳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滿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穢語,一時間,竟成為青年們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紅色貴族並不好當,他們選擇成員的唯一標準就是“純”。什麼意思?當時中國行政級別共有24級,父母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下的統統不要。他們認為,唯有如此顯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來紅”。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他們組織內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職大小來安排職務,他們成了一群名符其實的“八旗子弟”。如此森嚴的等級不僅把大批工農子弟排除在外,甚至連一般基層幹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門檻,另一方面是社會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衝動與幼稚,於是悲劇發生了:一個14歲小女孩要求參加紅衛兵,結果紅五類們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夠堅決。”小女孩聽後一言不發,抄起刀走進關押老師的“牛棚”,連續數刀將老師捅死,然後趾高氣揚地對紅五類們說:“我革命怎麼不堅決?現在該讓我參加紅衛兵了吧!”  我覺得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牛棚”以正視聽。文革時所謂的“牛棚”並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單位裡關押走資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倉庫,一個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因為在陳伯達主筆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將走資派稱為“牛鬼蛇神”,所以群眾將關押走資派的地方稱為“牛棚”,它實際上是群眾專政的產物。被關押者並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據所犯錯誤大小採取不同的強制措施。交待完問題,有的幾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來交待問題,就像上班一樣。一般不許搞打罵,還有必要的生活費。周恩來總理更是在文革後期一再警告各單位嚴禁搞逼供信,同時允許被專政者有上訴控告權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統論的八旗子弟們可不管這套,他們自認為天生就是專政者,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是自娘胎裡帶出來的,老爹被整又將他們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燒起來。於是,我們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復活:  他們將幾間教室打通,將抓來的俘虜關進去,用活人來練習摔跤、格鬥、擒拿、拳擊等,美其名曰集訓。這就是他們私設的監獄。再看看他們的公堂:像縣太爺一樣高高坐在老師的講臺上,將昔日的同學老師挨個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臉、開水洗澡、上吊練習……手段之殘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隊,真是駭人聽聞!  五、一個並不可笑的笑話  小時候看過一部香港古裝戲,是描述清軍攻克揚州的。當大批清軍蜂擁著攻入城門時,旁邊一個孩子忽然提出一個令人捧腹不已的問題:“他們(守城者)為什麼不在城門口架幾挺機關槍?”  有些人,總以為自已比前人聰明,好像只要通過時空隧道把他們送入古代他們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樣。對於三十年前的文革,他們也是帶著這種有色眼鏡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們就同愚昧、無知、高壓、個人崇拜聯繫起來。仿佛毛澤東是個封建暴君,“毛主席萬歲”等同于“皇帝萬歲”一樣。其實,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能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崇拜者還是被崇拜者,雙方都清醒得很,誰的頭腦都沒有發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對林彪的過分吹捧不滿,多次提出批評意見。但林彪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沒有住手,反倒把個人崇拜這股風越刮越猛。對於人們普遍佩戴主席像章問題,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這是“討嫌”的,甚至對於後期鋁制像章過多的現象發出“還我飛機”的呼籲。他的頭腦哪裡有一點發熱跡象!  對於佩戴像章的人,他們的頭腦更沒發熱,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不僅僅是一種飾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標誌,佩戴像章就擁有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權利。這才是當時主席像風行天下,人們都趨之若鶩的真正原因。  紅五類們對佩戴主席像章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既然能夠在第一時間從老爹老媽及掌握大權的叔叔阿姨那裡獲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資源”,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用這種資源去行賄。別以這是危言聳聽,真有人憑藉這些東西疏通各處關節,甚至混入黨內。他們還高喊著“自來紅萬歲”的口號,大肆剝奪對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這在當時,是一種嚴厲的打擊和折磨,比殺了對方還難受。普通紅衛兵多次被剝奪後,我們看到了今天常提起來的笑話:他們將毛主席像別在胸口的肉上,稱之為“一針(真)見血”。有的還哽咽著說:“毛主席,這下他們再不會搶走你了。”  這個笑話讓我怎麼也笑不起來。  與此相對應的是,許多出身“黑五類”的學生明明被罵為“混蛋、狗崽子”卻並沒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權。即使被紅五類們剛剛暴打後,他們仍然腆著臉去和人家套近乎。仗著心狠手辣,在討得紅五類的歡心後,他們都夾在紅衛兵中間作為專政非紅五類出身的人的打手。當年,北京第二醫學院曾有人貼出過一張題為《飛出一隻白烏鴉》的大字報,對這類不倫不類的紅衛兵進行了絕妙的諷刺。  六、出了個領軍人物  “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迫使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馬克思義者來從事各種破壞活動。”------恩格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舉國一片”萬歲”聲,右派先生們絕望了,他們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實這又高估毛澤東的能力了,他的敵人依然存在,只不過戴著紅帽子罷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做為馬列主義新階段的毛澤東思想在也未能擺脫這一歷史宿命。這不,一個自稱“只承認毛澤東思想”的人出現了。  天橋劇場的一場大辯論,帶來了“血統論”在社會上的大傳播,引起一個小人物的強烈共鳴。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無論是出於封妻蔭子的潛意識,還是即將由紅變黑的殘酷現實,他和同類們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請記住這個名字,當時全國有很多人被他的講話迷了心竅,紛紛改成他的名字,以至於開放改革後他不得不改頭換面,用另一個名字馳騁政壇。他就是當時北京工業大學三系三年級學生譚力夫。  1966年8月12日,譚力夫與別人聯名貼出了“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提出要把對聯當做“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把他“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條條本本。”大字報一貼出,***今天網上突然出現一個酷貼,立即有人響應。當日,北京各高校紛紛出現了隻字不差的大字報,傳播的速度是相當地快,新一輪大辯論又開始了。是日,僅到北京大學觀看大字報的人就達17.9萬人。當然他們也借了一股東風,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在把紅衛兵運動推向全國的同時,對聯的思潮也迅速氾濫起來。  中央文革感覺到勢頭不對,他們組織力量到各高校張貼《江青在天橋劇場對紅衛兵的講話》,希望把勢頭壓下去。但剛剛在破四舊中取得輝煌戰果的紅五類們此時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北工大連續兩天發生了強撕江青大字報事件,並引致了校園內宣傳“血統論”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辯的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口若懸河,一氣呵成了聞名全國的講話。這篇講話在大力宣揚“血統論”的同時,尖銳指出“批鬥各級幹部是難以容忍的事情。”  譚力夫的講話一出籠,不但很快風靡北京,同時被長途電話和航空信件傳遞到全國各地。這並不莊嚴的宣告,這並不雄偉的聲音,通過各種現代化工具,一樣傳遍白山黑水,黃河長江。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講話好得很,應大力宣揚。個別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以新華書店等主管道迅速發行到工廠村莊。有些單位還規定每天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但他們對同時期下發的、中央一再要求嚴格執行的“十六條”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們大力推廣譚力夫講話的直接效果是:譚力夫在群眾中獲得巨大聲望,僅在福州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就有5人更名為“力夫”。這還不算,在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先後刮起了一股“報出身”風。比方說你要上公共汽車,售票員就會讓你報一下出身:紅五類,您上座;黑五類,站著,有座也不許坐。  在特定的瞬間,歷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創造的。***今天有人將講《論語》的於丹視為“文化奶媽”一樣,當時的走資派也是將譚力夫視為救世主的。他們渴望“血統論”救他們一命,當然會不遺餘力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幫他一把,他們明白:幫這個小人物也就是幫自已。  七、元帥的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紅衛兵串連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國元帥家中。  