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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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五 3月 17, 2017 11:14 am

文革時中國捉奸熱情高漲 性壓抑遺害國人身心
2016-11-08 1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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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這位名叫黃淑蘭的女子被掛上“破鞋”的牌子批鬥。

“作風問題”這個詞,這幾年不怎麼見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還曾經是常見的。如果僅從字面上看,這個詞兒並沒有一點骯髒的意思。但誰也知道,它是一種指代。它是“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代稱,特指那種男女之間的曖昧關係甚至姦情。“作風問題”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這樣不堪的含義,一說起“作風問題”,大家都約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麼。

同理,作風正派也就成了組織和群眾最有價值的褒獎。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對男女之間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閒話。從另一面來說,那時誣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散佈對方男女關係的傳聞。而如果是被組織或者對手結結實實抓住了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單位要“嚴肅處理”,周圍的同事也要同仇敵愾,憤怒譴責。甚至一些閒人也喜歡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組織處理和民間輿論兩面夾擊,犯錯誤的當事人不但降職降薪,處分開除,僥倖換一個地方吧,也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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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流氓”賀聰英,誰知道她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
人生在世,犯錯誤不可避免。這錯誤,當然也包括男女關係方面的錯誤。問題在於,從五十年代開始,我們對於“作風問題”的處理,一直是偏於嚴酷寧左勿右的。對於和配偶之外的異性發生性關係,我們的態度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組織處理從重從嚴,更嚴格的是思想批判大會檢查這一關。深挖“思想根源”。這種思想根源,有點文化的,還會用一個文縐縐的詞兒,叫“資產階級淫亂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會痛罵“禽獸不如”,“和畜生一樣”。我也參加過難以計數的批判會,惟獨這類批判,是可以放開痛罵,不論怎麼難聽都不過分的。一個人被眾人指著鼻子痛罵,本來已經足夠丟人敗興。出了門,醜事一傳開,如果犯法,還有人同情,這是犯淫,人們連施以憐憫的膽量都沒有。如同古人說的“人人輕且賤之”,這是要毀了你一輩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隊,我們的文化幹事因為長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幹,那個時候的文化幹事,實際上是部隊一切大型活動的組織者。部隊的每一項集會井井有條,繁複有序。人們調笑他是“吹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佈置會場,首長講話,帶頭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農村婦女,兩人沒話說。杜黑子很快結識了唐山市的一個女大學生,兩人書來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傳情書,打情罵俏的。有一陣,杜幹事的信多了起來。那時的個人,沒有私密空間可言,家信也經常亂拆了傳看。一天杜幹事又來了信,政治處李幹事帶頭起哄:“拆開大家看!”拆開念了沒幾句,李幹事愣住了。原來,這是那個女大學生寫給杜幹事的情書,深情回想他們交歡的經過。有句話說:“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裏翻滾的時候,我總是感到無限甜蜜。”此信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李幹事手把朋友隱私,尷尬慌亂。依照那時的規矩,這類事情是絕不能隱瞞組織的。李幹事於是持信向組織舉報。姦情敗露,輿論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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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期的“流氓詐騙犯”被公審
“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裏翻滾的時候”作為名言傳遍部隊。在“司政後”三機關的聯合批判會上,團長幾次宣讀“被窩翻滾”的原話,大罵杜黑子“不要臉”。當年他就被處理復員。我還認識武漢部隊一位青年詩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軍就詩名盛傳。《解放軍文藝》復刊時,我們同時被點名參加復刊工作,住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也是初來乍到,孤獨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進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輕輕叩敲隔牆,聽聽有沒有回應。一連幾次,那當然有勾引對方的意思。不料那個女人不買賬,隔天就告到文藝社,此事要在現在,充其量算個性騷擾,那時卻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發回去,從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沒有再見過,連他的詩也無影無蹤,在報刊上消失了。這些人都可稱當時的人尖子。他們再沒有機會施展宏才,我不知該惋惜他們的不自重,還是該責怪那時的“一棍子打死”。

最抱屈的是當時還有這麼一批朋友,他們只是和自己的對象即未婚妻提前發生了性關係,他們也毫無例外地受到嚴懲。那時部隊官兵的對象多在老家,常年隔離,小夥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動格外強烈。每當女方來部隊探視的時候,這類事情就時有發生。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這當然越了軌。但是這畢竟只是“先上床後登記”,稍微要是講一點人情人性,網開一面也就過去了。但那是一個“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發生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也毫無例外地要讓你沒有好日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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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影《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王祖賢扮演的單玉蓮被指勾引男人被遊街批鬥。
我們通訊連有個副指導員,年輕有為,已經內定再提職。喜上加喜,未婚妻來部隊探視。小夥子把持不住,住隊期間便衝破了禁區。小倆口的秘密,甜在心裏,連裏也沒人知曉。不料女的返回以後,突然來信說懷孕了。看來紙包不住火了,副指導員連忙向組織坦白交代,同時打報告要求結婚。幾番檢查終於過關,背了個處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湯。於是回去辦喜事吧,月餘以後回來,看他吊著個長臉,我明知故問: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氣衝衝地回答:喜個屁,說是肚子大了,放了個屁啥也沒啦!原來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經晚了幾天,就驚恐莫名,連忙向丈夫告急。這下可好,孩子沒懷上,丈夫的前程也毀個乾淨。

對於幹部來說,縱然受了處分,總還有東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戰士遭遇此類麻煩,一般是乾脆利索打發復員,那是影響一生的重大轉折。我們電影隊有個戰士小張,高中畢業,“文革”時期,當兵的高中畢業就算高學歷了,學技術來得很快,有希望提拔電影隊隊長。小張的女友是高中同學,兩人愛得那叫個如火如荼,情書不斷,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張每次都看得火燒火燎的,得意時也悄悄地讓我開開眼。偏巧在討論提拔小張的時候,女友來相會了。大家最擔心這兩人“提前接火”,無奈事情還是發生了,小張和對象不但“初試雲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懷了孕。坦白交代檢查這一關一關要過自不必說,那時節正好剛剛推出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第四場演的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提前把儲備的柴草燒了磚,女支書動員社員們不要上當。這裏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學會了,不過倒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唱詞中間有兩句特能嘲弄小張。從此大家見了小張,碰了頭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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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影《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王祖賢扮演的單玉蓮被指勾引男人被遊街批鬥。

