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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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五 8月 08, 2014 10:23 am

第五代改革玄機 孔丹訪談露端倪

中共紅二代孔丹近日一篇訪談在內地各網站轉載,文章看似談孔丹個人的經歷與看法,但由於他與習近平、王岐山的關係密切,從中可以看出第五代的改革方向與步驟。

孔丹談到對文革的看法,認為文革的發生是必然的,毛澤東當時的動機有很多,但核心是為了解決共產黨會不會變質的問題。他認為文革最大遺產就是給中共一個機會反思,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立場。他同時提出,毛澤東那一代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使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他們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是有個政治交代。但作為紅二代的歷史使命和政治交代又是甚麼呢?

孔丹還提到自己與秦曉的政治分歧,認為秦「比較固化地堅持西方理念」,認為普世價值能夠救中國,「有些領導層,他們的行為和思想,還符合共產黨的宗旨嗎?這話不是危言聳聽」。而自己則「擁護和跟隨現在中央提出的深化改革方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走中國特色的道路,決不能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他提出,改革不僅要把權力裝入籠子,也要把資本裝入籠子。

富強民主 歷史使命
孔丹的父親孔原,是中共情報戰線的老領導,其母許明曾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是周恩來的重要助手。孔丹在紅二代中算是「孩子王」,不僅有思想,更有組織能力,文革時他組織的「西糾」更是名動天下,與王震兒子王軍、王岐山、習近平等關係非常密切,孔丹從中信集團退休時,出面談話的便是習近平,如果不是當年轉戰經濟戰線,孔丹如今很可能位居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由於孔丹具有這種特殊背景,他的很多想法能夠上達天聽,掌握的資訊亦是來自於最高層,因此今次的訪談非同小可,不僅代表了傳統紅二代們的真實想法與考慮,也折射出第五代的改革方向與動機。這些紅二代都有很強的家國意識和紅色情懷,對中國往哪裏去,要留下甚麼樣的政治交代,有自己清晰的判斷。

在孔丹這些人看來,毛澤東這代人解決了獨立自主問題,作為接班人就應該實現富強民主問題,這是他們的歷史使命。為達到這個目標,不僅要將權力裝入籠子,而且還要將資本裝入籠子,因此打老虎拍蒼蠅,清理權貴豪門,防止出現新時代的寡頭,保衞紅色江山,便成為第五代當前主要的政治任務。不過,紅二代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秦曉、胡德平等人的立場便與孔丹截然相反,他們主張全盤西化,實行三權分立與多黨制。紅二代分裂是第五代面臨的重大挑戰,須知政治歷來只講立場不講人情,最終的決裂是難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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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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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三 11月 12, 2014 8: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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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盼習成毛接班人
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人
戚本禹:盼習成毛接班人
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人


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面貌,48年後的今日,風暴中核心主角——中央文革小組,健在成員僅餘年屆83歲的戚本禹,記者早前獨家採訪戚本禹,戚不單首度披露文革中諸多秘辛,為歷史逐一補白;這名曾被毛澤東譽為歷史研究的當代權威的老人,還評價中共第一人習近平,呼籲他要「好好學習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

戚本禹19歲入職中南海,1966年,35歲的他躋身中央文革小組,翌年撰寫《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打響清算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第一槍,跟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的姚文元齊名,成為毛澤東麾下兩大文膽,被稱為「南姚北戚」,然而急速竄升的他,雄踞政治舞台短短一年多便遭打倒,在秦城監獄度過漫長的18年。

今日居於上海的戚本禹,沒有半分老態龍鐘。身形高大的他答話火氣十足,多番叮囑記者千萬不要寫錯他的意思。
時至今日,戚本禹仍十分崇敬毛澤東,言必稱「毛主席」,認為只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救中國,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造成嚴重貧富懸殊、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不均、貪腐叢生、環境破壞、道德淪喪,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70%的財富集中在特殊利益階層手中,這令他非常反感。

撐習近平 「真正反貪腐領導人」
戚本禹原籍山東威海,從身高上看仍有「山東大漢」的樣子。83歲的他思維清晰、表達流利、氣色不錯,無論是回憶舊事還是討論時局,面對提問反應迅速,對敏感問題亦沒有避諱。曾任中央辦公廳信訪科長的戚本禹當年管理民眾來信,經常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送上他主編的內部刊物《群眾反映》,當中也包括送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毛澤東、習仲勳每期都看,習並要求傳閱至副秘書長一級,「我跟他(習近平)爸爸經常接觸……向他匯報過情况。這個人我印象特別好」。戚本禹回憶,習仲勳早期大力反對特殊化,「但是後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也支持鄧小平,這個我不理解」。

「我支持習近平,因為習近平是後毛澤東時代唯一一個不僅是在口頭上,而且是在實際上真正反貪、反腐的國家領導人。他本人到現在為止,沒有被發現有任何貪污。」戚本禹說,習近平學毛澤東著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隨口就能背誦毛澤東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學,是不可能這麼背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的落馬,也讓戚本禹感到鼓舞。

「做不到毛澤東 趕超普京也行」
他最大的希望,是習近平「把革命進行到底」,「把特殊化階層打倒」,「習近平如果真能把中國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扭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他就會成為毛澤東苦心營求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澤東第二」,「哪怕(習)做不到毛澤東,能趕超普京也行,普京還沒收了新權貴階級的大量非法財產,現在中國幾大家族的非法所得,還沒有一個被沒收呢。如果他能做普京,把他們先解決,也很不錯,給社會主義開闢道路,給社會主義的復興開闢道路」。

指應發動群眾寫大字報
戚本禹指出,他也明白這並非習近平個人可以決定,習身處領導集體之中,很多人走的是鄧小平的路線,而這一路線經過多年經營,已是很難逆轉,「真的要走社會主義,恐怕還要經過革命」。戚本禹口中的革命,並非大規模流血衝突,他認為習近平應該用毛澤東的「四大武器」反腐,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即是發動群眾,讓人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戚本禹說,「讓群眾有講話的自由、寫大字報的自由、批評的自由、辯論的自由。這個幹部好不好,拿出證據辯論,貪污犯在這麼個環境下能存在嗎?」
記者問及現時的網絡揭貪是否相當於「大字報」,戚本禹肯定網絡有重要作用,但並不認為可以取代大字報,因為網絡上謠言太多,也沒法查證,大字報才真正體現「人民民主」,「它貼在本單位,誰寫的,是否事實,當場就可以調查,很快就可以弄清是非,這才能解決問題。中國的貪污腐敗大多數機關裏有,大多數黨委裏有,如果貪污行為、貪污分子在本單位裏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誰還敢貪污腐敗呢?」記者提他,「貪污犯」是否需要經過法庭審判認定,戚本禹認為兩者並不矛盾,法庭是從司法的角度判定一個人是貪污犯,而群眾也同時有言論自由,司法程序和群眾運動可互為補充。

不過,戚本禹認為習近平現在很難採用這些方法,避免被說「文革復辟」,「所以只好搞巡視組,也比沒有好。只不過巡視組是『專家路線』(指缺乏群眾參與的精英主義做法),真正解決問題要群眾參與進去」。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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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三 11月 12, 2014 8:46 am

戚本禹:六四開槍 黨政軍變質

「從六四開始,從軍隊向學生開槍的時候開始,這個政權、這個國家、這個軍隊已經變質了,標誌性地變質了。」除了文革,戚本禹還經歷了1989年六四運動。當時他已刑滿釋放3年,仍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他反對開槍,是源自1950年5月初入中南海時毛澤東的「絕對不准向群眾開槍」批示,令他記憶深刻。

指89學運「第二次文革」
1989年4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民眾紀念胡耀邦的紀念活動轉變成學潮,上海等內地多個大城市的大學生亦有同樣行動。「那時上、下班沒有公共汽車坐了,只好每天夾在人堆裏,在學生遊行隊伍邊上走,邊走邊聽他們宣傳反貪污、反腐敗、反壟斷、反官倒,追查鄧小平兒子壟斷性的康華公司,追查趙紫陽兒子倒賣電視機,我覺得青年學生們革命、正義。」戚本禹說,他自己沒有參加遊行,也沒有公開表態,「因為我一參加、一表態,右派就會利用這件事攻擊學生運動,他們就會說學生運動是所謂文革餘孽指揮的」。

戚形容89年學運為「第二次文革」,「儘管有一些學生受西方影響,有些人在聽美國指令,但在整個運動中,這仍然是個支流。老百姓有自己判斷是非的標準,老百姓把學生運動視為反貪腐、反對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正義行為」。他指出,「自由化」亦要區分,若是打倒特殊階層的自由化,就是進步的自由化。

講到這裏,戚本禹提起一件往事,他剛入中南海沒幾天,就聽到領導傳達毛主席一個重要批示。當時中共剛建政不久,某地民眾因對糧食高徵收不滿,與當地政府爆發衝突,政府調來軍隊,並稱「這場衝突有國民黨特務的介入」,向毛請示是否開槍?毛當即批示「絕對不准向群眾開槍」。戚本禹說,他當時很震驚,因為國民黨主掌中國時,向民眾開槍以及拘捕遊行示威學生的事時有發生,戚本禹當時也參加過學生運動,「一遊行,國民黨就抓人,特務們甚至用土狼牙棒打學生,這種土狼牙棒就是在木棍上釘了釘子,往學生身上一打,就會把被打者身上的血肉拉下來,很淒慘,我親眼看到過」。
毛「絕不准向群眾開槍」是首堂政治課

所以戚本禹覺得,毛澤東說「絕對不准向群眾開槍」是他在中南海上的第一堂政治課,使他覺得毛澤東領導的黨、政府和軍隊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跟隨毛澤東幹革命準沒錯」,而六四事件之後,他覺得政府轉變為特殊化利益集團服務,軍隊、坦克也是保護特殊利益集團,讓他非常痛心。

至於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曾被前總理溫家寶暗批走文革道路,戚本禹則不同意,認為薄熙來未算搞文革,做的只是「政客行為」。「他利用毛主席這個牌子,不一定他真正能夠按毛主席的路線做」,「他表面上也想用毛主席這個旗幟爭取一些群眾,達到他奪取權力的目的」。

指佔中反動 「沒中國能有香港嗎?」
記者又問他怎麼看香港「佔領中環」,他即時答道「佔中就是反動」,又叫記者應該多宣傳「大陸像母親一樣幫助香港」。他又談到「一國兩制」,說﹕「香港能獨立嗎?你怎麼獨立法?」他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過渡期,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澳門,最終都會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抗拒的規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這個世界。香港因為得天獨厚,和新加坡一樣,沒有中國能有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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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日 2月 01, 2015 1:27 pm

