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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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高官：美國當年不應該扶持中國 被一計畫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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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邦瑞在臺灣表示，自己當年太好騙，不該建議美國扶持中國對抗蘇聯

今年年初出了本新書的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中心中國戰略研究主任白邦瑞，在書中信誓旦旦稱中國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實施“戰略欺騙”計畫，針對美國歷屆政府進行欺騙，用中國主導的政治經濟系統替代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昨天，白邦瑞又在臺灣表示，後悔當年提議美國扶持中國對抗蘇聯。他說，自己當初低估了中國野心，本想利用中國對抗蘇聯，如今中國卻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他坦言“當年自己很好騙。”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副部長，他曾提出美國應該與中國交往，後來成為兩任美國總統卡特與雷根主政時的政策。據臺灣媒體報導，應臺灣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陳唐山邀請，白邦瑞30日赴台“立法院”出席“北京統合臺灣策略——美國如何因應”座談會，白邦瑞暢談自己的新書《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並針對美國過去40年來的對華政策發表看法。

白邦瑞研究美國對華政策多年，早在七十年就發表文章建議兩國建立情報及軍事聯繫。白邦瑞坦言，當年他倡議美國與中國交往，被兩任美國總統卡特與雷根採納成政策，他後悔說到“當年自己很好騙，才會誤判形勢，建議美國大力扶持中國對抗蘇聯。”

白邦瑞表示，美國40年來一直低估中國的野心，且對中國有不切實際且一廂情願的幻想，誤認中國遲早會“民主化”，會演變成美國式資本主義社會，並融入既有的國際社會秩序，但等到中國壯大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且開始向既有秩序挑戰時，已經來不及阻止了。

白邦瑞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著有《中國對未來戰爭的看法》和《中國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最新的著作則是《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他在書中說也提及後悔當初曾對中國有盼望，又對自己當年太容易受騙感到痛心。

白邦瑞還建議，臺灣應積極且以具體方式，向美方表達想加入美國“亞洲再平衡”的政策，但他不贊成臺灣採用包含更換國名、護照等激烈手段。

白邦瑞表示，美國雖然對亞洲推行再平衡政策，但對於臺灣是否參與其中卻沒有任何官方說法。他認為，不管美國未來的總統是誰，“亞洲再平衡”的政策應該還是會持續進行，因此，他建議臺灣各界都應該以積極且具體的方式向美方表態，表達臺灣願意加入美國的亞洲策略。

白邦瑞表示，臺灣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中扮演關鍵角色，重要到可以讓“亞洲再平衡”政策失敗。他舉例，只要臺灣改變國名、更換國旗、護照，就會破壞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而這也會影響三方關係，但他反對臺灣利用這種方式觸碰大陸紅線。白邦瑞說：“美國這個保險政策不是沒有限制的，不是臺灣可以隨便做，我們來保護，我沒有說我們壓迫臺灣，你要這樣做的話，投票決定，好，那是臺灣的事，這保險政策是有限制的。”

與會的臺灣“國防部前部長”蔡明憲則表示，他希望美方可以讓臺灣加入與區域安全相關的合作組織與會議，同時，美方也應尊重臺灣的民意與發展，不要因為美中關係而犧牲臺灣人民的“主權”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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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1962年給張學良密信：生前從未透露
2015年12月15日10:40

　　周恩來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在雪白信箋上，用毛筆寫下16個飽含深意的字：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在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收信地址的信上，周恩來鑒於當時臺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本人也沒署名。

蔣介石與張學良
　　作者：綜合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第一次會見，奠定了兩人一生的珍貴友情。1962年，周恩來通過種種關係，設法為被秘密幽禁在臺灣的張學良送去“16字密信”。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以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許多和張學良一起參加“西安事變”的東北軍舊部和中共重要人士，特別是張學銘和張學思對張學良的懷念之情，難以用語言表達，席間哭聲一片。

　　宴會結束後，周恩來回想起張學良寄給他的最後一封信，大概是寫於1946年春天。當時，張學良手書的密信是由東北元老莫德惠，奉蔣之命前往息烽監獄探訪張學良時，避開戴笠耳目捎出來的。周恩來決定親筆給張學良再寫一封信。這個送信人，最終選定朱湄筠女士。

　　朱湄筠是朱啟鈐老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的第5位女公子，即著名的“朱五”小姐，在香港定居。她是朱光沐的夫人，朱光沐原是張學良貼身親信，當時已病故。朱湄筠獲悉周恩來有與張學良通信的念想後，答應親自前往臺灣轉交密信。周恩來這才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在雪白信箋上，用毛筆寫下16個飽含深意的字：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在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收信地址的信上，周恩來鑒於當時臺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本人也沒署名。

　　周恩來還決定張學銘和張學思也可給大哥各寫信一封。朱湄筠接到這3封信後，小心密封在一隻精緻糖果盒的底層，然後申請赴台探親，並於1962年4月得以入台。到臺北後她發現，張學良身邊至少有一個連的便衣擔任“保護”。如果去面見張學良，必須要得到臺灣當局的批准才可放行。

　　朱湄筠決定在臺北住下來，等待時機。一直到當年10月10日的一次公開活動後，朱湄筠才通過從前在天津結識的黃仁霖（張學良至友），把她從香港帶至臺北的一盒糖果轉交給當時住在董顯光（張學良的基督老師）家裡的張學良夫婦。黃仁霖不知其中玄機，便送到了董家。至此，這3封信才輾轉送到張學良手裡。關於16字密信，無論是周恩來還是張學良，生前都未曾向外界透露過。後來，《張學良遺稿》披露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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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 : 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

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三十億五千萬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三十萬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麼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對於蔣和他的一夥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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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自認在大陸失敗“最大的癥結”在哪裡？

