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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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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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熱衷於舞會 文工團物色年輕女孩做毛的舞伴 被彭德懷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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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到了天安門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煙火,襯著夜色下廣場附近的萬家燈火,景色十分壯觀迷人。在空中綻放的繽紛焰火,將廣場上無數身著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點綴得非常美麗

煙火放得正熱鬧時,周恩來走過來,請毛到大廳內和來觀禮的外賓一起拍照。這次接見中,包括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歲,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長鬍子,穿一雙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國話講得非常好。給胡作警衛工作的張告訴我,胡十分喜歡中國,衣食住行,樣樣都是中國的好,全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特別喜歡住在廣西和雲南。我這是第一次見到胡,非常欣賞他。

最後一批煙火放完已經快十點鐘了。大會裡沒有人告訴我這些點心總共花了多少錢。但我後來得知,光是這一晚的煙火費恐怕就不下五十萬人民幣。那時工人一月薪資只不過是三十人民幣上下。此後,我越來越覺得這般慶典過於鋪張浪費,特別是在困難時期,大家普遍餓肚子的時候。多年後,這些慶典對我便變得毫無意義。



毛後來也對這些節慶意興闌珊。不過每年過五一及十一這兩個節日,他都很緊張。一是頭天總想早睡,偏偏睡不著,大會的時間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門。雖然如此,群眾的崇拜傾倒總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撐完全場。問題是他典禮後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時演變成支氣管炎,好幾個禮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氣管炎更易導致肺炎。此外,他也討厭打扮整齊和這些繁文縟節。

他之辭去國家主席,所謂退居二線,實際上,是將這些他稱之為「表面文章」的禮數,推給別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決定,為了節省人力物力,此後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門慶祝國慶。這說得似乎很中聽,但骨子裡是怕麻煩,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勁頭反而來了,為了打倒政敵,鞏固手中的權力,一躍而起,到天安門八次接見並鼓勵紅衛兵「造反」。這些花費比平常的國慶和勞動節慶典要大得多。毛在權力鬥爭中,從無顧及花費的問題。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蘇聯途中墜機身亡之後,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慶典。天安門的慶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勞動節之時,毛仍極為振奮。

放完最後一批煙火,我以為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還舉行了一場舞會。這真使我大吃一驚。解放後,跳舞場就因其頹廢和具資本主義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宮朱牆內,毛內住地西北的春藕齋,每周末有一次舞會;一九六零年以後改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煙火後,就有一個舞會,而且我還必須出席。

我和毛一起走進春藕齋,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的女團員們,一下子都圍上來,爭著要同毛跳舞。原來由中央辦公廳的幹部組成臨時樂團伴奏,後來改由專業文工團樂隊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調——年輕女孩輪流上來和毛跳舞。毛的舞步遲緩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歡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馬上就又換上下一個女孩。前陣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沒有來,朱德和劉少奇倒都來了。只有毛、朱、劉這三位領導坐在桌旁,其他百餘名左右的辦公廳幹部和文工團的女孩子都坐在靠牆邊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時年輕,任毛的保健醫生,又是舞廳里少數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輕女孩子也請我跳舞。

有時舞曲音樂會嘎然停止,換上北京戲曲的小調。北京戲曲是種民間通俗文化,內容多半是纏綿悱惻的庸俗愛情故事,有時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聽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調,其格調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團的樂隊奏起了「蘇三起解」中的小過門,舞場內立時沸騰起來。毛和著小調,跳起他獨一無二的西洋舞步。在舞會的樂曲上,毛與江青的愛好完全不同。毛喜歡民間小調,江喜歡西方樂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來。

我看看,春藕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雜踏,沒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銀橋拉住我,他說:「你可千萬別走,主席他跳舞,總是注意身邊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會說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擠走,會認為我們之間在鬧意見。」我說:「這怎麼可能?沒事怎麼會鬧意見?」他說:「你可不了解。時間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銀橋所說,毛很注意在他娛樂活動的時候,他身邊工作的幾個人是不是都參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給他在杭州飯店舉辦舞會。我當晚很累,沒有去。過了一會,一個衛士敲了門,說:「主席問你為什麼沒有來?是不是值班衛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長沙,我因雨大,沒有去看花鼓戲的演出。但過了半個多小時,湖南省公安廳李廳長趕來,又接我去了。從這兩次以後,凡是毛參加的活動,我定到不誤。

數年後我才了解舉辦這些舞會的「內幕」,所謂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是由汪東興負責組織,其真正目的在於提供毛娛樂,並非官方所說,是為了服務警衛團。文工團挑選年輕、「可靠的」女團員做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在政治局給毛提意見,問毛為什麼要在警衛團成立文工團。彭是政治局委員中最直言敢諫,勇於向毛挑戰的領導幹部。彭斥責毛弄個「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汪東興不干好事。因此,警衛團文工團被撤銷,但毛並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團的女孩子——北京軍區、空軍、鐵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團等——都來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勞動節,在第一次舞會上,我對這些臭事一無所知,我只想儘早趕回南船塢和家人過節。曲終人散時,已是凌晨兩點多鐘,汪東興招呼我去吃宵夜,我沒有去,急著趕回家,我知道嫻還在等著我。