專訪康生遺孀:“應當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
2015年01月27日14:34
作者:師東兵

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和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康生的夫人,曹軼歐一下子從受人尊重的頂峰跌落到橫眉冷對的溝底。還是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把以王光美等人帶頭貼大字報要把她趕出高幹樓的風波平息下來。從此,曹軼歐基本上不照面了。

得到曹軼歐在木樨地22樓的門牌號數後,我來到她的家裡。照顧她生活的是侄孫,還在人民大學讀書,他告訴我:"曹軼歐現在得了脈管炎,不是熟人她是不會客的。你大概知道吧,為了住在這裡,還引起了一場大的風波。我們家裡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只有這張桌子還是人家不要才帶來的。所有康生的東西全 部沒收,曹軼歐除了她自己再沒有帶來任何的東西。家裡的人被迫和她劃清界限,我到這裡來照顧她是經過了組織批准的。你要採訪他,也要經過組織批准。不然, 我也要向中央彙報的。"於是,我只得出示了我的介紹信。他仔細地看了看,答應和曹軼歐商量商量。以後,我便連續三次見到了曹軼歐,和她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她給我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思維和反應都非常敏捷的女人,她有六十多年的黨齡,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和瞭解,腦海裡貯藏著大量的歷史資料和每個老一代領導人的"檔案",從她的言談裡,我好象看到了康生的影子。由於受所謂路線鬥爭的模式的影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種政治鬥爭的固有框框,她總是一開口就給一些歷史人物和領導人劃線,戴帽。於是那些在歷史上有什麼"不光彩"痕跡的人,就成了她所嘲弄和反對的依據。這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天,曹軼歐出來了,她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問道:"我是從來不接待記者或作家一類的,你想寫康生,在這種氣候下你要麼罵他,要麼寫他的罪行,他對革命的功勞你敢寫嗎?敢實事求是地寫嗎?"

我說:"我這個作家只是想再現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過程,不涉及評價任何人的功過是非,那不是我甚至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還是留給後人或歷史學家們做吧。我只是想通過你,把康生的為人、工作或活動準確地告訴人們。我們以共同研究歷史的平等地位來交談,如果你不願意談也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將會失去一個最重要的機會,康生有靈也會為你而感到遺憾的。我記得你在1967年8月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鐵面包公,任何說假話和任何搗鬼的人,都將受到無情的懲罰。'你的這句話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很深的影響。"

曹軼歐想了想,笑了:"是的,我是說過那樣的話。看來你是參加了那次會議的了。"她等我作出答覆後,話鋒一轉,"那麼,你想談什麼呢?"不等我回答,她又說,"有一個叫林青山的人,1964年和一個叫艾恒武的寫了一篇題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觀點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發明,這個觀點是明顯地反辯證法的。楊獻珍是什麼人?她在歷史上和薄一波等人寫了'反共啟示',明確地在國民黨的報紙上攻擊中國共產黨。後來他在歷史上幾次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唱反調。所以,合二而一這樣的文章和觀點直接干擾了毛澤東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情況反映到康生這裡,康生直接報告了毛澤東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來總理,大家都認為應當批判。康生對我說:'為什麼政治上叛黨和有嚴重問題的人在學術上都要和毛澤東唱反調呢?這如果不在理論上找到原因,就會使我們的絕大多數同志認識不了當前的形勢,就會在 大風大浪中迷失方向。'毛澤東聽了康生的彙報後,在中央會議上說:'康生的意見是對的,任何理論和學術都是有階級性的。離開了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看問題,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還特別指示:'要採取學術討論的方式,充分地擺事實講道理,弄清這場討論的來龍去脈。'康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讓一些同志組織了批判和討論的文章。這就使那個林青山對康生懷恨在心,康生逝世後受到批判,林青山一連寫了好多文章和什麼作品,捏造事實,對我和康生進行醜化。他寫的那本《康生外傳》胡編亂造,甚至連我和康生的對話他也偽造,偽造得沒譜了,既不符合起碼的邏輯,也沒有任何的根據。好象黨校的整人都是我們操縱和策劃的,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如果把紀實文學變成專門造謠和醜化人的工具,那還有什麼文學的價值呢?我希望你不要象他那樣寫東西。他根本沒有高層政治生活的常識,根本不懂得我們黨的高層是怎樣決策的,根本沒有取得第一手的資料就在那裡信口開河。"

我說:"你作為一些重大事件的當事人,大可不必為此生氣。外界說什麼,就讓他說去吧。你可以通過事實來說話嘛。後人絕對不會根據一本野史書來決定對一個人的評價的。他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你們,這說明了你們已經不屬於自己了,而是屬於歷史,屬於整個人類的文化或歷史遺產。所以,別人愛說什麼都無關大局。如果你想對歷史負責,可以和我多談談,我會經過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的分析研究,用形象思維的方式,創作一本反映歷史真實的作品的。"

曹軼歐的情緒逐漸地冷靜下來了。她和我的談話就從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教師和學生寫的一張批判陸平等人,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彭真的大字報談起。外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曹軼歐親自策劃炮製的,林青山的作品甚至把一些細節都描寫的活龍活現,曹軼歐說:" 你想可能嗎?康生和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這不假,但是我們從來都是嚴格地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達以後,聶元梓等人根據通知的精神,對北京大學陸平和北京市委彭佩雲等人傳達的彭真為首的市委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產生懷疑和抵制,貼出一張大字報,也就是被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剛貼出來,受到了北大學生和教師的圍攻。在這種情況下,康生讓我親自去看了大字報,我們認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應該給予支持。但是,新改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領導人表示要堅決反對。在這種情況下,我讓人把大字報抄了回來,由康生把它作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視察的毛澤東手裡,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說它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諱言,我是堅決地支援這張大字報的,但是它並不是我們事先策劃的。當然,毛澤東支持了大字報,支持大字報的康生和我都感覺到解放了,我們都松了一口氣嘛。現在,有些人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卻把矛頭指向康生。這叫公平嗎?我們宣傳中央的通知精神沒有錯。現在,林青山一類編造了許多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情節。我真不知道他是從哪個陰溝裡翻騰出來的東西?"

我說:"這些都沒有什麼解釋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張大字報的,就已經表明了你的政治態度。一些細節的真假,我們都是清楚的。還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經委託唐聞生和王海容向毛澤東揭發,說江青是叛徒。同時,別人的文章裡也說康生曾經向周恩來談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曹軼歐鎮靜地回答:"我從來沒有聽康生和我談起過這樣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後,中央派人向我瞭解這事,我是這樣回答的:大約1974年和1975年間,康生陸續收到幾封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信,說江青曾經被捕過。其中有一個女同志被定為叛徒,她曾經給江青寫信求救,說江青是瞭解她的。於是, 人們懷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確被捕過,但是敵人並不知道她是共產黨員,只說她是左翼人士。敵人找不到證據,只好把她放了,她並沒有寫過自首書。為此,毛澤東曾經讓江青找康生和我談過這件事情。毛澤東對康生說:'江青積怨較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頭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橋這些人,他們在搞清君側。說江青是叛徒,春橋是叛徒,還說你也是叛徒。其實你們都沒有被敵人逮捕過,從何而來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報寫了自首書的人,還有那些自首後領著敵人殺自己同志的人。確定這樣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魚。'康生聽了毛澤東的話後,當即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以後, 我們就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辦事的。一些文章裡把江青罵了個狗血噴頭,一無是處,這也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我說:"我不想對這些事情表態,我只想瞭解具體的事實。我已經說過了我的這個原則。你剛才所講的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瞭解的。"

曹軼歐閉著眼睛想了想,說:"我和康生是1927年結婚的,一些無聊的小報把我們的結婚說得亂七八糟,充滿了低級趣味的內容。我在這裡可以鄭重其事地告訴你,由於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結合的時候都在蔣介石實行大鎮壓的時候,所以處在地下活動的狀態,擔負著中央機關的保密任務。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我們受中央的決定而結合,成為合法的夫妻。我們都對父母包辦的婚姻採取了抵制,當然也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那些人根本不瞭解我們當時的具體情況,完全是憑著自己的猜測和無知在那裡胡說八道。這樣的文風實在是可惡到了極點!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後,經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代表的黨中央給他的定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軍、光榮的反修戰士'。我認為這個定性是比較準確的。現在有人說他是陰謀家、野心家,請問:康生一輩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陰謀和見不得人的事情?是的,從他參加革命以來,他在黨內一直擔負著秘密的情報工作。本來我是不想公開這些的,但是現在人 們對他的誤解和歪曲實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講一些實話。"

這個曹軼歐,幾乎每講一件事情,都要批駁一下別人對她的指責。我為了聽她講下去,只好耐著性子認真地聽她介紹她所願意講的過程,只是不斷地提醒她:"不要激動,只要講事實就行了。事實是最有說服力和雄辯力的武器。你不要講過多的東西。"