• 發表於：2016-01-10 20:47:59
• 作者:【水簾洞石猴】


2016年01月06日 08:43

核心提示：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份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癥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週邊，成為敵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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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牛釗，原題：蔣介石：對主義、國家、民族來說，我是最大的罪人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攜蔣經國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臺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明白無誤的，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援助國民黨540餘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不料只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臺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以麥卡錫為首的右翼勢力，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質詢，並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擊的是被稱為“三個出賣了中國的約翰”，即範宣德、大衛思、謝偉志。接著是對傳媒界、文化界、影視界的許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審查，有的被稱為“共產黨同路人”，有的被定為“共產黨間諜”。再接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麥卡錫等人直接指責華萊士、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為“親共分子”。在這種紛紛擾擾中，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含糊其辭。但《紐約時報》評論說：“白皮書向人們透漏的資訊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在臺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出，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臺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那麼，蔣介石的敗退，到底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歎是不行的，面對著撤退到臺灣的文武百官、殘兵敗將，蔣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他說：“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便開始埋頭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這樣，蔣介石在臺灣“複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倖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麼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麼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麼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物件。”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臺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只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制，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臺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歷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系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帶去臺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干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而成為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蔣經國在這篇文章裡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准。

又一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份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癥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週邊，成為敵人的工具。”他說：“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聼塗説，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徵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陣營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這裡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蔣介石在大罵一通大陸的知識份子以後，話頭一轉，指向了臺灣。“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反動分子，像過去大陸的所謂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搖惑人心，擾亂社會，企圖混水摸魚，投機取巧，以遂其卑鄙無恥、賣國害民的目的。”此處所說的“反動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臺灣大學教授，曾給美國一刊物寫過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尖銳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雷震算不上什麼知識份子，只是與知識份子交往較多。大陸解放前夕，他與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在上海搞了個“民主抗共”方案，還發表了個“上海宣言”，得到蔣介石的贊許。但胡適非常乖巧，只寫了封《致潤之先生(毛澤東)》的信，要求中共放棄武力，與國民黨一起“民主建國”，接著便到美國任國民黨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斂，到臺灣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甚至還想組建一個新黨。蔣介石不斷以大陸知識份子為例，教訓這些“反動分子”，後來忍無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獄。

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說：“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產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臺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余為總司令，史迪威只系餘任命之參謀長，有何權力未經餘之批准，即建議將武器分給共產黨？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乃餘之責任，彼絕對不能過問。”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赫爾利對中國一無所知，彼從延安帶來之協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最喜歡聽的名詞，實際上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戰略。故餘對其‘聯合政府’的提議加以拒絕。”在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曾要求美國出兵援助，被杜魯門嚴詞拒絕。到臺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只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說：“剷除共產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作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系人民之擁護。”三、“中共佔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徵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產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制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八、“國共兩黨應有政治上之協定，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當蔣介石大罵“國際姑息分子”時，杜魯門沒有還罵。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三十億五千萬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三十萬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麼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對於蔣和他的一夥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裡。”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八十六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歷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裡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歷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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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廣州淪陷責任全在我
2015年12月31日11:10

　　“責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時惟有竭忠盡職，以報党國，惟望全粵諸同志同心協力，共同補救，凡于粵局有益，抗戰有利之事，弟固無不樂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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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機轟炸下，廣州倉邊路變成了瓦礫場。(資料圖)

　　作者：左雙文（歷史學者，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一
　　1938年，日軍華南派遣軍約7萬人於10月12日淩晨在大亞灣登陸，大舉侵粵。日軍開始進攻後，蔣介石最高統帥部收到的電報因為翻譯錯誤，竟將大亞灣誤為大鵬灣。因此，蔣介石對餘漢謀的應戰指令也是據此作出，完全是張冠李戴：“敵既在大鵬灣登陸，我軍應積極集中兵力，對於深圳方面，尤應嚴密佈防。料敵必在深圳與大鵬二灣之間，截斷我廣九鐵路之交通，此為其惟一目的，亦為其目前最高企圖，故我軍不必到處設防，為其牽制。先求鞏固該處既設防線，一面多構預備陣地，以備節節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圖出擊，以敵軍全部兵力之統計，決無大舉窺粵之可能，知兄必能沉著應戰，予寇痛創也。”在敵已經大舉發動進攻後，對敵進攻的方向、兵力、意圖等具體敵情判斷，仍沿襲此前的看法，而存在嚴重失誤。

　　至於對敵戰略意圖的判斷，蔣介石則認為：“一、倭在粵登陸之目的：甲、表示其非達到中國屈服不可之目的；乙、對英國示威，欲中國不借重英國而向其屈服；丙、希望分化廣東不加抵抗，故其聲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暴寇之愚拙，自陷絕境，不敗何待。丁、至其截斷廣九路之目的猶在其次。若謂佔領廣州有利於其戰略，則更非主因，可說為恫嚇我政府而不惜冒此覆滅之險，實上帝授余以良機矣。”（蔣介石日記，1938年10月12日）。

　　這個判斷也不盡準確，日軍的目的，就是要佔領廣州及其附近地區，切斷由港粵進入內地的通道。敵大本營的指示，還要求作戰不要損及第三國，引起對英美的糾紛。說明至少在作戰期間，日軍不願節外生枝，故此次具體作戰，日軍並無“對英示威”的意思。當然，日軍進入華南後，與英美的衝突將日益加劇，則是無法避免的，從這個意義而言，蔣介石的判斷也非毫無依據。鑒於認為日本進攻廣東是向英美挑戰，蔣介石致電駐美大使胡適和在港的宋子文，讓他們分別與美英方面接觸，促成他們共同出面對日本的侵略加以干預。

