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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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一 6月 30, 2014 10:59 am


蔣介石日記揭秘:三次反對美國向大陸扔原子彈


蔣介石敗退臺灣以後,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其間,美國人曾三次考慮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但蔣介石三次都反對。
核心提示:蔣介石敗退臺灣以後,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其間,美國人曾三次考慮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但蔣介石三次都反對。

本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楊天石,原題為:《蔣介石日記揭秘:曾三次反對美國核襲大陸》
蔣介石敗退臺灣以後,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其間,美國人曾三次考慮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但蔣介石三次都反對。

志願軍入朝作戰,杜魯門考慮使用原子彈

蔣介石1950年12月1日日記雲: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
1950年入朝的志願軍先後在西線和東線發起攻擊,美軍受到沉重打擊。美軍統帥麥克亞瑟驚呼:“投入北朝鮮的中國軍隊是大量的,其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場全新的戰爭”。

11月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聯合國部隊不打算放棄他們在朝鮮的使命”,“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應付軍事局勢”。記者問他,“任何必要的步驟”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彈,杜魯門說:“我們一直在積極地考慮使用它。”
顯然,蔣介石12月1日的日記即針對前一天杜魯門的講話而發。“應設法打破之”,表明蔣介石不僅反對美國對中共使用原子彈,而且要採取某種行動。

蔣介石完全支持當時位於朝鮮半島南部的韓國政府。6月26日,即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立即召集會議,討論出兵援韓問題。29日,他決定出兵3個師,並派顧維鈞向美國政府交涉。後來,又曾多次向美國表示,堅決支持韓戰。12月1日,他曾托人轉告麥克亞瑟:“韓戰挫折甚念,如需中國盡力之處,無不竭誠效勞,願共成敗。”但是,他一聽到杜魯門有用原子彈對付中共的“考慮”,還是堅決反對。其原因,據蔣日記自述,是因為覺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總禍根乃在俄國也”。

北越奠邊府大捷,美國軍方考慮使用原子彈

1954年4月17日,蔣介石擬定《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其中第3項寫道: 美國氫彈、原子彈不令用於越南與中國大陸。
根據這一則日記可知,美國曾再次準備用原子彈,以至氫彈攻擊越南和中國大陸,而蔣介石再次反對。蔣介石既然將之列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可見是幾天之內就要做的工作,有其緊迫性。

次天,蔣介石日記雲:“約見美太平洋總部霍華德參謀長。”顯然,“‘不令’美國使用原子彈”,是蔣介石確定的對霍華德的談話內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胡志明領導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內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簡稱“北越”)。法國為爭奪對越南全境的控制權,於1945年9月對北越發動戰爭。1950年,中國政府應越共要求,派西南軍區副司令員陳賡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並派以羅貴波為團長的政治顧問團和以韋國清為團長的軍事顧問團到越南工作。同年12月,法國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協定》,美國軍方向法軍提供大批武器裝備。1954年3月,在中國的軍事援助下,越南人民軍以優勢兵力進攻奠邊府,全殲法軍1.6萬人,俘虜法國步軍司令德卡特萊少將,法軍敗局已定,準備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國則準備介入。

為了反攻大陸,支援法軍,蔣介石于當年2月命其副總參謀長彭孟緝制訂一項“雷州半島方案”,其內容是,在廣東的雷州半島登陸,以之為“第一灘頭陣地”。向北,進攻廣東、廣西,威脅南寧;向南,進攻海南島,阻斷中共接濟越南的通道。蔣介石覺得,這一方案“或易為美國所接受乎?”

從蔣介石日記可知,為了挽救法軍在越南的敗局,這時美國曾準備以氫彈、原子彈襲擊越南和中國大陸。霍華德的臺灣之行,旨在徵詢蔣介石的意見,而蔣介石的態度仍然是反對。

反攻大陸,蔣介石拒借原子彈

1954年10月20日,蔣介石日記雲:

召見叔明,詳詢其美空軍部計畫處長提議,可向美國借給原子武器之申請事,此或為其空軍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無此意乎?對反攻在國內戰場,如非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應特別注意研究。

叔明,指王叔銘(1905-1998),山東諸城人,中國空軍創始人之一。1950年4月任臺灣防空司令部司令。1952年升任空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由於他和美國空軍之間長期而深厚的關係,因此美國有關方面選擇他作為向蔣介石的傳言人。

蔣介石深知,自己初退臺灣,立足未穩,完全不具備反攻大陸的條件。因此,他在1951年《大事預定表》中強調,準備未完,切勿反攻;無充分把握,決不反攻;時機未成熟,亦不反攻。

蔣介石要反攻大陸,首先必須解除美國的所謂“臺灣中立化”的束縛。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曾宣佈,命令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以阻止從中國大陸對臺灣和從臺灣對中國大陸的一切海空活動,將臺灣海峽“中立化”。美國的這一決定既反對大陸解放軍跨海進軍臺灣,也反對臺灣蔣軍跨海進攻大陸,對海峽兩岸都有限制。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國總統艾森豪下令第7艦隊不再干涉蔣軍襲擊中國大陸,“放蔣出籠”,蔣介石很高興,認為“正合吾意”。

蔣介石要反攻大陸,還必須爭取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1954年初,他制訂“開計畫”(K計畫),爭取美國援助的武器有:海軍驅逐艦6艘,噴射式F86式戰機2大隊,F84式戰機2大隊,新式雷達若干。