她逐步地恢復了常態,緩慢地對我講起了康生的經歷:"康生到中央工作後,多年來擔任特科的反內奸和反敵特活動的領導、組織工作。他親手處決了許多打進來的敵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黨中央決定處決的叛徒顧順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來率領特科的人員親手打死的。當時康生用斧頭親自劈死了他的XX。在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康生親自審訊,派人調查,挖出了許多的內奸和混進我們黨內的特務和變節分子。當然,由於鬥爭的複雜,也不可避免地傷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親自領導的審幹和清理階級隊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援和肯定。現在,有些人要一筆抹殺康 生同志,我認為是很不公平的。就連彭真在和我談話的時候,也說:'我並不是全盤否定康生,只是現在大家對他有氣,等人們普遍地冷靜下來的時候,康生會有比較準確的結論的。'康生無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是守紀律和有黨性的。至於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模範。他是從來不幹那些偷雞摸狗的下流活動的。那還在上海搞地下黨的時候,我們黨中央就制定了一條鐵的紀律,任何黨的工作人員都不能嫖娼和亂搞女人。因為那時許多党的幹部就是因為生活放蕩而暴露了自己, 被敵人逮捕的。顧順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制定了這一紀律並且嚴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國後,他都從不亂來。毛澤東曾經當著周恩來和許多同志的面表揚他'是一個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懷而不亂'。他生活上艱苦樸素,作風上正派無私。這樣的共產黨人,卻被我們的一些人攻擊得亂七八糟,簡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我對此只能以不置可否來作對付。
曹軼歐繼續說:"現在還有人說康生盜竊文物和古董。這也是莫須有的罪名。不錯,康生是喜歡鑒賞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銷沒有任何的嗜好, 就是愛買圖書,特別是古版書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舊的時候,許多很有價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為四舊來破壞。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紅衛兵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文物,同時他親自到銷毀市場去,花錢買或者收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當時他就說:'這些東西如果不保護好就會毀於一旦。 我現在把它們先保存起來,將來國家要的時候,我全部送還。'就這樣,他是收存了許多的無價之寶。從這個意義上講,康生不但無罪,還且有功。現在不分是非, 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頭上是不對的。康生對書法和古畫有著特殊的愛好,他的書法本身就是珍貴的字畫。但是他從來不以此謀求特殊的榮譽。康生在建國以後,還是保持著他在秘密工作時的傳統。他的淡泊名利和艱苦樸素,多次得到毛澤東同志的好評。這一點,江青說老實話,也是人們的榜樣。江青的愛好是照相,但是她買膠捲和相機都是自己掏錢,沒錢的時候才向毛澤東同志伸手要。她從來不讓別人給她送禮。就是朋友給他送來的東西,她都要拒絕。這一點,是現在的那些共產黨員幹部所無法比擬的。特別是在審判江青和林彪的時候,起訴書裡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無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的。党的九屆二中全會前,討論四屆人大的新憲法的時候,康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堅決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當黃永勝和吳發憲等人再三提出他們的主張的時候,康生質問黃永勝:'你們軍隊的同志為什麼不聽毛主席的指示?不設國家主席是毛主席改變我國國家體制的重大舉措,是借鑒了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文明國家的憲法經驗,經過認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來的,為什麼你們不聽?'當聽到林彪的意見後,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林彪同志應該參加党的政治局會議,他不參加會議 如果是由於身體方面的原因,那就要考慮再增加一個或幾個副主席來進行党的正常工作,不然這樣下去不利於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康生同志的這些意見和鬥 爭,正是對林彪一類人的當頭棒喝。同樣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評價。如果沒有康生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鬥爭,那文明國家現在的命運是不可想像的。"

我怕她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就打斷她的話問道:"你的評價就不要繼續講了,你談談康生對江青的評價如何?他認為江青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曹軼歐想了一會兒,回答說:"我親自聽康生對我說過:'江青這個人太驕傲,但是毛主席對她很信任,是想培養她的。毛主席有意識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樹立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關鍵時刻,都讓姚文元發表一篇經他修改的署名文章。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黨中央聲音的東西。 這就是讓它們在全黨範圍造成影響。你別小看了這些人呀。'當時江青對我插手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工作很不滿意,當著康生的面對我大發脾氣:'中央文革的大事你為什麼能不通過我呢?辦事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後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只得遷就她,對我說:'今後你不要再插手小組的事情了,讓江青自己去處理問題吧。整個運動中,江青是說了算的人物。'我對江青的許多不滿,都被康生給壓住了。為什麼?因為看在毛澤東的面子上,我們顧全大局嘛。我們和江青的許多活動是有區別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創造,而康生是嚴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時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談 過:把一部中國古代史,都用儒法兩家來劃分,是否妥當?江青武斷地說:'這是毛主席講的。你可以親自去問問他。'當時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 的講話裡公佈了毛澤東的一首詩,就是批評郭沫若,內容是:'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我馬上問:"江青傳達的這首打油詩是真的嗎?1976年粉碎江青、張春橋後,人們對這首詩的真偽產生了懷疑。最近聽說毛澤東身邊的人員,連汪東興和張耀祠這些人都說這首詩是假的。他們說,他們問過毛澤東,毛澤東說他從來沒有寫過那樣的詩作。"

曹軼歐鼻子哼了一聲:"毛澤東能把黨內的重大事情和他身邊的人員都說嗎?笑話!我們黨內有一個規矩,凡是保密的東西都說是假的,或者說不知道。江青講的完全是實話。毛澤東的那首詩作,江青曾經給康生也看過,也給郭沫若傳達過。康生最後一次見毛澤東的時候,毛澤東說得很清楚:'郭老雖然是尊孔 的,但是那是學術問題。這次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擁護,就是因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要和傳統的觀念和舊的文化思潮徹底的決裂。批評郭老是一 個和舊的觀念決裂的開始。因為郭老的影響很大,我不說話,人們接收不了。但是並不是要把郭老怎樣。那首打油詩本身是個觀點,不算是藝術。'這話,康生給我講訴的時候,我們也是進行了一番討論的。什麼汪東興、張耀祠一類人,他們在毛澤東身邊只負責警衛工作,並不讓他們參與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毛澤東曾經和康生講過:'黨內的重大事情,我們決定了再告訴他們。某些人喜歡從我的身邊人員裡打聽我的動向。我是從來不和我的身邊人員講說大事的。這一條,應該成為我們這 些最高級幹部的紀律。陳伯達在這方面做得最不好。我的許多講話他自己傳給了一些不應該知道的人,甚至傳給了王力這些人,我曾經嚴厲地批評過他。他哭過好幾次了。'這些話,不但康生知道,總理和鄧穎超這些人都知道。為此事,周恩來還專門給郭老作過解釋。"


"你能否具體地講些事實和情況?"我這樣說,"我們還是不要抽象地談問題,而要講事實……"我一口氣給她講了許多的歷史事件,希望聽聽她的介紹。"

曹軼歐終於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說:"你想知道從1962年下半年,我們党領導的幾次大論戰嗎?反修的主要任務和大論戰的具體提綱,就都是經過了毛澤東和康生的過目。有些文章片段,卻是康生親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說是他親自寫的,胡說八道,他們搞的東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親自領導的寫作小組寫好後經毛澤東同志過目定稿的。命題是康生等人和毛澤東親自決定的。康生逝世後,毛澤東同志親自給他加上了光榮的反修戰士這樣的稱號。你好好想想,這是容易的嗎?我還可以告訴你,對康生的攻擊和陷害,早在建國前和建國後,敵人就有意識地製造反間計,企圖利用我們黨內同志的手把康 生同志打下去。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一次一次地識破了敵人的詭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有人對康生同志不滿,那是他們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們党的活檔案。他所經歷的各個階段,都對我們党的建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建國前的審幹,我們沒有多少文字的記載,主要靠象康生同志這樣的人來提供資料和證據。於是,有人千方百計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們不要上這些的當。還有周恩來同志等幾個老同志,都是這樣的。'現在,我們党把康生當作敵人來對待,我敢 說,這是幹了公開的敵人所想幹又不敢幹的事情。"

我沒有想到曹軼歐竟然是這樣大膽地和我談話,我對她的這些言論只能報之沉默。

"不過,我對我現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擊毫不在乎。康生生前這樣對我說:'現在我們党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辦。將來毛主席離開了我們的時 候,如果赫魯雪夫們上臺,資本主義復辟,那我們的腦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經作好了準備。'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江青 就這樣說過:'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們就要做好殺頭、坐牢和開除黨籍的準備。願意革命的請跟我們走,不願意革命的現在離開中央文革小組還不晚。' 當時關鋒、王力都說江青同志是在開玩笑,康生就說:'不,絕對不是開玩笑,完全有這種可能。我們的毛主席曾經準備好了被赫魯雪夫那樣的人趕下臺的準備,他 和林彪等同志談話的時候,幾次掉淚。同志們,是哭了啊。這場文化大革命可是史無前例的,要觸動許許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這些人不抵觸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 所以,鬥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很可能要流血,要發展到武裝鬥爭。'有些人不相信這些話,陳伯達把這話反映到毛澤東耳朵裡後,毛澤東就對他說:'你這 個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講的這些是可能的。我這個人打了一輩子仗,習慣了。黨內走資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們打遊擊去。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革 命,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是不行的。說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鬥爭。'從這裡,你也可以看到當時政治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問 題不是毛澤東同志把問題看的那樣地嚴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們要置於死地。"

這些話,我從另外一些當時參與中央文革小組核心的人那裡得到了印證,她所說的話都是確實的。康生還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組會議上說:" 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的一塊疤,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換來群眾鬥爭的勝利的話,我情願馬上去死。"這時,他的話無非是針對著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說的。只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軼歐卻看到了他所說的那些話。只不過沒有他所說的那麼嚴重罷了。

曹軼歐和我談話的時候,幾次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吃藥。她不住地說:"我實在是不願意拖累我的孩子們了,我讓他們和我劃清界限。跟著毛澤東造反 的時候,我說過:'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現在我是做到了這一點的,但是我不願意讓孩子們跟上我作無謂的犧牲。我吃藥,無非是給孩子們一個信心,證明 共產黨員是意志是鋼鐵的。"說到這裡,她竟然掉淚了。唉,一個人到了這樣的地步,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欠下的債,總是要到一定的時候償還,不管這種 債務是什麼類型的,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的。看來,他們當初下決心整那些"黨內走資派"和"牛鬼蛇神"的時候,他們是有所思想考慮的,只不過不希望他們的 準備變為現實而已。

我問道:"你能給我講講1966年初,更可以追訴到1965年時毛澤東委派江青準備批判吳晗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事情嗎?康生在這 場風雲中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有人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個結論是康生影響了毛澤東的,客觀事實是這樣的嗎?現在已經是歷史了,我想如果把這 件事情搞清楚了,對我們認識這場文化大革命很有意義和幫助。以我看,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軼歐一邊喝水一邊跟我談道,"江青完全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還在1963年下半年的時候,江青到我 家裡談京劇改革的問題,曾經問過康生:'有一出新編歷史劇,叫《海瑞罷官》,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不知道康老看過沒有?'康生說:'我知道他們寫了這 個劇本,但是還沒有看過這齣戲。你看有什麼問題嗎?'江青笑了笑說:'等你看完我們再討論一下。'過了幾天,她又約康生談話,康生已經有了意見了,他 說:'這齣戲,嚴重地違反歷史事實。歷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樣的。儘管海瑞是一個清官。對清官我們現在也要作歷史的和階級的分析。他對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 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說:'看來你這個肅反專家還是沒有看出根本問題所在。在我們黨內,有一個人可是自稱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誰嗎?'康生說:'彭德 懷嘛,那個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什麼資格自稱海瑞呢?我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這一點,我曾經和主席說過,彭德懷好象王莽。'江青說:'不管 彭德懷是什麼人,黨內可是有人把彭德懷當海瑞了。我就親耳聽到過這樣的議論。我在這齣戲上演的時候,在劇場裡就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當代的海瑞,總有一天會有 人給他平反的。'……"

我問:"江青沒有說她是聽誰說的嗎?"