　　10月13日，蔣介石考慮，日軍在粵登陸後，對武漢會戰的戰略作出調整，認為與其南北兩岸並守，不如單守南岸，與敵持久，且準備大別山脈之遊擊部署。並考慮派何應欽赴廣東指揮，以及令駐港機構速將存港武器運出。14日，蔣致電香港宋子良，令其“存港各貨，望速全部北運”。同日，蔣介石令孔祥熙撥給廣東臨時軍費300萬元。
　　二
　　由於蔣介石此前在戰略上的總體考慮，加上對敵情判斷上認為日軍短期內不會大舉進攻華南，抽調了粵約一半部隊出省作戰，華南地區的防禦力量受到削弱，故開戰後的10月16日，蔣介石也察覺到：“一、惠州昨日被陷；二、廣東兵力不足”。（蔣介石日記，1938年10月16日）
　　
更嚴重的，是廣東地方當局及軍隊本身存在的問題。將官多安于享樂，缺乏鬥志，當日軍大舉來攻時，餘漢謀部幾乎未做像樣的抵抗，“我軍原稱將于廣州近郊頑抗，實則毫未抵抗。”旬日之間，廣州即告淪陷。外電、外人甚至傳聞余漢謀已經投降，“認華軍有總崩潰之勢。”（《王世傑日記》第1冊，第407頁）。
　　
余漢謀棄守廣州的消息一傳出，海內外為之譁然，各界人士紛紛譴責。駐法大使顧維鈞得到報告後，“我對日軍推進迅速和中國軍隊抵抗不力感到驚異和沮喪。這時，我對余漢謀將軍是否真心抗戰產生了懷疑。”陳誠對廣東當局也很有看法，認為廣州丟失得這樣快，雖大出人們的意料之外，“其實並不稀奇，”廣東“一般高級將領之自私自利與錢多，及平時享樂慣了的，那能經得起敵人的飛機大炮轟炸呢？”失不失守是另一問題，但失得如此之快，影響太大了。“原中央本擬請敬公（何應欽）前往主持，因幄奇無表示，及廣州大勢已去，敬公不願去送終，故未前往。我以為送終確不必，但善後實不能無人。如仍以廣東現在的一群東西在胡鬧那前途真不堪問矣。”（《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第477頁）。
　　
10月下旬，正值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渝開會之際，與會參政員“群主懲辦餘漢謀以肅紀綱”。鄒魯等在渝粵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負責當局，既不能預防於前，又不能抵抗於後，旅渝同鄉無不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員，聯名電廣東所有在籍軍人，即刻起來策動民眾共保家鄉，以期亡羊補牢。”因此事反響甚大，故24日，蔣介石專門複電鄒魯、孫科等人，稱廣東失守應由他負責：“廣州失陷，以粵省精良部隊全調長江前方應戰，故粵中空虛，敵軍趁我不備，直竄廣州，此為弟指導無方，顧慮不周之所致。故責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時惟有竭忠盡職，以報党國，惟望全粵諸同志同心協力，共同補救，凡于粵局有益，抗戰有利之事，弟固無不樂從也。”但對粵籍人士的反應，蔣介石內心是甚為不滿的，其在當日日記中稱“廣州失陷，粵中落伍軍閥與政客勾結，大有趁火打劫之象”（蔣介石日記，1938年10月24日）。

　　但蔣介石的反應，也有一個頗值得肯定之處，那就是並未因日軍侵粵而驚慌失措，沮喪動搖，而是仍然信心十足，堅持抗戰立場。10月12日，他給汪精衛、孔祥熙及外長王寵惠的電報，除指示他們注意對英美的運用，更注意展示其對抗戰的自信：“此時請對英美儘量設法運用，弟以為此乃敵軍之絕境已到，實為我軍勝利之轉機，政略戰略皆于我有利，至於交通，最近運輸將畢，無大關礙。”14日，蔣日記稱：“敵在粵登陸，實與我以最後勝利之基點，增加我勝心，協助我抗力非鮮。常謂‘可勝在敵’，與‘勝可為’之二語，其形相反，而其意實同也。”
　　三
　　而實際上，眼看武漢、廣州已是不保，我國沿海的重要口岸盡陷敵手，抗戰到此階段，國民黨內頗有一些人對大局悲觀失望，主張對日議和。

　　10月24日，王世傑在汪精衛處參加談話會，汪精衛、孔祥熙“均傾向于和平”。10月25日，吳頌皋來見周佛海，“談外交情形，至為悲觀”。27日，中央社主任錢滄碩、何樹元來見周佛海，“談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為浮動。”29日，“少倫來，談除共黨外，一般人心理幾全部望和，餘亦謂然。”（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第186頁）。11月29日，王世傑約蔣廷黻、羅家倫、張忠紱等餐敘，談及戰局前途，蔣廷黻極其悲觀，“至謂國民政府倖存之可能，不過百分之五。”12月1日，杭立武報告王世傑，“近日國民黨中傾向於和議者漸多。”到12月18日，主和最力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乾脆逃離重慶，其兩點理由之一，就是“中央不願考慮和議”。（《王世傑日記》第1冊，第436頁、440頁、453頁）。

　　在此情形之下，面對政府內部一部分人的悲觀心理和主和空氣，蔣介石“對繼續抗戰方針，持之極堅”。12月12日，蔣介石對黨政軍高級人員訓話，再次強調抗戰必勝、日本必敗：“我可以答覆，日本是失敗定了，尤其是他攻佔武漢、廣州以後，日本已經失敗到盧溝橋以前的地步了。他再要窮兵，就非連東四省一齊退出去不可。”蔣介石說，敵人的進攻已是精疲力竭，中國與世界第一等的強國作戰，已達一年半之久，還保存有一半的主力，敵人再深入內地，會更加困難。我軍經過整訓，將進入第二期作戰，那時國際環境也會發生對中國有利的變化，只要我們樹立信心，奮發努力，就一定可以戰勝敵人（《王子壯日記》第4冊，第594頁）。

