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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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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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日 1月 19, 2014 11:41 am

陳小魯: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今年八月,陳小魯收到了同學黃堅發來的一組照片,關於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鬥和勞改的照片。看到照片的陳小魯在八中校友博客上,發表了這樣一封道歉信。

感謝黃堅在8月18日將這些照片公佈於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富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革命,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今天我想接網路向他們表達我真誠的道歉,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認為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是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否則談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強和中國夢!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陳小魯 2013年8月20日
這之後,在北京八中對面一家茶社的會議室裡,一群兩鬢斑白的老人,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聚會。與會的都是四十七年前在文革中受到波及的北京八中的老師和學生,其中年齡最小的也有六十多歲了。陳毅之子陳小魯作為代表,向他們做了正式的道歉。

“要說文革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憲。”


許戈輝:我們知道今年八月份,您在八中校友會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文革的反思道歉信,並且也和其他校友同回八中,舉行了一場小型的道歉會。對於你們道歉的舉動,老師持怎樣的態度?

陳小魯:老師們的態度很寬容、大度。我記得我們聚會的時候,我們的張金鳳老師就說,那個時候老師給我們上課,總講些階級鬥爭。運動一來,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學生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了一些事,作為老師也是有責任的。還有的老師就講,學生就像老師的子女一樣,子女犯了錯,父母做最多的就是包容。

許戈輝:道歉之初,是否想過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響?有一部分聲音覺得您這是為了出風頭,您怎麼看待這些質疑?

陳小魯:沒有,我一直覺得道歉是我個人的事,就是我和另兩個同學,小範圍的一個舉動。我也從來沒認為我的身份特殊。我父親對我從小的教育,就是不要有優越感,對老師、同學、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尊重。所以即便是在運動期間,我對老師也是保護的,我沒鬥老師,更沒出賣爸媽,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另外我也並不想通過我的道歉,引起什麼大規模的道歉。實際上對於“文革”的反思,很早就開始了,很多同學都在各種場合道歉過。
許戈輝:說到對“文革”的反思,您多次在採訪中強調法律的重要性。為什麼?

陳小魯:要說“文革”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憲。如果當時我們有憲法教育,有對人權的教育,有人道主義教育,那我們就可能少犯錯誤,學校悲劇就會減少。今天有個環球時報的記者採訪我,我說你是哪年出生的?他說1985年的。我說你上學的時候,有憲法教育嗎?有普法教育嗎?有對公民權利、義務的教育嗎?他說沒有。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教育。所以我認為,現在我們的政府沒有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往往是一個人上臺講一套話,大家就跟著去宣傳這個話。我們最大的教學就是應該樹立憲法的權威,讓老百姓知道,要遵守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就是憲法的基本內容之一。黨內部的矛盾,社會的矛盾,官民的矛盾永遠都是有的。不單是中國有,國外也有。但怎麼解決呢?法律不就是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嗎?過去說,生活好了就能解決這些矛盾了,我覺得不一定。比如2011年我們反對日本購買釣魚島,就出現了大家砸日系車的現象。有人說這是“文革”回潮,我說這不是回潮,這是文革的基因從來沒有徹底清除。當時放出來那個惡魔,還沒有完全收回去。

“我一直沒有加入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門官場舉行了“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主席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之後陳小魯倡議並組建了“西城區糾察隊”,為遏制當時紅衛兵的暴力行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極左的思潮下,部分紅衛兵意識到亂揪亂鬥革命老幹部並不是真正的革命,於是1966年12月5日,“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他們以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為骨幹,總部設在北大附中。“聯動”成員是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最早的老紅衛兵,多為十六七歲的烈士子女、高幹、軍幹子弟。
許戈輝:憲法是您在“文革”後,對“文革”的反思,那麼在文革當中您的思想有沒有受到衝擊或者轉變的時候?

陳小魯:本來最開始是文鬥,但是8月18日以後,就開始武鬥了。我的思想也開始由革命派轉向保守派了。於是成立了西區糾察隊,成立它的宗旨是為了遏制紅衛兵的暴力。後來紅衛兵被解散了,文化革命更加深入,像我父親這些人都受到了衝擊,我的思想就有了第二個轉折,開始對文革產生了懷疑。所以後來開始發展到大規模批鬥時,我在部隊,已經是團級幹部了,你必須得批鬥,我非常難受,我不想說違心的話。於是我就申請調離了瀋陽軍區。
許戈輝:您剛開始是學生領袖,後來又成立了西區糾察隊,很多人把您當做“紅衛兵”的代表人物,但其實您從未加入過“紅衛兵”,出於什麼原因沒有加入紅衛兵?

陳小魯:因為我上學早上一年,在同學中年齡最大,再加上當時的人緣又不錯,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學生領袖。 但我一直沒有加入紅衛兵。因為當時文革有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造反有理”,當時的我,並不反對這個觀點,我反對的是後來那個口號,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也就是血統論。這個說法其實是擴大了打擊面,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們的很多同學出身都不好。所以我就提出來,我說既然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就應該用毛主席的話作為我們的口號,叫做“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你要講別的口號,他們都不會接受,但毛主席的話,誰敢反對啊。果然誰都不說話了,但還是有人不服,因為別的紅衛兵都用的原來那個口號,這樣一變口號,大家就說算了吧,別搞了。所以你如果現在調查我們學校,紅衛兵總部、宣言、領導人什麼的,都沒有。

許戈輝:當紅衛兵解散,開始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文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您的父親這時也受到了“文革”的波及,這個時候作為學生領袖,您的處境如何?