在家中,我們一起吃著蛋炒飯。我未能和家人一起過節,嫻感到非常失望。我母親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點鐘才開飯。我兒子李重累得在母親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見面至此還不到一個禮拜,但我的生活已經起了劇烈的變化,起居無時,飲食無常。嫻說:「你要跟毛主席一樣了。」從那時開始,二十餘年來,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亂了。我非常愛嫻,但我很少能待在家裡。過去我們總期盼著國慶日、勞動節和春節的來臨,我們通常去我母親那一起過節。在我為毛服務的那二十二年間,我只放過一個禮拜的假,一家人也從來沒機會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時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時,每每已近破曉時刻。嫻往往坐在燈下憂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幾個月,甚至一年,這期間她一貫寢食難安。我二兒子於一九五六年出生時,我正在外地。

不單是我不常在家的問題,即使我人在北京,嫻也不能參與一組的生活。嫻一直未被批准入黨。好在我是毛的保健醫生,這職位使她安然度過一次又一次使生靈塗炭的政治浩劫。

以後,嫻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無後顧之憂。我的家完全是她一個人在管理、在支持。她盡心盡力照顧孩子們和我年邁的母親。嫻剛回中國時,是個精力充沛、活潑外向,對人生充滿熱情的年輕女人。我眼睜睜看嫻經過歲月摧折的轉變,內心之痛苦,筆墨無法描述。新中國拒她於門外,她為我憂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變得內向而沉默。她常對我說:「我們過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於沒有家。」她的蓬勃朝氣似乎正在一點一滴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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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舊破到宋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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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宋慶齡家被紅衛兵與造反派包圍衝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里。當天,周恩來立即派來了一個加強連(原先只有一個警衛排),分為三班日夜守衛與巡邏在宋慶齡家的內外。

為防不測,宋慶齡還令衛士長隋學芳關閉了兩扇大門,只在緊鄰衛生部的那扇東大門上開了一個觀察小門。

但是,家中依然難以獲得片刻的安寧。警衛連只擋得住狂熱的人們,卻擋不住嘈雜的高音喇叭聲。每天都有不少紅小兵的來信送到宋慶齡手中,翻來覆去就是那麼一個意思:強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種資產階級的髮型與穿那些資產階級的服飾了。

每每看著這些筆劃稚嫩的來信,宋慶齡只會苦笑著搖搖頭,長長地嘆著氣說:「唉,孩子們不懂事,他們可別害了我們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來訪。幾句客套之後,江青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宋慶齡平靜地望著面前這位「第一夫人」,端莊的臉上甚至帶著一絲淡淡的微笑。

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江青的發揮,微微笑著提醒對方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使用武力,更不應傷害無辜。」江青的臉立即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後,宋慶齡一連幾天不高興。偏偏這時,上海傳來了令宋慶齡五內俱焚的消息:上海萬國公墓被紅衛兵當做埋葬舊社會資產階級的墓園,砸了個稀巴爛。宋慶齡的父母因是蔣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墳墓更是沒有逃過厄運,被紅衛兵連棺木都翻搗了出來,還來了個暴屍拋骨。

宋慶齡懷著悲憤,連夜向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差隋學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廳,請求保護親人的墳墓。

周恩來獲信後拍案而起,一邊給上海民政局打加急電話,命令民政局領導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做好宋副委員長祖墓的恢復與安置工作,一邊親自起草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單。在這份長長的人員名單上,宋慶齡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繕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慶齡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刪掉了,重新豎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慶齡一人的名字。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學芳因飲酒過量兼席上談及文革動了肝火,導致腦中微血管破裂,突然中風半身不遂了,年僅38歲。

震驚與惋惜之餘,宋慶齡只好向國務院機關事務局緊急報告,請另派人接替隋學芳的工作。沒幾天,該局給宋慶齡調派來一位40歲出頭的警衛秘書。本文姑且稱之為S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熱浪日甚一日,紅衛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擁在後海北河沿46號前,一遍遍地高呼口號,衝著宋慶齡居住的那幢主樓咆哮。本來就有失眠症的宋慶齡,這下更加難以入睡了。她徹夜難眠,坐臥不安。

無奈之下,宋慶齡只好親自下樓,要S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預。誰知S警秘擺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絕執行。「你可以試著勸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們解釋一下。因為整個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這些沒完沒了的嘈雜聲打亂了。」宋慶齡儘量和顏悅色地對S警秘說。「那,我就去試試吧。」S警秘見宋慶齡臉色不好看,只好模稜兩可地應一句,站了起來。