曹軼歐說:"江青從來不輕易地講什麼人的名字,涉及這些重要的問題,她不講我們是絕對不會主動詢問的。康生馬上回答:'彭德懷夠格嗎?根本不夠格!但是這說明了黨內路線鬥爭的複雜性。我早就聽說,彭德懷要翻案,我們政治局裡也有人支持他站出來工作。聽說主席已經點頭了。有這回事嗎?'江青不 動神色地點點頭:'許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風,主席把這個問題壓了很長時間。看來這個問題未必能壓得住。因為國內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上上下下的謠言很多。不 是有一出叫《竇蛾冤》的戲嗎?那是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的名作。說竇蛾被冤枉處斬時,發下三樁誓願,一是血濺白練,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讓楚州地亢旱三年。我 們神州從1960年開始也是連續三年史無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現象加到彭德懷一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原因上了,說我們反右鬥爭是冤枉了他們。於是,也 冒出一些自稱要學關漢卿的所謂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寫戲、拍電影、出小說,等等。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當然要表態了:'對文化界的這場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我們可是千萬不能放鬆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間那次談話並沒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罷官》的問題。"

"康生是什麼時候知道江青準備批判《海瑞罷官》的活動的呢?"我問。

曹軼歐說:"大約是1964年初,江青問康生:'你那裡有懂文藝的好筆桿子嗎?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連提了幾個,江青都搖搖頭。其中就有批判《紅樓夢研究》的李希凡了,還有其他幾個,都沒有被江青看上。她當時的要求是:首先從文藝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問題上來。她說得很清楚:'這場鬥爭,可能會引起大的政治風波。作者要準備撤職、判刑甚至殺頭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我們給端出來,當然在形勢發生變化的時 候我們才會出來講話。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覺悟和政治水準。一般的水準是不能勝任這場鬥爭的。而且這場鬥爭要象中蘇大論戰那樣有聲勢和有氣魄。'康生 說:'如果這樣,作者就太難找了。'當然我們沒有想到他在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幫助下找到了姚文元這個筆桿子。姚文元這個人,過去康生對他並不熟悉。但是我們 看過他的文章,當時他和周穀城進行過圍繞時代精神問題的大論戰。對周穀城把時代精神說成是各種精神的匯合才能是時代精神的觀點進行過批判和駁斥。姚文元的 文章寫得很好,很有論戰性,也有一定的水準。缺點是他的知識太雜而不精。所以,康生一開始並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康生曾經跟我說:'姚文元除了能寫寫文章, 其他的政治經驗並沒有多少。這樣的人抬得太高對他對黨並沒有多少好處。'後來的事實果然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藝界找一些秀才、演員充任 党和國家的重要職務。這不行呀!他們怎麼能有治理國家和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呢?包括陳伯達本人,康生對他也是有看法的。康生不止一次地向毛澤東和周恩來、 江青提起過:'陳伯達、王力這些人不能重用呀。如果把他們放在國家和政黨的重要職務上,一但有事情,是頂不住的。'毛澤東是很自信的人,他認為有他自己掌 舵,天不會塌下來。他絲毫也不會想想自己總是要見馬克思的。他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他儘管對江青一再培養和鍛煉,但是在用人問題上恰恰沒有把他自己的精髓傳 授給江青。那就是必須在軍隊裡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隨時應變的措施。"

我發現曹軼歐已經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她已被歷史的結局所吸引,說的話才是她真正的心裡話。我說:"我們還是圍繞著康生同志來談吧。康生對《海瑞罷官》的意見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在文章發表之前看過嗎?"

  我沒想到這一次曹軼歐笑了,笑得那樣開心:"康生當然看了,不看就顯示不出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了。那是文章基本定稿後,江青讓康生幫助修改和提意見。這篇文章當時對外是絕對保密的。就連周總理也沒有告訴。按照江青的解釋,這是一篇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先發表出來看看風向。要引蛇出洞,要掀起風波,要逐步深入,要在這場鬥爭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和自己的理論隊伍。當然,也要通過這場鬥爭來考驗和檢驗我們党的幹部的覺悟和力量。這個意見雖然是江青給我們說的,但是康生分析得很透徹:這是江青代表了毛澤東的意圖的。事實也完全證實了他的判斷。林青山一類的復仇文人根本不瞭解事實的真實情況,憑想像來寫作高層次的政治鬥爭,用的那些語言都很下流,好象黑社會的東西一樣,沒有半點可信度和水準。你送給我的那幾本書我看了看,好象林青山的文章裡還抄襲了你的那本《山雨欲來》裡面的東西,包括我們的談話裡涉及到的東西。你寫的康生的談話好象是從他在文革中的幾次談話裡面概括的吧?你寫的東西都有一定的根據。這些內容我們在過去都和一些人們談過,是事實。我這個人,是事實就是事實,不是事實就不是事實。是事實的東西,就是證明我錯了我也敢於承認。我這個共產黨員,我覺得自己當得無愧。我們搞革命的時候,他們……"

  她有點象江青那樣陶醉了,我趕快把話題轉移過來:"這麼說來,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在發表之前,康生是看過了?"我見她點頭後,又問道:"他沒有告訴彭真那些人嗎?"

  曹軼歐說:"那怎麼會告訴他呢?但是彭真在1965年11月20來號,即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專門問過康生:'你知道上海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嗎?'康生回答:'一無所知。我也是文章發表後才看到的。'彭真又問道:'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北京是幹什麼的?'康生說:'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問題。他找我談話都是說京劇革命,沒有談起批判《海瑞罷官》的事。'彭真那個人很多心,到處打聽有關批判《海瑞罷官》的事,追查有什麼背景和後臺。因為有人跟他提起過:'江青在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張春橋來北京肯定和這事有關。'這才引起彭真的極大不滿。他對康生說:'看來上海搞這些名堂連你也瞞著,這成什麼話?老讓我們處於這樣的被動狀態,我們還怎麼工作?'康生回答:'那你就趕快變被動為主動,也開始批判那出戲算了。《海瑞罷官》確實有問題,我聽好多同志反映過這齣戲的問題,起碼在政治上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彭真聽康生這話沒有向著他的意思,就不再和康生講這件事情了。直到他們炮製出那篇被毛澤東斥之為'反革命綱領'的二月彙報提綱,才把這場鬥爭升級了。所以,這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搞法,有人說是這個策劃,那個密謀的。根據我的觀察和親身的體驗來看,那完全是根據當時的鬥爭逐步推進成那個樣子的。就是連毛澤東也不知道鬥爭會發展成什麼樣式。當然,他對鬥爭的必勝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問題的。這裡,就要提到重用林彪的問題了。其實,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並沒有起任何的作用,倒是康生和陳伯達、江青這些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特別是江青,把鬥爭一再升級,把中央文革小組一下子提高到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書記處。這是連我們都沒有想到的。但是那也是當時鬥爭的需要和發展的必然結果,也不是江青蓄謀的。在那個時候,毛澤東考慮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軍隊的穩定和防止軍隊被一些別有用心人的利用。他每天都要和一些同志談話,是秘密談話,就是到今天,有些談話的內容也沒有公開。你可以找一些當事人好好談談,他們會給你提供更多的情況的。不過,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檔案全部毀掉,他們是利用給一些人平反之機毀掉材料和檔案的。這太可惜了。我為什麼要給你談這些東西呢?因為我不談,今後就沒有人會如此全面地瞭解這起史無前例的革命的整個過程和來龍去脈了。僅僅憑文獻和文件及會議上的講話是遠遠地不夠的。"

  我問道:"康生沒有給你們留下重要的材料和他的筆記、日記一類的東西嗎?"

  曹軼歐說:"康生留下的東西我曾經整理過,現在都被中央派來的人拿走了。全部的檔和文字,幾乎都拿走了。連我們自己買的東西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意圖。康生已經死了幾年了,我又不是不服從中央的決定。現在拿我開刀有什麼用處?無非是讓一些人高興一下,起個報復的作用罷了。沒有意思,一點點意思也沒有。"
  提到這些令她傷心之處的時候,她的眼睛裡似乎有淚水,但是她忍耐著,沒有在我面前流下來。是的,我看得出來,她竭力要在我面前塑造一個堅強女性的樣子。
  "彭真他們搞得《二月彙報提綱》,康生究竟看過沒有?"我再次想證實這個問題,因為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裡說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的康生通知搞的",時過二十多年了,我想盡可能地把這個問題弄清楚。我一再說:"這個問題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你說實話就可以了,我又不是搞康生和你的專案。你不要有任何的顧慮。你不同意的話,我不會把你的談話公佈出去的。這對康生現在也沒有什麼妨礙嘛。"

  曹軼歐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彭真並沒有把二月提綱的檔給康生看,也沒有告訴康生是準備把那個檔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當時,彭真在文件起草前連續開會,康生是參加了會議的。但是康生在會議上的一些意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採納。比如說,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罷官》的討論不要僅僅限制在學術的範圍內,要和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結合起來',等等。檔一點也沒有涉及。會議的記錄要康生看時,康生說:'要把每個人的發言寫上名字公佈出來',他們還是沒有這樣做。直到1966年2月5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央提出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康生才看到已經形成檔的彙報提綱裡什麼要堅持毛澤東1957年3月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學閥那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先立後破。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對他們要採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等。老實說,這些話本身並沒有多大的錯誤。問題是用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吳晗和那些當時要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批判《海瑞罷官》的討論剛剛要涉及到要害是罷官的時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學閥那樣武斷和以勢壓人'究竟是指誰呢?很明顯,是指毛主席嘛。當時有人問彭真,你那個學閥是指誰?他就說:'誰象就是誰!'你越是不說是誰,你就越是有鬼嘛!這怎麼能得到毛澤東同志的支援呢?彭真說毛澤東批准了他的二月提綱,這也是豈有此理!毛澤東明明反對彭真包庇吳晗的立場,怎麼會支持他把二月提綱那樣的東西作為中央文件轉發全黨呢?當然,考慮到當時他們在中央的勢力比較強大,毛澤東和江青這些人都採取了穩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來打擊黨內的一些反對勢力。這一點,當時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時裝出一副隨時都有可能死掉的模樣,毛澤東也對林彪的身體狀況缺乏瞭解。所以,毛澤東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完全是一種權宜之計。一旦察覺林彪有可能把大權交給他的兒子林立果的時候,毛澤東的原則性和他的果斷措施就表現得很清楚了。連陳伯達都沒有看到毛澤東在這個穩妥上的原則性,而本來陳伯達應該看到毛澤東的這個原則立場的。"

