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陰權必須依法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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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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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ed: Fri Aug 06, 2010 1:29 pm

曾陰權必須依法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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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陰權必須依法治港

董建華當特首初期, 北京發表聲明都説: 支持董建華為核心領導的香港政府。不久,北京發表的聲明已改為: 支持董建華依法治港。這聲明的微調並沒有引起香港人注意。曾陰權當特首,北京也按慣例聲明: 支持曾陰權依法治港。依法治港其中[依法]兩字是值得當特首深刻理解。當然是要依香港所有法律,其中包括《基本法》, 一國兩制,中國治港政策等。如特首表現欠佳, 或力有不逮, 或管治得一塌糊塗, 引起極大民怨, 或對香港有損等亦可解釋為沒有[依法]管治好香港。如特首不[依法]冶港, 北京可以不予以支持。董建華[腳痛]下台就是實例。

替補機制事件,大律師公會一月內四次公開發表聲明,指控曾政府違法、違憲。這是非常嚴重指控, 香港歷史從來沒有過由一個權威法律機構如此嚴厲指控政府的施政違法、違憲, 這等同指控政府正在觸犯法律, 是犯罪行為。

曾陰權在七月四日宣布替補機制立法進行二個月諮詢, 並説他會在餘下一年多任期內完成立法。諮詢還末進行便預設定結果, 明擺着是假諮詢。曾陰權無異告訴市民諮詢是權宜手段, 是過場戲, 是因為港大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所説經過諮詢後, 就會經得起司法覆核的挑戰。問題是如諮詢後結果是市民反對佔大多數, 是否不予理會民意並繼續立法? 屆時曾陰權又如何自圓其説?

曾陰權説: [我會在餘下一年多任期內完成替補機制立法] 和 [奮鬥到最後一分一秒]
這兩句説話對香港市民是毫無意思, 其實是説給北大人聽的, 他的[心底話]是: 我會繼續做好這份工, 我都吾想搞到如斯地步, 我已盡全力, 你可怪我不夠勤政, 但絕不能怪我資質差,不要中途踢我落台, 祗剩一年多, 讓我做完任期。

蔡鄂
10-7-2011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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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還能管治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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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還能管治下去嗎?

20萬人參與七一遊行、建制派議員臨陣倒戈,終於迫使政府押後表決及重新諮詢「遞補機制」。

這一場由「遞補機制」引發的政治危機,很大程度源於政府「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施政手法,而今次的風波更加並非單一事件。

近年的重大政策爭議都有一個共通點(包括高鐵撥款、強拍條例、財政預算案、交通津貼撥款等),就是政府官員在推動政策時,只顧箍緊建制派的支持票,數夠票後就強硬推動政策上馬,完全不理會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聲音。過去的經驗顯示,政府這種「霸王硬上弓」的施政手法,只會帶來兩種結果:一是社會的反對聲音不足以動搖建制派,政府在建制派護航下成功通過政策,但事後仍要為粗暴的施政手法,賠上一定的民意代價(例如高鐵撥款、強拍條例);二是民意強烈反對政策,建制派怯於民意不敢再撐政府,官員唯有來個政策急轉彎,大幅修改原來政策立場,以平息社會怨氣(例如財政預算案、交通津貼撥款)。

政府霸王硬上弓 激化政制矛盾

今次的「遞補機制」風波,再一次突顯政府這種「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施政手法,所帶來的嚴重管治問題。從一開始,政府自恃建制派掌握議會多數,竟在事前沒有任何公眾諮詢的情下,便自行提出「遞補機制」,並且企圖在建制派護航下倉卒立法;及至民主派、學術界、法律界先後表態反對,政府才勉強修訂方案,由原來的「敗者遞補」改成「同名單遞補」,但卻堅持不作諮詢、如期表決;直到七一遊行超過20萬人上街,政府仍然試圖箍緊建制派強行立法,最終部分建制派議員基於民意壓力改變立場,政府在不夠票的情下,才灰頭土臉地宣布延期表決及重新諮詢。由強硬上馬到被迫讓步,特區政府進退失據,不僅沉重打擊其管治威信,更加嚴重破壞巿民對整個管治體制的信任。