　　在和戰問題上，與蔣立場較接近的，一個是孫科，“孫哲生力稱決不可和，言時聲色俱厲。”10月26日的國防最高會議，孔祥熙報告財政，“極為悲觀”，“會場中各人均有垂頭喪氣之情形，惟孫科似不在乎。”孫科之為政、行事，有時或為人所輕，但自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在要不要奮起抵抗、要不要堅持抵抗、戰後要不要徹底清算日本等問題上，卻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僅此一點，就足以使那些表面上似乎要比他卓越、高明的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之流，包括幾次傾向主和的孔祥熙等，難以望其項背。

　　而在日軍發動侵粵後，對此事同樣持較樂觀態度的，還有軍令部長徐永昌，他是從軍事的角度來作此判斷的，認為日軍的意圖無非是牽制我兵力與切斷我國際交通，但從政略與戰略來看，敵人此時由此方向發動，於我“無甚不利”，“一、英國受其刺激；二、我粵軍七師兩旅，已至不好再調出使用之限度，是即以我不用之師對敵到處需用之兵；三、敵南犯果為既定之策，于其實現於武漢會戰以後，無甯實現於武漢會戰之時，因得延長我現局勢也。”（《徐永昌日記》第4冊，第398頁）。徐的分析不無道理，只是廣東當局太不可恃，于局部、於全域，均呈最為劣等之表現，使各方的相關預期盡付東流。

[editorial]

兩岸史實有待解密

兩岸走過敵對的時代，至今仍然有許多歷史的史實不能公開正確地評價。

當年被稱為「特務頭子」的戴笠，其蓋棺論定有了變化。過去，戴笠是蔣介石身邊的人，被共產黨視為「反派角色」。現在，繼正面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後，大陸也肯定國民黨在主戰場的貢獻，兩岸史實的和解又再邁進一步，許多紅線開始鬆動。一直以來，被大陸視為國民政府特務組織「軍統局」首腦的戴笠只有負面評價，而今在大陸的網絡上以至媒體上，人們已經可以公開討論戴笠對抗戰的貢獻。

戴笠所領導的軍統局，令蔣介石的敵人聞風色變。對日抗戰年代，戴笠貢獻良多，提供了諸多重要情報，當時死在軍統局手下的日本人及偽軍漢奸多達二萬多人。

戴笠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因飛機失事喪命，死後被追認為陸軍中將，台灣軍情局研判，當年「戴笠不死，大陸不會失守」。台灣研究史實的前軍情局中將副局長翁衍慶於一個紀念抗戰的研討會表示，戴笠的驟逝改變了中國近代史，江青與林彪其實可能都是國民黨特務，最終因戴笠之死而斷了線。

兩岸間有許多傳聞秘辛，有待歷史的解密。例如有指江青被戴笠吸收，派往延安，順利打進中共中央；而林彪也可能被戴笠安排在中共的內線。在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半年後，他曾寫信給蔣介石，稱毛澤東麾下朝不保夕，希望蔣介石能原諒他的錯誤。後來，因為林彪飛機失事身亡，這段史實被掩埋了，然而，林彪到底乃叛逃還是被處置而死，至今還是無法解開的謎。

戴笠早年在黃埔軍校畢業後，擔任蔣介石的侍從副官，他的死因成謎，有謂蔣介石勢力受威脅而暗殺他。正所謂伴君如伴虎，功高震主日，危機來臨時，此乃歷史定律，古今皆如是也。

江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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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對蔣介石沒好話：想當皇帝卻沒有魄力

2016-06-29 15:28:55

張學良對蔣介石沒好話：想當皇帝卻沒有魄力

編者按：2002年6月5日，張學良的一部“口述歷史”在塵封10年之後終於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第一次同讀者見面。記者有幸成為首批讀者之一。“我現在91歲了，脫離政治了，可是我知道人家相當怕我。我這個人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太多了，人家沒有想到我會來這一下子，日本人給我取了個名字叫‘苦帝達’（政變）。”已故張學良將軍1992年在他的“口述歷史”中這樣描寫自己的處事風格。此說恰如其分，“西安事變”就是寫照。

評周恩來：
他好厲害，說出的話很有理；不但會講，也能處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個人。
甚少人受到張學良的欣賞，在這少數人中，周恩來屬第一名。少帥說，“西安事變”後，周來到西安，蔣本不願見周，後來見了，只見一次，周看到蔣即叫：“校長”，周在黃埔軍校做過政治部主任。少帥說，後來在西安主事的都是共產黨，“周恩來的人好厲害，他們都控制住了，連我的部下、楊虎城的部下都聽他的，他說出的話很有理。這個人好厲害，不但會講，也能處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個人。”另一個共產黨員李克農，也是少帥欣賞的人，在1936年1月，少帥曾和負責中共情報的李克農在洛川秘密會面，少帥說，李克農這個人好厲害，很會說話，對東北軍影響很大，王以哲（東北軍將領）受其影響很大。上世紀80年代初，葉劍英公開證實王以哲是中共黨員。

評宋慶齡：
是徹頭徹尾地親共，她曾責怪我“為什麼還不反蔣”。
張學良口述歷史最具可讀性的就是他對中國近現代政治人物的看法。除了蔣介石，不少人被少帥點名，但對宋美齡並無微詞。與少帥一起接受訪談的張夫人趙一荻（趙四小姐）說，到臺灣不久，宋美齡介紹董顯光教張氏夫婦研習英文聖經，趙四小姐說，董顯光也是他們派來考察少帥思想的。張學良說，孫夫人宋慶齡曾責怪他“為什麼還不反蔣”！他說宋慶齡是徹頭徹尾地親共。少帥又透露，1936年12月25日釋放蔣介石這個日子，是宋美齡、宋子文挑的，以做為聖誕禮物。

