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Posted: Sun Jan 19, 2014 11:41 am
陳小魯: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今年八月,陳小魯收到了同學黃堅發來的一組照片,關於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鬥和勞改的照片。看到照片的陳小魯在八中校友博客上,發表了這樣一封道歉信。
感謝黃堅在8月18日將這些照片公佈於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富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革命,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今天我想接網路向他們表達我真誠的道歉,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認為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是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否則談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強和中國夢!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陳小魯 2013年8月20日
這之後,在北京八中對面一家茶社的會議室裡,一群兩鬢斑白的老人,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聚會。與會的都是四十七年前在文革中受到波及的北京八中的老師和學生,其中年齡最小的也有六十多歲了。陳毅之子陳小魯作為代表,向他們做了正式的道歉。
“要說文革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憲。”
許戈輝:我們知道今年八月份,您在八中校友會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文革的反思道歉信,並且也和其他校友同回八中,舉行了一場小型的道歉會。對於你們道歉的舉動,老師持怎樣的態度?
陳小魯:老師們的態度很寬容、大度。我記得我們聚會的時候,我們的張金鳳老師就說,那個時候老師給我們上課,總講些階級鬥爭。運動一來,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學生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了一些事,作為老師也是有責任的。還有的老師就講,學生就像老師的子女一樣,子女犯了錯,父母做最多的就是包容。
許戈輝:道歉之初,是否想過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響?有一部分聲音覺得您這是為了出風頭,您怎麼看待這些質疑?
陳小魯:沒有,我一直覺得道歉是我個人的事,就是我和另兩個同學,小範圍的一個舉動。我也從來沒認為我的身份特殊。我父親對我從小的教育,就是不要有優越感,對老師、同學、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尊重。所以即便是在運動期間,我對老師也是保護的,我沒鬥老師,更沒出賣爸媽,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另外我也並不想通過我的道歉,引起什麼大規模的道歉。實際上對於“文革”的反思,很早就開始了,很多同學都在各種場合道歉過。
許戈輝:說到對“文革”的反思,您多次在採訪中強調法律的重要性。為什麼?
陳小魯:要說“文革”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憲。如果當時我們有憲法教育,有對人權的教育,有人道主義教育,那我們就可能少犯錯誤,學校悲劇就會減少。今天有個環球時報的記者採訪我,我說你是哪年出生的?他說1985年的。我說你上學的時候,有憲法教育嗎?有普法教育嗎?有對公民權利、義務的教育嗎?他說沒有。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教育。所以我認為,現在我們的政府沒有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往往是一個人上臺講一套話,大家就跟著去宣傳這個話。我們最大的教學就是應該樹立憲法的權威,讓老百姓知道,要遵守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就是憲法的基本內容之一。黨內部的矛盾,社會的矛盾,官民的矛盾永遠都是有的。不單是中國有,國外也有。但怎麼解決呢?法律不就是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嗎?過去說,生活好了就能解決這些矛盾了,我覺得不一定。比如2011年我們反對日本購買釣魚島,就出現了大家砸日系車的現象。有人說這是“文革”回潮,我說這不是回潮,這是文革的基因從來沒有徹底清除。當時放出來那個惡魔,還沒有完全收回去。
“我一直沒有加入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門官場舉行了“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主席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之後陳小魯倡議並組建了“西城區糾察隊”,為遏制當時紅衛兵的暴力行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極左的思潮下,部分紅衛兵意識到亂揪亂鬥革命老幹部並不是真正的革命,於是1966年12月5日,“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他們以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為骨幹,總部設在北大附中。“聯動”成員是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最早的老紅衛兵,多為十六七歲的烈士子女、高幹、軍幹子弟。
許戈輝:憲法是您在“文革”後,對“文革”的反思,那麼在文革當中您的思想有沒有受到衝擊或者轉變的時候?
陳小魯:本來最開始是文鬥,但是8月18日以後,就開始武鬥了。我的思想也開始由革命派轉向保守派了。於是成立了西區糾察隊,成立它的宗旨是為了遏制紅衛兵的暴力。後來紅衛兵被解散了,文化革命更加深入,像我父親這些人都受到了衝擊,我的思想就有了第二個轉折,開始對文革產生了懷疑。所以後來開始發展到大規模批鬥時,我在部隊,已經是團級幹部了,你必須得批鬥,我非常難受,我不想說違心的話。於是我就申請調離了瀋陽軍區。
許戈輝:您剛開始是學生領袖,後來又成立了西區糾察隊,很多人把您當做“紅衛兵”的代表人物,但其實您從未加入過“紅衛兵”,出於什麼原因沒有加入紅衛兵?