  我感到曹軼歐這個人的不同尋常了,怪不得她會擔任康生辦公室的主任呢,看來她在共產黨內沒有白白地停留近六十年。從這個意義上講,她的資歷遠遠地要超過江青和葉群這些人,她是僅次於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的女共產黨人。要不是由於康生夫人的緣故,她可能會作為老革命家載入中共的歷史上去的。我要她再談談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場和態度,她閉著眼睛想了一會兒,才說:"很明顯,當毛澤東決定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最初的提法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後來康生向毛澤東建議:'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種提法,概念不明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就有很大的差別,不如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釋,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澤東接收了康生的建議,所以在後來的文章中就改成'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決定這場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後的矛頭是一定要到了劉少奇那裡的。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時間裡,毛澤東為了發動這場運動,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劃。他起初想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來攻破和削弱劉少奇的勢力,後來又準備發表在同王明路線和李立三路線鬥爭時期發表的九篇文章來引起全黨的重視和對劉少奇的認識。最後終於找到了突破口,這就是發表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現在看來,這個突破口選擇得好,打准了劉少奇的要害。所以,這場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樣轟轟烈烈地搞下去……"

  我問道:"你現在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運動?你認為這場大革命是好的嗎?"

  曹軼歐沒有正面回答我,她說:"我贊成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複了。你不是主張只講事實而不談評價嗎?"這個女人的嘴很利害,竟想到用我的話來堵我的嘴。我說:"那好,你就接著你的話說下去吧。"

  曹軼歐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呢,他們是想把運動搞成1957年反右那樣,在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遊魚,抓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壞人。如果按照他們的部署搞下去,勢必再來個人民群眾中的自相殘殺。所以,要是說錯誤的話,他們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針也未必正確。這當然是後話,也不再提了。提這些目前用處都不大。只是對你們這些研究歷史的人還有用。我講這些,就是主張實事求是。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這一套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正是毛澤東要整黨內的走資派,所以,這才挽救了許多群眾的命運。"

  我說:"這也未必。群眾裡也有許多的壞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些領袖們就都是好的嗎?許多的投機分子打著'造反'的旗號都混進領導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運動中受到了打擊。我覺得,現在還是進行法制,實行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民主制度為好。"

  當我第三次訪問她的時候,她給我準備好了幾份材料,全是康生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和日誌。她很激動地說:"你看看,1966年6月9日,劉少奇和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和康生一塊到杭州去向毛澤東彙報工作的時候,劉少奇當著毛澤東的面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康生當著常委們的面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點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學校和單位和1957年那樣抓右派,是否擴大了打擊的範圍?也未必符合毛澤東同志這幾年來的指示。'那次彙報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毛澤東看到劉少奇和其他常委們對運動都沒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見,自己也沒有講什麼時間和任務,重點只講發動群眾。毛澤東說:'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之前,任務是講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搞了一些什麼名堂?你劉少奇知道嗎?你們這些常委們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眾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們發動起來,把政策交給群眾,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康生堅決地支持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所以,經劉少奇和鄧小平這些人的批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提出:'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這些情況表明,就是沒有康生和陳伯達、江青這些人,沒有林彪,文化大革命也要搞起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這些人都對文化大革命採取了積極支援和率先領導的方針,只不過他們打擊的矛頭和毛澤東的不一樣,針對著是廣大的人民群眾罷了……"

曹軼歐的這種大膽的談話,是她對中央處理康生問題的不滿情緒的總發洩。她口口聲聲地要恢復康生的本來面貌,我就感到可笑。什麼是康生的本來面貌?不就是多年來一直追隨毛澤東而堅持整肅一切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已。對此,曹軼歐再沒有任何的解釋。人們都說康生是整人的專家,是中共歷史上歷次清除黨內反對派和所謂叛徒、特務、異己分子的主要策劃人和領導人,這就決定了他在黨內的地位從來是引人注目和感到恐怖的角色。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他的作用是貫穿於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的。在文化大革命遭到全面否定的今天,否定康生和審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表現,是絲毫不奇怪的。實際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暴發戶和新生權貴,都不同程度地從他們權力和地位的高峰跌落下來,回到他們應該回的地方去了。用曹軼歐的話來說:"就連華國鋒、汪東興這些人,也沒有因為他們粉碎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而得到他權力的鞏固,最後還是被鄧小平把他們搞下臺了。這說明整個中國的路線變了,變得不是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了,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那一條路線……"

  曹軼歐的這些話,是她晚年心態的真實寫照。作為一個作家,我雖然不想對事件本身發表什麼評論,但是我還是有自己的觀點的。我對曹軼歐最後說:"華國鋒和汪東興的下臺,是符合人民心願的歷史的必然。如果不讓他們下臺,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會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還要大。在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糾正兩個'凡是'錯誤的功勞永遠彪炳春秋。一切為糾正那兩個逆歷史潮流而動人物錯誤的英雄們、領導們的功勞都將被歷史所永久地記了下來,如胡耀邦、陳雲等人。為什麼?因為那兩個代表人物不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卻膽大妄為地享受著毛澤東晚年的待遇,這就勢必會發展到這些人會空前無知而低能地指揮人民而國家,再一次把人民和國家推進新的災難之中。短短的二、三年,這兩個人的問題和錯誤就已經暴露無疑,如果統治時間越長,他們的危害也就越大了。

  我後來寫的長篇紀實文學《短暫的春秋》,就講訴了鄧小平等人同華國鋒的較量過程,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順應潮流和一群昏頭昏腦的權貴進行鬥智的過程。一切看了這本書的讀者,都會得出自己公證的結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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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一 9月 28, 2015 6:45 pm

張志新和林昭白死了

在那最威權的時候,在那最黑暗的階段,有兩個奇女子就是那段歷史裡最鐵骨錚錚的代表,她們就是張志新和林昭。

這兩個奇女子,以罕見的勇氣和智慧,直面威權暴君,堅持真理正義。為此她們受盡了折磨和羞辱,為此她們獻出了年輕的寶貴的生命。

可是,她們白死了,她們擊退不了邪惡的暴君,也喚醒不了軟弱愚昧的臣民。

她們死後,千千萬萬的愚民踏著她們未寒的屍骨,山呼萬歲,謳歌無疆。然後,在無盡的災難中,或死,或殘,或歇斯底里,或邪惡乖張,或悲苦伶仃,或鬱悶彷徨……
後來,暴君死了,張志新林昭們也慢慢被平反了,慢慢地有人懷念和讚美她們了。

可是她們依舊白死了,因為至今像她們追求真理直面人生的血性國人依然寥寥。
我們發現,有人仗義,有人維權,可是圍觀者或者鄙夷,或者冷漠,甚或冷嘲熱諷。
我們發現,有人大發牢騷,抨擊社會不公。可是那只是私下裡,悄悄裡。如果公開質疑,他們就沒有勇氣,也沒有膽量。
我們發現,受害的百姓喜歡給官吏們下跪,期望用下跪來感動他們心中可能存在著的良知。可是他們不知道,你越下跪,它們越感覺自己高貴神聖,就越不會理睬和幫助你。下跪從來只是奴才對主子的義務,永遠不是打動良心的武器!

我們發現,人們太喜歡忍耐,也太喜歡明哲保身。別人受難,我們隔岸觀火,無動於衷。及至災難臨身,我們就像刀子臨身的頻死的豬一樣痛苦嚎叫,可周圍的人同樣***我們曾經的反應一樣冷漠無情。沒辦法,我們面對災難就只能步步退讓,只能忍耐,忍無可忍還是要忍耐。從來就很少人想過抗爭,更別說像楊英雄那樣敢於豪邁地討要一個紅彤彤的說法!

張志新和林昭白死了,因為血性已經遠離民族的軀體,奴性正在步步深入骨髓……
張志新林昭,你們泉下有知,不知道會不會痛苦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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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五 10月 02, 2015 3:32 pm

彭德懷的晚年歲月:被紅衛兵毒打導致肋骨骨折

• 發表於:2015-10-01 17:48:39

彭德懷收起拳頭,對這夥人說道:“還是那句話,要文鬥不要武鬥,我彭德懷不怕你們那一套,我手下殺死過多少日本鬼子,還怕你們那些人嗎?我光明正大,不怕你們審問,不過審問也得講道理,誰對誰錯都得有個真理,你們年紀還輕,不瞭解歷史,不能怪你們,但你們不能這樣對待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什麼反黨集團!?我是反錯誤路線。我又沒跑,又沒自殺,是什麼反革命?”