——咱們想啊一想,
提前燒窯對不對?
要警惕,陰暗角落逆風吹——

唱腔很快傳遍部隊,小張沒有臉面不說,部隊首長也覺得“影響太壞”,當年決定讓他“復員算了”!
歡送小張,政治部聚餐,小張明顯喝多了。為了活躍氣氛,有人提議:歡迎小張唱個歌好不好?好!小張醉眼迷離,一張口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朋友們頓時目瞪口呆,接著是長久的沉默,大家還能說什麼呢?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副指導員和電影放映員都也年過半百。偶爾能聽到他們夫婦的消息,知道他們婚後的和諧與幸福。
六十年代和“文革”時代對性越軌行為的嚴酷處理,有時竟然到了毫無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即使作為人的生理需求,肉體發育,也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入道德品質的範圍去衡量裁度。這裏,不知製造了多少荒誕和殘酷的人生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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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影《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王祖賢扮演的單玉蓮被指勾引男人被遊街批鬥。
我們部隊歷史上有過戰功。有個連隊,在粟裕指揮的豫東戰役中阻擊打得漂亮,當年有過光榮稱號。這個連的一班自然是英雄連隊的英雄班。班長姓任,是個機槍手,有文化,人也精幹。毛病是自由散漫,說話隨便,屬於所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那一類。一天突然聽說,任班長終於出大錯了。那是有一天閑了逗笑,連裏一幫光棍,少不了談說女人,有兩個戰士發愁退役後找不上老婆。任班長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慷慨地要給他們一人分配一個。報紙頭版是中央領導人節日出面的照片,這小子一時犯愣,指著其中的兩位女性首長,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這下可闖了大禍。兩位女性首長正兇焰萬丈,連裏哪敢保護他,彙報到政治部,當然要處理。組織部門的同志認為,既然有這樣反動下流的思想,肯定還有其他言行,動員任班長徹底交代,徹底清理。
無奈這小任只是說話隨便,實在沒有其他流氓行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長終於交代他去年在軍訓期間曾經有過手淫。幾次檢查批評,終於結案。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在組織部門填寫任班長的檔案時,無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長記錄在案的錯誤,除了侮辱中央首長外,還有另外一條:1971年某月,不顧緊張的軍事訓練,在小山子窪地草叢玩弄生殖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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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影《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王祖賢扮演的單玉蓮被指勾引男人被遊街批鬥。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任班長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種無邊的憤怒和悲涼湧上心頭。那是什麼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條狗。我們的單位,實在是法力無邊,它全知全能到了無以復加無微不至的地步。它連這種青春期的生理現象也要管,它連這種純粹的個人私密空間都要照亮,讓每一個人的私處都無情地暴露在陽光下。

任班長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著去做他的農民。改革開放以後,部隊曾經找到他的那個山村,組織部門宣佈給他平反。聽說他外出打工,沒有見人。他一個農民,無職務可恢復,無工資可補發,有什麼“反”可平。
我們的幹部科長是個老革命。解放戰爭入伍,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楊科長調戲婦女,那可謂是不分時間地點,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隨時隨地出洋相。比方說部隊在露天舞臺演一場節目,他就會鑽到大姑娘小媳婦人窩裏,隔著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擰一把,到人家乳頭上摸一下。比方說他在營房門口的莊稼地轉悠,看到澆地的農婦,突然就會像阿Q一樣發出“我和你困覺”的請求。像楊科長這種手段,他當然不會得逞。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於,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於是照例批評檢查。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確實夠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他的女兒比我們大,就住在軍營。有一次大會檢查,楊科長痛恨地說:“我自己也是有兒女的人,要是別人糟蹋我女兒,我能容忍嗎?”這檢查難道還不夠觸及靈魂?但檢查歸檢查,過後照犯不誤。他說:“那會兒就像鬼迷了心竅,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師醫院住院,一間病房四個病人。中午女護士例行測量體溫,拉了拉他的手,遞給一支溫度計。楊科長卻性欲頓起,一把抓住小護士的胳膊,就往蚊帳里拉。光天化日的,嚇得女護士大喊大叫,醫院病人都來圍觀。事後,楊科長照例是深刻檢查,照例是屢整屢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來越猛,對楊科長卻收效甚微。楊科長這是怎麼了?連部隊首長也在歎息:老楊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傢伙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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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影《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王祖賢扮演的單玉蓮被指勾引男人被遊街批鬥。
十年以後,各種性學著作漸次在書店露頭,國人終於可以坦然地面對性心理這門科學。二十年後,各家醫院紛紛開設了精神衛生科,心理諮詢也成為一種新興專業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候我們終於想明白了,楊科長的屢教不改,其實是一種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為“強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沒有暴力傾向,對侵犯對象傷害也較輕微。對付它,心理醫生們有疏導的辦法。它不是一個改造世界觀的問題,革命大批判的吼聲也嚇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時被譽為“一抓就靈”,面對一個革命老幹部“性錯誤”卻每每失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尖銳的諷刺。“文革”中奉為萬能的“思想教育”在這裏顯示出了它的局限,也顯示了它的蠻橫。它頑固地霸占著一切領地,把其他科學一概排拒在外。一種簡單的心病,想對症也那麼難。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楊科長的病例求教過著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我詳細敘述了楊科長的歷年行狀。李女士鄭重地說:“他應該去找心理醫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著說,“那時,沒有啊。”
是啊,那時,沒有。不是不應有,是不能有。楊科長於是只好不斷地檢查,又不斷犯病,不斷地挨批,不斷地挨罵,一直到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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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影《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王祖賢扮演的單玉蓮被指勾引男人被遊街批鬥。

現在一般的性社會學家都認為,“文革”以後撥亂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國人的性文化水準才大體上恢復到1950年代的狀況。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讓“文革”給鬧得十分荒謬的事情還是屢見不鮮的。那時我已經轉業到山西運城,一天我去醫院看病,到外科,已經有幾個病人候診。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親看樣子四十多歲,女孩也就十六七歲。這男人一臉怒氣不息的樣子,那女孩驚恐地看著父親,好像是做錯了什麼事。一會兒,輪到他們自訴症狀,那男人突然對醫生大喊:“丟死了人了!我沒臉說!你叫她自家說!你叫她自家說!”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顧低頭嚶嚶地哭。吵吵嚷嚷的,我們終於聽明白了。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齡,前不久有了自慰行為。她順手用了一根縫衣針,不慎滑入陰道,溜進子宮。本來,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親人。進了醫院,也是個很小的手術,當天就可以走人。這個父親,顯然認為女兒做下了傷風敗俗天理不容的醜事,這已經屬於性蒙昧性無知。即使這樣,父親也該保護女兒的隱私,悄沒聲地取出走了,誰知道?這個憤怒的父親卻已經是氣暈了心,看樣子他決心要張揚女兒的“醜聞”。親情也壓抑不住他的衝動,他自覺地維護道德風化的決心和勇氣讓我吃驚。這讓我想到了這個父親之外的千萬民眾。如果他們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不願保護,對於家人以外的“作風問題”,他們施以重拳還有何顧慮?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們民族的捉奸熱情令人驚訝。破門而入,堵在床上,掛上破鞋,五花大綁。有信來定是情書,面帶笑大約懷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姦。旅館監督,嚴格審查。小腳偵緝隊,警民大聯防。人人都是衛道士,各個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緊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壓抑後遺症遺害國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統計,就在我們的大城市,婚前沒有接吻擁抱的夫婦竟然占到近半。這在發達國家文明社會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我們的民族怎麼啦?我們的社會怎麼啦?我們就在這樣的日子裏禁錮了幾代人。這樣的日子不堪回首。