更讓宋慶齡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對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員,如今在S警秘脅迫下露出了勢利眼,明爭暗鬥,開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衝著宋慶齡橫眉冷對,白眼相加。

宋慶齡後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樂趣」、「觀花室」、「聽鸝軒」等處的匾額、楹聯被視作封建的東西取了下來,砸碎後送到廚房灶間。宋慶齡掛在居室里的幾幅西洋人體畫,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殘餘,扔進火堆,換上了毛主席語錄。鋪在樓梯上與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慶齡及時加以阻止,也差點被S警秘等人掀起來捲走。就連宋慶齡最喜歡的小動物——鴿子,也受到了嚴重威脅,「如果宋慶齡自己不處理」,S警秘就準備動手宰殺了。

這段時間裡,家裡再也聽不到宋慶齡彈奏鋼琴的聲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園裡閒庭信步的身影,放在臥室唱片盒裡她最喜歡的《可憐的蝴蝶》、《晚安》、《當我們年輕的時候》與《風流寡婦圓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臥室里與床頭上,出現了大紅塑料封面包裝的《毛澤東選集》與《毛主席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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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營! 1952年的商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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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輪船公司創始人、有「中國船王」之稱的盧作孚服用安眠藥自殺。

他在抗戰中憑藉一己之力,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設備經三峽搶運到四川大後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史稱「宜昌大撤退」,亦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

在他自殺前,軍代表已經入駐民生公司,總經理被扣押,籌備中的海員工會事實上接管了公司,開始撤換人事部門經理和幹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職工被掃地出門,盧作孚的得力幹將之一、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也在鎮反中被公開槍決。

在自殺前的兩天,盧作孚在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做檢討,聲淚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營申請的資本家。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但最終有人揭發他,說他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意圖「腐蝕幹部」。不堪重負的盧作孚終於選擇一死了之。

1950年6月,當時的政協會議上,面對資本家們關於公私合營的憂慮,領導安慰說,國有化「還在很遠的將來」。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業人士的講話中,領袖明確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原料、市場、融資渠道都必須為國家控制。當時有一句很形象的話: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步盧作孚後塵的大有人在。哈爾濱「同記」公司老闆武百祥,只讀過5年私塾,沒什麼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勞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別簡樸,每日步行上班,不納妾不嫖娼,在同記推行股份制,給員工分紅,並修建職工醫院、浴池、運動場等福利設施。還家鄉開辦學校。1955年同記被改為公私合營,有心結的武百祥在大鳴大放時提出公私合營定息太低,結果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殘酷批鬥,在八十多歲的時候自縊身亡。

1949年前中國最大的百貨企業,上海永安公司的總經理郭琳爽,曾經是上海首富。抗戰時帶頭抵制日貨,還曾經組服務團救護難民,捐獻物資。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營,1966年徹底變為公有。郭琳爽遠走香港,後被軟硬兼施召回,70歲被連番批鬥。他珍藏的文物被抄,為了自保,只能在家門貼上標語——「願將家俬全部獻出」,後還是被關入牛棚,1974年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個著名的資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業翹楚的冠生園的創辦者。原本是一個地攤小販,摸爬滾打幾十年才使得冠生園成為全國知名品牌。三反運動開始後,公司正常經營受到極大影響,入不敷出,負債纍纍,已經無法發放員工工資。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從家中揪出逼其發放工資,禁閉在辦公室兩天後,由遭遇稅務局上門催款,經受不住刺激,於4月21日從冠生園大樓上跳下,斃命於南京路上。

由於當時選擇跳樓自殺的資本家太多,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稱為「空降部隊」。上海僅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兩個月中,自殺的資本家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全家同死。

上層在1956年底曾說:「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

明白這句話,也許就能看懂商人的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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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段影像被裁剪提前預示劉少奇在劫難逃了
-----「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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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八一八」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人們寫的回憶文章可用「汗牛充棟」這個成語來形容了,但是奇怪的是,有一個重要的細節,至今似乎還無人提及。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接到通知,天不亮就集合起來,先是步行趕到清華園火車站,乘火車進城,然後從西直門車站步行到東長安街,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大遊行。

站在人潮如涌的長安街上,我們第一次看到一支奇怪的隊伍:明明是一些十幾歲的孩子,卻穿著軍裝、戴著軍帽,甚至還束著軍用腰帶,有的還穿著軍用大皮靴--然而卻沒有帽徽領章,取代帽徽領章的是左臂上一個鮮紅的袖章,上書毛式繁體「紅衛兵」三個大字。等進入天安門廣場時,我們才看到,整個東西觀禮台上清一色地都是這樣裝束的中學生們。無數杆紅衛兵大旗在上下翻舞獵獵飄揚。