公函上端寫著一行“最高指示”:“要節約鬧革命。”正文中這般寫道:“陳毅同志,今有您的兒子陳小虎,某月某日在我處借款人民幣二百元整,望儘快歸還。”信的末尾,蓋有一枚大紅的公章。  展讀此信,陳毅勃然大怒:“啥子陳小虎?我家根本沒有陳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錢我也不給他!”  陳毅元帥有四個孩子。老大陳昊蘇,老二陳丹維,老三陳曉魯,老四陳姍姍。  被訛傳為“陳小虎”的陳曉魯的確是他的寶貝兒子,當時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學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頭爛額的元帥此時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會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舉動極大地刺激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大批普通工農子弟參加紅衛兵,這樣一來讓老紅衛兵心裡不舒服起來,用今天的話講,他們感覺自已的智慧財產權產被侵犯了。為了顯示紅色貴族的與眾不同,在譚力夫講話的影響下,他們相繼成立了西糾、東糾、海糾等組織。後來的“聯動”就是以這三個組織為核心組織起來的,筆者很想把這些組織的創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慚愧得很,費了很大勁只能找到西糾的一些材料,除了那個陳曉魯外,還有個孔丹,原國務院外事辦主任。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成立於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動,受到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革命的支持,就連周恩來都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許明指導他們的活動。“西糾”成立後,陸續發佈了13道通令,內容龐雜,涉及中央黨政機關、革命幹部、國家機密、首都秩序、以至對資產階級政策和外賓接待政策等許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條-----保護老爹。8月27日,“西引”發出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佈戒嚴,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  八、揭發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們會發現許多難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說兒女揭發父母,這一奇怪現象常被改革者用來論證文革對人性的扭曲。在這方面,他們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觀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筆者最近聽到一個當年在批鬥會上主動揭發母親的人坦露心聲:“那都是我媽讓我幹的,我們是黑五類,不這樣能把自已洗乾淨嗎?講幾句話,我參軍、找工作、以至將來提幹就不會受影響了。”  原來是苦肉計!這怎麼會是文革對人性的扭曲,翻開史書看看,類似的辦法數不勝數。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對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敵人----封建主義遺毒在作怪。  那個全國最大走資派對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應手。在工作組受到主席的批評後,原來強烈支持工作組的兒子不但迅速改變立場,還有聲有色地揭發起老爹來。大義滅親的立場得到大多數人的欣賞,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學生領袖,組織起一夥人來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糾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劉濤、賀鵬飛(賀龍子)同清華附中一些人制訂行動計畫,趕制了西糾專用符號,組織北京12個學校保皇軍企圖武裝佔領清華園。真不愧是將門虎子,他們的行動還是像模像樣的:先在清華附中操場集結隊伍,賀鵬飛作戰前動員,指責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同時派人佔領校廣播台,控制了宣傳機構。下午4:00,這兩位當然的領袖帶領12校聯軍沖進清華園,立刻包圍了大字報區,先是宣讀最後通諜,然後毆打看大字報的群眾,不但撕去揭批劉、鄧、薄等的人大字報,還特別認真地用相機拍下了大字報的作者,準備進行秋後算帳。最後,他們搗毀了以批判劉鄧為已任的“第一紅岩”戰鬥組的家,並在校園遊行一周示威。  據悉,劉濤事後向王任重打電話彙報了情況,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沒什麼問題。”  九、令人費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悲劇。文革結束後,一直以來的相關作品總是沿著毛澤東---文革---老舍----迫害這樣的簡單邏輯推理下去,潛臺詞就是:是毛澤東間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嗎?  若果真如此,本著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那就應該先把直接責任人揪出來示眾,然後深挖幕後黑手,甭管涉及到什麼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該批判的批判,總要給死者一個公道,給人民一個交代。這樣做很難嗎?毛澤東不在了,可當時老舍挨打的見證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徹底否定,開放了、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了;紅衛兵已退出歷史舞臺,再也不用怕什麼皮帶鐵拳了。這種時候,正是為死者申冤的最佳時機,怎麼知情人都緘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麼人呢?  “老舍(1899~1966)現、當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另有筆名絮青,鴻來、非我等。滿族,北京人。出生于一個貧民家庭。”這是達成共識的老舍簡歷,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紅苗正,正宗的無產階級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鬥爭物件-----走資派沾不上什麼邊,甚至連黑五類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歸國後各方面一直緊跟形勢,一直宣揚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談話中特別提到清朝的幾個有作為皇帝,對清朝的歷史貢獻給予肯定。這在當時相當於一次政治摘帽。因為自辛亥革命以來人們對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敗透頂、喪權辱國,這使得相當多的滿族人抬不起頭來,他們不敢承認自已是滿族人,這中間當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認是滿族人的,但有了這次談話後,他不但勇敢承認,還根據自已的生活經歷創造了《正紅旗下》這部優秀作品。能夠得到領袖的如此垂青,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口含天憲的人物,一般人誰敢到太歲頭上動土呢?令人費解!  老舍是個文人不假,可並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區體驗生活,文革開始後他任文聯的革委會主任,對文革他是以一種積極心態參加的,其思想的進步程度絕不在郭沫若之下,怎麼老郭沒事他卻一命嗚呼呢?令人費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志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志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發言,如果僅憑這點點回憶就認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紅衛兵幹的,那就太小兒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時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這水準,那他早就甭混了。現在有些死因揭密總是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紅衛兵,動機何在?令人費解!  在特殊時期,有些人對死人總比對活人的興趣大,因為一個死人是不會說出真相的,所以我們只能採取排除法窺視一點真相。可以斷言,中央文革不會幹這類傻事。當時劉、鄧都沒正式倒臺呢,光走資派就鬥不過來,哪有功夫捅這婁子。除了這股勢力外,敢對老舍動手、能對老舍動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統論的紅色貴族們。據批鬥老舍的主力軍------北京女八中部分紅衛兵回憶,他們當時是在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沖進文聯的。請注意這個“校文革領導小組”,在1966年“八.一八”前後,這些公開組織基本被紅色貴族控制,否則劉濤、賀鵬飛也不可能短時間組織起12校聯軍。再有,從老舍後來在國子監挨打的慘烈程度看,手段與東西海糾極像。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文革後大都黃袍加身,掌管著各各要害部門,其威力足以讓任何人三緘其口。  十、“紅八月”大事記  我們剛剛經歷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紅八月”,毛澤東、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打人、愚昧狂熱,這就是我們過去的全部印象!給我們這些印象的人是膚淺還是狡詐?其實,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帳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指責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隨後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  當晚,“鬼見愁”對聯貼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討論工作組問題,部分中央領導做檢討;  同時,對聯在北京引發大辯論,陳伯達改聯滅火。  3、8月3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分組討論“十六條”,部分中央領導到北京建工學院做學生工作。  4、8月4日,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做檢討,毛澤東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對成立“貧協”。  5、8月5日,毛澤東發表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責“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橋劇場辯論,江青、康生勸止不住持“血統論”的學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陳雲致信毛澤東並中央,表示“完全擁護毛主席和中央採取的方針。”  