畢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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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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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一 6月 12, 2017 2:02 pm

有此今生,不盼來世

前兩天,看到大陸網頁的一篇文章,說:「本來是一篇專欄,沒能發出來,就這邊自己發了。」作者是青年作家李靜睿。題目是《土改中的中國作家》。文章從最近在大陸被查禁的方方的小說《軟埋》而談到為甚麼長期以來,中國作家對於中共建政前後席捲全國的暴力土改運動都缺了席。

中共建政以來政治運動不斷,幾乎各個階層,包括高中低層幹部,都遭到迫害。但是,有一個群體,就是地主群體,遭受迫害最早,時間最長,程度也最深。這群體不僅如大部份政治運動受害者一樣沒有得到平反和補償,甚至沒有人提及。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前就開始在解放區發動的政治運動。土改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摧毀了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土改表面上是為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同樣的目標,台灣在1953年就用徵收和補償地主超額土地的方式實現,但中共則採取發動貧下中農民殘酷鬥爭和虐殺地主的暴力方式實現。而其後沒有幾年又搞合作化運動,等於把所有農民分得的土地劃歸中共政權所有。
「軟埋」的意思就是不入棺槨直接被泥土埋葬,小說女主人翁在土改中,娘家人被殺,婆家集體自殺和軟埋,變故後她失去記憶。作者方方說:「一個活着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

李靜睿在文章中提到四川宜賓李庄,抗戰時文化機構西遷,同濟大學等文化學術機構都曾暫住這個3,000人的小村莊,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等名人雲集,當時的李庄鄉紳們幾乎是以舉家之力幫助他們,現在李庄同濟大學舊址一進門,就是當地最著名的鄉紳羅南陔發出的電文:「同大遷川,李庄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中共建政後土改,羅南陔死於萬人公審大會,而召開大會的地點,正是當年他為同濟大學提供的運動場,據《李庄鄉紳的下場》的敍述,「當地農民被發動起來參加大會,每人手持一根木棒,不斷振臂高呼口號,現場群情激憤,聲嘶力竭。按大會最先的計劃,由手持木棒的農民排成所謂『水火巷』,當羅南陔等三人被解押着從巷中通過時,兩邊亂棒齊下,先打得他們皮開肉綻,血肉橫飛,生不如死,要讓他們受盡折磨之後再行處決,最後還要點天燈曝屍三天。」

近70年過去,沒有人再提起羅南陔從抗戰到土改的經歷。地主鄉紳和千萬受難者的命運就像《軟埋》中的一段所記:「公公為躲避批鬥中受辱,帶領全家自殺,婆婆哭着說『我不要軟埋,軟埋了就不會有來世』,公公說:『你還想來世?你還來這世上做甚麼?』」
中共查禁了《軟埋》,並有文章批判作者方方為土改翻案,還扯到港獨,指香港學生「作為中國人,幾乎從沒有接受過中國歷史、中國近代史的教育」。

是呀,香港學生需要知道的,就是這些既有此今生也就不盼來世的軟埋歷史。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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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8893
註冊時間: 週五 7月 20, 2012 2:08 pm

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6月 13, 2017 1: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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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6月 13, 2017 1:25 pm

老兵陳光憶六四,曾參加天安門清場
傑安迪 2014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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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宣布戒嚴後,20日,北京市民圍住士兵,阻止他們前往天安門廣場。


1989年春,17歲的陳光還是一名軍人,他所在的第65集團軍受命前往天安門廣場,將抗議學生清除出場。駐紮在北京以北的河北省的第65集團軍兩次嘗試進入首都。第一次是在宣布戒嚴後的5月20日。由於數千名北京市民湧上街頭,攔停了他們的車隊,那次嘗試失敗了。6月3日的第二次嘗試取得了成功,陳光是第一批衝過抗議者的封鎖、攜帶着數千件武器進入人民大會堂的士兵之一。武器是偷偷放在一輛公交車上被運進去的。陳光隨後離開軍隊,成了一名藝術家。他於今年5月初被捕,當時他進行了一次行為藝術表演,觸及到政府為遏制六四軍事鎮壓的記憶而採取的行動。以下是他被捕前接受的一次採訪:

問:在被派往北京之前,你對那裡發生的抗議有何了解?

藝術家陳光曾是受命前往廣場戒嚴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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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陳光曾是受命前往廣場戒嚴的士兵。
1989年6月4日,部隊和坦克挺進天安門廣場,一名受傷的學生被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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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部隊和坦克挺進天安門廣場,一名受傷的學生被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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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2日,軍用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散發傳單,要求學生撤離。

政治局裡的六四親歷者
答:進城後我們才意識到事態很嚴重。一開始跟我們說是來北京維持秩序的,等到我們來了之後才知道是來戒嚴的。我們到了駐地後,當時我們就知道說學生運動要反腐,說大部分學生的意願是好的,但是有壞分子在挑撥鬧事,跟我們說:「情況很嚴峻,北京的很多機關單位都癱瘓了。」

然後就給我們洗腦嘛,跟我們說,要「服從中央軍委,堅決聽黨指揮」。

5月20日,就說要進城了,要到天安門去。走到半路,我們的隊伍就被人山人海的學生給攔住了,就在長安大街跟古城街那裡。我們就端着槍,嗯,自動的,站在卡車上,不許下去,也不許跟學生交流。車上很擠啊, 根本沒法坐下。學生就呱呱呱不停地跟你演講,一開始讓我們背着站,不要看着學生,但是沒辦法,他們一直不停地講,你不想聽也得聽啊。

學生說中國現在腐敗問題很嚴重,還說北京很穩定,北京沒問題,還問我們:「你們來北京幹嗎啊?解放軍應該是保家衛國守衛邊疆的。我們提的都是合理要求,你們應該支持我們。」

他們就那樣說啊說啊 ,白天說夜裡說,說了有三四天。學生還有北京市民給我們吃的啊,黃瓜啊西瓜啊西紅柿,汽水啊白開水啊。

我們上廁所的話也不許單獨去的,要六個人一起去。我們一跳下車,人就圍了上來,興奮地跟你演講。我當時就想他們說的是不是真的。有一次一個80歲老兵,頭髮都白了,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也走過來跟我們說,「中國現在太腐敗了,共產黨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很疑惑,到底誰說的是真的,誰說的是假的?