1967年,“四人幫”中的文痞姚文元自對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的《海瑞罷官》進行批判之後,又對以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為首的“三家村”進行討伐,接著又揮動棍子,除對主管全國文藝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之外,又對中共中央華南局書記陶鑄進行批判,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洋洋灑灑地登在黨的報紙上。

被囚禁的彭德懷被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兵團王大賓一夥人叫去,扔給他兩份有著這兩篇文章的《人民日報》,讓他好好學習,然後寫出讀後的心得來交給他們。
彭德懷看了之後,覺得這完全是兩篇顛倒黑白的文章,就一直不願寫“讀後感”。這一下可激怒了王大賓一夥人,他們將彭德懷叫來,站在地上,指著鼻子說:“你為什麼不寫心得,是不是你與他們是同夥,也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派?”
彭德懷說:“我是拿槍桿子出身,那些都是你們秀才之間的爭論,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就不能寫。”
對方訓斥道:“彭德懷,你不要頑固不化,帶著你的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
彭德懷說:“姚文元發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寫不寫也是我的自由,這是憲法規定的,你們怎麼能強迫,這不是不顧憲法了嗎?”
後來,王大賓一夥人在江青、陳伯達等人的授意下,又多次來逼迫彭德懷寫心得。彭德懷被他們實在是逼煩了,於是說:“那你們就等一等,我馬上給你們寫就是了。”
這夥人一聽,認為一向鐵骨錚錚的彭德懷終於“屈服”了,滿以為可以拿著去向江青、陳伯達請功,就高興地坐在那裡等著。
彭德懷卻不讓他們坐,吩咐他們拿來紙筆,喝了一杯水,才坐下來提筆寫“讀後感”,寫好之後就將稿子交給了王大賓。
王大賓一夥看後大怒,劈頭向彭德懷的頭上一拳,打得老人一下子倒了下去,頭撞在桌子的角上,頓時流出了鮮血。

1967 年7月12日,康生、陳伯達、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紅衛兵頭頭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等人,再次向他們發出了折磨彭德懷的信號(韓氏與譚氏原本分別是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他倆那時與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一起並稱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樓主附注)。戚本禹唾沫橫飛地鼓動說:“彭德懷從井岡山就反對毛主席,你們不要輕易放過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紅衛兵低頭認罪。他這個人很不老實,是一個準備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你們對他一定得厲害點,對他不能講客氣。”

事隔一周,也就是7月18日,戚本禹再次對彭德懷專案組進行訓話,讓他們繼續迫害彭德懷,他說:“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彭德懷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像,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沒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能,何況這些吃人的野獸。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在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1967年7月30日,韓愛晶有恃無恐,在北航開會揪鬥彭德懷。
問:“你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反對‘三面紅旗’?”
答:“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講國民經濟發展中比例失調的問題。”
問:“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
答:“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只是無話不談。”
這群人見彭德懷不肯“認罪”,就大聲吼道:“你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你反黨反人民,反毛主席,真是罪大惡極,還不肯低頭認罪,我們紅衛兵小將絕不輕饒!”
說著,有的就開始解身上的皮帶。
彭德懷根本不怕,挺起胸膛,憤怒地喊道:“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我怕什麼,你們槍斃了我吧,我什麼都不怕。”
那夥人舉起了皮帶,朝彭德懷吼道:“你這個老反革命,老修正主義分子,再不老實就要叫你嘗嘗‘革命小將’的厲害!今天不把你鬥倒,就不讓你回去吃飯!”
彭德懷輕蔑地說:“打吧,打死了更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嘛,還吃什麼飯,留著你們多吃一點吧。國民黨、蔣介石、日本鬼子、美帝國主義,他們都沒有把我打倒,反而是他們自己失敗了,想不到你們這些得到了幸福生活的孩子們卻要將我打倒了,我到死也想不通,你們怎麼要來打倒我!”
一陣皮帶抽打的聲音,彭德懷的衣服上立刻被抽破了幾個洞。
彭德懷怒目圓睜,對抽打的人說:“好啊,以後有你們的好下場!”
那夥人一邊打,一邊說:“我看你才沒有好下場。”
彭德懷反駁道:“為什麼說我沒有好下場?這幾十年了,還說我沒有好下場。我又沒有打人罵人害人,對人民搞法西斯專政。”
那夥人打累了也沒有讓彭德懷屈服,就生氣地說:“彭德懷,我們對你這樣的反黨分子就是要實行專政,只准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
彭德懷說:“你們這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列寧主義。人家要發言,你們不讓人家發言,就把人家關起來,還用鞭子抽,這就是你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主義嗎?革命成功了,我們的後代卻變成這個樣子了,這是黨內出了壞人,把我們的後代教育壞了!”
那夥人見無法制服彭德懷,就大罵:“你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身上的反骨還挺硬的,今天不把你鬥倒,就不放你回去!”
彭德懷將頭一昂,大聲地說:“我是修正主義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有什麼好的,還放我回去幹什麼?要槍斃就槍斃,要怎麼就怎麼,為什麼不處理!”
韓愛晶一夥惱羞成怒,再次對彭德懷實行拳打腳踢。
彭德懷被他們的打人行為激怒了,向後退了一步,成馬襠步,雙拳緊握,***在戰場上拼刺刀一樣,大聲叫著:“真要打,那就一個對一個,我不看你們是革命小將,早就打倒你們幾個人跑了。要是你們的後臺出來,我就真要讓他嘗嘗這拳頭,嘗嘗被人打的痛苦,一拳打他個鼻子出血。”
那夥人一看,面前這位見過血與火的元帥,真要同他們“拼刺刀”,嚇得連連後退,一邊喊道:“你這個反革命,你這個反革命……”
彭德懷收起拳頭,對這夥人說道:“還是那句話,要文鬥不要武鬥,我彭德懷不怕你們那一套,我手下殺死過多少日本鬼子,還怕你們那些人嗎?我光明正大,不怕你們審問,不過審問也得講道理,誰對誰錯都得有個真理,你們年紀還輕,不瞭解歷史,不能怪你們,但你們不能這樣對待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什麼反黨集團!?我是反錯誤路線。我又沒跑,又沒自殺,是什麼反革命?撤了我國防部長,等於殺了我的頭。什麼社會主義,拿我彭德懷當帝國主義。”
彭德懷沒有想到,那夥人再一次向他撲過來,仗著人多,他們將彭德懷按倒在地,接著就是一頓毒打。
就這樣,在這場批判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遍體鱗傷,慘不忍睹。
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寫了一個報告: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
問韓愛晶為什麼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意不大武鬥即可)”,並說(周)總理的“五不”指示是過時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19日到22日,北京衛戍區對於彭德懷的監護記錄中寫道:
彭德懷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來後有點發牢騷,不斷出長氣……爾後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
20日說:“今天胸部疼的面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7月22日,衛戍區又向上反映,彭德懷被毆打後“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不吃飯,不起床。據醫生初步檢查(未透視),可能有些內傷”。
……(中略)
王大賓生氣地問:“我再問你,為什麼要打‘百團大戰’?”
彭德懷平靜地答:“打敵人嘛!”
問:“‘百團大戰’是不是你欠下人民的一筆血債?”
答:“小同志,你這歷史是從哪裡學來的,是你們歷史書上寫的,還是你們老師教的?這簡直就是在胡說八道!八路軍在這場大戰中一共消滅了三萬多日本鬼子,同時我們也犧牲了不少的戰士,這是日本侵略者應該還給我們中國人民的血債!!”
說到這裡,彭德懷發怒了,他大聲地吼著:“我彭德懷個人的榮辱是小事,但我絕不准你們任意歪曲歷史,否認中國人民的對日作戰,否認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你們太年輕了,太不瞭解歷史了,讓派你們來的人來跟我談,我倒要問一問他們,任意歪曲歷史事實是不是罪行!他們憑什麼派你們來審問我,憑什麼?總有一天,歷史將宣佈我無罪!”
王大賓一夥沒有想到,到了此時此地,彭德懷仍不屈服,他們惱羞成怒,沖上去,把彭德懷拉下來,推到牆角,接著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打累了,王大賓等人又將彭德懷推上桌子,繼續進行審問。
問:“彭德懷,我們問你,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是怎麼死的?”
這一問,彭德懷不再像前面審問一樣與王大賓等人爭辯了,他面容痛苦地說:“岸英啊,那是一個好孩子……我,我沒有很好地保護好他,他是被敵人的飛機扔炸彈炸死的呀!”
王大賓等人一看彭德懷沒有了剛才的銳氣,就追問:“毛岸英是不是你害死的?”
答:“不是,他的確是被敵人飛機扔炸彈炸死的。”
王大賓一拍桌子,大聲吼道:“彭德懷,老實告訴你,你必須老實交待謀害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懷瞪大了眼睛,問道:“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你們去問一問毛主席,我彭德懷是這樣的人嗎?你們得有證據,不能隨意誣陷。”
彭德懷做夢也沒有想到,毛岸英之死本來在他的心靈中留下了一道無法彌合的創傷,他總覺得自己在這件事情上對不起同鄉毛澤東,如今又被一些人作為一條罪責提出來了。彭德懷的心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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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3月 08, 2016 8:16 pm

宋任窮家族後人的美國生活揭秘

• 發表於:2016-03-08 08:56:37
• 作者:紅星閃耀


宋任窮將軍8個子女有5個居住在美國,其中三個女兒已經是美國公民,其中一個兒子也拿到了美國綠卡。

美國——中國人眼中"美麗的國家"--吸引了很多元老的後代,宋任窮家族就是其中一個極佳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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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窮夫婦晚年和子女留影
這個穿著豹紋拖鞋來開門的中年中國女子站在門口為讓客人等待而道歉,據她說她正在鍛煉身體。兩隻迷你小狗像一雙拖鞋一樣趴在她的腳上。

這個磚瓦結構的房子有一個精心修剪的草坪,灌木叢很好的把她家和鄰居區分開來。這是一幢位於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郊外的富人區普通的豪宅,和周圍的建築沒什麼兩樣。

她就是宋昭昭,髮型簡潔,舉止文靜,現在是密歇根大學醫院的一名護士,年薪大約82000美元。她和她的美國先生Alan住在這棟房子裡,她先生為福特汽車工作。

儘管她看起來是個普通的美國中產階級,但是你不能用普通來形容她,別的什麼都可以: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是位於中國頂層的貴族。

他們的父親(宋任窮)曾追隨毛澤東一起鬧革命,在1968年失寵以前一直是中共的高級官員。宋昭昭十幾歲的時候她的父母被下放到中國北部的一家農場,她和她的父母一起住在那裡的一個土坯房裡。1976年毛澤東死後,宋任窮將軍回到了國家領導層,他也被認為是中共"八老"之一。"八老"是指拯救中國經濟於崩潰邊緣的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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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一張宋家全家福相比,這張全家福拍攝的年代似乎更早,而且家庭成員也更齊全一些。
美國公民

宋任窮將軍的8個子女有5個居住在美國,其中三個女兒已經是美國公民,其中一個兒子也拿到了美國綠卡。美國——中國人眼中"美麗的國家"--吸引了很多中共元老的後代,宋任窮家族就是其中一個極佳的示範。

宋昭昭兄妹在美國發現了機會,不光是教育子女和自我教育的機會,他們說,還包括商業機會以及遠離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以及受迫害的機會。他們在這裡的生活和在中國的完全不同,在這裡他們可以隱姓埋名過簡單的生活,諷刺的是在這裡他們的生活更接近他們的父輩為之奮鬥的為人民大眾謀福利務以及平均主義價值觀。在很多事情上他們兄妹的選擇都和別的紅色家族截然相反,那些人在接受了常青藤教育以及華爾街的培訓後都在追求著各種特權。

宋昭昭的大哥宋克荒,一年要到美國兩次和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歐文市的家人在一起。宋克荒說有一些和他背景類似的太子党攫取財富和權力,全然忘了他們的根在哪裡,他對此感到很難過。