陳小魯:四人幫認為我父親是聯動的後臺,我是我父親跟聯動中間的聯絡人。我是他兒子,又是學生領袖,所以1968年的時候,他們就像抓我。但周總理不同意,總理說陳小魯有什麼問題啊,你們沒有掌握他任何問題就抓人,那最後沒有問題的話你放不放人?如果認為陳小魯是聯絡員,那我就把他孤立起來不就完了嘛。於是總理為了保護我,就把我送到了部隊去鍛煉,這樣就切斷了我和社會、家庭的聯繫,當然也可能間接保護了我的父親。後來我就去部隊參加勞動去了。

部隊三年,未給家中寫過一封信

許戈輝:您去部隊前的這次和家裡的告別,是不是有種生死離別的味道?陳毅元帥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個非常堅毅,性格很豪放的人,但是當這樣一個男人告別自己的兒子的時候,他是什麼樣子的?

陳小魯:其實家人不太知道我在“文革”中做了什麼,我沒說過,他們也沒問過。所以當我要走的時候,他說你究竟幹了什麼,我說我什麼都沒幹。等到我走的時候,父親有些感傷,但是他也覺得我大了,到部隊鍛煉鍛煉也是好事。我去部隊的時候是1968年,22歲,到1971年的時候,我父親碰到陳錫聯,就是我們瀋陽軍區的司令,他就跟他提出來,說我的兒子在你那兒當兵,都三年了,一封信都沒有。為什麼我不寫信呢?因為我走前,總理對我有要求,他跟我講你不要寫信,不要跟家人、社會聯絡。那後來陳司令一聽我父親這麼說,立刻說我表現很好,已經當幹部了。這之後我就回家了。
許戈輝:從部隊上回到家後,到父親過世前,這段時間裡,你們父子的相處是怎樣的?


陳小魯:沒有說太多。一個是我父親身體不好,已經得了癌症嘛。另一個是黨內的事情也很複雜。當時我父親還背著一個“二陳合流”罪名,就是九屆二中全會上,說他和陳伯達合謀反對毛主席,支持林彪。後來我父親跟我母親講了一句話,他說小魯啊,可能這三年經歷了很多,有很多話沒有跟我們講,其實我都講了。因為部隊的幹部、戰士對我都非常關心。我記得1970年我入黨,指導員就講,說陳小魯同志的家庭以及他在文革中的表現,組織上保證這個問題我們不討論。我們討論的是根據他入伍這兩年的表現,是不是夠一個黨員的標準。這其實是對我的保護啊。

許戈輝:那我問最後一個問題。您當年很反對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在現在這樣一個拼爹的年代,您作為一個過來人回頭看,您認為家庭到底給一個人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陳小魯:是這樣,這個社會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平等。追求平等是我們的一種願望。社會始終有等級,特別是在東方。你如果是個幹部子女,那就是有優勢的,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個東西終歸是要逐漸把它縮小,所以我們要政府幹嘛?要改革幹嘛?不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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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1月 28, 2014 9:05 am

程翔﹕宋彬彬道歉了,中共呢?


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沉寂了45年後,終於勇敢地站出來向曾經被她所領導的紅衛兵活生生打死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及其他老師道歉。儘管公眾對她的道歉尚未能完全釋懷(更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歲的王晶垚先生的拒絕),但畢竟她還是道歉悔罪了,所以還是值得肯定,因為:

第一,她以自己的經歷,以本人是加害者的身分,證實了文革的種種荒謬和殘暴都是不容否認、不容抵賴的鐵一般的事實,有力地反擊了目前國內「毛左」冒起,不斷否認歷史事實(否認反右、否認大饑荒、否認文革)的歪風。

第二,她的悔罪道歉,提醒了人們不能忘記中共的歷史錯誤。習近平上台後,在2013年4月22日發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的通報》(即所謂「九號文件」)規定了所謂「七不講」,其中就包括了「黨的歷史錯誤」,不准人們討論。宋彬彬的道歉,使人們重新聚焦到中共的「歷史錯誤」來。這就無形中打破了習近平所設的思想禁區。

沒有反思 也難以接近真相

她說: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她這個見解,顯然比習近平企圖掩蓋中共歷史錯誤的做法要正面得多。

第三,她在反思後的醒悟,足以證明國人爭取普世價值的重要性。

她說: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她痛定思痛後的體會,完全印證了為什麼文革結束後中國人民會鍥而不捨地追求以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理念為標誌的核心價值。

宋彬彬這個反思,起碼比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先生把中共的歷史錯誤比喻為「母親錯打孩子」要顯得更真實、更有人性、更符合正常人的心態。

該輪到中共了

國內很多網友都指出,像文革這麼嚴重的災難,不能只有個人的道歉悔罪,還應該由中共出面正式向人民道歉。所以大家都在問:宋彬彬道歉了,該輪到中共了。

在1966至76年的10年間,中華民族為中共在文革中的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中共自始至終都未曾向人民道過一個歉。

中共元帥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

(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以上數字見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於2013年12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全文見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12-06/59354483-all.html)

這個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從縱向看,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從橫向看,也超過當代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所遭遇過的。而這裏還未包括自1949年以來的種種政治運動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以及在大躍進期間因政策失誤導致的大饑荒死亡人數。

對於中華民族遭遇的這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中國人民本來就應該好好地去研究、反思,以避免將來重蹈覆轍。遺憾的是,中國人民目前尚未有這個權去做這件事。連巴金先生關於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都被迫胎死腹中。這樣我們的民族又如何能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呢?