沒地方睡,也就跟你身邊的戰友靠一靠。到了晚上,學生還有市民就在地上鋪張報紙還有衣服什麼的,就那麼睡在大街上。早晨太陽起來了,他們又開始演講了。我們是又餓又累,當時也沒有什麼時間概念了。

這樣慢慢地就有戰士甚至班長連長都覺得學生也不壞。當兵的也都是全國各地來的,然後大家就發現很多都是老鄉,慢慢地我們就放鬆警惕了,跟學生後來就很親密了。

一開始我們不接他們的食物,後來餓啊,就吃了。一些酒店餐館還會做好吃的,送到卡車這裡來。後來高層肯定也知道了這些個情況,知道如果再這麼僵持下去,肯定就不行了。

這就是後來有一天,就派直升飛機來啊,從我們頭上飛過去,撒傳單,一看中央軍委發的。學生一拿到傳單就撕啊,我們也拿了幾張看,寫着:「不要聽信動亂分子的謠言,堅定立場,堅決和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一致。」

中央軍委也知道這個局面不能繼續下去,後面就跟學生代表談,說能不能讓軍隊撤出去。等我們走的時候,那場面很感動,很動情啊,相互留通訊地址,說以後要寫信聯繫。

當時跟學生已經很熟了,當官的都很動情,依依不捨地揮手告別,有的都哭了。

問:接下來呢?

答:我們就回到打靶場休整了幾天,然後就是6月1號,就給我們開動員大會。部隊首長都來了,說要重返北京戒嚴。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我們當時就想,要回去,怎麼回去?

然後就讓我們換上便裝,他們拉了好幾卡車的衣服過來,自己挑。我挑了件帶格子的白襯衫和藍褲子。當時我們很緊張啊,就是換上了便衣,我們當兵的怎麼去天安門啊?那頭髮一看就是當兵的啊。

任務就是去天安門,可是天安門在哪兒啊我們都不知道,當時緊張死了。

到了6月3號早晨,戰友們都各自出發了,我當時在二大隊,當時其他人都派去說到蘋果園地鐵站那邊坐公交車去,大家就三三兩兩地出發了。我的任務跟他們不一樣,隊長跟我說,你負責押運武器的公交車。一聽到說要押槍,我當時心裡充滿了恐懼。

他們就找了個會開車的老兵,然後就我們倆開着車就出發了,車子旁邊就是騎着單車的大學生啊,結果沒有一個人攔下我們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滿車的全是武器,槍支彈藥還有軍裝,上面用帆布蓋着。

我就坐在那些槍上面,然後在窗戶邊露出個腦袋,這樣外面開上去就好像我坐在一個位置上一樣。到了那個西單路口,我是後面才知道的,離我們大概就100多米遠,另一輛跟我們一樣運武器的車子被學生給發現了。後來聽說押運那個車子的戰士就被弔死在那個車子上了,武器全部被搶走了。

我們也被人問了,司機就說,「我們的車是回總站的。」好在當時大家都注意的是那輛車,就沒注意到我們,就聽見學生喊「當兵的在運槍!」 我當時心緊張得砰砰跳。

我們的車下午3點左右就到了人民大會堂了,從西門進去的。我們是第一個到的,整個樓都是空的,就我跟司機兩個人在那兒搬,把武器搬到二樓。都是新的,有的箱子都沒有打開過。那些槍油都滲得出來,弄得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搬了好幾個小時,累死了。

問:你們如何把所有槍搬到樓內,卻沒被人發現?

答:當時學生在人民大會堂的那邊嗎,沒人注意到西門這邊的情況。慢慢地,其他當兵的就都來了。都有記號的,有的把毛巾綁在左臂上,有的綁在右臂上,就算是自己編隊的標識。一下子整個大會堂就到處都是人,到處都在說話。大家都開始換軍裝,然後就是等待命令 。當時整個人民大會堂裡面全是士兵,整個四層樓全部都是戰士,站得滿滿的,包括開會用的那個最大的廳裡面全都是士兵,我估計最起碼二到三萬。到那個時候,廣場上的學生差不多就知道大會堂裡面有士兵了。

一開始命令我們去西單搶槍,搶回那些從汽車上拿走的武器啊。我們差不多一萬五千人吧就出去了,從後門出去的,一出去就被群眾堵在路上了。他們好像知道我們要幹什麼似的,他們有的站到汽車頂上,當時有十幾層的汽車在那兒堵着做路障。我們就保持隊形,緊緊拽着槍,群眾就朝着我們罵啊,罵什麼的都有。我們就困在那裡,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就那麼僵持在那兒,被推來推去,各種謾罵。當時老百姓很生氣,跟上次被攔下來完全不一樣,罵我們讓我們滾出去。

當時有個士兵那頭盔砸了個學生的腦袋,當時就流血了。當時人非常多非常得擠,你就生怕跟自己的部隊擠開了然後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覺得當時罵士兵的應該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學生。我們就手挽着手保持隊形,學生們就開始唱國歌和國際歌,我們就唱「三項紀律八大注意」,後來他們就開始唱流行歌曲了,但我們當兵的不懂歌詞。

當時就這樣僵持了有四五個小時。然後就有人開始朝士兵裡面扔磚頭,到了後來就朝人民大會堂的北面扔,還有新華門那邊,就是中南海南門啊。我當時看見的就有五六個人受傷的,有一個是學生,在新華門那邊被士兵打出血了。當時整個人群非常憤怒。這時候全國廣播就開始播了,說暴亂分子正在攻擊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

如果不是我們出去要奪槍的話,我覺得老百姓不會那樣。

問:你們如何從當時局面脫身的?