7、8月8日,新華社播發“十六條”;  血統論在社會上大傳播,高校陸續成立學生組織。  8、8月9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揭發批判劉少奇、鄧小平;  賀鵬飛、劉濤等人成立清華大學“八九派”串連會,只批“黑幫”,不批工作組。  9、8月12日,劉少奇職務不再被提起,葉群組織人員整理劉少奇材料;  社會上,譚力夫主張將“血統論”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引發更大辯論。  10、8月18日,毛澤東大規模接見紅衛兵;  王震等老幹部遭受批判,社會上打砸打日漸增多。  11、8月19日,新華社播發18日接見紅衛兵時,天安門城樓上領導人的排名順序,引起震動。  紅衛兵開始大規模抄家,毆打“有問題”的人員。  12、8月20日,譚力夫發表演講,認為批鬥各級幹部是難以容忍的事;同時北京30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  13、8月23日,紅衛兵運動進入狂熱化程度,達到最高潮。  毛澤東及時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  14、8月24日,“西、東、海糾”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盡。  15、8月28日,中央正組織紅衛兵大串聯,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  16、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林彪提出“四個偉大”。  分析:中央存在兩種聲音,社會上存在兩股勢力.毛澤東憑藉高超的政治才幹把中央的反對派壓了下去,但社會上的反抗勢力卻日趨壯大起來。  十一、探討文革的派性問題  一問起文革中派別,有些人總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心裡總會生出一種疑問:他們當初真這麼叫嗎?要知道,自稱“造反派”倒也罷了,因為畢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論支撐,可“保皇”一詞明明是帶有貶義的,就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也不例外,這代表的是封建、落後,誰會用這樣的詞來標榜自已呢?  還有一些人一提起這兩派就聯想到紅衛兵,聯想到造反派的破四舊、毀文物、批鬥老幹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當時怎樣保皇?  事實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絕不是紅衛兵的專有名詞,這兩頂帽子自始至終出現在文革史上,開始是學生們戴,後來是普通幹部群眾戴。他們的正式名稱是:一派自稱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稱革命促進派。保皇派在名稱問題上有點像金庸小說中的明教,一聽有人管他們叫魔教就抄傢伙動手,因為對當時爭鬥的雙方來說,“保皇”是一個污辱性的稱謂。  之所以會出現保皇派,是因為文革前的官員們大多貪欲還不太重,老百姓出於傳統的慣性,還對他們保持著相當的尊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個口號,實際上當時真正支持的並不多,因為中國人除非被逼得走投無路,一般不願意造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這即是殘酷的現實,更是中國人處世哲學的寫照。這是個勤勞善良的民族,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歌中的這一句,其實寫出了國民的阿Q精神,難道不應對其發出含淚的鞭笞嗎?從這個意義上講,“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種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組織應運而生衝擊各級黨委,其實這些毫無政治經驗的年青娃娃哪鬥得過那些久經戰陣的老油條。他們一方面丟下手頭工作,指責紅衛兵們破壞生產,即“用生產壓革命、狂刮經濟主義妖風”,另一方面他們也組織自已的紅衛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對立的雙方都戴紅兵標誌,都自稱造反派,指責對方是保皇派。比較典型的是江蘇的紅衛兵,他們被老百姓戲稱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時,一派表態說:“好得很!”,另一派說:“好個屁!”  保皇派由於有官方背景,自然勢力大些。文革從開始到結束,很多省份其實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奪取了政權,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別青睞。  十二、“紅色恐怖萬歲”  探照燈、崗樓、哨兵、瞭望孔、射擊孔,尖銳的警鈴,慘無人道的酷刑……,這陰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樓,也不是國民黨的渣滓洞集中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居然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學校-----北京六中。  當時這是全北京紅五類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後來“聯動”最重要的據點。借著文革初期的混亂,他們將日常學習讀書的地方改造為關押“黑五類”的“勞改所”。十五、六歲正是青春期萌動的時刻,如果這萌動一旦被名、利誤導,立刻會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願望促使著紅五類們不斷探討先輩的戰績,在他們靈魂深處,或許真的有“沿著前輩的足跡走”的良好願望,可一到具體問題上,他們不自覺地沿著敵人的足跡走起來。六中的大門早就被封死,要想進去只能從他們規定的視窗跳進。一進門,這幾個血淋淋的大字就撲面而來----紅色恐怖萬歲!-----這真的是用人血寫成的。  在這裡,專政物件被無限擴大了,先是“黑五類”,後是“黑七類”,東、西、海糾的成立使他們的氣焰更加囂張,專政對象逐漸擴大到一切不同意“對聯”觀點的人。他們輕輒打罵同學老師,強索錢財,重則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極其殘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學生王光華先後被西糾成員活活打死,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東西海糾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思索這段歷史: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會脫口而出“目無法紀”,右派精英會大聲呼籲“缺乏民主”,他們會各自掉幾滴鄂魚的眼淚表示同情,然後兜售自已的私貨。我們已經被他們騙了幾十年,不能再上當了。用階級分析的辦法來看,我們會發現事情的真相----階級鬥爭!  “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  “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就在共產黨黨內!”  ---毛澤東  “孩子們未滿十八歲,就是槍斃都不夠格”,中國的走資派們就是看中了毛澤東這一軟肋,所以毫無顧慮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們的無恥精神,讓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騙錢者望塵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學生領袖  話說到1966年9月,我們似乎忘記了幾個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他們就是後來被稱做五大學生領袖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儘管他們只是曇花一現,但卻是研究文革史繞不過去的人物。  讓我們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把北大哲學系党總書記聶元梓推上了歷史舞臺。大字報一貼出,立刻在北大師生中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反響,當天就有上萬張大字報貼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對意見,甚至還有人圍攻她。後來劉少奇派工作組來了,她一下子成了專政物件,被整得很慘,一度以絕食做為主要鬥爭方式。可即便這樣也轟隆不出太大動靜來,素來溫順敦厚的中國人一向對犯上者的下場都有共識。可惜這次大多數人看走了眼,隨著毛主席對大字報的支持,聶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威名不徑而走。消息傳到廣東,幾個學生在辯論中達成共識,借著大串聯的機會去趟北京會會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將,可到了北京卻大跌眼鏡:原來他們心目中的革命小將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時年45歲。  在聶元梓的事件的影響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組的浪潮。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引起一個人的強烈不安,因為這個人當年會同工作組將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個時代,一個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槍斃也差不多。現在蒯大富翻過身來了,會不會對他和他們一夥進行報復?自己“自來紅”的高貴血統怎麼能受蒯大富這種人的氣!帶著這種不良心態,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西糾和後來的“聯動”組織中,我們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賀鵬飛,共和國開國元帥之子。  在整個紅衛兵運動中,聶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無疑問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時,他們受邀上天安門接受檢閱,此舉不但使他們在紅衛兵中名聲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視。隨著中央文革權力的逐漸擴大,他們也水漲船高,逐漸成為領軍人物。此時血統論驍將譚力夫等領導的老紅衛兵組織“紅一司”“紅二司”已日漸成為文革的阻力。為了“鬥走資派”這個大方向不動搖,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於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三司”的造反組織。在這個組織的推動下,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首都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也日漸壯大起來,這些人被後來的“聯動”稱為“中央文革的憲兵隊”,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鐵拳頭”一定是這些人喊得最起勁。  後浪推前浪,新人趕舊人,總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在他們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同時,“西糾”等組織也日漸將他們視為眼中釘。