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拿什麼來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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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拿什麼來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

文章editorial » 週日 5月 04, 2014 6: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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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拿什麼來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
廖保平05月04日 09:11

摘要 : 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說:“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非常重要!”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需要“思想市場”。

文/廖保平

今天是五四運動95周年紀念日。中國人喜歡逢五一小慶,逢十一大慶,這是一個紀念五四運動的日子。然而,我們拿什麼來紀念五四呢?

面對五四,我們就像一個混得像乞丐的人,在面對曾經輝煌的先人,紀念是一件挺有羞辱感的事。這樣說,是因為雖然我們現在較五四時物質豐富了、技術進步了,思想卻日益枯涸,思想市場頗為蕭條,跟五四那蓬勃、活躍的思想市場相比,顯得那麼的寒酸,我們真的無臉面對,用流行話說叫“汗顏”。

現在一說五四運動,我們往往記住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等概念,五四運動經由不斷的評價判定,選擇性的記憶與選擇性的遺忘,已經嚴重符號化,背後的思想市場圖景反而被遮蔽。其實,五四最為偉大之處,不是說它真的就代表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而是因為它有思想市場,所以它既有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也有非愛國、非進步、非民主、非科學的思想,所有的思想在大市場裡相互競爭,互相激發,互相影響,被人們自由選擇。
現在回頭看,五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是晚清以降,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組成部分,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一環。五四青年傅斯年、羅家倫與五四中年蔡元培、胡適,與前一代人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嚴複等人一脈相承,都是要促成中國社會的轉型。

那是一個睜眼看世界,不斷向西方學習借鑒,不斷審視傳統利弊的時代,也是國家開放,政治勢微,思潮奔湧,社會自治,民間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我非常贊同學者傅國湧的說法:“五四”不僅是政治的“五四”,它是文化的“五四”,也是經濟的“五四”,而且還是社會的“五四”。“五四”是一個完全的多元化的時代,各種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義、不同的主張、不同的理想,都獲得了空前的同等表達的機會,無論是獨立的個人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還是國家主義等等,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這些思潮如洪水般泥沙俱下,用胡適的話來說是,“新潮之來不可止”。如果要類比的話,五四時代有點像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並出,產生了孔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一大批影響至今的思想家;五四時代同樣產生了一大批令我們仰視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成為那個時代最可寶貴的結晶。

事實上,到今天為止,中國歷史也就只有兩次出現了思想市場——春秋戰國時代和民國初年五四時期。五四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無法忽視的高地。
五四時期的大學無疑是催生思想市場的沃土,蔡元培主持的北大一直被引為大學治理的範本,他主張大學要“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極力保護大學免受政府和政治的干涉。所以,那個時候,北大會有激進如陳獨秀那樣散發傳單的老師,也有守舊如辜鴻銘那樣拖著小辮子的教授,各自為派,自由競發。

在學生之中又是什麼景象呢?當年為北大學生、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寫《“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憶往事十章》,其中記載有這樣的事:“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意思是說,中文系同班同學因為思想旨趣不同,分成了三撥人,一撥人提倡新文化,辦《新潮》雜誌,一撥人提倡傳統文化,辦《國故》雜誌,還有一撥人對現實政治感興趣,辦《國民 》雜誌。一個班的同學思想竟如此分道揚鏢,爭鳴而立,你可以想像當時的大學是怎樣的活躍與多元。正是行政干擾少,大學相容並包,才可能有思想之勃興,大家之輩出。

反觀現在的大學,沉屙委實太重:一些大學幾乎成了文憑的販賣場,為官商批發文憑當生財之道;搞課題形同搞經營,是為了切割經費蛋糕;有了課題經費,教授儼然老闆,研究生成了打工崽;大學行政化嚴重,幾十個教授為一個處長職位爭得頭破血流;為了評職稱,學術造假成風,對評委大打出手;師道底線整體下移,需要勸告“教授不能跟學生搶女朋友”了,豈不悲哉?

具體到學生又是何情形呢?我道聼塗説瞭解到一些大學生沉迷于電腦遊戲,虛擲光陰;要麼就是不斷考證,一切與求職無關的都不感興趣。學者鄧峰在《走過場的大學》裡更是尖銳地指出,中國的大學似乎成為了年輕人逃避現實的福利院,學生進入裡面去,只是為了走過場,混日子。

這樣的大學已是思想的死水,還能孕育什麼思想市場?還能用思想影響社會、影響時局?做夢!是因為有蔡元培那樣的老師,才有那樣的北大,才有那樣的時代,這是一環扣一環的,為什麼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說:“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非常重要!”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需要“思想市場”。是的,中國最缺乏的不是別的,是思想,是思想市場。如果我們稍為回顧一下改革開放的歷程,就可以得出結論,是因為我們破除了“凡是”觀念的羈絆,突破了“姓社姓資”的糾結,才在思想上擺脫了舊枷鎖,才有了這三十多年的經濟大發展。這個事實告訴我們,思想開放有多麼大的威力。

然而,我們還只能說在思想上擺脫了一些舊枷鎖,還不能說形成了思想市場,思想仍然受到種種禁錮,有雷區,有敏感,有禁忌,新的理論、新的思想、新的見解還不能噴湧而出,缺乏思想的引領,是制約我們前進的障礙。當務之爭,是寬容思想爭論,鼓勵百家爭鳴,暢通言路,兼收並蓄,讓人們有思想可以生產,有思想可以出售,有思想可以消費,有思想可以創造價值,則中國可以為世界文明貢獻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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