答:到了晚上八點鐘左右,士兵和學生就談好了,同意我們撤退到大會堂裡面去。等我們撤回去之後,就命令說要佔領天安門。我們就等命令,一直等,一會兒說做好戰鬥準備,然後又坐下原地待命,然後又叫起來說準備戰鬥,然後又說坐下繼續等,就這樣來來回回。當時緊張地頭髮都豎起來了。

到了最後連坐都不讓坐了。整個廣場上的燈都亮了起來,廣場上都是學生,高音喇叭在那裡喊,什麼「今天夜裡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分子,請學生市民待在屋內不要出門,否則後果自負。」

我們當時在人民大會堂三層,到了十點多的時候我們就下到二樓去了。當時大會堂東邊的門已經全部都打開了,士兵就站在台階上,對面就是學生,都可以看得到對方的。他們當時朝我們喊,「法西斯!儈子手!」

氣氛非常緊張,當時已經可以到處聽見槍聲了。我當時還聽見廣場上那個台灣歌手侯德健用喇叭在那裡喊話,勸學生撤退。「我們已經做出了流血犧牲,沒有必要再流更多的血了。」

我當時緊張得頭髮都豎起來了。

我們當時的任務就是天安門清場。我們就站在那兒,我當時最害怕的就是學生不走。如果學生不撤,怎麼辦?我們都非常緊張,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學生,我是擔心有人扔個磚,砸到我。我當時就跟自己講,我的底線是,除非有人真的要傷害到我了,否則我絕不開槍。

然後我們就等着往前推進啊,這時候我們領導給我一個相機,讓我去給部隊拍照。我當時瞬間心裡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槍對着人了。

我們當時就在東門的台階上站着對峙了好幾個小時,沒有前進。當時命令都是口口相傳的,一個告訴另一個,再往前傳。

到了12點鐘的時候,廣場上的燈突然滅了,學生也從帳篷裡面走了出來,開始往紀念碑附近聚集,有人在唱國際歌,有一些就開始撤退了,從廣場東南角。在廣場北邊就開始打了起來,開槍了。當時我們部隊的特種兵就在廣場裡面驅趕學生,拿棍子打。

當時裝甲車就想從廣場北邊開進來,從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輛裝甲車就在天安門前的金水橋那兒被燒着了,就聽見侯德健嗓子都啞了,在那兒勸學生趕緊撤退。到了凌晨兩三點的時候,學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後,我們就第一個進入廣場了。我們的任務就是清理帳篷,看看裡面有沒有人。然後裝甲推車就開了過來,把那個自由女神像給推倒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後這個推車把所有東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來,然後我們就放火燒,什麼都有,衣服啊、背包啊、書、筆記本、還有相機。

這個時候廣場就已經被佔領了,全都是士兵。我們終於有機會睡了一兩個小時,這個時候才放鬆下來。

問:你的上級如何看待他們在鎮壓活動中的角色?

答:後來2010年的時候,我跟原來的老戰友吃飯,當時喝了點兒酒,他們有一個人就說起當年在廣場上看到屍體。我後來拿着攝像機找到他,讓他把當初的話再說一遍,他說我沒說過啊。他不肯說。我說當時的命令不是說「誰要敢攔着,就開槍?」我那個戰友說:「誰跟你說的命令?不是真的。」

這讓我很難受,我覺得你看到什麼就說什麼嘛。那之後戰友之間的這種信任就沒有了。

那段經歷對所有在場的士兵都有很大影響。有很多人因此受益,陞官進爵。我之前的戰友,現在有一個是在河南當警察局局長。我跟他們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來了,走了另一條路。

當時我還不確定我們做的是對還是錯,不過最後我還是覺得是錯的。這也是為什麼我離開了部隊。絕大多數當兵的都覺得他們做的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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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四 5月 24, 2018 7:11 am

鮑彤爆六四黑幕 指矛頭對着趙紫陽
「鄧小平個人謀劃的政變」



【六四 廿九周年】

六四29周年紀念踏入倒數之際,中共高層當年內鬥黑幕進一步曝光。中共已故總書記趙紫陽前秘書鮑彤認為,六四是一場「政變」,是「鄧小平個人謀劃的、矛頭對着趙紫陽的一場政變」;批評鄧小平為免死後受到清算,發動「倒趙三部曲」,將學運定性為動亂,激化政府與學生矛盾,將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強拉下馬。

現年86歲的鮑彤是六四後被捕的中共最高級官員,1992年被撤銷中共中央委員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同年被指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判囚7年;1996年獲釋,受到中共長期監控,但仍然堅持發聲,點評中共時政,2014年公開支持佔中運動。他去年4月17日起至今年4月6日一年內,和中共自由派大老、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女兒李南央三度會晤,點評八九民運、六四背後的中共權鬥及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治前景等。李南央將兩人對話整理成文,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紐時中文網昨刊登首部份,文章將分四次刊登。

趁趙訪北韓召見李鵬
鮑彤指出,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中共政治局常委18日召開會議,鄧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決定罷絀趙紫陽,並在翌日發動倒趙第一擊,大舉壓縮悼胡規格,抽起澄清胡不是在政治局會議氣死的《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後》文章等。鄧4日後發動第二擊:「4月23日趙紫陽出訪朝鮮,選在這樣一個時機,當天晚上召見李鵬,否定紫陽在4月22號追悼會上經常委們同意的三條意見(化解矛盾,平息事態),提出自己的意見。」

鮑彤指,鄧之後出動第三擊,將學運定性為「動亂」,進一步激化矛盾:「23號晚鄧小平實際已經跟李鵬交了底,就是學生的行為是『動亂』。」
鮑指出,鄧之所以在18日的常委會上決定罷絀趙,原因在於趙在會上認為學生有權悼胡,令鄧提高警覺。鮑說:「如果說學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麼就等於讓學生打我鄧小平的耳光,因為胡耀邦是我鄧小平搞下去的。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趙紫陽容忍了。鄧發現了問題:趙紫陽是赫魯曉夫,他將來在我(鄧小平)死了以後是會做秘密報告的,必須把他搞掉。」鮑彤Twitter社交網站昨亦轉發紐時中文網李南央的文章。本報記者昨致電鮑彤手機,未能和鮑彤取得聯絡。

李南央在文章導言中指,她今年4月9日到趙生前故居、北京富強胡同6號拜祭趙紫陽,向趙家在場的子女簡略講述鮑彤關於六四的看法,他們都說從未聽過這種想法,也從來沒想過。

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昨發帖,表明同意鮑彤:「很多年前我就寫過文章,指出六四事件的實質,就是一場軍事政變。鮑老的回憶再次證實了這一點。」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昨指,鮑說法有一定歷史價值,令人更了解中共領導層的腐朽,但不影響中共對鄧小平評價,也不影響習近平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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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四 5月 24, 2018 7:14 am

睹胡耀邦心臟病發 江澤民送藥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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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曾在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發。

鮑彤踢爆鄧小平「政變」三部曲中,強抽《耀邦同志逝世前後》是關鍵之一。鮑彤以目擊者身份反駁胡耀邦是在政治局會議上氣死的傳言,強調在趙紫陽、溫家寶等協助下,胡耀邦成功擊倒死神;鮑並披露中共第三代領導層江澤民在事件中鮮為人知的一面。
鮑指胡逝世後,當時學生流傳胡是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氣死的,但鮑以目擊者身份否定。鮑指,他當時坐在胡、趙中間,還有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其他政治局委員。會議剛開始,胡不適舉手要求請假,趙要求胡不要亂動,並問與會委員:「誰有硝酸甘油(冠心病藥物)?」全場整整兩分鐘鴉雀無聲。