這一時期發生了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帶頭衝擊地質部揪鬥前工作組組長鄒家尤事件,“西糾”前往干涉,弄了個灰頭土臉,威信掃地。此外,北航的韓愛晶帶頭衝擊軍事機關國防科委並一舉成名也使他們感到不安起來,他們覺得自已是紅衛兵的老祖宗,應該採取措施壓壓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輩。於是,一個新的計畫產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聯動”  據小說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繼位之初,有幾個王室成員不服氣,想把他搞下臺或者架空,於是他們精心謀劃了一場政變:先聯絡一些平日合得來的宗室子弟,憑著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後佔領大內,繼而控制京城九門,最後掌控全國……  每當我讀到這裡,總禁不住啞然失笑:這些只會提籠架鳥的公子哥搞這殺頭的玩意也這麼浪漫!不過話說回來了,在現實生活中,有面子確實很重要。比方說讓我花錢聯繫個小劇場搞個演出什麼的或許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禮堂簡值是天方夜譚,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紅衛兵們在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聯動”組織,這個組織當時並不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它戴的是一頂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  他實際上是以“東、西、海糾”為核心,聯合北京各高校幹部子弟組織的一個聯合體,其核心任務是“保爹”,路線是各省市幹部子弟大聯合。有了譚力夫講話的理論支持,有了各級幹部挨整挨批鬥的政治需求,還真別說,幾個毛娃娃過家家似的組織居然在全國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聯動”成員實際上是以中學生為主,如譚力夫等大學生在裡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論指導作用。不過,青春期燥動的少年更可怕,我們敘述過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動是生理現象,但讓青春萌動到犯罪狀態卻是社會現象。是什麼社會現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脫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事實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個社會機會,也並不是所有處於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瘋狂,真相被掩蓋在迷霧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講一個小故事:  出生於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還記得小學課本裡有一篇題為《秘密學習》的文章,講的是幾個小學生在日偽不斷掃蕩的戰爭環境中堅持學習的事,敵人來了將課本埋起來,敵人走後在露天教室裡堅持上課。這是一個真實的學校,當時叫“榮臻小學”,原本是收留戰爭中烈士子弟的,後來進城後改為“八一學校”,60年代,這裡成了一所著名的幹部子弟學校。各級幹部對自已孩子的愛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不惜血本對這裡進行投入:統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學樓,校園內到處綠樹成蔭,鮮花遍地,的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投入就是蓋校舍,這路子好像有點熟)可教育方針卻沿襲過去的老一套,孩子們好一點的學會了溫文爾雅,追求名利。差一點的就不消說了,這裡後來成為“聯動”的一個重要據點。請看看這裡舊教育體制教出的高徒:  一個小學生在描述未來理想時寫到:“職務:坦克兵元帥,工資:每月700(當時超高)”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長大後的八旗子弟們就是懷著這樣的理念沖向社會的,當他們優越感忽然被剝奪後,犯罪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養不教,父之過;徒不嚴,師之惰。”連私熟先生們都懂的道理卻有人裝做不懂。  十五、逮捕譚力夫  “聯動”成立後,更加瘋狂地抄家打人製造混亂,甚至有人晝伏夜出殺害對立面的人,引起了社會治安的嚴重動盪。本來抄家這一行徑是有嚴格組織程式的,一般說只抄書籍日記等文字性東西,而且還要打借條。這是基於“四清”運動中從地主家抄出“子孫萬代要報仇”等反動詩而採取的一種強制檢查措施。後來檢查擴展到“四舊”等生活實物,抄家者也還算守規矩,文革結束後有人從堆積如山的倉庫中揀出自家物品就是實例。可這些好的做法到了“聯動”這裡就統統廢除了,他們不但把抄家當成赤裸裸的搶劫,還中飽私囊,盡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東西。他們在向“黑五類”們勒索錢財的同時,發現這些人家裡有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書籍,不由分說拿了回去,可他們當時沒有時間看----都忙著奪權呢!  “聯動”的異常活動引起中央高層的密切關注,此時文革已全面展開的,運動的重點也已明確,幾個小屁孩“保爹”的舉動自然難逃他們法眼。擒賊先擒王,他們不約而同地將注意力集中到血統論驍將譚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來否定了譚力夫提出的“黑七類”的說法,說“譚力夫講話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對譚力夫的觀點大加撻伐。10月24日,毛主席親自出面了。他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  猶如三記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紅五類們頂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個電話打到譚力夫家,中央文革的關鋒、戚本禹約他中南海談一談。譚力夫又驚又喜:終於有了一個為血統論辯解的機會了。他要在中央領導面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系統闡述血統論的正確性。可當他那滔滔不絕的辯解沒進行幾分鐘,戚本禹就厲聲喝問他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子女有無瓜葛,關鋒則在一旁敲邊鼓,不斷地追問他們家同林楓、李雪峰的關係。自已的老爹幹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能同這些人無關嗎!譚力夫終於明白,對方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談話當然是不歡而散。事隔不久,譚力夫被逮捕投入監獄,中央文革成立了”譚力夫專案小組“,不斷追問譚力夫的後臺問題,想以此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藉以除掉政治對手。可譚力夫畢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獄中清醒地認識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為了整老子”的企圖,學著革命先輩的樣,咬緊牙關硬是一句不話,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為了證明“血統論”的正確,他還在獄中寫下了一首《鐵窗歌》:“鐵窗孤影對,深夜寒風吹。生當共產黨,死作革命鬼。縱死亦含笑,問心無大愧。敬愛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詩有好壞之分,寫詩人的境遇卻各不相同。“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讓作者“哢嚓”一聲人頭落地,可這首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卻為作者日後飛黃騰達埋下了伏筆。  十六、“聯動”鬱悶極了  自從被中央文革盯上後,“聯動”的日子一直過得很鬱悶。先是“中日青年大聯歡”籌備工作的領導權被剝奪,繼而平民紅衛兵崛起,處處搶他們風頭。1966年夏季,老對頭北航紅旗戰鬥隊發出了製造“紅海洋”號召,就是以美化市容為名,用紅油漆將街道、單位大幅牆體塗成紅色,以彰顯“革命化”的環境赤風潮。這讓“聯動”成員們心裡很失落:這本應該是他們提出來的才對!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沒辦法,只好跟在後面吃點浮食。除了到處潑油漆刷街道外,他們還將自已的紅袖章進行了精心改良設計:雙層綢面,外面紅色,裡面白色,寓意是:紅色恐怖壓倒白色恐怖。可惜這個順風屁還沒接熱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撻伐起“紅海洋”來。原因是製造“紅海洋”浪費了大量紅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連喝口涼水都塞牙!  隨著“聯動”重要據點北京六中勞教所等陸續被爆光,他們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來,老百姓都拿他們當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紅衛兵也漸漸不買他們的帳。“聯動”正式成立後,他們組織了幾次對“紅三司”的衝擊。可人家蒯大富一個電話就召來幾千人,嚇得哥幾個面如土色。不過,此時“紅三司”對“聯動”還基本處於防禦狀態,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畢竟人家頭頂上戴著紅帽子呢!  譚力夫被逮捕後,整個形勢對“聯動”越來越不利了,可個別腦子不大靈光的還不知死活,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表現自已,比較典型的是: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章,一手拉住軍車窗,另一手揮舞軍刺招搖過市。行人側目,避之唯恐不及,員警可睜大眼看著呢,帶著鬧事的不容分說被關了進去。  這下“聯動”沒招了。講理吧,理論權威正在監獄裡待著呢;講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紅三司”可是以大學生為主,個個膀大腰圓,還真不是個。“反了,反了,這年頭流行兒子打老子”,同阿Q一樣,他們也急需一場“精神勝利法”。  十七、“十二月黨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的俄國貴族軍官悍然發動政變,目的是反對沙皇的農奴統治。可惜活沒幹利索,指揮官臨陣脫逃,三千多人還在廣場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轟來了。圍觀的百姓和士兵們頓時血流成河,政變就此破產。可貴族畢竟是貴族,礙著朝中老臣的面子,參加政變的軍官們除首犯被殺外,大部分只是被罰去西伯利亞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亞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敵,可萬沒想到這幫公子哥生命力還挺頑強,愣是在那冰天雪地裡活了下來。他們美麗的妻子也拒絕了沙皇要她們改嫁的要求,寧可放棄貴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亞與丈夫廝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這個故事一向為“聯動”的紅色貴族成員們所熟悉,同樣是貴族,同樣是十二月,同樣是挑戰當局的危險活計,他們很自然地將二者聯合起來,自稱為“十二月黨人”。  