避免歷史災難重演

反觀歐洲,在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崩潰後,歐洲各國(包括前共產主義國家)都紛紛建立起「共產主義罪行」博物館、紀念館等等。歐洲議會2006年通過 1481號決議,要大家銘記共產主義曾經對人類造成的嚴重災害。歐洲國會則在2008年通過《關於良心和共產主義的布拉格宣言》,強調牢記歷史教訓是為了永遠不再發生這些災難。歐洲百多位知名政治家還在2010年集體發表了《共產主義罪行宣言》。這些決議後宣言,都要求大家共同研究像共產主義這類極權主義是怎樣產生,為什麼它會有欺騙性,它在歷史上產生了什麼災難,在現實中還有沒有餘孽未清,人們要從中吸收什麼歷史經驗等等。為了使後代了解前人所受過的災難,歐洲議會還通過以每年8月23日為共產主義災難紀念日(或稱「黑絲帶日」)。此外,很多國家都成立了專門研究專制主義的機構,例如德國成立了以漢娜.阿倫特命名的極權主義研究所(Hannah Arendt Institute for the Research on Totalitarianism)等等,目的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血的教訓。歐洲人很明確地表示,所做的這些事,目的只有一個:避免極權主義復活、避免歷史災難重演。

從歐洲人的反思來看宋彬彬的道歉,她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在中國人民還不能公開討論這些事情之前,她提醒我們,中華民族要最終結束「一黨專政」的極權主義制度,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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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六 2月 01, 2014 8: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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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垚發聲明斥宋彬彬的道歉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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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害人家屬 斥宋彬彬道歉虛偽

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期間全國聞名的紅衞兵宋彬彬(即宋要武),上月就自己在文革期間批鬥老師的行為,向母校老師和校領導致歉後,當年被批鬥致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於近日發表聲明,痛斥道歉「虛偽」,他拒絕接受。

卞仲耘丈夫發聲明
一九六六年八月,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校長卞仲耘,遭紅衞兵批鬥與毒打後死亡,宋彬彬當時是該校紅衞兵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而卞仲耘遇難不久,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衞兵袖章。今年年初,已經入籍美國的宋彬彬等人返回母校,向當年曾經遭遇批鬥的老師及校領導道歉。

不過現年九十三歲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周一發表聲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飾當年惡行。

王晶垚強調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他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衞兵的「虛偽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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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六 2月 08, 2014 8:30 am

傅雷悲劇和「一個偉人」

──春節遐思


傅雷是一位文學翻譯家。但人家認識他,是因為他一本寫給兒子、著名鋼琴演奏家傅聰的《傅雷家書》。他教導兒子做學問和做人的一些規範,但不是用嚴父教訓的口來寫這些家書,而是以平等的身分,與孩子探討若干學術和人生問題。傅雷雖然不是音樂家,但他對古今的文學、藝術、音樂、繪畫方面的知識,都有深厚、淵博的造詣。因此這本家書,並不是閒話家常,而是對藝術文學多方面的探討,在古今名人家書中別具一格。

但更令人認識傅雷的,是他寧可站死而不願屈辱地跪生的偉大人格。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在上海的傅雷夫婦便首當其衝,被抄家批鬥。傅雷不願蒙羞而苟活,竟能與妻子朱梅馥冷靜決定以身殉於那個瘋狂而不可理喻的時代。

最後的日子,他的冷靜,令人佩服又感嘆。1966年9月2日深夜,他用工整的毛筆字寫下了遺書。還將與他人的錢財債務寫個一清二楚,更沒有忘記續交房租和傭人的生活費。連自己身後的火葬費也都計算留下,然後安靜沉地與妻子一齊上吊。為了上吊時要踢倒椅子,害怕驚動鄰居,還在椅子跌倒的地方預先鋪上地毯,以免發出聲響。

如此治學嚴謹的翻譯家,如此治家有道的的嚴父,如此做人處世一絲不苟的正人君子,在58歲的壯年,就此離開人間﹗

可怕的歲月和一個偉人

今天來回憶那個可怕可恨的歲月,人們已經不僅是悲憤和激動了。人們應該進一步探討產生這個瘋狂的年代的根本原因,應該集中力量來剷除產生這種違反人性運動的土壤。鄧小平說得十分正確﹕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因此他的結論是﹕「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

有趣的是,1月27日的《人民日報》刊載了一篇悼念傅雷的文章,下面又刊登了一首叫《一個偉人》的短詩。詩句中有﹕「你一句濃濃的鄉音,便暸亮了整個東方」;「你的性格,注釋人生何止二百年」;「多少年過去,無論你被當作神,還是當作人,我們感悟和心動的,都是你和這個民族,不朽的精神」。

人們有力量阻止悲劇重演

1979年4月,傅雷夫婦的冤案被徹底平反昭雪,並在上海舉行骨灰安葬儀式。傅雷的兒子,鋼琴家傅聰,被迫去國多年,終於回到祖國。當他見到父執、傅雷的摯友樓適夷的時候,這位還有幾分稚氣的壯年人向他問道﹕「那麼的災禍,以後還是不是會再來呢?」

樓適夷事後寫道,他不敢對他作任何保證,但相信經過這樣的一場慘烈的教訓,人們一定會有力量阻止它的重來。

時間過去了48年,人們看到了無論是意識形態的論爭,還是某些隱而未發的權鬥,說明「文革」的歪種並未絕跡。在人們面對當今社會的貧富懸殊、貪腐遍地的情下,也許會萌生某些暴力革命的遐思。特別是習近平最近提倡的「清除政法領域害之馬」與「領導幹部不能以權壓法」,當前仍未到位的時候。

48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一個偉人」發動,為的是要打倒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結果出現的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民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中共中央的決議,已經判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為了從經驗中獲益

中共中央已有定評,但是還是有人歌頌這個偉人「不朽的精神」。當然,「偉人」不是神,也有功有過,應該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價。

每逢佳節倍思親,當人們快樂地渡過春節的時候,想起近半個世紀前的大災難,蒙冤受屈的不僅傅雷夫婦,還有建國元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更有成千的知名知識分子如老舍等人。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沉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春節是歡樂的日子,提起這些往事,也許並不合時宜。但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說得好,「我們應該不要回頭望,除非是要由過去錯誤中提取有用的教訓,並為了從經驗中獲益」。

吳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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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4月 15, 2014 8:47 am

胡耀邦子怒斥掩六四真相

質問﹕當年學生究竟犯了什麼罪?