此時,從上海來開會的江澤民才說:「我從來不帶這些東西的,這次我老伴一定要我帶」,就拿出來硝酸甘油。鮑彤解讀:「他猶豫呀,拿出來就好像是『我身體不好』,會讓大家覺得他心臟有病。」

便秘再誘發致命
鮑指胡吃過藥後仍不能說話,趙於是要求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傳喚醫生到場搶救,會議後來索性從中南海懷仁堂改到勤政殿舉行:「耀邦發病大概發生在9點到10點之間,到了12點左右的時候,家寶跑過來說:『搶救過來了。』紫陽跟家寶關照了幾句,說:『送到醫院,好好護理。』後來的去世是因為上廁所,便秘,使勁撐,心臟又發生了問題。」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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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四 4月 11, 2019 8:08 am

張志新去世44年 鮑彤胡德華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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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4日是因反對文革被槍決、後被平反追認為烈士的張志新(小圖)的第44個忌日,張志新妹妹張志勤(前左二)9日與北京友人聚會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前右二)、已故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後右三)夫婦、作家老鬼(前左一)夫婦、《炎黃春秋》雜誌原副社長吳思(後排中)、異見人士查建國(前右一)等參加,張志勤還當場向鮑彤和胡德華贈送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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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二 7月 28, 2020 3:08 pm

照片為證:林彪最後一次登上天安門 氣氛非常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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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運深,1937年生於山東蓬萊,1950年參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1965年1月任林彪辦公室秘書。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被「辦學習班」4年,1975年結束審查。

《同舟共進》2014年第8期馮錫剛先生《關於林彪兩則史料的辯證》一文,認為杜修賢向壁虛構。馮先生以紀錄片為證,證明1971年五一晚會林彪沒有遲到。作為林彪辦公室的秘書,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1971年五一晚會林彪確實遲到了。

周總理兩次催促

1971年林彪只有兩次在公開場合露面,一次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晚上出席焰火晚會,另一次是6月3日,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由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

1971年5月1日,我在毛家灣林彪辦公室值班。天安門廣場白天沒有活動,主要是由各大公園組織歡慶活動,林彪沒有參加遊園,在毛家灣休息。當晚天安門廣場燃放禮花,因為毛主席要出席,所以通知林彪出席。林彪根本不想去。從廬山下來後,林彪的情緒一直低沉,哪裡也不想去,原來僅有的踱步和「轉車」(坐上汽車開到野外狂奔)也幾乎沒有了,幾乎整天就是一個人坐在沙發上,不與任何人交談,也不聽講文件。

放焰火的時間馬上就到了,林彪仍遲遲不動。周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催問,電話是我接的。周總理說:「林副主席出發沒有?叫他快來,主席已經出發了。」我立即向林彪通報,林彪沒有表態。以往集會都是林彪比毛主席早到,葉群也是這樣要求的,而這次林彪還是沒有動。

周總理又打來電話,電話還是我接的。周總理再次請林彪趕快到天安門城樓來,說「主席已經到了」。我立即向林彪通報。葉群也在一邊催促:「必須去,總理也打電話催了。」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強,愁容滿面,明顯地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站起來了,在內勤幫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來,如果不是周總理兩次打電話催促,林彪可能就真的不去了。因為林彪一向尊重周總理,不願意駁周總理的面子,這才勉強去天安門城樓應付一下。

專車早就備好了,毛家灣到天安門城樓很近,那時路面上車很少,不存在堵車的問題。但畢竟林彪出發時就晚了。警衛秘書李文普陪著林彪去天安門,據李文普回來說遲到了。

杜修賢在當晚拍攝的唯一照片上,可以看出林彪低垂著頭,蜷縮在一邊,這應該是真實心態的流露。而林彪笑容滿面和毛主席走過歡迎人群的那張照片,不是這個五一節晚上拍的,林彪在這個五一節的晚上遲到了,而且他也是絕對笑不出來的。

晚會上林彪的早退

與平時天安門聚會相比,林彪去得晚,回來得早。照例是李文普跟著林彪上天安門城樓,我沒有跟去,我在林彪辦公室看電視實況轉播。慶祝晚會剛開始,林彪就回來了。我們在電視上沒有看到林彪的鏡頭,感覺不一會兒,林彪就回來了。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很奇怪: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來來回回連半個小時都不到,首長怎麼就轉回來了?但想到林彪根本不想去,也就見怪不怪了。

杜修賢說:「……他(林彪)冷僻地落座後,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沒有握手,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著焦黃的臉……」「我們拍攝一般要等正副統帥交談時才開始。拍電影的人還在對著毛主席的方向調試鏡頭。不知怎地,我被眼前的瞬間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側面,拍了一張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別是林彪的表情沒有進入我們所需要的歡樂情緒,只好放下相機,慢慢地踱到旁邊,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渾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腳後跟——林彪不在了……時間一點點過去,林彪還沒有出現。我開始著急起來,會不會林彪走了?想到這我心裡惶惶的,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拍攝還沒開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們拿什麼見明天的報紙?直到這時我還沒意識到我那個鬼使神差的『瞬間』已成為今晚絕無僅有的獨家新聞。」

我認為杜修賢的講述是基本真實的。當時現場不止一個人,有十幾人甚至幾十人。而且最有力的證據是,如果當時有更好的照片,絕不會用杜修賢這張暴露毛主席、林彪不和的照片。以下幾個材料也可以印證林彪的早退——

《周恩來年譜》記載:「林彪在到場數分鐘後不辭而別。」《毛澤東傳》也記述了「這天晚上,勉強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的林彪一臉沮喪,始終不同毛主席說話。在城樓上,他坐在毛主席對面,幾分鐘後便不辭而別。林彪這一舉動,引起在場目擊者的議論和猜測」。

時任林彪警衛隊中隊長的蕭奇明說:「林彪只在天安門城樓上站了一會兒,就給毛主席請假,說身體不舒服,馬上就回家了。」

邱會作說:「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黃永勝陪同之下同時登上了天安門。放了一輪煙火之後,林彪指著自己的頭向毛主席說:『我頭疼,早點退場。』毛主席回答說:『好,今天沒有什麼題目了。』」

5月初,周宇馳對王飛說:4月15日中央彙報會上,吳法憲檢討的時候,怕得要命,林彪保他。毛主席一寬大,這幾天又像沒事了。其實越檢討,捆得越緊,越被動。這個問題只有林彪看透了,林彪很生氣,所以五一節晚上在天安門只待幾分鐘就走了,弄得相都沒有照下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晚會的照片和紀錄片是「借用」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觀看焰火》。報道配了兩張照片,右上方的一張是杜修賢拍的,畫面上是毛主席、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董必武、林彪在晚會上圍坐一桌的照片,照片畫面上毛主席和林彪面對面坐著,林彪低著頭,像是在打瞌睡,而毛主席側著臉與旁邊的西哈努克說著什麼。這是杜修賢拍攝的當晚唯一有林彪畫面的照片,整個畫面氣氛怪異。這樣的照片按當時的政治標準完全應屬於廢片,怎麼能公開刊登出來呢?