面對蒯大富、聶元梓代表的平民紅衛兵的挑戰,紅色貴族們出奇地憤怒了。從1966年11月27日起,他們就在北大附中教學樓的一間會議室秘密集會,商討對付“紅三司”的辦法,12月5日發表宣言,正式出現了我們在開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詞。這篇宣言以詩歌般語調強烈指責當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在保衛“十六條”、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下號召“拉起隊伍自已幹!”幹什麼呢?當天夜裡,“聯動”成員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發出了向中央文革進攻的信號彈。  僅僅貼標語、發傳單當然滿足不了“聯動”的願望,他們發動了對“紅三司”一系列的攻勢。12月6日,十幾個“聯動”成員在首領牛皖平的帶領下,主動到蒯大富控制的“紅三司”司令部,點名要求辯論揪鬥老幹部的問題。結果還沒進大門口就遭到圍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聯動”再次從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等處調集大批紅衛兵來到“紅三司”所在地尋釁,結果被團團圍住,最後是周恩來派秘書周榮鑫來解圍才把他們救走。的確,無論從人數還是從體能上比,他們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個等級的,更不用說蒯大富後面還有個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學紅衛兵聯合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對“聯動”的理論和路線進行了嚴厲批判,並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這等於斬斷了“聯動”的各種觸角,形勢已經將紅色貴族們逼到了牆角。  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在這次大會裡,他們不但高呼“打倒‘紅三司’、“反對亂揪老前輩”等口號,還有人膽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剛喊出這句時,台下一片寂靜,幾千人同時愣住了,繼而掌聲大作,“聯動”紅衛兵們發瘋似的蹦起來,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等物件拋向空中,在圓形屋頂下飄舞著。不知誰弄來了鞭炮,劈哩啪拉,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在劇場中炸開了。此時他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央文革才是“紅三司”的總後台。  “聯動”老紅衛兵的血液像火一樣燃燒著。會後放映蘇聯電影《區委書記》,當遊擊隊員們舉槍宣誓“以血還血、以命抵命”時,全場的聯動立即回應,齊聲高呼:‘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帽子亂飛,口哨亂響,一片瘋狂。電影放完已是淩晨四點,大群的聯動趁著熱血還沒涼,一隊隊蹬著自行車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難弟兄。這就是有名的‘聯動六沖公安部’的第一沖。  十八、滅頂之災  在文革期間,各級黨政組織包括軍警等暴力專政機構,對紅衛兵都是相當地忌憚。這當然同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絕不僅是以新代舊那麼簡單。要知道,幾千年來,國家暴力機構同民眾的關係一直是尖銳對立的,它幾乎就是群眾頭頂的一層天。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改天換地的大事,這層天當然也在改革的範疇內,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毛澤東改革的辦法就是把對立關係倒過來,暴力機構的活動要始終置於群眾的監督下,為此他不惜讓“群眾運動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氾濫。其實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錯誤,但毛澤東相信群眾會在運動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較起歷史上暴力機構對民眾的壓迫來,他們在群眾運動中所受的委屈其實算不了什麼,當時中國社會出現的“老貓怕鼠”現象,其實正是我們曾經擁有的大民主。不過,對“聯動”這樣的組織來說,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可沒他們的份。“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也不給,半點也不給!”  12月26日,就是“聯動”開大會的當天,兩名“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時被老對頭“北航紅旗”的人逮個正著,他們不但不認錯,還動手打人。可這時“聯動”成員都在開會呢,寡不敵眾下,被扭送公安部,這就是“聯動”一沖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難兄弟”。當晚,他們不但打傷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員,連一位趕來調解的副部長都挨了打。無奈,公安部只好把鬧得最凶的幾個人抓起來,但學習過幾段語錄後立即就放了。可這幾個人出來後卻反咬一口,大罵公安部亂抓人----一沖。  12月28日到29日,“聯動”調來幾百名暴徒,強佔公安部接待室,不斷毆打工作人員,並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權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將兩名“落難兄弟”搶走,而且將三名公安人員綁到禮堂圍攻謾駡,直到周圍有群眾趕來聲援才撤退---二沖;  12月31日到1月1日,調集百人再次衝擊公安部,打傷二人-----三沖;  1967年1月6日到7日,糾集100人公然從公安部大門沖入,撒傳單、貼標語,砸爛禮堂,鬧騰餓了,就跑進公安部食堂,將那裡的四五十斤粉腸和熟豬肉一掃而光,還恬不知恥地到處宣揚“公安部的豬肉真他媽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將他們的暴行廣播了出去,大批群眾前來聲援,“聯動”一看形勢不好,奪路而逃---四沖;,  一天以後,他們糾集五六百人帶著菜刀、匕首等兇器,一路高呼“打倒‘紅三司’!”“打倒江青!”再沖公安部,用裝上鐵釘的“二踢腳”攻擊負責守衛的解放軍,造成多人受傷----五沖;  1967年1月11日,“聯動”再次糾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衝擊公安部。由於這次自動前來保衛公安部的群眾達十萬之眾,他們沒有沖成,只好氣勢洶洶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謂權力下放的“最後通牒”,並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陳伯達!“打倒謝富治!”,最後甚至喊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別人倒也罷了,周恩來可是一直在護著他們,只不過不滿意他們胡亂打人殺人最近沒有明確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聯動”越瘋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沖公安部”非但沒有改變他們即將滅亡的命運,反倒火上澆油,惹惱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級人物-----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並由起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1月17日,謝富治講話指出:“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指出:“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  同時,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給“三司”紅衛兵負責人打電話:“在‘聯動’問題上,你們是不是手太軟了?連個‘聯動’都對付不了,今後還想當左派?”  鉸殺令一下,“聯動”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號召廣大中學生同“聯動”劃清界線,從內部瓦解“聯動”組織。接著,由公安局的人領隊,“紅三司”的人動手,幾萬人在全市進行了犁庭掃穴式的大圍剿。在中學裡,新的平民紅衛兵組織不斷湧現,對他們發動了“中心開花”式的進攻;在大學裡,“聯動”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會上,浪跡街頭的“聯動”小流氓更是無處藏身。一天之內,“聯動”各個據點紛紛被摧毀,大部分頭頭被抓。“聯動”心裡這個憋屈呀!想當年在大興縣滅“四類分子”時是員警給他們帶隊,怎麼一轉眼全變過來了!他們想罵、想打、想鬧,可人家“紅三司”跟他們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個對一個,像拎小雞仔一樣抓過來丟進囚車。此時他們倒真有幾分“十二月黨人”的血性:在冰涼的囚車裡,稀稀落落地響起了《國際歌》聲。  十九、將軍們“綁子上殿”  當大多數監牢裡的“聯動”還在做“十二月黨人”的美夢時,他們並不知道,此時在他們曾經的老巢裡正在舉行著揭發他們罪行的展覽。展覽地點雖各不相同,但主題卻是一樣的,都把“聯動”罪行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繫在一起,主題是“讓我們奮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砸爛!”  之所以這樣聯繫,是因為從種種揭發材料來看,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帶頭造反,同他們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開的,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依靠近水樓臺的優勢,較早摸清了中央高層的意圖,於是這些毫無造反動機的人率先造起反來,他們是希望儘早獲得“左派”頭銜,以便從中漁利。他們成功了。他們中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幾乎是與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前後腳成立的,巨大的歷史慣性迅速把他們推向風口浪尖,著實風光了一把,但渣滓終究是渣滓,還不到一年,一個個就原形畢露了。  北京六中森嚴恐怖的“勞教所”;  慘無人道的各種法西斯刑法;  殺人滅跡,血債累累的暴行;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的流氓行徑;  ……  這一樁樁一件件,讓參觀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舊社會。人們很難理解,怎麼解放翻身這麼多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會出現這種罪惡。無產階級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按照某些人的說法,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了,階級鬥爭不存在了,國內的主要矛盾也變了,按說該太平了吧,可怎麼一轉眼舊中國的東西又回潮了?看來他們的生命力還很頑強,頑強到超乎我們的想像。  展覽獲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參觀,這中間包括共和國的一些開國功臣們。