該計畫同時要求:1.以蘇聯接濟中國的武器數量為准;2.幣制基金現款5億美元;3.每年作戰經費3億美元;4.經濟援助1億2千萬美元。
美國人在很長時期內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畫不感興趣,認為這只是蔣的夢想,因此,對蔣的軍事援助也不很積極。蔣介石曾在1951年10月20日的日記中抱怨,美國應允的1951年軍援計畫7千萬美元,至今“一物未到”。12月31日日記稱,美國運到臺灣的軍援武器只占其應允總數的32%不到。對於蔣介石所要求的新式噴氣戰機,美國人擔心會給自己帶來麻煩,要求蔣介石保證,不得採取對大陸的攻擊性行動,以免將美國拖入戰爭,在此之前,停止或暫緩向臺灣交付飛機。1953年7月12日,蔣介石甚至咬牙切齒地在日記中表示:“再不要幻想美國援助我反攻複國。該國之政策與諾言絕不能信賴,其幼稚、衝動、反復無常之教訓,如果自無主張與實力,若與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與犧牲而已。”

到了1954年,美國人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計畫的冷漠逐漸出現轉變跡象。當年2月,臺灣與美方召開“共同防衛臺灣作戰會議”。4月,蔣軍與美軍在臺灣南部共同舉行“聯合大演習”,14日,蔣介石邀請美國軍方高級將領普爾少將等人聚餐,參加者一致表示,願隨蔣介石“並肩反攻大陸”。9月3日,海峽兩岸發生炮戰。解放軍自廈門向金門發炮6千餘發,擊斃美軍在金門的顧問2人。7日,臺灣蔣軍出動海空軍攻擊解放軍炮兵陣地。10月11日,蔣介石致函艾森豪,認為如果蘇聯首先使用氫彈,先發制人,則“氫彈一落,全世界人心震驚,其必同時萎縮、昏迷,不知所至,更不知如何能圖報復。”因此,他建議美國,“不如助我反攻大陸,使敵人專致力於此,而無暇顧及其他,是為長期消耗敵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之一法。”美國空軍部計畫處向蔣介石提議,只要蔣申請,即可出借原子彈供反攻大陸之用,顯然與這一背景有關。

蔣介石當然知道原子彈的厲害,也知道此物對他反攻大陸會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後來的歷史表明,蔣介石終其一生,沒有向美方提出有關“申請”。

蔣介石雖然是個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爭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國人借用原子彈,那麼,不僅反攻大陸不會成功,而且,他就將永遠成為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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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三 8月 06, 2014 11:37 am

從張作霖之死談起

lwts72 5-8-2014 17:23:02

歷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決定方向的。一戰的開始是一名青年的一槍引發,中國的歷史也不例外。中國的歷史也是從哪一聲爆炸,張作霖被炸死而被改寫。

自蘇聯解密炸死張作霖一事來看,與我們通行的教科書而言應當是另一種版本。筆者不揣淺陋,以這一事件為真實的話,哪 眾所周知的9.18事變就需要另一種分析。首先蘇聯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是可以成立的。原因是張作霖親日,儘管他有著非常手段,可以非常從容的與日本人周旋,並未有什麼賣國實績。張與蘇的矛盾由來以久,日俄戰爭開始,張作霖選擇了日本人,後來殺害了我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這筆血債導致張作霖被炸死也說的過去。其時由於蘇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對張作霖坐大是不願意看到的。

中東路事件,可以看成是張學良在蔣的授意下,替父報仇之舉,儘管由於實力不如蘇軍遭遇慘敗,但可以理解,人之常情。而這一事件導致東北軍的作戰能力急劇下降,加上當時張學良除去內部幾個舊日重臣傷了一些元氣,因此,可以說東北軍的實力已經不是直奉戰爭時可比。

九一八事變。從目前解密的資料來看,日本國內並無相應的戰略規劃發動這一事變。事變是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發動的,日本人情報一向很到位,應當是從東北易幟一事,發現了東北軍要與日軍決裂的徵象,同時也摸清了東北軍的真實實力,蓄謀已久。但日本軍部對這一事變並未進行申斥,反而是接受了後果,因為日本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利益,佔據東三省。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而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讓東北迅速淪陷。東北剛易幟不久,很難說南京政府的命令在東北軍中會有多大的效力,張學良想保存實力的想法才是導致日本人為所欲為的根本原因。政治上不成熟,對日本有幻想,以為通過和平手段可以解決問題,卻沒意識到是與豺狼為伍。
當時的關東軍有多少人,可能沒有人會想到,只有區區兩萬人,如果東北軍盡全力抵抗的話,關東軍的勝利並不會輕鬆。但東北軍內部並不如日軍團結,很難說打起來會不會分裂。這也是張學良的隱痛。但中國並不是沒有機會,日軍侵佔東北,僅抗聯就有30萬之眾,但由於裝備低劣,指揮失誤,加上山頭林立,被增援後的日軍逐一殲滅,只留下白山黑水間的英雄歎息。其時日軍在東北的總兵力也只有五萬人。

西安事變。由於張少帥的問題導致東北丟失,所以在西安會見東北請願者時張會無地自容,失態並表示會有解決的辦法。他的辦法就是兵諫。估計這是少帥很少採取的極端行為,但這一次他做的還是一件正確的事,至少沒哪麼誤國誤民。在他抓到了蔣介石後,看了蔣的日記,認為自己太莽撞了。中國與日本的實力對比,並不象很多人認為的哪樣,差不多,而是差很多。自甲午戰爭之後,兩國的發展道路決定了雙方巨大的軍事差距。一方面是日益增強的軍力和軍事工業,擁有強大的海軍和先進的空軍。另一方則是自哪以後的革命,分裂,軍閥混戰,等等。這一切的因素,作為領導的蔣介石比之一般人要清楚,蔣遲遲下不了抗日的決心的原因是認為無戰勝的可能,從後來的進程來看,確實我們付出的代價非常之高昂,儘管結果是勝利了,但並不是中國的軍隊打敗了日本。1937年的時候,日本軍隊的規模雖然還不是非常龐大,但僅其陸軍重型火炮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當時的世界最強的陸軍,法國陸軍。而這時日軍包括國內在內的總兵力也只有25萬人。七七事變,槍聲一響,日本的戰爭機器瞬間啟動,在極短的時間內徵發了龐大的軍隊,先後與中國軍隊進行了華北作戰和上海作戰。由於日軍擁有強大的海軍,所以的戰略上處於絕對的主動,先後在青島和杭州灣登陸,扭轉了戰局。由於日軍的火力優勢,與之正面作戰的國軍與日軍進行師團級的作戰時往往在火力上處於絕對的下風。當時雙方在軍力的計算上,都選擇了一比五的比例作為進行作戰的比例。而且日軍師承德軍,在訓練上非常用心,以彌補資源缺乏的問題,日軍單兵沒有裝備在其它國家普及的衝鋒槍之類的耗彈量大的裝備,而是選擇了三八大蓋這種小口徑的步槍。在小規模的作戰中,日軍並不佔有什麼優勢,就是因為其火力並不占優,其機槍師從法國,選擇了氣冷式,弱於中國軍隊裝備的的水冷式。