打補丁的褲子

"在毛澤東時代由於嚴格管制根本沒有什麼特權,"宋克荒在談起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還在上學的時候說道,"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比誰褲子上的補丁多,我們覺得補丁越多就越光榮。"

就在上個月,中國共產黨經過密室會議討論決定了十年一度的權力轉移,公佈了新的領導班子。宋昭昭說她就是在那個時候第二次投了奧巴馬的票。

作為宋家(第二代)最年輕的孩子,她很明顯對於記者到安娜堡市來採訪她感到不舒服。她很謙和地花了幾分鐘回答記者的問題。她說她父親並沒有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父親讓我們自己做決定,"昭昭說,"他想讓我們選擇自己的生活。"

"狡兔三窟"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波士頓大學的一名研究中國政治精英的教授,他說,在1966年到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使政治混亂達到了中共建國以來的頂點,很多家庭都遭受了監禁、下放以及羞辱。

彭博社研究表明,接受訪談的103位紅色後人及他們的配偶,都在美國居住、工作或者學習過,其中有三分之一就讀過位於麻塞諸塞州為精英人士準備的預備班,進過常青藤學校,在紐約如摩根斯坦利之類的公司實習過。

傅士卓引用一個中國的成語說:"(他們懂得)狡兔三窟(的道理),他們會讓自己的資產配置多樣化,接受高等教育以保證在有任何意外發生的時候他們有條後路。"

文革期間,宋任窮家庭的處境很不妙,在那個十年中,為了避免對毛澤東的權威造成不利影響,很多紅色家庭都被監禁,或者被下放到偏遠的地方。

文革開始的時候宋昭昭才11歲。不久就她哥哥,宋克荒就被宣佈為反革命,也因此被北京清華大學的同學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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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橫遭批鬥的宋任窮,當時他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兒上天安門城樓,還被毛澤東賜名“宋要武”,不知作何感想呢?

毫無信任

宋珍珍,宋任窮的三女兒,目前居住在三藩市,在接受電話訪問時正在騎著自行車,她說"我恨死文革了,所有人都是騙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說了什麼話有人轉身就去告發。"

他們的二姐宋彬彬是文革期間最有名的紅衛兵——由崇拜毛澤東的學生組成,她曾在1966年8月的天安門集會上把紅衛兵的臂章別在毛澤東的胳膊上。她也被毛澤東賜名"要武"。

就在那個月,宋彬彬所在的女子精英學校(師大女附中——譯注)的紅衛兵殺害了一名教師,宋彬彬也參與其中。

處理歷史問題

宋彬彬在文革結束後過了幾年就去了美國,在波士頓地區安了家並在畢業後成了婚,她的愛人是一位美國公民。根據學校和州的記錄顯示,拿到麻省理工的博士學位後,她進入麻塞諸塞州政府,在州環保局從事空氣品質評測工作。

她把她的兒子Jin Yan送去菲力浦安多弗中學(Philips Academy Andover),這是一家久負盛名的學校,該校的校訓是Non Sibi,意思是"不以自我為中心"。之後他去了斯坦福大學。

稍微多說點財富的話題。《波士頓先驅報》根據州公共記錄法發佈了一份"你工作繳納的稅金"資料庫,據資料庫記錄知道宋彬彬一年從麻塞諸塞州拿到18000美元多點的養老金。

在美國呆了三十多年後,現如今已經65歲的宋彬彬十年前回到了中國開始處理她的歷史問題。在今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她為自己辯解說她曾經制止過針對她老師的攻擊。

"現在我認識到,這種對生命的集體性漠視也是發生悲劇的重要原因,"她寫道,"我更期望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發生那樣的動亂和悲劇。"(譯注:直接引用中文原文;另推薦閱讀《流氓式辯解——從宋彬彬到宋要武》)

三藩市

在她的先生于2011年過世以後,她接手了位於北京的科技公司Copia。我們向該公司發出請求希望能採訪一下宋彬彬女士,她沒有任何回復。

居住在三藩市金門公園附近著名的斜街的宋珍珍當年決定遠走海外。

在中國時她才十幾歲,她說她努力接受教育。因為文革,她沒有上高中,而是被下放到了東南部的一個農場。她仍然進了海濱城市福州的一所大學並畢業。後來她繼續在北京求學,學習電腦以及衛星影像處理。

也是在福州她遇到了自己的先生陳方,此人是陳雲的兒子。陳雲是八十年代早期中國的最高經濟決策人。和歐洲的貴族一樣,這兩個中國的頂層家族通過聯姻聯繫到了一起。不過這段婚姻沒有持續多久。

一到美國,宋珍珍就決定要留下來。

"善有善報"

"我只想做我自己,我不需要察言觀色讓別人告訴我我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她說,"我在文革中經歷過(那樣的日子)。"

過去20年她是在三藩市海灣度過的,從科技行業跳槽去了私營公司,曾服務於美國國際集團(AIG)。現在她創立了自己的電子商務初創公司,聚焦於線上支付。

現在她和一個美國人同居,他們是在一次跳舞的時候認識的,現在她已經開始研修佛教。她說:"我相信善有善報。"

他們的大哥宋克荒是一名中共黨員,在歐文市宋克荒和妻子兒子擁有價值95萬美元的家,他的妻子兒子都是美國公民。宋克荒目前在中國南部的廣東省,在電話採訪中他說他也拿到了美國綠卡,擁有美國永久居住權。

67歲的宋克荒和陳元,陳雲的另外一個兒子也是現任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一起上的北京四中,一所精英學校。宋克荒說他們的父親在家庭灌輸這樣一種理念,不要炫耀家庭背景。他父親死于2005年。

謹言慎行

宋家還有一些成員仍然留在了中國,在國有企業中漸漸都身居高位,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宋勤,宋家的長女,在東北經營一家乳製品公司,東北也是他們的父親管理過的地方。我們沒能聯繫到她。宋克荒管理一家房地產投資公司,在公司官網上把國開行和保利集團(600048)列為合作夥伴。國開行和保利集團曾經由另外兩位元老鄧小平、王震的親屬運營。

據33歲的宋米勒(Miller Song)說,宋家的家長宋任窮教導他的後代要謹慎對待他們的關係和權力。

宋任窮在為個人謀利益方面使用他的名號十分嚴厲,宋米勒說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告知絕對不允許告訴別人他家的背景,以免受到特殊待遇。如果他爺爺開車送他上學,在幾條街外他就要下車,就為了不讓別的孩子看到汽車,宋米勒如是說。

兩種文化

據宋米勒說,只有他最親近的朋友才知道他和紅色江山(中國革命遺產)的關係,——儘管認識他祖父的人都會注意到他在Myspace的頁面上有一張照片標題就是"英雄"。

宋米勒說他第一次到美國時12歲,在15歲那年回國完成高中學業然後在加州上的大學。

他在郵件中寫道:"中國父母把孩子送到國外求學太正常了,因為他們相信美國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

他從父母那裡借了一萬美元開了家公司,PatchTogether Inc.,生產塑膠玩偶和個性化T恤。他說他為了和父母及朋友更親近,現在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中國,這樣也方便他和產品代工廠聯繫。

"我不象那些很小就去美國的孩子那樣美國化,同時我也不是很中國化,"他在郵件中寫道,"我覺得兩種文化對我的影響應該是五五開。"

巴黎名媛成年舞會

儘管宋家已經搬出了中南海大院,自毛主席時代這裡就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層居住地,他們仍然是那個團體的一部分。據宋克荒和宋米勒說很多家庭的成員都是在一起從小玩到大,比如陳雲的後代。

陳雲的兒子陳元把他的兩個孩子都送到了美國上高中。他的女兒陳曉丹,英文名Sabrina,就職於一家香港的私營企業。2006年在巴黎舉辦的名媛成年舞會上,她身穿紫紅色Oscar de la Renta禮服第一次踏入社交場合。據舞會網站說明,當天來自比利時的貝根達埃勒公爵埃杜瓦爾(Count Edouard du Monceau de Bergendal)是她的舞伴。

宋昭昭在位於安娜堡的家中開門的時候,身上穿著睡衣和栗色羊毛背心。她說,在文革之後追隨宋珍珍到安娜堡之前,她在在中國學習了護理並參加工作。當時,三姐讓她改學經濟學。"我不喜歡,"她說。所以她回頭接著學習護理。

回國次數漸少

自從父母過世後,她回國的次數日見稀少——長時間空中旅行太難受了,她補充道。她喜歡安娜堡的多元化和這裡的文化,她也不知道自己將來還會不會回到中國。

實際上她都不願意談論中國。因為看到安娜堡的經濟和房地產復蘇,因為奧巴馬終結了伊拉克戰爭,她投了奧巴馬一票。但被問及中國的政治時,她避而不答。

"我家教育我絕不能他們的權力或關係來為自己謀利,"她說,"我們只是和其他人一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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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一 9月 19, 2016 10:19 pm


文革中被處決的第一個高級知識份子----


發表於:2016-09-19 20:10:39



---- 文革中被處決的第一個高級知識份子----
2015-12-19 品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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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

文革中被處決的第一個高級知識份子文:劉文忠

陸洪恩,男,1919年出生,畢業于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後出國深造。1950年回國,入上海交響樂團任定音鼓手,1954年任樂團指揮,1966年5月28日因 “反動言論”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殺害的前兩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人民廣場召開公判大會,宣判陸洪恩死刑,立即執行。

和陸洪恩同時被處決的還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對這場集體屠殺,當時的上海電視臺、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作了現場轉播,《解放日報》等作了報導和評論,判決公告貼滿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轟動一時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底,我因參予三哥劉文輝書寫《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犯反革命罪被關押進上海第一看守所,四個月後我哥哥成了文革中慘遭公開槍殺的第一人。我坐牢時結識了難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一直相處到六八年四月,看著陸先生走上斷頭臺。

陸先生在臨刑前留下遺托給我:“小兄弟如能出獄的話,請詳盡轉告我兒子,我是如何死在監獄裡的。”六九年我第一次出獄戴反革命帽子管制在廠時,冒險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照著他生前留給我的地址,偷偷摸到北京新村一個叫望德堂的天主教堂旁的住宅,不料見門鐵鎖,杳無人影,不知他的兒子去哪裡了。