綜觀整場風波,政府自恃建制派掌握議會多數,過程中何曾尊重過民意半分?事實上,這種粗暴管治手法的根本問題,是建制派雖然在立法會佔有多數票,但他們當中不少是功能組別議員,根本無法代表主流港人的聲音及價值。這種畸形政治格局,造成政府難以透過議會多數票、為政策建立足夠認受性的政制矛盾。本來面對這種政制矛盾,特區政府的解困之道,應該是努力爭取民主派及社會支持,以確保政策不但能夠贏得議會多數票,也可以取得民意的普遍支持。偏偏特區政府不去疏導政制矛盾,卻反過來一面倒動員建制派抗衡社會反對聲音,結果自然是激化潛在的政治矛盾,令民主派及社會團體更加傾向以「體制外抗爭」(社會運動、司法覆核等)的方式挑戰政府,最終把社會推向嚴重的政治撕裂。

無疑,香港政制存有不少的「先天缺陷」,政府並非由普選產生、管治權威不足;特首欠缺執政黨扶助、難以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等等。這些政制缺陷,固然是導致回歸後管治危機的重要原因,但制度畢竟靠人運作,今天香港陷入嚴重的政治對立,難道不正正是政府「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粗暴施政手法所造成?

官員運用權力 應保持謹慎謙卑

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雖然毋須面對政黨及公民社會壓力,但英國人卻非常重視民意,推動施政時積極諮詢社會意見,更加不會試圖以「官守議員」在立法局的多數(official majority),去強硬推動不受歡受的政策〔註一〕。港督戴麟趾在1971年的施政報告中,便留下這樣的一句名言:「香港憲制的最大常識,是必須對民意保持敏銳的觸覺。」(A constitution such as Hong Kong's has a matter of plain common-sense, to be as sensitive as possible to the state of public opinion.)〔註二〕

殖民地官員對民意的重視,很大程度反映港英政府對權力運用的謹慎。因為英國人深知,殖民地政府並沒有港人授權(mandate),因此施政時必須顯得公平合理,才能夠得到巿民信服。可惜,回歸後政府官員卻越發表現出權力的傲慢,處處輕視民意及社會訴求,完全忘記了在現時的政制下,特區政府其實沒有巿民授權,運用權力時理應時刻保持謹慎謙卑,而不是試圖以制度暴力去壓服民意。

面對早已矛盾重重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香港還能夠管治下去嗎?

註一:第9任港督寶雲在1885年定下一條憲制原則,指政府不應以「官守議員」在立法局的多數票,去壓制一致反對政府的「非官守議員」,可參閱Endacott, G. B. (1973), 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205

註二:Miners, Norman(1998),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5th Edition(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204

方志恒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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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曾影響唐唐當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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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曾影響唐唐當特首

北京今天這個時候繼續「保曾」、「挺曾」的惡果之一,就是大大影響為下屆特首揀蟀的工作。「宏觀」地講,北京已選錯了兩位特首,但選錯了董建華後,曾尋機作出了改正,令其「腳痛」下台,對港人有個交代,也多少表現了朝廷的負責精神。然而,到了曾蔭權當特首,明知他比董建華還不如,明知他的民怨民憤極大,明知他「屢教不改」,卻還要挺他做滿任期,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必令港人對朝廷再選特首失去信心和信任也。

「微觀」地講,大家都知道朝廷一路以來首選的下屆特首是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朝廷也下工夫培養了他很多年,以為讓他在曾蔭權政府歷練和出任香江老二,是為他創造「順理成章」出任下屆特首的最佳條件。不過,曾蔭權幹得很糟,民望很低,唐英年的表現也「學足」曾蔭權剛愎自用,厚顏無恥,讓人覺得他和曾蔭權之流乃一丘之貉。在這種情況下,朝廷若按「原計劃」選唐英年當特首,老百姓會是甚麼感受?誰還能看到一絲希望呢?人們會問,唐英年會不會繼續着曾蔭權的無能、顢頇、混亂不堪、錯漏百出呢?屆時,民怨民憤不僅不能稍減,反而會迅猛高漲也。朝廷難道希望看到唐英年當上特首、剛剛粉墨登場就被千夫所指,陷入輿情洶湧、高炮齊轟的慘境之中嗎?這將是一種怎樣的管治局面?

唐英年能力不強,也沒有甚麼像樣的管治理念,為人處世、說話辦事常見輕佻浮躁,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若不是他「跟着」曾蔭權混了這些年,學了一身曾蔭權執政的壞毛病,輿情還不會對他那麼反感。朝廷若早些處理曾蔭權的問題,令其問責下台,也不會使唐英年陷得那麼深。曾蔭權表現極差、民憤極大,還能獲朝廷力保安坐其位,這個「示範作用」極其惡劣,多少會影響唐英年這類「同朝為官」、繼任其位者的心理。唐英年若上台,有何理據讓人相信他能幹得好?

柳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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