頭版右側中部的第二張照片下的說明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首都軍民一起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新華社記者攝。」這張照片與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1971年五一紀錄片鏡頭一致,毛主席、林彪、周恩來三人從手持語錄本歡迎的軍人隊伍中穿過,毛主席穿灰色中山裝,戴著帽子,林彪穿著軍大衣,確實與杜修賢拍的照片服裝一致。但這並不能說明這張照片就一定是當天晚上的鏡頭,因為毛主席、林彪在那幾年的衣服基本沒有變化。而當時新聞電影拿以前的影片資料充數是尋常事,新聞圖片也是這樣。如果是當天拍的照片,應該按照順序,群眾歡迎毛主席、林彪走上天安門城樓應該是第一張,然後才是毛主席、林彪坐下的鏡頭。而《人民日報》這兩張照片,先是坐下來,再是歡迎,這不是顛倒了嗎?這隻能說明第二張照片是「借」來的。

除了5月2日那張照片外,可以肯定5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林彪手拿語錄和毛主席相視而笑、親切交談的照片也不是當天的鏡頭。那天白天是遊園,天安門廣場並無活動,不可能有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鏡頭。7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林彪手拿語錄,毛主席指著前方的照片,也不是當天的鏡頭。1971年的五一、七一、八一天安門廣場白天都沒有集會。而《人民日報》上這些照片都是以前拍攝的,那時新聞照片不講時效性,只講政治需要,常常把以前的照片拿來頂替。

《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紀錄片會不會也是如此呢?該片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與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片頭是「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記錄了五一節當晚毛主席、林彪、周恩來等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過程。紀錄片片長25分鐘,其中15分鐘是天安門焰火晚會。第一個鏡頭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其他領導人都沒有隨從,毛主席似乎是先期到達城樓中央的休息室,與外賓一起等候。第二個鏡頭是毛主席、林彪、周恩來由西側走來,軍人列隊歡呼。毛主席招手致意,林彪左手按著沒有系扣的大衣,右手舉著毛主席語錄,笑容滿面,林彪的表情看上去輕鬆愉快。第三個鏡頭是由時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王海容引導,西哈努克夫婦等外賓從休息室出來與毛主席、林彪握手。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鏡頭,天安門城樓上主桌五人,自東向西:毛主席,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西哈努克夫人,林彪。翻譯齊宗華坐在毛主席、西哈努克親王身邊翻譯。而林彪則笑容滿面,沒有低著頭情緒低沉(和杜修賢拍的照片截然不同)。再一個鏡頭禮花燃放,主桌上卻變了位置,董必武、林彪不見了。自東向西,周恩來坐到毛主席的位置上,與西哈努克交談。毛主席則坐在董必武的位置,旁邊是齊宗華、西哈努克夫人。毛主席、周恩來不可能在同一場景互換座位,這充分說明這一組鏡頭是將不同時間的鏡頭剪接而成,並不是當天的鏡頭。林彪經周總理電話催促才起身,去晚了,不可能拍到歡迎場面。而且當時林彪情緒低沉,不會笑容滿面。

正因為林彪的遲到早退,所以這個五一節晚上沒有拍到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鏡頭,電影沒有拍到,電視也沒有拍到,周總理才發了火。關於周總理髮火,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好幾位老攝影師都說記不清楚了,那段時間上天安門城樓的次數太多,也或許是不願意談「走麥城」。八一廠副廠長王程帆那時是紀錄片攝影師,他說他碰到過一次總理因攝影對象沒拍上而發火。他記得好像是江青提前走了,沒拍上,大家都在注意拍毛主席。最後由編導把以前的片子編進去。周總理有可能為沒拍上林彪發火,不可能為沒拍上江青發火,江青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鏡頭有那麼重要嗎?我記得有一次江青想發表她和毛主席的照片,讓毛主席否定掉了。那是九大開幕,江青在主席台上和毛主席照了一張合影。後來據江青說是二樓的攝影師用望遠鏡頭拍下的「非常好的一張照片」。在《人民日報》報道九大開幕式的清樣里,附有這張照片。周總理沒有把握,但又不敢去掉,送毛主席審批。毛主席用筆在清樣的毛主席頭上打了一個大叉,沒有同意發表這張照片。那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根本沒有出現過毛主席和江青並排的大照片。很可能是王程帆記錯了,不是沒有拍上江青,而是杜修賢說的沒有拍上林彪。

晚會後葉群與毛主席的談話

五一節晚會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確實沒待多長時間,很快就回來了,葉群沒有一同回來,她留下來與毛主席談話。邱會作說:「葉群很機靈,她抓住這個機會,跟著毛主席進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葉群談了將近兩個小時。葉群說:『主席同我談得很好,談笑風生地和我說了很多問題,還是和對我報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沒有加新的東西。』」

葉群那天晚上回來非常高興,把見毛主席的情況告訴黃、吳、李、邱。葉群說「同主席談得很好」,毛主席批評黃、吳、李、邱「對林彪幫忙不怎麼高明」。葉群解釋是「幫了倒忙」。葉群還說,別的沒有什麼事,要黃、吳、李、邱寬心。葉群認為談得很好,毛主席原諒她了。從事後的發展看,並不是那麼回事。

在北京的最後這段時間裡,葉群自認為檢討在毛主席那裡過了關,心情輕鬆許多,還親自到文物管理處「選購」文物。同時,葉群加緊籌劃兒女婚事。而林彪因為毛家灣在裝修,住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仍是閉門不聞窗外事。

6月3日,林彪陪同毛主席會見齊奧塞斯庫及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全體成員。這次會見外賓後,林彪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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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四 8月 06, 2020 9:27 am

毛澤東和劉少奇以憲法自保的黑色幽默

關於「文革」,有兩個常被中國人提起的故事,一個故事,說的是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討論「四清」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勸毛可以不必參加,劉少奇則在毛講話幾次插話打斷,毛澤東後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澤東隨後對陶鑄夫婦說:「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余怒未消的毛在一個月後對到毛住處拜訪的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一個小手指頭就可以打倒你。」