陳小魯:因為我上學早上一年,在同學中年齡最大,再加上當時的人緣又不錯,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學生領袖。 但我一直沒有加入紅衛兵。因為當時文革有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造反有理”,當時的我,並不反對這個觀點,我反對的是後來那個口號,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也就是血統論。這個說法其實是擴大了打擊面,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們的很多同學出身都不好。所以我就提出來,我說既然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就應該用毛主席的話作為我們的口號,叫做“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你要講別的口號,他們都不會接受,但毛主席的話,誰敢反對啊。果然誰都不說話了,但還是有人不服,因為別的紅衛兵都用的原來那個口號,這樣一變口號,大家就說算了吧,別搞了。所以你如果現在調查我們學校,紅衛兵總部、宣言、領導人什麼的,都沒有。
許戈輝:當紅衛兵解散,開始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文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您的父親這時也受到了“文革”的波及,這個時候作為學生領袖,您的處境如何?
陳小魯:四人幫認為我父親是聯動的後臺,我是我父親跟聯動中間的聯絡人。我是他兒子,又是學生領袖,所以1968年的時候,他們就像抓我。但周總理不同意,總理說陳小魯有什麼問題啊,你們沒有掌握他任何問題就抓人,那最後沒有問題的話你放不放人?如果認為陳小魯是聯絡員,那我就把他孤立起來不就完了嘛。於是總理為了保護我,就把我送到了部隊去鍛煉,這樣就切斷了我和社會、家庭的聯繫,當然也可能間接保護了我的父親。後來我就去部隊參加勞動去了。
部隊三年,未給家中寫過一封信
許戈輝:您去部隊前的這次和家裡的告別,是不是有種生死離別的味道?陳毅元帥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個非常堅毅,性格很豪放的人,但是當這樣一個男人告別自己的兒子的時候,他是什麼樣子的?
陳小魯:其實家人不太知道我在“文革”中做了什麼,我沒說過,他們也沒問過。所以當我要走的時候,他說你究竟幹了什麼,我說我什麼都沒幹。等到我走的時候,父親有些感傷,但是他也覺得我大了,到部隊鍛煉鍛煉也是好事。我去部隊的時候是1968年,22歲,到1971年的時候,我父親碰到陳錫聯,就是我們瀋陽軍區的司令,他就跟他提出來,說我的兒子在你那兒當兵,都三年了,一封信都沒有。為什麼我不寫信呢?因為我走前,總理對我有要求,他跟我講你不要寫信,不要跟家人、社會聯絡。那後來陳司令一聽我父親這麼說,立刻說我表現很好,已經當幹部了。這之後我就回家了。
許戈輝:從部隊上回到家後,到父親過世前,這段時間裡,你們父子的相處是怎樣的?
陳小魯:沒有說太多。一個是我父親身體不好,已經得了癌症嘛。另一個是黨內的事情也很複雜。當時我父親還背著一個“二陳合流”罪名,就是九屆二中全會上,說他和陳伯達合謀反對毛主席,支持林彪。後來我父親跟我母親講了一句話,他說小魯啊,可能這三年經歷了很多,有很多話沒有跟我們講,其實我都講了。因為部隊的幹部、戰士對我都非常關心。我記得1970年我入黨,指導員就講,說陳小魯同志的家庭以及他在文革中的表現,組織上保證這個問題我們不討論。我們討論的是根據他入伍這兩年的表現,是不是夠一個黨員的標準。這其實是對我的保護啊。
許戈輝:那我問最後一個問題。您當年很反對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在現在這樣一個拼爹的年代,您作為一個過來人回頭看,您認為家庭到底給一個人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陳小魯:是這樣,這個社會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平等。追求平等是我們的一種願望。社會始終有等級,特別是在東方。你如果是個幹部子女,那就是有優勢的,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個東西終歸是要逐漸把它縮小,所以我們要政府幹嘛?要改革幹嘛?不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嗎?