今天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5周年。當年他的去世引發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故其忌日在內地一直較為敏感。25年過去,在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園昨日人丁稀少,憑弔者不多。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受訪時質問,當年的學生究竟犯了什麼罪?又指掩蓋六四真相是對死難者生命不敬。

胡耀邦墓陵園坐落在江西華富山紅色旅遊風景區內,面向鄱陽湖,樹木葱鬱,山清水秀。儘管陵園不收門票,但仍有不少收費服務,如導遊講解收費50元,「即影即有」每次30元等等。兩名婦女賣力地推銷在墓碑前拍即影即有,說「今天還沒開張過」。

一家大小訪墓園 求保平安

陵園內來客寥寥無幾,一上午僅有30至40人,除一兩批專程來拜祭外,多為遊客。有年輕女遊客擺出各種姿勢拍照;有一家大小到墓碑前雙手合什,祈求這位已故中共總書記保祐他們「身體健康,闔家平安」。講解員走到墓碑前,向遊客介紹這是「風水寶地」。

偏山一隅的胡耀邦紀念館亦乏人問津,其中兩組照片十分特別:一張是胡耀邦任貴州省委書記時,與胡錦濤、溫家寶的合照,講解員透露是溫家寶私人贈送;另一組則是胡耀邦出殯時街頭一景,收錄了當時學生高舉紀念胡耀邦標語的景象,文字說明是「從天安門到八寶山,人們屹立十里長街」。當年的報紙影印件還有「趙紫陽致悼辭」的標題。

「中央領導」10人團獻花圈

昨晨唯一的憑弔團體由10多人組成,有專人講解、隨隊攝影師和便衣保鑣,陵園職員稱是「中央領導」。他們獻上花圈,排成兩行三鞠躬,最後在碑前合照,花圈落款為「沈國舫院士」帛,來人走後,被風吹翻在地,工作人員即拖到一邊。工作人員透露,每年有不少各單位領導來拜祭,當地政府則統一在清明「表示」。

胡耀邦三子胡德華與一批共青團中央前領導人的子女昨天抵達共青城,胡德華戲稱他們是「團二代」,包括江西前省委書記萬紹芬、國民黨元老陳布雷外孫女陳必泓、共青團首任書記俞秀松之子俞敏等,他們將於今天拜祭胡耀邦墓,而他是胡家的唯一代表。

對比馬航 胡德華批雙重標準

被問到六四問題,胡德華稱當時他在國外,不清楚具體情况。但他對要求紀念其父親、要求反腐敗的學生所受的待遇,感到不可思議。他認為,如今應當給學生歷史的評價,「學生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你說清楚?『風波』算是什麼罪?死掉的人也沒個說法」,他又對比今當局關心馬航失聯客機乘客生命的表現,指掩蓋六四真相是對死難者生命欠缺敬畏,兩件事政府表現出雙重標準。

共青城屬九江市,是1955年上海青年志願者來此拓荒而成,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曾多次來此視察,並命名題詞。胡耀邦逝世後按其遺願安葬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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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4月 15, 2014 8:50 am

「父親誓建正常國家」


對於父親胡耀邦的理念,胡德華認為,就是人的解放:全方位精神上、思想上的解放,每個人擁有不被隨便限制自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但中共領導層的目標就是達到小康水平就完了,並未強調政治上的解放。他說:「現在已經基本達到小康水平了,但是大家的政治權利有沒有呢?」

治國理念:解放思想

談到黨內的腐敗,胡德華說,過去加入共產黨是冒生命危險,為尋求真理,今天共產黨是執政黨,入黨能夠獲得利益,「現在這些貪官,周永康、薄熙來,還有網上說的徐才厚,他們無一不是共產黨的高官。說周永康貪污1000多億,駭人聽聞啊!」

「我父親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胡德華透露,近兩年大哥胡德平才跟他說起,在1980年代,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曾對胡德平說:「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但他惋惜,大哥當時未問父親,怎樣的國家是正常國家。

胡德華認為,正常的國家就是沒有貪官污吏,因為有社會監督和嚴明法紀。他認為現在貪污違法成本太低,刑不上大夫,是體制問題:「當你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你就算說有一個貪官我處理一個,由於有利益,大家還是前仆後繼地貪污。」

胡耀邦共育有3子1女,按照他與妻子李昭的約定,為體現男女平等,兒子隨父姓胡,女兒隨母姓李。長子胡德平,三子胡德華,幺女李恒,小名滿妹。次子因出生時送給劉姓農民撫養多年,現名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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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三 4月 16, 2014 10: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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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圖)在江西拜祭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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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故居舉行紀念活動

昨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廿五周年紀念日,其北京故居沒如往年一樣對外開放,胡的家人在故居內舉行紀念活動,只有獲邀親友才可進入;警員則在故居周圍戒備。有到場民眾稱,胡形象清廉,好官會被人民記住。另有大批民眾昨到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墓致祭。

江西民眾拜謁胡耀邦墓
胡耀邦生前的一些親朋好友昨早陸續抵達胡北京的故居,有的還帶備花籃向胡致敬,胡的遺孀李昭及長子胡德平則在家中接待前來的親友,亦有曾跟隨胡在國務院工作的老朋友,因沒事先聯繫好而被拒諸門外,他稱懷念胡對法律的要求和精神。多名警員則一直在故居外戒備,勸喻採訪記者離開。在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墓,昨前往拜謁的民眾絡繹不絕。胡耀邦的三子胡德華夫婦和一批退休官員昨亦到場致祭,又圍着紀念碑行一圈,緬懷胡耀邦。