但為什麼蔣會選擇抗戰,並表現的很堅定呢?中國唯一優於日本的地方在於戰略層,我們有五千年的智慧底蘊,而且當時的領導層,如我黨都是站的層面非常高的,從日軍的強悍中看到了日軍的弱點。中國不懼與日本的大規模作戰,而是要警惕日本步步為營,蠶食中國。所以大打有利於中國,儘管這個過程是哪麼漫長,代價是哪麼高昂。但從這以後,中國迎來了轉機,國家走向獨立和富強。
或許歷史有多種解讀,但真相只有一個,但歷史並不是必然的,更像是一輛急馳的汽車,路上的任何障礙都會或多或少的改變它的軌跡。僅以此文,探討一下當年的歷史,錯、誤難免,歡迎各位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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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二 9月 23, 2014 8: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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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時,美國為什麼要對國民黨軍隊武器禁運十八個月?



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歷史上很多事情大家知之甚少,有段歷史,更是鮮為人知,因為從來就沒人提起過!那就是內戰之初,美國曾對國民黨軍隊實行了長達十八個月的武器禁運!從46年一直到47年五月!這種禁運直接導致國民黨武器匱乏,戰場上節節敗退,以至於1947年五月國軍74師在孟良崮被全殲,抗日英雄張靈甫陣亡。究其原因,就是我當當時的口號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美國人天真的把國共兩黨當成了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以為兩黨會像美國那樣公平競選,所以他不願看到國民黨一党獨大,他希望雙方停戰調停,然後向美國那樣輪流執政。美國人的思維沒有中國人的複雜,由此可見一斑,附圖



在內戰初期,即1946年和1947年初,國民黨軍隊的向前推進是不可阻擋的。他們深深地進入了東北,在東北戰場不可阻擋,在通往哈爾濱的道路上越過了長春;山東的大部分地區亦為其所得;這時候,美國人擔心的是國民黨會一党獨大,於是就對其實行了武器禁運,長達十八個月!!而這期間,蘇聯給共產黨部隊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有一次就一次性提供70萬支步槍!

於是歷史無可挽回的逆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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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六 11月 01, 2014 10:04 am

紅軍長征到陝北並未勝利結束

新華軍網為紀念長征八十周年報道,主要觀點還是毛澤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宣告: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實際上,國民黨軍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並沒有結束,紅軍尋求生路的戰略轉移也沒有停止。一九三六年二月,老毛東征山西,中央軍十萬馳援,四月將紅軍打出山西。國軍圍剿後因西安兵變中斷,長征才真正結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決定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突破重圍去湘西賀龍的根據地立足。其實,當時並沒有甚麼長征的戰略決策,說穿了就是潰逃。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特派中共中央的軍事總指揮李德承認,北上抗日是政治口號,決不是軍事計劃。衝破敵人對中央蘇區包圍圈之目的,就是去湘黔交界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損失過半,不得不放棄與賀龍會師的計劃。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召開「黎平會議」,決定去川黔邊區建立中央紅軍根據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紅軍打到貴州遵義,中共中央再召開毛澤東奪軍權的「遵義會議」,經過反覆爭論,否定「黎平會議」的決定,又打算北渡長江,投靠財雄勢大的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創建川西北中央根據地。

繼承傳統 總結教訓
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兩河口會議」決定紅軍北上川、陝、甘創建蘇區。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說我們紅一方面軍應該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然後向東發展。當時老毛悲觀地說:「即使被敵人打散了,我們也可以做白區工作。」所謂與蘇聯接近的地方,無非是內蒙古邊境。

毛澤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宣告: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本來以為在陝北劉志丹的根據地能安身立命,結束被國軍追打的流竄局面,豈料老毛東征山西被趕回,西征甘肅、新疆出師不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紅軍在寧夏戰役又失利,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從外蒙古給槍炮、錢財的計劃,重新研究經過新疆哈密交接軍事經濟援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覆電莫斯科:萬一紅軍在陝西、甘肅無法立足,不得不向四川、湖北或山西發展。當時紅軍四面楚歌、舉棋不定,哪裏有一年前宣告長征是我們勝利結束的躊躇滿志?