評宋藹齡：
她是個“壞蛋”，很不喜歡這個孔夫人。
少帥說他很不喜歡孔夫人宋藹齡，他說，宋藹齡是“壞蛋”，對他態度不好，她說：“這小傢夥（指少帥）搗亂得很，你要不整他一下，他是搗亂，你們不能放鬆他，應該懲罰他。”少帥透露，張家和孔家差點變成親家，他說：“原來我們想做親，他要我的兒子娶他的孔大小姐（孔令儀），要娶的話，要保證不娶姨太太。我說我兒子的事，我不能保證。後來他兒子（孔令侃）想娶我的大姑娘，我說我也不能反對，也不能贊成，最好讓他們兩個在一起呆呆（相處）。”

評宋子文：

宋子文並沒有“擔保”我的自由；宋對蔣說如你把少帥槍斃，我就把你的事抖落出來。
少帥說他看不起孔令侃，也看不起孔祥熙，他說宋子文和孔祥熙不合，他和宋子文則是好朋友。“西安事變”時，宋子文曾拍胸脯說姓宋的不說瞎話，一定保證少帥自由，結果宋子文陪少帥到軍事委員會受審時，有人罵宋子文：“你說姓宋的人永不說謊，怎麼到了現在這地步。”宋啞口無言，少帥則說他聽了“很難過”，但諒解他。少帥說宋子文並沒有“擔保”他的自由，他說：“宋子文他怎麼能擔保，他怎麼敢擔保呢？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外頭說話連一點影都沒有！”少帥又說，他把蔣介石送回南京後，有人主張槍斃他，宋子文就對蔣先生說如你把少帥槍斃，我就把你的事抖落出來。但少帥並未進一步說明宋子文要抖落什麼事。

評何應欽：
他是一個奴才，從來就沒被重視過，如結果到何應欽這種人手裡會更壞。
中國近現代軍政人物中最被少帥看扁的是何應欽。王新衡曾對少帥說，蔣介石不用人才，只用奴才。少帥說何應欽就是一個奴才。他說，“西安事變”發生後，西安方面知道南京有些人有野心，想藉機除掉蔣介石。少帥說他知道何應欽有很大的野心，但不怕他，是怕蔣的學生，也怕一旦西安方面和中央軍打起來，西安方面因兵少彈藥少，絕對打不過中央軍。少帥說，有一次蔣先生對何應欽說：“你把軍服脫下來，你走。”何不敢走，少帥說：“若蔣先生要這樣罵我，我真會把軍衣脫下來就走。所以我看不起何應欽。”張學良稱，何應欽從來就沒被重視（過），也沒有實權，沒帶過兵，如果他是何應欽，早就不做了，跟著李宗仁叛變，奴才一個。張學良說，“西安事變”如殺死蔣介石，則中國必大亂，結果到何應欽這種人手裡會更壞。

對蔣幾乎沒有好話
張學良（少帥）在1991年7月26日開始的一系列訪談中，一掃過去對蔣介石含蓄批評、謹慎恭維的作法，對他的老長官猛烈開炮，而且炮火猛烈。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張學良曾寫了一副挽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悼蔣，並稱蔣對他是“白粉知己”，但在4800頁的口述歷史中，少帥對蔣幾乎沒有一句好話，這顯然是少帥整部口述歷史記錄最凸出也是最令人矚目的一點。

評價一：
他對臺灣沒有貢獻，不如蔣經國
張學良說：“我的判斷，蔣先生討厭我極了。所以後來蔣先生不能讓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張抗日，假如我要（是獲得了）自由，那抗日的功勞都是我的。換句話說，我是他（的）一個大敵手，政治上的大敵手，他把旁人槍斃了，把陳儀槍斃了。”張說：“要說蔣經國對臺灣有貢獻，我承認。蔣先生有什麼貢獻？”“北伐、黃埔學校，沒有旁的。”“我主張抗日的。在蔣先生心裡，他（的）第一敵人是共產黨，而我（的）第一敵人是日本。”

評價二：
蔣介石思想陳舊，是完全的自我主義

張學良說：“蔣先生這個人，我批評他，他要（是）有機會，他真能（會）當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頑固，舊的思想，不是當代的思想，蔣經國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說，到臺灣以後，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現在也是沒有了。”少帥表示：“介石沒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來很尊重蔣先生，但後來不尊重，因蔣先生完全是自我主義。”少帥說那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主義”。

評價三：
他想當皇帝但沒有袁世凱的魄力大
張學良很不客氣地說，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發表的《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都是假的”。過去盛傳少帥看了蔣介石西安日記，而大受感動，“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少帥批評蔣介石唯我獨尊，一定失敗，他說：“蔣先生什麼都沒有，蔣經國還留下點東西，蔣先生留下什麼？沒有。”又說：“蔣先生後來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凱，可是沒有袁世凱那麼大的魄力。袁世凱想當皇帝，他也想當皇帝，（但）袁還是個人物。”

少帥反躬自省
缺點：不充分瞭解人間善惡，少年不事學問研討，僅憑一己小聰明，性情急躁。
優點：良心純正，每遇大事，總是把自己利益置之度外；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否則早成為滿洲土皇帝。

張學良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仍不時反躬自省。他在1955年5月9日的日記中說，他的弱點是年幼生活優裕、少年即握有權勢，錢財任意、一路風順，因之不能充分瞭解人間善惡；少年不事學問研討，僅憑一己小聰明；性情急躁，有時過於天真任性。但他“自覺還有一點優點”，即“良心純正，每遇大事，總是把國家、大眾利益作為思慮主點，自己利益置之度外；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否則早成為滿洲土皇帝。”他給自己立的座右銘是“一生憑道義，無處不新春”。

經典表白：
“槍斃就槍斃，我的事我負責”
少帥在談到西安事變時說：“你（指蔣介石）跟日本人打，我打！跟共產黨打，我不幹！蔣先生說安內攘外，我說攘外安內，倒過來。我把蔣送去南京，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槍斃。槍斃就槍斃，我的事我負責，決不退卻或諉過於別人。我恨透了內戰，只有日本人才願意中國打內戰。”
“餘已36歲，還有何惜乎！”