當他們看到自已家寶貝在外面幹的這些事後,從心底生出陣陣涼氣:這不就是國民黨嗎!這不就是法西斯嗎!自已把腦袋別在褲腳帶上幹了大半輩子革命,不就是為了推翻這些嗎?怎麼這些東西又從自已兒子身上出現了?大半輩子的辛苦,無數戰友流血犧牲換來的紅色江山,難道要由這群小兔崽子來執掌?過去是國民黨禍害老百姓,難道以後要換成他們來禍害?那自已革命還有什麼意義!並不是每個功臣都沒有覺悟,更不是誰都護犢子。“愛孩子,是老母雞都會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們,那就是國家大事了。”經過深思熟慮,他們終於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在陳士榘將軍的帶動下,一些將軍們紛紛帶著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聽說這件事後,當即下令:把被抓的“聯動”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徹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關押“聯動“的紅衛兵監獄中湧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幾輛大轎車開過來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隊上車,在車上,他們仍在心裡猜測未蔔的前程。“不會拉出去槍斃吧?”“不會,最多是開批判會!”他們這樣互相打著氣。  沒想到汽車卻直開人民大會堂,在東大廳的會議室裡,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魚貫走出。“聯動”們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憤怒、恐慌、內疚各種感情交織在一起,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曾經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長見面,可萬沒想到是在這種情形下,更沒想到一下子見這麼多。“你們受委屈了”,江青一語出口,下麵立起波瀾。先是小聲抽泣,接著是放聲大哭,會場亂做一團。接下來的談話就不那麼順利了。只要江青一開口,他們就齊聲高誦“我失驕楊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楊開慧閨中密友李淑一來信索取主席年青時贈送楊開慧的一首詞,毛主席說當年那首寫得不好,提筆揮就這首《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宵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服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裡的“驕楊”指楊開慧,“柳”指李淑一愛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這首詞裡,毛主席對前妻的懷念是無疑的,可並沒有對江青否定的內容。有些人總拿這個說事,用意純在詩詞之外,否則的話,為什麼他們不編排賀子珍呢?還不是因為當時賀子珍健在,有些謊話容易被戳穿。事實上,毛主席也給江青寫過一道: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題為“為李進同志題廬山仙人洞”,“李進”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雲鶴,“進”是進步的意思,加起來表示“李雲鶴進步了”)  “聯動”們人小鬼大,當眾這麼做無疑是在指著江青鼻子罵:“你是小老婆!”這簡直就是面對面的人身攻擊。  當中央文革其他人講話時,他們就高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毛澤東幹嗎?直到此時,他們每個人還在做著這樣的政治夢:自已遭受的種種“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著毛主席幹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會翻然醒悟,將他們和他們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來的“聯動”非但沒有絲毫悔改,反倒變本加厲起來。毛主席對上海“一月風暴”的支持徹底砸碎了他們的“救爹”夢,此時他們在政治上徹底清醒了。他們成群結隊地騎著自行車在天安門狂奔,並高呼“油煎江青!”“劉少奇萬歲!”“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後再見!”鑒於沒有槍桿就沒有一切的教訓,他們不但四處搜羅槍枝彈藥,還利用大串聯時在全國各地撒下的“火種”號召成立“鐵血隊”“紅旗隊”“紅旗軍”等武裝力量做他們的保皇派。他們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們更是別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口號。  可歷史規律決定了,這一切不過是螳臂當車。經過新一輪的抓、關、放後,他們殘存的力量也被消滅殫盡,“聯動”做為一個組織正式滅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照片的秘密.jpg (55.34 KB)  2009-12-13 21:22  這是網上流行的一幅控訴文革血淚的照片,它給我們的直觀印象是什麼?愚昧、狂熱、武鬥?可是又有誰真正看懂了它。  請大家注意看牆上的標語:“歡呼毛主席關於派軍隊支持革命左派的偉大號召!”“‘紅旗’《鐵血隊》死保‘聯動’反動透頂!”  “聯動”做為一個組織已經被消滅了,但他的指導思想還在,在黨內、軍內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時就有某位黨內大佬叫囂:“‘聯動’怎麼會是反動組織,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麼事!”與此相呼應,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各式各樣的保皇組織,名稱五花八門,以“鐵血隊”“紅旗軍”等最為著名,這當然不是完全響應“聯動”的號召,更多的是受衝擊的各級黨政負責人組織的憲兵隊。於是,1967年成為文革史上最為混亂的一年,全國武鬥成風。我們今天見到的“紅衛兵公墓群”大半形成於那個時期。然而當我細細考證這些公墓群時就會發現:他們大多數是當年的保皇派。懷著對党的忠誠,他們把青春奉獻給了他們心目中的“黨代表”。可這些人有朝一日翻過身後,卻異口同聲地指責起兩派的無知與狂熱,躺在冰涼墓穴中的逝者喲,倘使有來生,你們還是否願意為他們流盡最後一滴血!  一顆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鮮花還是毒草,大多數人還只是盲從。毛澤東----文革----動亂,用武斷的木樁將似是而非的邏輯串聯在一起,把毛澤東敵人的罪惡硬安在他頭上,多年來,中國人民就這樣被誘騙著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這條賊船。  後記 頑主天下  進入1968年以後,文革越來越是大人們的事了,“聯動”的老紅衛兵們一下子由“革命小將”又變成了半大孩子。這時期他們自稱“頑主”,意思是頑劣之主,我們後來熟悉的那句“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氣死公安,難死法院”就是從這時開始流行。其實讓我看,他們更像“玩兒主”,玩樂之主。  首先是他們學會了“玩情調”。政治上的受壓,使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過起了“逍遙派”“頹廢派”的生活。他們常常聚在一起遊山玩水、聚餐、交流書籍、傳唱外國歌曲,並且學寫新舊體詩,這就成了文藝沙龍的雛形。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們錢從哪來?實事求是地講,還真不都是非法所得。當時國家有一項救濟制度,什麼意思?簡單說,當時小青年剛上班一般是從18元工資拿起,以後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資40元,這在當時算相當高了。可他家裡養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難戶。這時他就可以享受國家的救濟:從他年齡最大的子女中選一人,根據具體情況不同從15、16、17三個工資檔中選一,當子女成年參加工作後再按24級工資制走。“聯動”老紅衛兵的父母此時大部分被打倒,家裡是指望不上了,但國家對他們也按救濟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資吃飯倒沒問題,可這些少爺們沒事愛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廳),這區區救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不過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貨,倒也勉強過日子。他們當年抄家還抄來了不少“資產階級腐朽的、沒落的精神垃圾”,此時倒成了他們寶貴的精神食糧。看黃書、聽黃色歌曲成了他們的主要娛樂活動,80年代開放初期國內就黃書氾濫,那主要不是外來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紅衛兵手裡“存貨”的傳播。  其次他們學會了“玩浪漫”。俄國的“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後有美麗嬌妻陪著,這讓中國的“十二月黨人”心裡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覺,儘管他們的“流放”環境比對方不知強多少倍。沒人跟,自已主動出擊總成了吧!於是北京城大街小巷總能見到不三不四的人圍著年輕姑娘們轉,員警問就說學雷鋒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鋒同志是幫助老大娘,可他們卻只愛幫助大姑娘。不過那時年輕姑娘們的防禦手段要比現在強,逼急了罵一句“臭流氓”對方一般會落荒而逃,否則就會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接受員警叔叔的問話。  但他們最主要的社會活動是打群架。“聯動”的組織機構沒了,但老紅衛兵們的架子可沒放下。此時他們的扮相更進一步,和“紅八月”時大不相同:一身將校呢軍裝,腳蹬將官靴,頭戴呢子軍帽,只是臂上沒有了“聯動”的紅袖章。(參見《血色浪漫》鐘躍民的扮相)這些都是老爹當年的軍禮服,穿在身上仍能顯示血統的高貴。可他們這身綠軍裝再也鎮唬不住“黑五類”的狗崽子們了。最讓他們鬱悶的是,連一直貼在身邊的“白烏鴉”們也造反,紛紛飛回自已的陣營中去了。他們想不明白:想當年“紅八月”時,自已一頓大嘴巴抽過去,對方連眼都不敢瞪,怎麼現如今就敢菜刀、板磚地跟自已幹!挨了幾頓暴打後,他們終於明白:當年自已之所以能橫掃街頭,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風,原來是狐假虎威!離開毛主席,自已連同自已老爹媽一塊算上,在老百姓眼裡連條寵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鄉”運動開展以後,他們被歷史的洪流挾裹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自詡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人大多數並沒有接老爹的班走從政之路。80年代,當他們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控訴完文革的“血腥”與“罪惡”後,這些當年打、砸、搶的闖將幾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從此,“官倒”成為中國政治辭海裡特有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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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三 1月 15, 2014 10:11 am