另內地官媒昨均低調處理胡耀邦的死忌,但搜狐網推出專題,轉載胡多年前的報道;北京《新京報》亦以「領導發言中的胡耀邦」為題,整理中國政治人物胡的正面評價,另網民關注胡事迹評論也未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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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5月 06, 2014 12: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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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文革遭紅衛兵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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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慘劇:女生稱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被打死

2014-05-06 10:53:12

本文節選自《恐怖的“紅八月”》之“黑五類”學生也被打 作者:王友琴 原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10期

在學校裡,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甚至毒打。紅衛兵狂熱奉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1966年8月這一“對聯”貼遍各處:學校大門、教室門、黑板、壁報欄兩側,無處不在。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後來流布全國。8曰26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還命令他們各寫100副“對聯”,貼到各處。這一“對聯”還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強迫所謂“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樣,這兩個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名紅衛兵作的。同時,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城市人口主體的腦力勞動者和商業工作者都不被視為“紅五類”,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學生被准許參加紅衛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學的特權。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所謂“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父親是留學美國歸來的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當時被當作“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上文寫到的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被上文寫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講話彭小蒙(女)從廁所拉出來。他們強迫她站在教室裡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臺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經離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親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當作“狗崽子”折磨。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學生“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裡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三個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後,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紮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膠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紅衛兵在初二教室裡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裡揉。她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農業科學家)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裡,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下來。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鍊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裡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裡,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屍車。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如此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06中學的學生。田悅被指控為“冒充紅衛兵”。1966年8月19日,田悅被抓到師範學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訴他的母親他被打死了,一直謊稱他外出串連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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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文章editorial » 週六 6月 07, 2014 6: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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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


2007年11月18日在今日美術館《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作品展上,張志惠站在姐姐張志新的畫像前。(賀延光攝)本文作者:周秋鵬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

在我搜集的大量人類暴力行為的資料中,對我的心靈震撼最深的,當然是那個被割斷喉管後再被槍殺的張志新了。張志新的事情,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就聽說了,當時只知道她是遼寧省委宣傳部的一個工作人員,在“文革”期間,她因為在思想和言論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被打成“反革命”,先是坐牢,在坐牢期間又被逼瘋,但她瘋了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她就被槍殺了。當時像張志新那樣的人,其實是非常多的。而我之所以記得她,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聽說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二是聽說她被槍殺之前,被人割斷了吼管。就這兩個原因,讓我牢牢地記住了她,而且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關注著她的消息。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像過她死去時的情景。那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會是什麼樣子呢?而割她吼管的人,又是如何下手的呢?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真實的資料。直到在1998年8月7日的《南方週末》上,我讀到朱建國了撰寫的一篇文章。從他的文章中,我發現張志新受到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的情節,如臨刑前割斷她的喉管等,並不是一下子公佈與世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1979年6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的《一份血寫的報告》中,關於這一情節是這樣寫的:“第二天臨刑前,張志新被秘密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一個辦公室。接著來了幾個人,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

一個多月之後,《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報導《走向永生的足跡》中,就直言不諱了:“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扎,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又過了一個月,《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報導《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志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

可見,張志新冤案在當時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細節,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確,慢慢披露的。

而這些簡短的文字中,無疑超出了我的所有想像。讓我感到無比的震驚與恐懼。到了1998年,距離張志新被槍殺23年之後,《光明日報》記者陳禹山終於了說出更多的真相。
原來張志新並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當年陳禹山在採訪時發現,對行刑犯人割喉管這個超越法西斯的”創舉“,是遼寧公安局的一個法醫根據當時遼寧當權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許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聲呼冤,就是要學革命烈士呼口號,有的”反革命犯“還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被認為影響極壞,割喉管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個”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因為曾給校長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學生誣告他強姦女學生,判處死刑。賈始終不服,大呼有冤,於是被割斷喉管後再槍決,死時只有20來歲。死後其家屬在獄中拿回他的遺物,發現被子中縫有一張伸冤狀,詳細敘述了冤案經過與伸冤理由,”三中全會“後終於昭雪平反。

張志新開始和其他犯人合關在可以有地鋪睡覺的普通牢房裡,後來因為堅決不認罪,堅持認為不僅林彪、”四人幫“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錯誤“,於是在毛遠新主持的遼寧省革委常委會上,由無期徒刑改為死刑。毛遠新說:判了無期徒刑還這樣囂張,殺!於是張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號“裡。經過多日的”小號“折磨,張終被逼瘋:用窩窩頭沾著月經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獄警上報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裝瘋賣傻!

採訪回來後,陳禹山等記者寫出了《一份血寫的報告》。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幹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元讀者聽後,在電話裡哽噎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麼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麼寫?”