他在1937年1月6日，即被“特赦”後移交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軟禁）的第三天，寫下日記：“西安之事使我憂悲萬分，夜不能睡。餘希停止內戰，恐內戰又來，抗日無期。余救國有心，處事乏策……惜國難家仇未報，中國人30歲為高齡，餘已36歲，還有何惜乎！”這段文字，寫於“西安事變”後僅25天，張學良雖然命運未蔔，但慨然面對一切。

幽禁半世紀政治未能釋懷
張學良被國民黨幽禁半個世紀，雖口說脫離政治，其實對政治未能釋懷。1945年4月23日，他在日記中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大”的消息。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在北平（建國後改為北京）召開。張學良在6月21日的日記中根據香港《工商日報》報導，用鋼筆抄錄了這次籌備會議參加者的完整名單，共“23單位、234人”。

“口述歷史”不拍照不出借
這部“口述歷史”是根據張學良受訪錄製的100多盤錄音盒帶整理出來的，哥倫比亞大學將其裝訂成冊，按人名、地名、事件、機構編寫目錄。全部記錄約4800頁，每頁近200個中文字，共約96萬字。“口述歷史”是談話實錄，不是一本書。哥大珍本手稿圖書館要求閱讀張學良“口述歷史”的訪客預約每天只接受不到10位讀者，並規定不拍照、不影印、不出借。軍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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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软禁多年后，蒋介石给他看一样东西，看后为何泪流满面？
2017-01-18 

1937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发动了轰动内外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国共再次合作，达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我国抗战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在抵达南京后被蒋介石扣押，这一软禁就是半个世纪之久。

但在张学良晚年时，蒋介石给他看了一样东西，张学良瞬间泪流满面，究竟为何？
这样东西是一份绝密文件，里边是一份计划书，主要讲述的是蒋介石与德军签订的一份协议，以及蒋介石准备在1942年跟日本开战，收复失地，解决满蒙问题，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甚至里边还提到对张学良的任命等待。

据说张学良没等看完就泪流满面，原来蒋介石早有计划组建八十个师与日开战，只是当时世纪不成熟。因为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深知日本的军事力量及武器装备远在我国之上，硬着口头皮开战，只会徒增伤亡，还得不到任何好处。
只不过日本人没给蒋介石足够的时间，便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而当时距蒋介石的计划完成还差五年之久，计划完成不到原定的一半，为此使蒋介石没有与日军一战高下的信心。

据宋美龄回忆说，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跟德国签了一个秘密协定，用中国的矿产、农作物等等去换取德国的武器。准备装备八十个师(一说是六十个师)。当时德国派了顾问，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先建四个师，然后再是四十个师，最终是八十个师。
正是这个计划，使张学良对自己曾经的所做所为有些后悔，在看到那份计划书时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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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晚年：如果我是老總統會把我自己這樣叛亂的部下槍斃

共產黨歡迎我幹什麼？歡迎我回大陸，文化大革命呀。我們奉天吶，有一句土話：「貓給耗子舔鼻樑骨」，沒安好心！如果我是老總統，會把叛亂的部下槍斃，干出這樣犯上作亂的事，自己早把他們槍斃了。因此自己被關半個世紀，無怨無尤。張學良心目中，蔣介石一直是抗日救國的統帥，大大民族英雄。他晚年堅決不回大陸，不接受中共的歡呼，不被中共再次「統戰」利用，很令中共失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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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變，二十世紀國史重大拐彎處。中共秉承「遠方」（莫斯科）旨意，和平解決。國共雙方妥協，蔣介石放棄剿共，共產黨承認國府。25日，放蔣回寧。這一解決方案，明顯有利莫斯科與中共。因為，蘇聯不希望中國分裂，希望中國「團結一致」，共同對付日本，幫他擋住這個野心勃勃的世敵。九•一八後，關東軍佔領東北全境，號稱百萬，蘇聯明顯感到威脅，後來還真發生1939年5～9月的哈勒欣河日俄邊界戰爭（亦稱諾門坎戰役，蘇軍代表外蒙，日軍代表滿洲國）。

西安事變的「和解」，實以犧牲東北軍、西北軍為代價。按中共向莫斯科彙報：東北軍14個步兵師、三個騎兵師，除105師九個團，其餘均三團制，共57個團；以每團千人計，約六萬人。西北軍（十七路軍）一個師四個旅，共17個團，約兩萬人。

正由於西安事變對中共影響重大，中共史書做盡手腳，屏蔽重大信息。

中共、赤俄前後態度

事變前，中共慫恿張學良、楊虎城扣蔣，準備押蔣至赤區公審。事變後，延安高聲要求殺蔣，受到莫斯科高壓干涉。《真理報》嚴厲譴責張楊為賣國賊與日本代理人。同時，斯大林嚴辭電共：

立即釋放蔣，否則我們將斷絕與你們的一切關係。

如果中共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獲釋，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

斯大林如此決絕之態，對中共極其不利。中共本就是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失去蘇聯支持，中共深知後果，嚴封密罩，中共幾代黨徒絕大多數不知斯大林曾對中共用詞「土匪」。

但「捉放蔣」對東北軍、西北軍相當不划算，等於「陪著玩」，白白替紅軍得罪頂頭上司，以後怎麼過日子？事實也是：東北軍失去少帥，「二•二」內訌後一蹶不振；楊虎城被迫出洋，十七路軍分化散編。兩軍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中共成為西安事變最大贏家，免除滅頂之災，獲得喘息，且拿到合法身分，「龍興」延安，利用抗戰「十年生聚」，最後奪得國柄。

楊虎城的悲憤

事變之初，12月16日，何應欽下令討伐，數十萬中央軍開進潼關，飛機轟炸渭南與赤水車站。楊虎城意識到十七路軍可能要作犧牲，對部下說：「把這個攤子（指十七路軍）摔了，響！值得。」即為改變全國抗日形勢，十七路軍「響」這麼一下，值！不過，此時他還不知道會「犧牲」到哪一步。等到決定放蔣，自己還是蔣的部屬，必須聽命於蔣，「犧牲」的內涵才真正凸顯。