今年八月,陳小魯收到了同學黃堅發來的一組照片,關於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鬥和勞改的照片。看到照片的陳小魯在八中校友博客上,發表了這樣一封道歉信。
感謝黃堅在8月18日將這些照片公佈於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富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革命,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今天我想接網路向他們表達我真誠的道歉,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認為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是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否則談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強和中國夢!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陳小魯 2013年8月20日
這之後,在北京八中對面一家茶社的會議室裡,一群兩鬢斑白的老人,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聚會。與會的都是四十七年前在文革中受到波及的北京八中的老師和學生,其中年齡最小的也有六十多歲了。陳毅之子陳小魯作為代表,向他們做了正式的道歉。
“要說文革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憲。”
許戈輝:我們知道今年八月份,您在八中校友會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文革的反思道歉信,並且也和其他校友同回八中,舉行了一場小型的道歉會。對於你們道歉的舉動,老師持怎樣的態度?
陳小魯:老師們的態度很寬容、大度。我記得我們聚會的時候,我們的張金鳳老師就說,那個時候老師給我們上課,總講些階級鬥爭。運動一來,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學生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了一些事,作為老師也是有責任的。還有的老師就講,學生就像老師的子女一樣,子女犯了錯,父母做最多的就是包容。
許戈輝:道歉之初,是否想過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響?有一部分聲音覺得您這是為了出風頭,您怎麼看待這些質疑?
陳小魯:沒有,我一直覺得道歉是我個人的事,就是我和另兩個同學,小範圍的一個舉動。我也從來沒認為我的身份特殊。我父親對我從小的教育,就是不要有優越感,對老師、同學、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尊重。所以即便是在運動期間,我對老師也是保護的,我沒鬥老師,更沒出賣爸媽,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另外我也並不想通過我的道歉,引起什麼大規模的道歉。實際上對於“文革”的反思,很早就開始了,很多同學都在各種場合道歉過。
許戈輝:說到對“文革”的反思,您多次在採訪中強調法律的重要性。為什麼?
陳小魯:要說“文革”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憲。如果當時我們有憲法教育,有對人權的教育,有人道主義教育,那我們就可能少犯錯誤,學校悲劇就會減少。今天有個環球時報的記者採訪我,我說你是哪年出生的?他說1985年的。我說你上學的時候,有憲法教育嗎?有普法教育嗎?有對公民權利、義務的教育嗎?他說沒有。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教育。所以我認為,現在我們的政府沒有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往往是一個人上臺講一套話,大家就跟著去宣傳這個話。我們最大的教學就是應該樹立憲法的權威,讓老百姓知道,要遵守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就是憲法的基本內容之一。黨內部的矛盾,社會的矛盾,官民的矛盾永遠都是有的。不單是中國有,國外也有。但怎麼解決呢?法律不就是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嗎?過去說,生活好了就能解決這些矛盾了,我覺得不一定。比如2011年我們反對日本購買釣魚島,就出現了大家砸日系車的現象。有人說這是“文革”回潮,我說這不是回潮,這是文革的基因從來沒有徹底清除。當時放出來那個惡魔,還沒有完全收回去。
“我一直沒有加入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門官場舉行了“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主席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之後陳小魯倡議並組建了“西城區糾察隊”,為遏制當時紅衛兵的暴力行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極左的思潮下,部分紅衛兵意識到亂揪亂鬥革命老幹部並不是真正的革命,於是1966年12月5日,“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他們以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為骨幹,總部設在北大附中。“聯動”成員是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最早的老紅衛兵,多為十六七歲的烈士子女、高幹、軍幹子弟。
許戈輝:憲法是您在“文革”後,對“文革”的反思,那麼在文革當中您的思想有沒有受到衝擊或者轉變的時候?
陳小魯:本來最開始是文鬥,但是8月18日以後,就開始武鬥了。我的思想也開始由革命派轉向保守派了。於是成立了西區糾察隊,成立它的宗旨是為了遏制紅衛兵的暴力。後來紅衛兵被解散了,文化革命更加深入,像我父親這些人都受到了衝擊,我的思想就有了第二個轉折,開始對文革產生了懷疑。所以後來開始發展到大規模批鬥時,我在部隊,已經是團級幹部了,你必須得批鬥,我非常難受,我不想說違心的話。於是我就申請調離了瀋陽軍區。
許戈輝:您剛開始是學生領袖,後來又成立了西區糾察隊,很多人把您當做“紅衛兵”的代表人物,但其實您從未加入過“紅衛兵”,出於什麼原因沒有加入紅衛兵?