反思文革說要武 左傾回潮不彬彬

自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回到中學向文革中捱他們這些「毛主席的紅衞兵」批鬥的校長老師懺悔道歉後,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等二十多名當年的紅衞兵也回到北師大女附中「為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他們為當時的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自己「不作為」而懊惱痛苦。

年代火紅熱血沸騰
對文革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當年北京中學紅衞兵中,宋彬彬最是有名,因為毛皇帝為她改了名。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偉大領袖毛主席」首次穿軍裝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衞兵,支持他們的「革命造反行動」,官方紅衞兵們的口號是「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衞兵,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

宋彬彬等人被「選」為「首都中學紅衞兵的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把紅衞兵的袖章給毛主席戴上。所有在場的人都激動得高呼萬歲。「消息傳到天安門廣場」,幾十萬紅衞兵和「革命群眾」更是振臂歡呼亂跳,聲音響徹雲霄。這時毛主席「親切的問宋彬彬叫甚麼名字」,宋回答後,毛金口一開「要武嘛」!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一夜之間家喻戶曉。

毛皇帝改「彬彬」為「要武」是有「典」的,其出處就是當年民眾最為熟悉、朗誦最多的一段毛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文革實乃革命,暴動就是要武。毛皇帝對宋彬彬脫口而出「要武」,非常切合那個「年代火紅、熱血沸騰」、「造反有理」的時代洪流。於是「要武」又成了當年號令全國的「最高指示」。誓言「要武」的紅衞兵、造反派更加「暴力革命」,紅衞兵的皮帶、造反派的棍棒更加瘋狂的抽打在各種牛鬼蛇神、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學術權威身上。一時間腥風血雨,無數人在「要武」之下慘死,家破人亡。