勝敗乃兵家常事,紅軍長征在軍事上大潰敗,毛澤東在當時為宣傳鼓動只講豪言壯語,並不足為奇。到了今天,即使要繼承紅軍長征的革命傳統,也可以從總結經驗教訓入手。首先要看清國共兩軍實力懸殊:老毛被包圍在陝北只有萬把人,東面是閻錫山十幾萬山西兵;南面是張學良東北軍二十萬、楊虎城西北軍八萬,背後督戰的中央軍十幾萬;西面是回族馬家軍十萬兇悍騎兵;北面則是千里大沙漠。紅軍能夠死裏逃生,靠的是軟實力加上運氣,我們要認真總結。

知己知彼 重中之重
毛澤東打江山的三大法寶,除了武裝鬥爭,還有統一戰線。促成西安兵變的重要因素,就是所謂抗日統一戰線,當時打着抗日旗號反對中央政府領袖蔣中正的地方軍閥比比皆是。一九三六年,廣東陳濟棠勾結廣西李宗仁、白崇禧,號稱抗日救國軍反蔣,和老毛同出一轍。至於用抗日反蔣來統戰張學良更是對症下藥,效果立竿見影。

老蔣輕敵「不知彼」問題不大,他不察張、楊通敵「不知己」,怎能不陰溝裏翻船?至此,紅軍長征才以勝利結束。

馬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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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日 1月 11, 2015 9:30 am

劉仲敬:張學良為何不回大陸?

2015-01-07 09:46:25

編者按:此篇為劉仲敬點評近世人物中的一篇。劉仲敬點評近世人物,是共識網對劉仲敬老師的獨家約稿,主要內容是點評晚清近代以來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涉及政界、軍界、商界、學界,目前已有20多篇。更多精彩人物點評將會在即將上線的共識新聞用戶端(共識APP)中掛出。點評近世人物是共識網編輯部的一次新的嘗試,我們也期望能與更多網友進行互動,歡迎您提議希望劉仲敬老師點評的人物,由我們向劉仲敬老師轉達並約稿。



張學良屬於那種事蹟眾所周知的人物,因此無需重複敘述。他的性格屬於「老兒子」的類型,任性而脆弱。「老兒子」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多年期望得子,卻生了太多的女孩。在大家都已經絕望的時候,兒子突然降生了。他處在這樣的環境內,不變成花花公子是非常困難的。他少年時代習慣了奉系勢力節節上升的趨勢,自己又在軍事革新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視事太易,沒有堅持長期計畫的耐心,不能區分枝節的困難和方向的謬誤。

東北易幟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此後的一切錯誤都派生於此。張作霖在東北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術,因此奉軍可以輕易入關,關內的勢力卻不能輕易出關。東北的特殊地位如果動搖,奉系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東北軍接受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自殺性質極為明顯。張作霖和孫文結盟,就堅持擱置三民主義和反帝外交,表現了高度的審慎。蘇聯取代沙俄以後,東北亞的勢力均衡體系已經搖搖欲墜。國民政府的勢力一旦伸入東北,東北的緩衝區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實現以前,東北必定會淪為動盪的焦點。張學良指望將外交責任交給南京,無異于抱薪救火。

從勢力均衡的角度看,九一八事變恢復了東北易幟前的平衡。張學良過度地倒向南京,結果使自己喪失了統治東北的資格,從此只能依靠蔣介石的善意了。這種格局非常類似亞努科維奇倒向俄羅斯,結果失去了統治烏克蘭的資格。對於奉系自身,九一八將張學良繼位造成的裂痕變成了鴻溝。張景惠一流舊派人士憎惡國民党超過憎惡日本,早在楊宇霆遇害後就離心離德,現在乘機投向日本一方,在「新京」新政權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學良本人領導的新派游士氣質多於土豪,厭惡鄉民的土鼈式忠誠,酷愛北平的花花世界,習慣了蔣介石撥給的統戰津貼,早已不願返回關外。他們相信蔣介石欠他們的,因為流亡是易幟的代價,他們理應永遠佔據國民政府的第二位。

然而在蔣介石嫡系和南方各派系的眼中,東北軍根本就是 北洋最保守的一派。他們支援領袖的統戰收買政策,僅僅因為外交和地緣政治的需要。他們覺得現在東北軍已經淪為仰人鼻息的客軍,理應效法皈依三民主義的北洋殘軍,接受党國的革命史觀,放棄特殊化的幻想。認知圖景的衝突比單純的利益衝突更難調和。蔣介石和張學良兩人最初仍然很講義氣,但他們的部屬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摩擦。從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蔣介石實際上可以而且應該迅速背信棄義,吞併張學良在關內的部隊,但他自負英雄,不肯乘人之危。從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張學良在九一八以前完全可以背叛蔣介石,在九一八以後就絕對不能再起貳心,但他也不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老兒子」始終好高騖遠,覺得身邊的土鼈不如遠來的和尚,其實不是因為他對土鼈和和尚的理論有多少瞭解,而是因為熟悉和管束令人厭煩,陌生和新奇引人入勝。他一旦得到遠來的和尚,又會像對待原先的土鼈夥伴一樣,迅速由厭倦而背叛。他的政治操守和對待女人的忠誠差不多,原因也非常相似。他最容易犧牲忠誠的朋友,購買敵人的歡心,部分原因就是土鼈過於忠誠,無論他怎樣反覆無常都會忠誠到底。他對真正冷酷無情的敵人,反倒流露出無計可施的紈絝子弟本色。他在老帥張作霖麾下,對國民黨作戰,卻覺得三民主義比土鼈鄉親的《三國》式忠義更時髦,最後為了時髦誅殺父親的老將,為原先的敵人出死力,不惜犧牲自己的根基。他一到蔣介石麾下,孫文思想就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像拋棄委身相許的女人一樣,迅速轉向更加神秘的獵物,開始跟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調情。墨索里尼坦白地告訴他,義大利人和所有歐洲人都對中國不感興趣。於是,這個厭倦新玩具的孩子又轉向史達林。