一聲聲義正辭嚴的追問,終於使陳禹山在以後的文章裡明確說明了幾個大漢,把張志新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一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斷喉管的細節,由此引起了讀者怒不可遏的“娘殺孩子”討論,引出了“誰之罪”的全民“天問”:割喉管人是無罪的,押打張志新的人是無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傳部那些揭發張志新的人都是無罪的……因為在當時那種專政政治下,誰都是在執行上級指示、“中央精神”,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那麼到底誰有罪呢?張案報導討論在3個月後奉命停止,據信與此有關。

我並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因為我的研究物件主要是人,我更關心的是人傷害人的問題。雖然我知道張志新的死,和當時的政治有關。但我至今還是弄不明白,為什麼當時的政治,就一定要把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她弱小得像一隻兔子,可以說對整個世界沒有任何的傷害能力,僅僅因為在思想和言論方面,堅持了自己的觀點,就有人不肯放過她,要把她關在牢裡,把她逼瘋,槍殺她,還要先割斷她的吼管。我至今沒有弄明白。但我卻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這件事情的過程中,有一些我的同類--人,對這個美麗而又弱小的女人,所表現出的兇殘與暴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不敢相信,那些事情真的是人做的。但是事實告訴我,沒錯,那些事情就是人做的。而且做那些事情的人,現在應該還和我一起,生活在這個星球上。

我非常希望找到那個人,可能不是一個,有好幾個,我想看看他們的面孔,和其他人的面孔,究竟有什麼不同。當然我更想看到的是,在很多年前,當他們把張志新或其他罪犯摁在地上割吼管時,他們的面孔上,是怎樣一種表情。他們的眼睛裡,會不會釋放出一種奇異的光澤。
2002年4月20日中午,為了證實與查找一些資料,我訪問了張志新的網上紀念館。首頁有她的一張黑白照片,是從《南方週末》上複製過來的。我長久地看著她的面孔。她美麗得讓我心碎。而她的美麗也讓那些施暴者的面目裸露在陽光之下。在給她獻上一束聖潔的鬱金香時,我的心頭湧起千言萬語,但是我找不到一句,可以完全表達我的心意。後來我在附言欄裡寫道:“暴力可以傷害美麗,但是無法消滅美麗。”

2000年06月16日的《南方網》再度發表了陳少京採訪陳禹山后寫出的文章。披露在1979年初夏,陳禹山訪問了張志新女兒林林,聽林林談了參加“死囚家屬學習班”的情況。這段回憶雖然沒有刀子割破喉管的血腥場面,但是卻把人的暴力行為,進一步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以下是陳少京的原文--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著大風雪。瀋陽法院來了兩個人,通知林林和她的爸爸、弟弟到縣城開會。爸爸和她牽著弟弟,冒著風雪來到縣城招待所。“我們推門進去,屋內有暖氣,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然而我心裡發顫,感覺比在風雪裡還要冷。”瀋陽法院的人要他們坐下,說是給他們辦個“學習班”。接著,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語錄,內容她記不全,一段是講什麼階級鬥爭,一段是講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然後提到她媽媽,並問了她爸爸一些話。爸爸說幾年前他已同張志新離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給了他。法院的人問林林: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她搖搖頭。她確實不知道。她當時只知道別人說她媽媽是個反革命。但怎樣反革命,她也不知道。媽媽被關進監牢後,爸爸上監獄送衣物,不讓見。姨父從北京來瀋陽,到監獄去探監,也不讓見。媽媽自被捕以後,同家人的一切聯繫都斷了,所以她什麼都不知道。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麼態度?她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她的心一下碎了。但她強裝鎮靜,強忍著淚。因為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她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她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她說:我們什麼都不要。他們再也不問什麼了。兩個人嘀咕了一會兒。一個人在寫什麼,另一個在教育她,說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要她和媽媽劃界限。他要她說說對媽媽犯罪的看法。林林就說了,是照老師平時教導她說的。當時她心裡很亂,說了什麼現在記不清了。那個人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同她談話的人,他們又啼咕了一陣,又在上面寫。寫完之後。要她在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整個過程,弟弟被嚇得不敢出聲,他靠著爸爸身旁,緊緊地抱著爸爸。爸爸領著她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裡僅剩下的一個窩窩頭掰成兩半,分給她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她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她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從瀋陽家裡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她翻了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摟著她,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領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她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這一夜,三個人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這真是人間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學習班上,瀋陽法院的人要林林簽字並按手印的那份“筆錄”,後來在張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現摘抄於此:

曾林林:剛聽說張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係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我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限界,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

問:張志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麼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們都擁護。對於張志新在監獄的還有什麼財物,我們什麼都不要,這有(由)政府處理。

那一年,彤彤不滿10歲,而林林也未滿18歲。
如果說割破張志新的喉管,是人的一種暴力行為,那麼,讓張志新的一雙親生兒女留下那份簽字並按手印的“筆錄”,就是人的另一種暴力行為。而且後面一種比前面一種,無疑更加兇殘。因為那些施暴者,割破張志新的只是肉體的喉管。而割破她的一雙親生兒女的,是精神的喉管。

我曾經採訪過很多的罪犯。他們因為對其他的人施以暴力,傷害了別人的生命財產,而被判刑,嚴重的被處極刑。理由是他們觸發了法律。而那些對張志新和她的兒女家人施暴者,卻沒有受到相應的追究。理由是他們在執行上級的指令,完成組織上下達的任務。同樣都是人傷害人,同樣都是表現出了兇殘的暴力行為,只是因為理由的不同,就可以產生絕然不同的結果。我在採訪那些罪犯時,他們都為自己的行為,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後悔,因為他們面臨著受到懲罰。而那些對張志新和她的兒女家人施暴者呢?他們也會為自己的行為表示後悔嗎?我看很難確定。因為他們至今沒有受到懲罰。那麼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當初他們的行為是對的。如果再給他們一次相同的機會,他們完全有可能把當年做的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說不定在手段與技術方面,還會有更多的發揮。

盯住他們!用我們的眼睛與心靈,死死地盯住他們!也許,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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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三 7月 16, 2014 8:11 am

鄧小平就是中國最大的實際
吳偉
2014年07月14日

編者按: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

在1980年代的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過程中,無論是趙紫陽也好,中央研討小組的其他領導人也好,都在反覆強調一句話: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那麼什麼是中國的實際?