1937年1月，張學良被扣南京，楊虎城既受東北軍少壯派壓力，又囿於中共定調「和平解決」，無法動彈，處境尷尬。1月下旬，他對秘書長南漢宸（1926年加入中共），一吐衷言：

昨天，東北軍少壯派六十多個人，圍坐在我的客廳里痛哭流涕，鬧著硬要我率領他們跟南京方面決一死戰，營救張漢卿（張學良字）。這可叫我為難哩！

南漢宸根據延安指令勸慰：

這事我也聽說了。仗是千萬打不得，你一定要穩住，還是要勸勸他們。周公（周恩來）說，要幫助他們認識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個偉大戰略決策的深遠意義。

楊虎城搖搖頭，一陣沉默，嘆了口氣：「實在難哩！早晚還得出亂子。」楊虎城備受各方壓力，處境艱難，已無力掌控局面，焦慮、彷徨、痛苦。

1月27日，楊虎城發現南漢宸上了東北軍少壯軍官要除殺的名單，凌晨三點突訪南漢宸。進門後，重重倚在門上，疲乏地站著說：

我今天有要緊的事情同你談。我們兩人是十幾年的朋友關係……政治關係方面，十幾年來我是對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時候，你們要暴動，蔣介石又派韓振聲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不願同你們決裂。1930年入關以後，我用你當秘書長，1932年冬，黃傑兵壓潼關，持蔣介石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著引起戰爭的危險，將你放走，從此我與蔣介石的關係越來越壞。……你這次來西安，我當然不反對你站在你們黨的立場，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剛一來到時，我就對你說，和平解決就是犧牲我。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並親自送蔣介石到南京，結果如何，現在差不多可以看出來了，回來希望不大，張漢卿的犧牲是差不多了。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國民黨、蔣介石分庭抗禮，他們是平等的。我是蔣介石的部下，蔣介石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樣對付蔣介石？所以，和平解決的前途就是犧牲我！

這種情形，你為什麼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們黨的方面說話。我現在不能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我們現在的政治關係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是我仍願與你保持純朋友的關係。現在局勢的發展很險惡，不知道會演變出什麼事來。我現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裡去（三原縣東里堡），你在那裡是安全的。你今後不要再過問西安的事情。

國共單獨談判

張學良被扣，機要秘書苗劍秋（1902～1989）大哭大鬧，衛隊長孫銘九（1909～2000）久跪周恩來，哭泣不起。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再三勸解，這批東北軍官才於半夜離去。

周恩來從南漢宸處得知楊虎城「心聲」，感覺形勢嚴重，與葉劍英天一亮便趕往三原紅軍司令部，商定「戰」「和」。周恩來、葉劍英、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左權、楊尚昆再三研判，認為不能與中央軍開戰。

這裡，中共長期遮掩一截重要事實。1937年1月，潘漢年作為南京密使赴西安，東北軍少壯軍官懷疑其身分逮捕了潘，從他身上搜出國共直接談判的文件，內有劃赤區為特區、提供軍餉、共產黨合法等，國府簽署人張群。苗劍秋執持文件質問周恩來：

為什麼出賣我們「三位一體」協議？你們為什麼單獨談判？難道這就是你們同意讓張學良去南京的原因？這叫什麼統一戰線？現在誰還能作紅軍的朋友？你們不能在西安保持統一戰線，怎麼能在全國保持統一戰線？

苗劍秋與周恩來談了六小時，堅持與南京談判的前提必須釋少帥，但未能達成協議。苗罵周：「你真不識時務，是個蠢人。」這才有1月28日周恩來在三原紅軍司令部堅持紅軍應與東北軍、西北軍「生死與共」！

東北軍高級將領王以哲、何柱國、于學忠本就不願與中共結盟，當他們發現周恩來與南京單獨談判，非常高興，「因為這給了他們一個決裂的借口。」

周恩來也是迫於斯大林壓力，被迫從「反蔣抗日」轉到「擁蔣抗日」，對「和平解決」也一肚皮牢騷。2月1日，周恩來約苗劍秋談話，說了一段相當違反黨性的話：

我很擔心、我很擔心，如果現在用投降解決這個事變，那麼一切都完了。你說的都是對的，現在我才體驗到李立三和陳獨秀當時面臨過的困難。

此處還有一關鍵細節：中共一直標榜周恩來勸阻張學良送蔣回寧，既英明亦義氣。事實卻是：直到12月28日，周恩來還對日本趕回的張學良政治顧問苗劍秋說：「我相信他很快就回來。」

另一重大細節：蔣介石也不同意張學良陪送南京：「這於你是不利的。」蔣這一誠懇態度促使張學良下決心結束「事變」，執意送蔣回南京，以示謝罪。

張學良晚年親述

張學良九十歲親述（光碟錄音為證）：

我從國外回來，為什麼又去打共產黨呢？……老總統說實在地，對我是不錯。我回來了，老總統跟我講：「一個你去打劉黑七（按：土匪），一個是你去打共產黨，到山上去。」……我自己選擇了它（打共產黨）……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東北軍是我的包袱。我當時跟（老）總統說：「我不想帶東北軍了。」所以我當京滬衛戍司令的時候，我就不帶這個東北軍了。

張學良說到「九•一八」——

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根本沒有請求政府……我沒把日本看透……我就沒想到日本會敢那麼樣來！

張學良評「西安事變」——

誤長官，毀僚友，害部屬。

1958年11月23日，張學良在台灣大溪見蔣介石。張淚涌，蔣濕眶。張對蔣講了一段話肺腑之言——

我先前一直存著一個幻想，誤認共產黨也是愛國分子，希望國共合作來救中國。數年來共匪的作風，使我覺醒，我是幼稚愚魯，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無識。