陳小魯:因為我上學早上一年,在同學中年齡最大,再加上當時的人緣又不錯,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學生領袖。 但我一直沒有加入紅衛兵。因為當時文革有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造反有理”,當時的我,並不反對這個觀點,我反對的是後來那個口號,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也就是血統論。這個說法其實是擴大了打擊面,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們的很多同學出身都不好。所以我就提出來,我說既然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就應該用毛主席的話作為我們的口號,叫做“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你要講別的口號,他們都不會接受,但毛主席的話,誰敢反對啊。果然誰都不說話了,但還是有人不服,因為別的紅衛兵都用的原來那個口號,這樣一變口號,大家就說算了吧,別搞了。所以你如果現在調查我們學校,紅衛兵總部、宣言、領導人什麼的,都沒有。
許戈輝:當紅衛兵解散,開始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文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您的父親這時也受到了“文革”的波及,這個時候作為學生領袖,您的處境如何?
陳小魯:四人幫認為我父親是聯動的後臺,我是我父親跟聯動中間的聯絡人。我是他兒子,又是學生領袖,所以1968年的時候,他們就像抓我。但周總理不同意,總理說陳小魯有什麼問題啊,你們沒有掌握他任何問題就抓人,那最後沒有問題的話你放不放人?如果認為陳小魯是聯絡員,那我就把他孤立起來不就完了嘛。於是總理為了保護我,就把我送到了部隊去鍛煉,這樣就切斷了我和社會、家庭的聯繫,當然也可能間接保護了我的父親。後來我就去部隊參加勞動去了。
部隊三年,未給家中寫過一封信
許戈輝:您去部隊前的這次和家裡的告別,是不是有種生死離別的味道?陳毅元帥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個非常堅毅,性格很豪放的人,但是當這樣一個男人告別自己的兒子的時候,他是什麼樣子的?
陳小魯:其實家人不太知道我在“文革”中做了什麼,我沒說過,他們也沒問過。所以當我要走的時候,他說你究竟幹了什麼,我說我什麼都沒幹。等到我走的時候,父親有些感傷,但是他也覺得我大了,到部隊鍛煉鍛煉也是好事。我去部隊的時候是1968年,22歲,到1971年的時候,我父親碰到陳錫聯,就是我們瀋陽軍區的司令,他就跟他提出來,說我的兒子在你那兒當兵,都三年了,一封信都沒有。為什麼我不寫信呢?因為我走前,總理對我有要求,他跟我講你不要寫信,不要跟家人、社會聯絡。那後來陳司令一聽我父親這麼說,立刻說我表現很好,已經當幹部了。這之後我就回家了。
許戈輝:從部隊上回到家後,到父親過世前,這段時間裡,你們父子的相處是怎樣的?
陳小魯:沒有說太多。一個是我父親身體不好,已經得了癌症嘛。另一個是黨內的事情也很複雜。當時我父親還背著一個“二陳合流”罪名,就是九屆二中全會上,說他和陳伯達合謀反對毛主席,支持林彪。後來我父親跟我母親講了一句話,他說小魯啊,可能這三年經歷了很多,有很多話沒有跟我們講,其實我都講了。因為部隊的幹部、戰士對我都非常關心。我記得1970年我入黨,指導員就講,說陳小魯同志的家庭以及他在文革中的表現,組織上保證這個問題我們不討論。我們討論的是根據他入伍這兩年的表現,是不是夠一個黨員的標準。這其實是對我的保護啊。
許戈輝:那我問最後一個問題。您當年很反對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在現在這樣一個拼爹的年代,您作為一個過來人回頭看,您認為家庭到底給一個人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陳小魯:是這樣,這個社會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平等。追求平等是我們的一種願望。社會始終有等級,特別是在東方。你如果是個幹部子女,那就是有優勢的,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個東西終歸是要逐漸把它縮小,所以我們要政府幹嘛?要改革幹嘛?不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