蔣介石以寬大慷慨自負,不殺降將、不毀承諾,在中國歷代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見的。張作霖留下的顧命老臣大抵是民間粗俗儒學薰陶產生的江湖人物,集粗魯、殘酷和小團體的忠義于一身。這些人都把張學良當成任性的寶貝,一再容忍他的輕率,一再替他收拾殘局。他身邊的女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內,自然培養不出審慎和遠見。史達林則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極端謹慎和堅忍,從不忘記過去的冒犯。他的殘酷不是為殘酷而殘酷,而是極端謹慎和缺乏安全感的產物,因為他冒不起寬恕舊仇人而遭到反噬的風險。他一向不會為了虛榮的損失而採取實質性行動,而且非常鄙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這種愛慕虛榮的文人氣質。虛榮損害鋼鐵般的堅強,而史達林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鋼鐵。朱加什維利之所以給自己取這個名字,就是想要模仿這種性格。

   張學良背叛蔣介石的動機主要是虛榮,覺得遭到蔣介石集團的怠慢,卻提不出具體的、馬基雅維利性質的政治 要求。事實上,他去西北的安排是他自己選的。蔣介石和他的盟約是安排他做國民政府的副主席、行憲後的副總統,蔣介石並沒有因東北淪陷而背盟。張學良因為某些後勤軍官負責的雞毛蒜皮不滿,其實這些事情並不由蔣介石本人負責。這種行徑就像嬌縱的小孩哭鬧,沒有具體的要求,只是覺得大人對他不夠注意。史達林理解不了這種動機,只是簡單把張學良當成張作霖和東北軍的政治繼承者。他沒有忘記,張作霖是蘇聯和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死敵,張學良本人又是中東路事件的主要製造者。這樣的人居然突然提出加入共產黨,未必沒有叵測的居心。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能冒這種險。



史達林生性多疑,不可能沒有注意張學良同時跟國民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調情。從他的角度看,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花花公子的反覆無常、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陰謀家拖蘇聯下水的妙計,他也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來防範這百分之一的危險。資產階級政治家可以多次失敗和再起,但蘇聯政治家一次失敗就是萬劫不復。雙方對風險的看法當然截然不同。史達林知道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都有一批人渴望引誘蘇聯和日本開戰(至少李立三和蔣廷黼已經把這種意圖公開化了),給自己減輕壓力;而他的外交佈局恰好是想誘使中日開戰,給自己減輕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懷疑張學良的主動投靠乃是誘使他反日的陰謀。主謀是張學良自己、日本人、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對他並不重要。他為了小得多的懷疑,已經殺掉了許多忠實部下,怎麼可能對張學良網開一面。

這時,張學良犯了另一個判斷錯誤。他以為中國共產黨就是蘇聯的忠實代理人,不會假傳聖旨。然而,他缺乏知人論世的智慧。中國共產黨當時正處在最絕望的時刻,張學良幾乎就是他們最後的救命稻草。如果戰爭重啟,他們可能不得不退往蘇聯。史達林對失敗的共產國際支部人員非常殘酷,他們很可能像波蘭共產黨中央一樣被斬盡殺絕。如果張學良倒戈,他們立刻就能打開局面,獲得蘇聯和國民黨的重視。如果他們將史達林的拒絕告訴張學良,這個任性的孩子可能再次覺得感情受到傷害,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情,因此只能瞞著他,雙方慢慢聯絡感情,至少可以拖延時間,從張學良手中得到一些軍火和資金。拖延到最後的結局會怎樣,他們自己也心中無數。他們沒有料到,張學良這個孩子沒有耐心,居然把共產黨假傳的史達林意見當真,以為蘇聯會支援他們的西北聯盟抗日,魯莽地發動了西安事變。蘇聯、日本、國共兩黨都驚詫莫名,相互懷疑是不是對方的陰謀。今天我們發現這些資深的陰謀家偏偏在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完全無辜,充分證明歷史沒有什麼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 最初希望蔣介石去死,國民黨徹底瓦解,最大限度地減輕他們的壓力。但史達林完全不是這麼看問題的,他覺得蔣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顯然是日本人,非常懷疑張學良是日本人的間諜。當然他高估了花花公子的馬基雅維利能力,但人之常情都是以己度人。史達林如果處在張學良的位置上,不會覺得玩弄馬基雅維利主義外交有什麼不對。何況,他始終認為張學良是張作霖的兒子。他對張作霖非常忌憚,直到高崗事件的時代仍然耿耿于懷。在他的理論中,張作霖的繼承人肯定比孫文的繼承人更反動,正如弗朗哥將軍肯定比西班牙共和派更反動,儘管他們都是敵對勢力。共產國際的紀律比國民黨嚴格得多,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為蘇聯的大局犧牲自己的小局。他們完全清楚,這樣做就是害死了張學良。他們直到時過境遷幾十年後,仍然對張學良心懷愧疚,一再送去最優厚的條件,但張學良從來沒有寬恕他們,不給片言只句的回覆,堅決將他們從記憶中抹去。



張學良聽到蘇聯宣佈他是日本間諜,還以為可能是外交辭令,等到周恩來前來表態,就完全絕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經是一具政治僵屍,就完全不想活了,最後一次任性起來,照他一貫的作風,又是犧牲現在的盟友,投向現在的敵人,親自將蔣介石送回南京。蔣介石寬恕他,因為兩人其實是相互理解的,也因為蔣介石知道:張學良名義上是他的下屬,事實上是他的盟友。如果黃埔軍人私通敵國,肯定不會放過;但諸侯實際上就是一個准國家,翻雲覆雨並不是異常現象,廣州國民政府也是這樣做的。

一個人無論年輕時多麼荒唐,晚年總會喪失驅使他荒唐的各種欲望。張學良只是任性,不是弱智。退隱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自己的形象: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壞;誰對他壞,他就對誰好。這樣的人如果成功,世界上還有天理嗎?老帥和他忠肝義膽的江湖好漢辛辛苦苦打下江山,讓他坐享其成,得到了什麼結果?他一再自己害自己,這並不要緊,但他也一再害死對他最好的人,還有什麼臉面在這些人犧牲以後苟活下去?中國人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儒家的罪惡是一個具體的世俗概念,但他沒有這方面的障礙,因為根據儒家的世俗標準,他已經是不忠不孝的罪人了。蔣介石皈依基督教,最初可能是向強大的西方示好,體貼虔誠的妻子;最後就變成修身養性的法寶,逆境中最可靠的依託。張學良最後皈依基督教,則無異于解脫,否則他無法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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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六 1月 31, 2015 2:46 pm