……總統未作答，只說「西安事變，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1957年反右，中共反自由民主的嘴臉徹底暴露。蔣介石此時見張學良，應含意「現在你明白了吧」？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張學良輓聯：

關懷之殷，情同骨肉；剛正之事，宛若仇讎。

談及文革後中共出於統戰鉚勁邀他回大陸——

共產黨歡迎我幹什麼？歡迎我回大陸，文化大革命呀。我們奉天吶，有一句土話：「貓給耗子舔鼻樑骨」，沒安好心！

如果我是老總統，會把叛亂的部下槍斃，干出這樣犯上作亂的事，自己早把他們槍斃了。因此自己被關半個世紀，無怨無尤。

張學良心目中，蔣介石一直是抗日救國的統帥，大大民族英雄。他晚年堅決不回大陸，不接受中共的歡呼，不被中共再次「統戰」利用，很令中共失望呵！

2018-5-1 Princeton

注釋：

1.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西安情況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7-1-20）。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1937），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版，頁21。

2.愛德格·斯諾《紅色中國雜記》（1936～1945），黨英凡譯，群眾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頁8～12。

3.南新宙：〈南漢宸的故事〉，載《紅旗飄飄》第25集，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頁65～120。

4.愛德格·斯諾《紅色中國雜記》（1936～1945），黨英凡譯，群眾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頁17～23。

5.唐德剛整理：《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9年3月初版，頁251～252、274～276。

6.林博（記者）：〈幽禁21年張蔣淚對〉，載《中國時報》（台北）2002-6-9。

7.唐德剛整理：《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9年版頁308、331、4（唐序）。

[editorial]

向中共投降，最慘絕對是軍公教！回顧70年前血腥過往：他們不是被處決虐殺，就是關到死…
蔡佳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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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共產黨的下場是什麼？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圖/百度百科)

台灣向中共投降，到底會怎樣？面對近日逐漸緊張的兩岸局勢，台灣總會出現「委曲求全」、「不要打仗」的聲音，好像覺得舉手投降、不要對抗就可以繼續和平、安穩地過生活。但當我們回顧中國共產黨過去的作法，好像不是如此……

韓戰上的砲灰志願軍，人海戰術用的是什麼人？
1949年國共內戰後，蔣介石丟掉大陸，毛澤東以「停止抵抗，保證其生命安全」做為喊話，大批國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國民黨員、公務員向共產黨投降。但1950年韓戰爆發後，大批投降國軍被推到最前線去當炮灰，當時韓戰「以中國人海對抗美國火海」，有許多就是用中華民國的投降部隊去填補。

曾任美軍戰俘營翻譯的黃天才曾說過：「中共那時候的裝備很原始，完全是靠人海戰術……有戰俘交代說，他們一路被美軍砲轟，趕到前線時一個團已經有一半人不見了！」而這些人很大一部分是投降或被俘的前國軍人員，甚至有部分較晚改編的國軍俘虜，被認為頑固不化而在解放軍隊中私下被凌虐處死。

只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是，美軍俘虜了2萬多志願軍，並讓他們自行選擇要去台灣或是回中國，有2/3的志願軍戰俘都選擇去台灣，他們大多曾是國軍，加上對在共軍內的排擠與洗腦教育不滿，而選擇到台灣，其他選擇回到中國的志願軍俘虜，有一部分卻被當作美軍間諜，受到開除黨籍、軍籍的處分，在鎮反與文革時期也都受盡屈辱，像是曾在志願軍戰俘營擔任翻譯的張澤石。


如果中國併吞台灣，並且跟其他國家發生戰爭，被推上前線去送死的，會是誰呢？

鎮壓反革命，500萬人遇害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前朝的清算可不只如此，1950年毛澤東同時下令大規模處決國民黨軍政人員，從先前投降、投共的到被俘虜或逃亡的都不放過。其中除了國共內戰後期倒戈投共的將士，連已經退役返鄉多年、早已不參與政治的中華民國軍公教人員也難以倖免，這場「鎮壓反革命」行動中，或殺或關者保守估計有200到300萬人，另也有數字統計實際遇害者多達500萬人以上。

包括曾任湖南討賊軍第一軍軍長、1925年就辭職回鄉的宋鶴庚，他在國共內戰後期曾授意侄子投奔中共，沒想到鎮壓反革命開始後，已經脫離軍界25年的他在上海被抓，1952年被以反抗革命的罪名判處死刑。

有學者指出，毛澤東連已經解甲歸田、無意與中共對抗的退休人士也不放過，是因為他們多是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中共害怕他們再次聚集反抗，所以需要先斬草除根。

她在「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功勞，卻是如此下場
1949年中共軍隊不傷一兵一卒的進入北平（今北京市），有個關鍵人物幫了大忙──國民黨北平守將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她作為特務潛伏在父親身邊，為中共竊取軍事情報，最後成功讓共軍佔領北平，但是她卻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回報，甚至不被組織承認她的黨員身分，當年那些跟她連絡、靠她立功的地下黨員都已升居高位，但沒有一人出面為她說話，晚年更是貧病交加，孤獨無助地辭世。

連這樣一個忠誠的關鍵特務都被這樣對待，只因為她是出身於國民黨家庭，更何況是被俘虜或是投降的國民黨人員呢？

多數投降的國軍不是死在戰場上，就是在戰後的清算被處決，或是被關到老死，僥倖活下來的也在反右運動、文革時期受盡屈辱，一些職位高、影響大的軍官不好處決，就會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以表明共軍「優待俘虜」。

雖然中共政府在80年代為志願軍戰俘平反、恢復名譽，可是有許多都已經不在人世，他們為了結束戰爭而投降，換來得卻是無盡的屈辱及鬥爭。向中共屈服換取和平，真的可行嗎？看看這段過去的歷史，值得我們好好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