再不道歉就沒機會
然而,沒過多久,宋要武的父親宋任窮也被當成走資派揪了出來,慘遭批鬥。宋要武一下子從毛皇帝賜名的「最最革命的紅衞兵」成了「狗崽子」、「黑五類」,再也不能「要武」揚威了。

這之後,宋要武銷聲匿迹,和廣大知識青年一道上山下鄉,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去了。文革後,她還是叫回宋彬彬,出了國。二○○三年回國,如今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嫗,白髮蒼蒼。

四十八年後的今天,她對記者說:「我終於有一個機會跟老師道歉了,對這個機會我盼了很久。我們都這麼大歲數了,今天你們也看到了,老師很多都八十多、九十多歲了,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我希望向老師表達歉意,也促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

以今日中國而論,對文革反思的不僅是陳小魯、宋彬彬這樣當年的紅衞兵、造反派,更要深切反思的是中共當權派。這些年來,左傾回潮、文革回潮,從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到第五代登基之後「打左燈」、對毛皇帝的歌功頌德,都使經歷文革的人特別是知識界人士深感不安。中共之中更有人對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的動機予以肯定,對文革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予以肯定,認為毛發動文革的那套理論是「我黨的寶貴財富」,更令許多人不寒而慄也。

東方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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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四 1月 16, 2014 4:47 pm

無聊的道歉騷

相對於陳毅之子陳小魯為文革期間的行為道歉,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的道歉顯得有點虛偽,有點無聊。如果說第一個是天才,那麼第二個無疑就是庸才,宋彬彬的所謂道歉,予人的感覺是撇清責任多於真心認錯。正如網民質疑,宋彬彬聲稱自己從未參加過武鬥,也沒有參與或組織過打人抄家、破四舊等活動,那還道甚麼歉呢?這不是做騷嗎?

老實說,這些在文革時呼風喚雨的紅二代,如今才來惺惺作態地道歉,只能弄巧反拙,令人反感。尤其是宋彬彬,她身為開國上將的女兒,不僅跑到美國讀書和生活,而且加入美國籍,甚至曾經出任美國麻薩諸塞州環保局的官員,現在煞有介事地返回母校「懺悔」,目的何在,本來就很值得懷疑,她究竟是以中國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道歉呢?

當今中國,不少紅二代外表是紅的,裏面是白的,一方面享受着父輩的庇蔭,一方面又對現有體制諸多不滿,甚至恨不得充當美國的帶路黨,可謂咄咄怪事。

說甚麼「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這種風涼話究竟有甚麼意義呢?對文革受害者來說又有甚麼作用呢?官方喉舌稱讚這種懺悔行動具有「現實意義」,根本是自欺欺人。如果這些紅二代真心認錯,就應該勇敢地為當年的行為負起刑責,而不是將所有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把自己扮得好像受害者似的。

陳競立


記者亞May : 道歉總比不道歉好! 不要估計別人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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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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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四 1月 16, 2014 6:27 pm

向宋致敬!鼓勵文革參與者站出來,揭露文革 指控首惡


繼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道歉之後,又有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勇敢站出來了,她向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卞仲耘等老師致歉,為自己在文革中的“不當行為”懺悔。

在此次網路一面倒的聲討宋彬彬中,我深深的陷入了思考,竟然有了一些不同的思維,抛磚引玉,請大家不吝指正。

對於我們這些大多數在文革後出生的中年人或年輕人來說,文革是遙遠的,雖然我在網上和各種記載裡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文革零碎片段。但是說實話,我沒什麼切身感受,因為沒有代入感。所以上次陳小魯道歉沒有引起我的共鳴。

為什麼此次宋彬彬懺悔道歉反而引起我切齒痛駡,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暴行的細節被非常詳細的揭露出來,畫面和記憶一下子鮮活起來,我對暴行一下子有了代入感,等同身受的那種悲愴、冤屈、無助、遺憾、憤怒就全都出來了,所以宋彬彬自然就成了第一個發洩對象,我一下子把所有的痛恨憤怒對她傾倒個乾淨。

但是等我心情稍稍有點平息下來之後,我感覺到似乎哪裡又有點不對勁,深思一下,找出了原因。

雖說文化大革命已有歷史否定,但是說實話,我始終認為對文革的批判做得還遠遠不夠。加上一直以來對文革和毛澤東錯誤的低調處理,導致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對文革、毛澤東的認識片面和不深刻,甚至產生了嚴重偏差。

近幾年,改革開放的一些失誤讓老百姓怨言很大,少數有心人借機攻擊改革開放,混淆是非,掀起一股為文革和毛澤東翻案的思潮,鼓吹重走文革老路,一下子把許多人的關注焦點又引到了文革和毛澤東身上。如果任由這些少數人顛倒黑白,大肆宣揚,久而久之就會使人們產生思想混亂,進而引起社會不安,影響改革開放大局。

而陳小魯們、宋彬彬們適時挺身而出,領罪認罪、道歉懺悔,現身說法,對認清文革的真實面目,揭開首惡的虛偽面具,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所以,陳小魯們、宋彬彬們帶有自首性質的認罪懺悔應該得到人們的寬恕,他(她)們勇敢的行為甚至可以得到我們的一份敬意。

我們應該鼓勵更多的文革參與者包括實施暴行者勇敢站出來,一起同邪惡鬥爭,揭露文革,指控首惡,徹底把文革和首惡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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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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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四 1月 16, 2014 7:03 pm

文革小闖將們紛紛跳出來道歉深度解讀

作者:黃金俠


先是一些無名走卒率先出來為文革自己的暴行道歉,後來那,一片鵝毛掀不起波瀾,於是幕後的各個大佬們坐不住了,紛紛從幕後跳到台前,導演導到戲子的水準也歎為觀止,不過,戲確實不好演,說不定就會演砸,不但40年前醜陋,40年後更加的邪惡,從 被人遺忘的縫子裡冒出來的不全都是春芽,也有臭不可聞的臭狗屎!

陳小魯、宋彬彬真的有罪,需要憋了40年出來道歉嗎?不對啊。。。那個年代的人都清楚,他們有罪嗎?有罪為什麼不去伏法,文革被伏法的人多老去了,他們沒有,不但沒有,早在80年代初都被平反了,從文革的小闖將變成了改革的弄潮兒,哪一個現在不是根正苗紅,顯赫一時的既得利益者?還有那個叫宋彬彬的人,80年代就移民到美國了,是負罪潛逃嗎?還是他老子的假公濟私那,文革的殺人暴徒成了中美友好的天使。。有罪需要伏法,接受人民的審判,只有接受審判和伏法,再道歉,我們才認為你真心認罪,誠心認錯,如果你沒有罪,並享受了改開的既得利益,憋了40年 曰:我錯了。。。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這個戲子的水準不怎樣,人品更加噁心

30年的改開,造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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