楊天石:我總結蔣介石共有五大毛病
2015-01-31 09:23

[摘要]楊天石看到的是蔣介石日記的縮微膠捲影印件。

踏進楊天石的辦公室,覺得這個高大的老者幾乎要被密密堆積的書本淹沒。到處是書,架上案頭,牆腳凳邊,書架間挪出一線小道通向門口,容不下兩人並肩行走,桌邊只留下狹小的空間放了兩個凳子供來訪者落座。楊天石嵌在書堆裡,向記者追溯自己過去25年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歷程。在談話中,他不時地隨口引用史書中的某些章節,為了指明出處,他時時起身,三兩下從書堆中抽出剛剛引述的那本書,略翻幾頁,指給記者看:“就在這裡,我剛才告訴你的那段話。”

“史實敘述的準確和觀點表達的準確”,是史學界對楊天石的評價。正是因為這種治學態度,讓他在歷史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就研究領域而言,楊天石貫穿了晚清史、近現代史和當代史,對中國古代史也有涉獵。在這些領域當中,蔣介石研究和抗戰史研究是重點,尤其是蔣介石研究,他用力最多。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大陸第一人
今年7月,楊天石按計劃又要去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院繼續閱讀蔣介石日記。胡佛研究院已經將蔣介石日記從1918年公佈至1945年,這期間的內容,楊天石已經全部看完了。

楊天石清楚地記得,胡佛研究院2006年宣佈向公眾開放蔣介石日記,同時邀請楊天石赴美閱讀、研究這些日記。3月31日是日記開放的第一天,楊天石唯恐人多占不到位置,一大早就在門外守候,可等到8點一刻開館時,楊天石左右看去,只見到寥寥數人,“這部日記,在大陸學者當中,我恐怕是第一個讀到的。”

蔣介石從1915年開始記日記,直到1972年臥病不起才中斷,除去其間丟失的四年,保存下來的共有53年的日記,幾乎一天不落。“中國,乃至世界的領導人中,沒有人有這麼長的日記,這是罕見而了不起的現象。”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北去世,日記留給了長子蔣經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辭世,將父親和自己的日記交給三子蔣孝勇。1996年,蔣孝勇離世,兩蔣日記由其妻蔣方智怡保存。2004年12月,蔣方智怡代表蔣家將這些日記暫存胡佛研究院,期限50年,蔣家可以隨時取回。其中蔣介石的日記從1918年至1972年止。這些日記的原件皆用毛筆書寫,運抵胡佛研究院之初,由於年代久遠,紙張全部發黃,並且受到水漬、發黴的損壞。負責館藏的技術人員對日記紙張除潮除黴後,放入恒溫檔案庫中,並用高品質的35毫米膠捲逐篇拍攝,再把這些縮微膠捲,以A4大小的紙張影印出來。

日記原件存放得極為嚴密,一般人不得靠近,檔案館館長和另一位負責的館藏人員各持一把鑰匙,兩個人一起才能打開庫門,而即使進入檔案庫,哪怕是蔣家後人也不能接觸原件,只能提取複製件。

楊天石看到的就是蔣介石日記的縮微膠捲影印件。按照規定,楊天石不得對日記進行翻拍,只能使用閱覽室提供的紙和筆進行摘錄。第一次去,楊天石在那裡待了兩個月,翻閱並摘錄了1918到1931年的內容。2007年7─10月,他第二次到胡佛研究院,繼續研讀蔣介石日記。而今年這一次,楊天石希望能看到最新公佈的日記內容。

蔣介石日記可以說是他的反省錄
楊天石對蔣介石日記的搜尋始於1983年。在胡佛研究院的日記開放以前,楊天石便奔走于南京、臺北等地,查閱蔣介石日記的類抄本與仿抄本,但這些版本畢竟都是摘錄,直到2006年日記原版公佈,才了卻了楊天石的諸多遺憾。

楊天石稱,蔣的日記可說是他的反省錄,“讀蔣介石的日記,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而並非為了將來備忘或者出版,其中記錄了他許多真情實感。蔣介石早年每天靜坐,反省自己幹了什麼壞事,有什麼壞念頭,晚上就在日記上寫下來。蔣介石好色,有一次逛街時對面走來一個女孩,蔣一看,喲,這個女孩挺漂亮,心裡動了一下。他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在認識宋美齡之前,蔣日記裡這樣的內容,是很多的。”

“曾有記者要我用幾個字概括蔣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能總結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戀。”自戀這一條,是楊天石最近才補上去的。蔣介石在日記中自視甚高,認為中國有了自己才有希望,評價自己軍事才能超過孫子,文才縱橫天下。楊天石說:“因為他無比看好自己,所以就什麼事情都管,細到重慶的垃圾應該堆在哪些地方,木板床裡的臭蟲如何消滅,甚至女孩子頭髮的長度,他都要過問。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吃飯,蔣認為他吃相太難看,也在日記裡寫,‘我要跟他打招呼’。”

蔣介石對打仗更是事事都管,引來了不少麻煩。1944年日本發動1號作戰,蔣介石直接把電話打到團長、營長跟前。河南戰區的司令官蔣鼎文幾分鐘就接到蔣介石一個電話,一會兒指示這樣打,一會兒又指示那樣打。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我感到蔣鼎文都不耐煩了。”為了打電話,蔣介石淩晨3點就起床,連宋美齡都覺得他太累,可蔣介石認為,這個電話不打不行,否則仗就打不好。