1987年6月1日上午,中央政改辦再次討論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稿提出的批評的時候,原任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組副組長的黃海說了一句話,後來成為政改研討中的經典。他說,我們總是說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小平同志的話就是中國最大的實際。這句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和思考。

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搞,只要能搞下去,哪怕只向前走一小步,也會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前進了一大步。這既是我們當前的任務,也是我們的信念。那麼方案該怎麼搞?鮑彤(中央政改辦和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在政改辦剛剛成立時,曾經對研究人員們說過: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方向要正確;第二,建議要可行。」所謂方向正確,就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以改善黨的領導為目標,不能動搖黨的領導地位;所謂建議可行,就是要注意黨內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鮑彤在這裡說的「承受能力」是指什麼?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黨自身的承受力。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最核心的主體,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這個黨、這個政權是從幾十年的政治、軍事鬥爭的風雨中走過來的,它有幾千萬黨員、幾百萬幹部,它的體制、觀念、組織形式、工作方式早已經成為一種巨大的歷史慣性。現在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階級鬥爭、奪取政權,就要對這種適應階級鬥爭、軍事鬥爭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就必須改變原有的體制、觀念、組織形式、工作方式,使之適應執政與和平建設的需要,其艱難程度可想面知。其中,觀念的改變尤為重要,也尤為艱難。

二是黨的幹部,特別是黨的中高級領導幹部的承受力。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有幾百萬在國家各個領域,掌握着從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權力的幹部。幾十年的「一元化領導」,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化的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權力再調整,也是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過程。這裡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和利益,黨的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黨政部門與民主黨派、社會團體間的權力和利益等,都要進行再分配、再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勢必會觸及一部分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利益,觸及一些潛在派別的利益,觸及一些部門、團體的利益。他們會不會接受和配合這種調整,他們從心理上、觀念上會不會支持這種調整,這是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考慮的因素。

三是中央高層,特別是老一代領導人的承受力。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彭真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都還健在,還有一些主張積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層「理論權威」(鄧力群、胡喬木等)們也都在,而且有相當大的影響。黨內的中、高級領導層中對政治體制要不要改,改什麼,怎麼改,都有相當大的意見分歧。講政治體制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相當程度上是黨內高層,特別是老一代領導人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四是鄧小平的承受力。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在全黨逐漸樹立起了領導權威。這個權威在當時,雖然還沒有達到後來1990年代所說的那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一言九鼎的程度,雖然在形式上他不是黨的第一領導人,但在事實上他已經成為黨的最高決策者。雖然他在許多時候還要受到來自陳雲方面的壓力,和左的陣營的影響,但不得不承認,鄧小平是黨內老人們事實上的核心,這在當時已經成為國內外、黨內外公認的一個事實。所以,要考慮所謂承受能力,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鄧小平的承受能力。他能承受,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來,被全黨所接受;他不能承受,就談不上被全黨所接受。當然,這並不是說,鄧能接受的東西,黨內其他高層,其他老同志就都能想得通,能贊成,而是說鄧小平接受了的,其他人就不會提出大的反對意見。

以上講承受力的四個方面,在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這個階段,鄧小平的承受力是關鍵。

鄧小平這次對於十三大報告政治體制改革部分的意見,概括起來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提高國家的管理效率,無論是活力、積極性、反對官僚主義,還是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甚至是基層的民主政治建設,都要圍繞着效率這個主題。至於民主,那不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他明確地說,不能遷就民主化的情緒,凡是影響穩定、正常秩序的東西都不搞。鄧小平的這些看法,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起草者們說來,無疑是巨大的壓力。

當時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不但要承受來自黨內老人集團的重大壓力,同時要面對着另外一方面的壓力,這就是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企盼。從當時的情況看,知識分子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側重於反對一黨集權,主張黨政分開,實現民主監督、權力制約、言論自由;而基層民眾則側重於反對腐敗、反對以權謀私,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同樣也必須反映這方面的要求,否則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就會對政治體制改革失望,對這個黨失望。因此,趙紫陽、鮑彤,包括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認為,民主這面旗幟,這次政治體制改革不能丟。趙紫陽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明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卻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對人民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這就是說,報告的起草者們認為,民主,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必須有所反映。

應該說,多年來黨內外知識界在政治改革的討論中經常提到的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公民權利、黨派政治等問題,在這次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研討中都討論到了。但是在納入方案時,必須有取有舍。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在這個時候,對於鄧小平要的效率,與黨內外對於民主的要求這個矛盾,已經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中,政改方案的研討者們不得不首先選擇服從於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來,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會、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首先就需要鄧小平通過。鄧那裡通過了,這個方案就能得到多數老人、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會,就可能被黨代會、被全黨所接受。對於鄧小平們不能接受的東西,就不要提,否則方案就通不過、搞不成。

鮑彤和政改方案的起草者們意識到,不能一口吃個胖子。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只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這個步子邁出去了,這一小步就可能會成為中國向民主社會轉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造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我們的策略應該是:把現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來,鄧小平們現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將來才有條件做的先不去講,不納入方案。飯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現在走出這第一步,幾年後下次黨代會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會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

再說,自然規律是任何人都難以抗拒的。黨內的這些老人們,總有一天要退出歷史舞台。鄧小平們這一代有着絕對政治權威的黨內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後,中國的權威政治必然會呈現遞減趨勢,逐步走向常人政治。為了維持黨的執政地位、黨的穩定、國家的穩定,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許就會成為黨的新一代領導者們無論主動或被動,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選擇。許多現在不能講不能做的事情留到十年後再去講再去做,其結果也許就和現在完全不同了。

大家認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想問題,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讓鄧小平和中央的這些老人們,讓黨內的高層幹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會、黨代會上通過不了,那就等於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流產,想再發動第二次是極其困難的。