那天,來自「文化大革命」燃爆點北京大學的大學生們顯然不是這個廣場的主角了,而橫空出世的「紅衛兵」才是占領了這個大舞台中央的新秀,北大的學生們難免心中有點失落感。

等北大的隊伍走到天安門前時,遊行已經接近尾聲。廣場上的人群像海嘯般湧向天安門,在金水橋前匯成了洶湧的漩渦,被踩掉的鞋子滿地都是,人們瘋狂地跳腳喊著「毛主席萬歲」,只希望離毛主席近點,再近點,能看得更清楚點。

這時,天安門城樓上有動靜了。毛澤東開始離開城樓中心,向西面遊動--這時我依稀看清了,他居然也穿著一身軍裝,和紅衛兵們一樣!第二天的報紙上就登出了宋要武(宋彬彬)給他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大幅照片:他穿著一套顯然並不合身的下擺沒有口袋的布軍裝--報紙報導說,那是他在登上城樓前到警衛士兵的宿舍里借來的一套士兵服(到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他才穿上了一身合體的呢質綠軍裝)。

毛澤東一動,林彪、周恩來等一批天安門上的領導人都隨之而動,毛澤東領著他們一直向西,直走到城樓的西南角(那張毛澤東像站在大船船頭上招手的著名照片就是在這時拍下的)。這時,整個廣場的重心全壓到了西邊,西觀禮台和廣場的西半部都像沸騰了一樣,而東觀禮台上的紅衛兵們卻急得抓耳撓腮,這時,他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天安門城樓的中央--

身穿灰色中山裝的劉少奇並沒有隨毛澤東向西面去,此時正孤零零地站在城樓中央,似乎有點落寞。於是,一個聲音從東觀禮台上響起:「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一開始是幾個人的呼喊,但很快就成了山呼海嘯般的合聲:「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這整齊劃一的聲浪成了整個廣場東半部的雷鳴。

劉少奇聽到這喊聲了,向下面擺了擺手,然後只見他向城樓西面走去,走到毛澤東身邊,他湊上去,似乎說了些什麼。毛澤東於是從城樓西頭開始向東移動,最後,終於來到東觀禮台上方。這時,東觀禮台和廣場的東部也沸騰了,「萬歲」之聲響徹雲霄……首次接見紅衛兵的盛典就在這皆大歡喜的歡呼中結束了。

由於所站的位置,8月18日那天我記憶最深的就是東觀禮台上所響起的呼喊:「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可是,過了不久,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新聞電影出來了,我驚訝地發現:東觀禮台上紅衛兵振臂齊呼的鏡頭保留下來了,但喊聲卻被剪裁了,對「劉主席」的呼叫被裁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後半截「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

從這個絕非無意的剪裁,透露出重大的信息。讓我第一次猜測到,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要矛頭究竟是指向誰的。身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的法定二號領袖劉少奇怕是難逃一劫了。其實在關於「八一八」的新聞報導中,被剪裁的不只是這個錄音,後來有人發現,在當天的照片中,陳毅的照片也被「割頭換面」了。這種現象對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已經屢見不鮮,見怪不怪了。如何從假新聞中找真新聞,如今已經是一門大學問了。

這麼多年來,對這個大事件中的小細節我一直無法忘卻,是因為其中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歷史真實。那些從中南海里殺出來的「老紅衛兵」們想見毛主席,卻深情地向「劉主席」求助,從這個細節中人們可以知道,在「文革」發動初期,即使深諳內幕、消息靈通,站在第一線衝鋒陷陣的「老紅衛兵」們,似乎也並不明白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要打翻劉少奇。

不知當時在廣場上跳躍呼喊的「老紅衛兵」們(如今都在六十歲以上了吧)有幾人還記得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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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紀委懲處後 西安出台嚴厲封城措施

繼上周五中紀委追責防疫失職、懲處26名官員後,西安市政府周日宣布,從周一起除啟動新一輪核酸篩查外,更出台自武漢封城以來極為嚴厲的防控措施。

據中國媒體周日報導,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決定,12月27日12時將啟動新一輪核酸篩查,並從27日零時起封城,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

封城措施包括,所有居民除按要求參加核酸採樣外,均不出戶、不聚集;防範區居民即使完成新一輪核酸採樣並顯示陰性,仍執行原外出採購規定,錯時發放出門憑證;各大專院校從嚴加強在校學生管理,無特殊需要,一律不出宿舍;所有超市、便利店、農貿市場、醫療機構、物流寄遞場所嚴格執行掃碼、限流、消殺措施,所有工作人員一律佩戴N95口罩和醫用手套等。

據悉,中國陝西省今天通告再增逾157例新冠本土確診,累計本土確診病例499例,大多發生在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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