手下的黨政軍幹部,沒有一人可以入蔣介石的眼,但他卻對科學家和工業技術幹部讚賞有加。一次接見完一批工業技術人員後,蔣介石高興地說,“中國還是有人才的。”楊天石笑道:“為什麼他對這些領域的人會欣賞,因為他不懂。”

儘管蔣介石自我反省了50多年,有些毛病卻一輩子都沒改。蔣介石脾氣暴躁,多次打罵身邊的人,從士兵到警衛員,甚至自己的原配老婆。每打一次,他就檢討一次,但屢犯屢檢討,屢不改。此外,蔣介石的孤僻任性,也令人吃驚。孫中山早年沒有根據地,到處漂泊,所以孫中山很想找一塊根據地,培養一支軍隊。他看中了福建一塊地方,就把蔣介石派去了,可蔣到了那個地方三天,就拂袖而去,最終也沒把根據地建起來。這種情況不止一次發生,但蔣介石總能給自己找到一個理由,要麼是別人妒嫉他,要麼是環境不好。

日記中很多內容令人驚訝
作為研究蔣介石多年的學者,楊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記時感到很驚訝,“我說出來很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蔣介石在日記裡寫,曾經想把國民黨改名為中國勞動國民黨,入黨人員須是農民或革命軍人;他還寫準備用3年時間培養10萬幹部,每個幹部必須下鄉3年;軍隊要給農民種地。還有更讓人不能相信的,他寫知識份子要和工農相結合,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這些不是他在騙人,因為他沒有發佈,只是記錄在日記裡了。”

“蔣辦了個黨政培訓班,開學第一天,他擬定題目做問卷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國民黨處處趕不上共產黨,為什麼大學教員都反對本黨?’延安開中共七大,他讀到七大制定的黨章,把其中兩節完整地抄在日記裡,一節是《黨員與群眾》,一節是《上級與下級》。他認為這兩段寫得太好了,‘讀了得益匪淺,本黨必須要奮起急追,否則消亡無日’。”

楊天石發現,蔣介石一直對國民黨的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也想改造。國民黨軍隊上層腐敗,士兵生活困難,蔣介石日記中記錄,他在重慶看到國民黨的士兵,穿得比乞丐還破,羞憤幾乎要自殺。蔣介石曾決心向共產黨一樣實行土改,並在日記中擬定了數個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國推行二五減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勢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時間,但最終悄無聲息地叫停了。

對蔣介石的認識不能一面倒
楊天石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其後18年都在中學任語文教員。文學一直是他所愛,1978年邁進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時,楊天石還在想:“我在這裡編幾年史書,然後還回頭搞我的文學去。”可是,任何學者一旦踏足近代史,就如同踏上了不歸路——資料浩如煙海,即使窮盡一生,恐怕也難以看完了。

楊天石參加編寫中華民國史,他主張,要編好這段歷史,就必須深入研究蔣介石,“蔣活了88歲,一生經歷了中國諸多歷史大事件,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國共十年戰爭、抗日戰爭、三年內戰,以及他退居臺灣,在近代史研究中,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人物。”

市面上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的評述、研究多種多樣,楊天石卻遲遲不肯動筆,“我的習慣是主要資料不看完不動筆,蔣介石的日記我還沒有看完。”對蔣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學者當數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佛吉尼亞大學教授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汪原本邀楊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楊天石應承了此事,但終究沒有動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寫了,觀點也會和李敖先生不一樣。李敖曾被蔣關進監獄多年,他在序言裡說了,這本書是復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靜,客觀,而作為史學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靜客觀。”

1995年,楊天石赴台參加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研討會,那次會議大陸去了31名歷史學家,當時一位臺灣的年輕學者開玩笑地說“‘共匪’來了”。楊天石聞聽,在會議閉幕式上發言:“過去,國共兩黨彼此都叫對方為‘匪’,歷史證明,兩方都不是‘匪’。”楊天石其後又在文章中闡釋,國民黨歷史上也曾經是一個愛國的政黨,革命的政黨,蔣介石也曾經是革命者。因為這些言論,楊天石曾一度受到多方責難。

至今說起,楊天石依然神態坦蕩。“我只是講事實而已。對蔣介石的認識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時,是進攻杭州巡撫衙門的敢死隊隊長;他反袁,曾是山東討袁隊的參謀長;他反陳炯明,在孫中山危急時刻趕到福建支持他;他建立黃埔軍校,北伐……國共之間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峽兩岸對峙60年,統一是民眾的願望,也是民族復興的必須,當前更應該對歷史中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做出公正全面的評價。”楊天石笑了笑,又補充說道:“歷史學家要堅持實事求是,還原歷史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應該為需要而編造歷史。魯迅說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是寫詩,恩仇不是一笑能笑掉的,要靠我們有勇氣直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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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四 3月 05, 2015 10:13 am

70年前,為什麼大批愛國知識青年投奔延安?

• 發表於:2015-03-03 14:14:50
• 作者:紫茶壺

(原標題——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對延安的描繪。

  其實延安原本只是黃土高坡上的一個小鎮,幾百年來一直處於貧瘠、封閉、破敗不堪的狀況。北宋范仲淹駐守這裡時曾留下“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燕去無留意”的詩句。但是在70年前,這裡卻“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

  動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延安有什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寫道:“在青年們的嘴裡、耳裡、想像裡、回憶裡,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

  這曲“洪亮的動人的音調”就源於這裡是主張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初步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遷到延安,寂靜的小鎮從此變成了革命的聖地。

  在當時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山河的淪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趕到南京,希望能參加報效祖國的工作,但他們的抗戰熱情在這裡卻沒有得到回應。有一位叫白刃的華僑青年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戰,到了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卻冷冷清清,花名冊上只有一個人名。他和同伴要報名,管事的卻讓他們找殷實的商家做擔保,並且說,現在漢奸到處活動,沒有擔保就不讓報名。這讓白刃非常憤慨,轉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憶道:“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裡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在陪都重慶,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經濟上,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軍事上,正面戰場接連失敗。這一切都使大批愛國青年對國民黨政府喪失了信心。