另一個故事,說劉少奇在中南海遭紅衛兵批鬥時,曾手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紅衛兵們抗議道:「我還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證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前者自認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和「馬克思加秦始皇」;後者則曾經公然聲稱:「我們的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敵人,打擊和消滅敵人的。」然而,就是這樣兩位視法律為兒戲的人,到了無奈之時,也會尋找法律保護,這實在是當代中國歷史中的兩則「黑色幽默」。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1958年8月24日北戴河會議上發表談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次的決議都是法,開一個會也是一個法。」他還說:「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張慜:《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的來龍去脈及其嚴重影響》,載於《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頁。)

「以黨治國」並非毛澤東個人的主張,而是黨內高層的共識,當時主管和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人,都曾講過類似的話,指導政法機關按照黨的意志去執法。下面,我們來看看「以黨治國」在實踐中是如何運行的:

(一)執政黨不受法律的約束

1955年1月間,張鼎丞(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向劉少奇彙報工作後,劉少奇作了許多指示,他說:「在憲法頒布以後,我們必須加強法制,要善於利用法制,利用國家政權和社會群眾的力量來開展階級鬥爭。我們的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敵人,打擊和消滅敵人的。」

1955年7月間,劉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指示說:「我們的法律是要保護人民去同敵人鬥爭,而不能約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條法律束縛了我們自己的手足,就要考慮廢除這條法律。」



從劉少奇的上述指示來看,他認為法律是由黨領導制定的,明確把執政黨置於法律之上。這種觀點與「執政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活動」的法治理念相距甚遠。實行的結果,就是導致在「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隨意破壞法制,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二)、政法機關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作黨的馴服工具

有關這方面的文件和指示非常之多,下面引述幾例:

1955年7月間,張鼎丞和梁國斌(最高檢察署副檢察長)在北戴河向劉少奇彙報工作(彭真在座),劉少奇說:「檢察院當前第一條任務,就是要保證把該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來。憲法已經規定了,逮捕和起訴都要經過檢察院。如果不經過檢察院批准,捕人是違法的。現在黨要搞社會主義革命,要把那些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所以檢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訴全部擔負起來。黨委決定要捕的,檢察院要閉著眼睛蓋章。這樣做也可能有錯,這在黨內可以講清楚,但對外,都要由檢察院出面擔起來。……如果檢察院不做黨的擋箭牌,民主人士就會利用這點來反對黨,結果可以說等於是檢察院反黨。」他強調說:「必須告訴檢察院的同志不準鬧自由主義,不能因為你們閉著眼睛蓋章,有了錯案就說『這個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負責』。如果有人這樣講,就是泄露了黨的機密,就是和黨鬧獨立性。檢察院要做黨的擋箭牌,在黨內可以講清楚,對外,就要講這些案子都是經過檢察院批的,都由我負責。這樣才對。不然,就是違犯了黨的紀律,要受黨紀的制裁。」劉少奇還再三強調:「檢察院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這個機關同公安機關一樣,同樣是黨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銳利武器,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必須保證檢察機關在組織上絕對純潔。」

1955年9月19日,羅瑞卿(時任公安部長)在全國21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講話中說:「公安、檢察、法院都是黨的工具,是黨的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鎮壓敵人的工具,這點必須明確。但是在憲法上又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所以,關於檢察院和法院在對內和對外的講法上要分開。當然,如果有些檢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規定來對抗黨的領導,那就錯了。凡是對這點認識上有偏差的,必須糾正。」

1957年9月4日,在中央法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羅瑞卿發言中批評「某些司法、檢察、法院強調司法獨立,垂直領導,不聽黨委的話。」會議最後由彭真做總結,要點有三:1、政法部門普遍存在著右傾思想。2、反右派鬥爭。右派分子在政法戰線上的進攻極為猖狂,攻擊我們是「以黨代法,黨政不分,無法可依,有法不依」。3、黨委的領導。政法機關這個專政的武器必須牢固地掌握在黨的手裡。黨委應當領導政法機關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級政法部門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委(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的絕對領導,加強向黨委的請示報告。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第二部分是「關於政法工作問題」,他說:「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統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獨立』來擺脫黨特別是地方黨委的領導,同黨分庭抗禮。」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就召開第四次全國檢察會議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其中談到:「經過一年來的反右派鬥爭,全國檢察機關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註:此前,檢察系統的幹部編製最多時為四萬三千人)。」會議批判了片面強調垂直領導,忽視黨的領導或者把黨的領導抽象化的錯誤路線,進一步強調:「檢察機關必須完全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做黨的馴服工具。必須聽黨的話,黨叫做什麼就堅決做什麼;黨不允許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會議認為黨的領導的問題,是檢察機關最根本的問題。」

從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開了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重點是揭發批判「司法部黨組所犯的嚴重錯誤」,把司法部黨組全體成員6人及正司級黨員幹部3人共9人打成「反黨集團」(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注9。最後形成的會議文件認為:「司法戰線近幾年曾犯過違反黨的方針的嚴重的原則性錯誤,主要是右傾的錯誤,而思想受資產階級法律觀點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會議認為,「主張審判獨立就是反對黨的領導,是以法抗黨,是資產階級舊法觀點借屍還魂。」

會議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向中央報送的《關於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中,特彆強調:「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法院工作服從黨的領導,不僅要堅決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而且要堅決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不僅要堅決服從黨的方針、政策的領導,而且要堅決服從黨對審判具體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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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 盯住那個割破張志新喉管的人P2

文章editorial » 週三 8月 19, 2020 12:33 pm

文革軼事 李白抄襲毛澤東詩詞

我的語文老師也被打成三反份子。三反份子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名詞,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

給人定罪總得有犯罪事實。這位老師的犯罪事實很簡單。他在語文課上講毛澤東詩詞時說:毛主席詩中的「我欲因之夢寥廓」,是套用了李白的詩「我欲因之夢吳越」。紅衛兵認為,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論。

老師開始還想進行辯解,說他沒有攻擊偉大領袖的意思,他是稱讚毛主席學習李白詩詞學的好。結果遭到紅衛兵更嚴厲的批斗。

「我們最敬愛的林副統帥說過: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了一個毛澤東這樣的天才。李白是什麼東西,怎麼能和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相提並論!」

老師實在經受不起肉體的折磨,只好認罪。「我有罪。我階級覺悟不高,我侮辱了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更正:李白是詩是抄襲毛主席的。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向林彪同志學習,永遠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

幾個紅衛兵頭頭一商議:到底是毛主席抄襲了李白的詩,還是李白抄襲毛主席的詩呢?他們也拿不準。

最後結論是:老師犯有嚴重反革命罪行,但認罪態度較好,解除關押,以觀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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