理清楚了這個關係,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方案怎麼搞,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方案的起草者們都明白,文件的起草方法,是要緊緊抓住鄧小平的思想脈絡,研究他說過的話,用他的說法開路;同時把民眾反映最迫切而現實又能做得到的東西加進去。按照鮑彤後來 的說法,就是「跪着造反」。

1987年1月9日,鮑彤在政改辦的例會上強調說:「我們大家都要好好學習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小平的主張搞得非常熟悉,熟悉到提到一個問題就能想起小平同志講過的相關觀點。我們越熟悉,以後走過的彎路就會越少。」事實也是如此。幾十年來,鄧小平在「改變黨凌駕於一切組織之上」的狀況、實行黨政分開、黨組織要聯繫群眾、群眾團體要代表群眾利益、實行企業廠長經理負責制等許多問題上,都有不少符合民主政治方向的說法。這些問題,廣大民眾和改革實踐也都有迫切的要求。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找出來,研究它,並加以闡發、細化。鄧小平講過的這個事情要落實,那個事情也要落實,要落實就要有具體化的組織措施,最後就形成了一個方案。在起草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過程中,有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怎麼辦?辦法是,只要原則對頭,話不必說得那麼尖銳,把它磨光,使它具有彈性,留有餘地。

上面說得這些,筆者認為,就是後來趙紫陽、研討小組及辦公室處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決定各種具體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捨的不成文的、不能公開講的基本原則。

那麼,具體說到方案上,改什麼,怎麼改,就要有個取捨,有個折衷和平衡,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應民眾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又要讓鄧小平和老人集團能夠接受。不反應民眾的要求,這場改革就失去了民眾基礎和進步意義;如果鄧小平和老人集團不能接受,超過了他們的承受底線,那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一個泡影。所以,6月14日,鮑彤在談到十三大報告第五部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修改稿時說,要考慮兩個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看了是否滿意;一個是我們的研討內容,是不是寫進去了。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在方案的具體寫法方面,經過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反覆討論,確定,一是在總體目標的表述上,來處理民主與效率的矛盾。長遠目標,高度民主;近期目標,講效率、活力、積極性;二是在具體內容的各方面,都要體現效率這個主題。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基層民主、法制建設,都照講不誤,但是都要儘可能歸結到提高效率上;三是民主問題所涉及的各項內容的處理,都要從理順關係、明確職能,發揮各種組織作用角度去講,落腳點是緩和協調各類社會矛盾、減少扯皮,化解社會不穩定因素。這樣一來,效率,這個鄧小平最關心的主題突出了,解決黨權過分集中的問題涵蓋其中了,社會和基層民主這個民眾和知識分子最迫切要求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在後來的文件修改過程中,趙紫陽又多次發表了意見。雖然鄧小平的批評對他這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組長說來,也同樣、甚至可能有着比政改辦研究人員們更加巨大的壓力,但趙紫陽並沒有屈從,去一味強調效率,放棄發展民主。他多次說,政治體制改革要講清道理、講清為什麼一定要改,為什麼只能有先有後的改,為什麼這樣搞,為什麼搞這個不搞那個,為什麼先搞這個後搞那個。基層民主還是要提,不講民主是不行的,但是要有步驟。基層自治這個口號恐怕也還是要提。對於民主與法制關係要講清楚,最後落到法制上。人大問題在於立法,要把法制部分帶進去。我們與資本主義民主主要劃清兩條界限,一是不搞扯皮體制,一是不搞形式主義。

趙紫陽同意鮑彤的建議,十三大上不再搞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明文件 ,只搞一個十三大報告。但在此前向中央報告的時候,則要搞出兩個文件,即十三大報告的第五、六部分(即政治體制改革部分和黨的建設部分)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

1987年7月底,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草稿,經趙紫陽報送給鄧小平審閱。鄧看後親自告訴趙紫陽:「同意這個總體設想」,但同時點了一句,「決不能搞西方三權分立、輪流坐莊那一套」。趙紫陽立即親自在方案稿上加了一句,「決不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不加這句話,鄧小平不放心;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整個政治改革方案就會夭折。加了這句話,文件就順利通過了。趙紫陽不在乎咬文嚼字,紙上的矛盾應該由社會實踐去解決。因此,鄧小平繼續信任趙紫陽,趙繼續得到鄧的支持。

8月下旬,由中央政改辦修改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8月27日稿)》報送給趙紫陽和中央研討小組。27日,趙紫陽看後在稿子上批示:略有改動。可提交政治局會議上議定。趙紫陽在這個稿子上作了三處修改,都是有關黨政分開的。遺憾的是,趙紫陽修改的具體內容,筆者已經回憶不起來了。

按照中央研討小組的設想,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是由黨發起和領導的,其目的當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改良,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實施中,必須把握這樣幾個原則:一是保證國家的安定團結;二是興利除弊,發揚優勢;三是要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四是不搞一刀切;五是上下結合,黨作表率,中央帶頭。研討小組認為,遵循這些原則,就能保證政治體制改革有條不紊地發展。

關於改革的大體進程,研討小組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實施各項改革,需要有先有後,有主有次。設想十三大後開始布局,黨政分開、黨的制度建設、機構改革和建立協商對話制度,抓得緊,通過三至五年可以有一個基本格局。其他各項改革都應抓緊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擇機出台,逐步實施,但不可能很快達到預期目標,必須有個過程,才能逐步走上軌。趙紫陽的考慮是,經過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屆黨代會的不間斷改革,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就會前進一大步。這就是說,已經提出的目標和改革內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時間也只能完成一個基本格局。要實現改革的長遠目標,需要後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進行長期艱苦的努力。這就是趙紫陽的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說是漸進式改革之路的發明人。

上述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需要把握的原則和對於進程的設想,主要精神都寫入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中共十三大報告當中。

吳偉,現代歷史學者,1980年代由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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