後聽鄰居說,他十六歲的兒子已被發配去了新疆,妻子已掃地出門被趕走了。當時我含淚長歎:“陸先生,我沒有完成你的遺托,你家屬正遭受株連。我真想對你兒子說:年輕人啊,你父親死的好慘啊!但他鬥爭到最後一口氣,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那時我發誓,有生之年一定會完成陸先生的遺托。以後我又進了監獄,十三年後九死一生獲平反,時間一晃三十七年過去了。

經王友琴和當年難友找到陸的兒子零四年底,我在海外出版了自己的傳記文學《風雨人生路》,裡面有二節詳細敘述了這位音樂家最後走上刑場的一幕,及我尋他兒子的經歷。

不久,我的書被在美國開辦《中國文革死難烈士紀念園》的王友琴女士讀到,她來電轉告了我一直想尋找的陸洪恩兒子的資訊,另外又得到當年難友陳古魁(原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的幫助,終於聯絡到了陸洪恩的兒子陸于為。事隔三十七年,當我向陸於為敘述他父親遺托和臨死前這段牢獄慘狀時,這位五十五歲畫師,一邊聽一邊眼眶湧出一串串淚水。他痛苦的說:

三十七年過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靜、認命的生活被我的講述掀起了波瀾,心靈被震撼。這幾天他反復讀了《風雨人生路》,徹夜難眠,痛苦不堪。他一再含淚說:“想不到父親死得這麼慘,這麼苦,這麼壯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圍的人們對文革遺忘得這麼快!”他一再感謝我對他父親臨死前幾個月的照顧和有膽量寫出這段珍貴感人的歷史。

陸於為給我看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和別人寫的回憶文章。對著相片上這位四十七歲,年富力強,精力充沛,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我怎麼也不敢相信,六八年送上天堂的那個身體佝僂,白髮蒼蒼,儼然古稀老人的信仰天主教的音樂家陸洪恩。二年不到,牢獄把他折磨得截然兩個人形。

據陸於為回憶,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八日那天,上海交響樂團繼續學習討論《評“三家村”》,父親依然早早走出家門,正在學校裡念初中三年級的他走到父親跟前,低聲說:“爸爸,今天就坐在那裡聽大家的發言,你不要講話了吧……”因為他聽母親說廿六日學習時,由於爸爸講了一些不應講的真話遭到批判。

父親輕輕摸著他的頭說:“放心吧,于為,爸爸明白。”那是個陰霾的早晨,他目送父親一步一回頭走出家門,誰能料想,從此父親再也沒有回家。夜裡單位同事來告知,這天父親在別人不斷圍攻批判他修正主義思想時,父親耿直、倔強、寧折不彎的品性又一次仗義執言、滔滔不絕、慷慨激昂、語驚四座。

他正義怒吼:“我看不出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麼錯誤,你們說我修正主義,我就修正主義,修正主義萬歲。”後來父親直接被單位扭送進公安局。當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後,在上海芭蕾舞學院教鋼琴的母親也遭了殃,陸於為受株連,三個月後被發配去了新疆。

陸於為說:“十三年後,七九年九月父親被平反,落實政策後我才批准回上海。父親沒有留下骨灰,沒有遺書,所有音樂手稿被抄,上海交響樂團就交給我一根父親用過的指揮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親,身心憔悴,疾病纏身後去世了,一場文革災難使我家破人亡。

儘管我目前生活平靜,但文革這惡夢陰影還一直籠罩著我,殘酷慘烈的政治運動改變了我的性格。使我變得膽小謹慎,沒有了棱角和鬥志,我一直想知道父親是在什麼情況下死的?父親究竟幹了什麼?造成張春橋等人非要殺他這樣一個高級知識份子?

讀了劉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憤恨,但又無奈。記得上海文化局為我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遭到有關部門拒絕。我真無可奈何!我不奢望什麼,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爺爺慘烈的事蹟,怕像我一樣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下。我大聲呼喊像我父親的事不要在中國大地再發生了,但願中華民族不再出現醒腥風血雨。”

陸于為的這段回憶使我想起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陸洪恩最後表態,甘願做義士去死的演講一幕。要他表態,究竟要死還要活時,他正義怒吼:“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的活下去。毋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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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日 10月 16, 2016 1:06 pm

關押27年 六四最後囚犯昨刑滿

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後一名囚犯苗德順昨日刑期屆滿,但未有消息證實他已經獲釋。位於美國三藩市的人權組織「對話基金會」消息稱,由於長期關押及受過嚴刑,他可能患有乙型肝炎和精神分裂症。

曾受酷刑 或患精神分裂
美聯社報道,北京籍的苗德順現年53歲,「六四」時26歲,是一名工廠工人。他因為向焚燒中的坦克車投擲竹籃,被控以「反革命縱火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據曾與其一同服刑的北京異見人士武文建說,苗德順關押在北京延慶監獄,因患肝炎而體型消瘦,在獄中多次寫信申訴,又曾受過電棍毆打。苗德順經歷多次減刑,1992年改判終身監禁,1998年、2012年和今年分別再獲減刑,刑期在昨日屆滿。

向坦克擲竹籃 被控縱火罪
在1989年民運之後,學運領袖、學者等陸續被捕或逃亡,但判刑最重的是像苗德順這樣的「六四暴徒」,當中數十人被判死刑,有約10人即時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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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四 3月 09, 2017 9:17 am

老紅衛兵憶武鬥:把對方女政委剝光了展覽示眾

2016-11-02 1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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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昆明電機廠1967年9月7日爆發大武鬥,陸鳳珍,20歲,女,廣播員。"一聲驚響,廣播室炸塌了,她掙扎跑出,不幸被匪徒抓住。匪徒要她舉手投降,她堅貞不屈,被匪徒連發數槍,壯烈犧牲"。

本文摘自《中國知青終結》作者:鄧賢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1967年,武鬥開始,全國幾乎所有城市一夜之間陷入隆隆炮聲和槍林彈雨之中。到處都是震耳欲聾的槍聲和血肉橫飛的場面。有一天宮齊領導的戰鬥隊意外捕獲到一個重要俘虜,她就是對立派組織的女政委藺女生。

時過境遷,藺女生早已不是那個只會往腦門上別像章的革命小將,她在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飛速成長,成為這座城市一位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人們常常看見她身著戎裝,像革命電影《紅岩》中那位威風凜凜的雙槍老太婆一樣腰插雙槍,柳眉倒豎英姿颯爽。當地人把紅衛兵女政委傳得神乎其神,比如中央文革小組親自接見過她,比如她能把《毛選》四卷倒背如流,又比如她的槍法出神入化,左右開弓百步穿楊等等。女政委同宮齊的戰鬥隊是死對頭,雙方為爭奪市委領導權打了許多仗,死傷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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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雲南昆明,1967年8月1日爆發了一次冷兵器武鬥,東風工人兵團有三人陣亡,此為其中之張良誠遺像,據說是在保護工廠水井時遇難的。"架設在山上的巨型彈弓,居高臨下發射雨點般的石頭"。

女政委是單獨駕車外出才落入對方埋伏圈的。她很堅強,毫不畏懼,一張利嘴像飛刀,把那些審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臺。她跟他們針鋒相對地辯論,引用領袖語錄,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男生惱羞成怒,不跟她辯論,開始動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帶,灌涼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絕不屈服,喊口號,唱《國際歌》,怒目而視,眼睛裏充滿篾視,簡直跟《紅岩》裏的江姐差不多。弄得男生都有些心虛,他們商量給她上更厲害的刑罰,比如燒紅的烙鐵,往手指甲裏釘竹簽,灌辣椒水,上電刑,但是宮齊不同意。他說咱們不成了渣滓洞白公館的國民黨反動派嗎?

女俘虜一頭短髮,青春的臉龐被一層神聖的悲劇光輝所籠罩,簡直跟電影裏的聖女貞德一樣。儘管挨了打,嘴角淌著鮮血,她還是不斷奚落對手:你們不就這點本事嗎?來呀,試試看吧……紅衛兵是鋼鐵鑄成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們可以折磨我的肉體,但是你們休想改變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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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1967年7月22日,雲南,紅炮手派負責人潘明生被12。11派張延貴連續捧擊頭顱,當時"鮮血直流,腦漿迸射,即時昏倒在地。。。搶送43醫院,終因傷勢過重,壯烈犧牲"。
我相信此類“文革”故事早已氾濫成災,我惟一關心的問題是,女俘虜與後來的境外暴動分子宮齊的個人命運有何聯繫。我問他:那麼你殺了她?一時衝動?殺人滅口?

老鄧搖搖頭說:我們並不想讓她死,但是我們一定要打敗她。
宮齊想出一個惡毒主意,他們將俘虜衣服剝光,然後推上樓頂去展覽示眾。當遮掩女孩子美麗身體的衣服一層層剝落下來,男孩子們的眼睛一下子全都睜不開了。他們都不由得眯縫起眼睛來,好像他們面前是一輪太陽,他們的眼睛都被太陽射出來的光芒給刺疼了。
我小心地問:你……把她推下樓?
老鄧說:不,她自己跳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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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1968年1月7日,重慶反到底派在大田灣體育場,隆重召開批判李井泉大會。隨後,遊行隊伍與對立派"八一五"造反組織發生武裝衝突,此役,反到底派陳樹安、羅革修、謝運柄、張一福、劉德才五人陣亡,此為五人遺照。
武鬥,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從最開始的棍棒,到自製步槍、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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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王兆平,雲南化工廠工人,20歲。1967年8月23日武鬥致死。屍檢表明:刀傷為48刀。
武鬥,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從最開始的棍棒,到自製步槍、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

文革武鬥場景:1967年,昆明電機廠。圖下方文字:"九月七日,匪徒一千餘人,用輕重機槍七、八十挺從四面八方向我兵團發動長達十餘小時的瘋狂進攻。這是被打得彈痕累累的辦公大樓正面牆壁。"
武鬥,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從最開始的棍棒,到自製步槍、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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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1967年9月7日,昆明電線廠"延安"兵團與昆明電機廠"1。16"兵團之間發生武鬥。使用包括機槍在內的各種兵器,特別是使用了烈性炸藥。死傷極其慘重,這裏看到,僅電機廠方面就有15人陣亡。這兩個廠應該屬於上下游企業,工友相殘,何其慘烈。
武鬥,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從最開始的棍棒,到自製步槍、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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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鬥死者:劉生華,男,19歲,鞍山15中高3學生。1968年4月13日,鞍山兩派爆發武鬥,"劉生華同志為了捍衛三紅(三紅是造反派名稱),被工總司暴徒用手榴彈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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