  而中國共產黨卻堅決抗日、主張建立統一戰線。同時,延安還有與國統區、淪陷區形成鮮明對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寬鬆氛圍,有“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一些喪失了工作和學習機會,或者要擺脫家庭束縛和包辦婚姻的人,似乎也在這裡看到了光明。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感到,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

  延安,這個遠在西北一隅的小鎮,儘管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依然不妨礙它成為溫暖、明朗、堅固和蓬勃向上的聖地,成為青年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當時很多青年是從《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等書中瞭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畫家看過書後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官兵平等、軍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並且辭掉了在上海一家銀行的工作,經香港、廣州、重慶和西安,輾轉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就這樣,伴著連天烽火,衝破重重險阻,“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1938年至1939年,這股潮流進入高峰,成為當時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6萬人,延安一時間真可謂“天下英雄豪傑雲集”。

  途徑: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並沒有遇到過多的障礙,只需要體力的付出就能到達目的地。因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國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蔣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對延安也沒有進行封鎖。那一段時間,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暢通無阻,大批青年從五湖四海結伴而來,沿途歌聲、笑聲不斷。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況發生變化,蔣介石秘密頒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路上分段設卡,盤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務抓去,下落不明。

  當時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徑:一是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二是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為吸引知識份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過北方局、長江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以及一些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引導疏通,組織知識份子前往延安。由於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很多,他們雖有革命願望和抗日熱情,但畢竟未經過系統的革命理論訓練,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思想狀況更是複雜多樣。因此,怎樣在較短的時間內把他們培養成堅強的抗日幹部,就成為根據地緊迫而艱巨的任務。基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把幹部教育作為工作重點,把創建幹部學校作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個辦法。於是,各抗日根據地相繼辦起了各類幹部學校。僅在延安,就先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

  1937年9月5日,陝北公學在全國發佈由校長成仿吾署名的《陝北公學招生簡章》,報考地點設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成為負責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經《新中華報》刊載後,各地青年踴躍報名。

  1938年1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抗戰》連載了舒湮的《邊區實錄》,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等方面情況作了系統報導。隨即,他們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讀者來信,詢問抗大及陝北公學的招生情況。《抗戰》馬上刊登相關內容,告訴有志於投考這些學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徑。鄒韜奮還專門撰寫了時評《青年的求學狂》,介紹了陝北公學的特點:課程內容切合抗戰時期的需要;投考年齡擴展至35歲,使年長失學者也有機會;兼顧“具有同等學力者”,並不以文憑為絕對條件;一律免交學費;應非常時期的急切需要,學習時間只有半年到兩年;畢業後介紹到各地參加適當工作。這一系統報導對引導國統區、淪陷區的青年奔赴延安發揮了極大作用。

  1940年2月,魯迅藝術學院通過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發佈了第四期招生簡章,規定了考試科目,包括政治測驗、政治考核和各系藝術測驗。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還有自己特殊的專業考試專案,如戲劇系要考戲劇常識、發音讀詞和表演技術;音樂系要考音樂常識、器樂,進行技術測驗(聽音、記譜、指揮、試唱);美術系要考美術常識、寫生、創作(宣傳畫、漫畫、插畫任選一種);文學系要考文學常識、平時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報上看到招生簡章後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慶讀初三的李莫愁,由於家境衰落,加上對舊式教育的不滿,自動放棄升學機會。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日浪潮迅速高漲,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陝北公學、抗大招生的廣告。這正是她一直嚮往的學習抗日救國的地方。於是,她與同窗好友相約,集合了九個人,於1938年春節過後啟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三天,又分批來到西安。在這座古城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操著各地鄉音準備去延安的青年。他們找到青年幹部訓練班辦事處,負責人說,延安一時還不容易去,動員他們先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一期(三個月),然後再到延安。在青訓班的學習結束後,他們步行50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處打聽去延安的汽車,晚上就睡在青訓班辦公室的桌子上。後來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幫助下,又步行了四天,來到離延安更近的位於旬邑的陝北公學分校。三個月的學習結束後,李莫愁向組織提出希望報考延安的魯藝,並終於在11月初的一個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籠罩的寶塔山。

  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而且對來延安的知識份子也一律歡迎,不加一點限制。當時抗大招生名額滿了以後,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杆上貼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還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來,他們來後仍然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沒有一個人被拒絕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隊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隊則在甘肅慶陽建校,一些學生還被安排到旬邑縣的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專門設立了交際處。一般來說,青年學生到了以後,先由交際處負責安排食宿,登記造冊,然後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安置,絕大部分青年都是先進入各類院校或培訓班,經過學習和培訓後,再分配工作。

  旅途:穿越佈滿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進入陝甘寧邊區,西安是必經的門戶,所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承擔了橋樑和堡壘的作用。據統計,僅1937年至1938年,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延安輸送的青年就有2萬人,這裡成為眾多愛國青年參加革命的起點。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於國共合作形勢好,各地青年來西安的特別多,辦事處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負責人伍雲甫不得不親自坐在門口的接待室裡接待青年學生。1938年4月,抗大、陝北公學、青訓班都派人在辦事處設立專門的招生點,中共中央還批准辦事處成立“招生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學習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後,食宿、路費都成了問題,辦事處在經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擴充了招待所,以解決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難。而且還對沒有路費的青年學生給予補助,女青年給予乘車的便利。

  當時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車,有的人能幸運地搭上汽車,大部分人則是步行。油畫家王式廓從武漢到西安後,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編入到一個十幾人的隊伍,步行奔赴延安。他們穿上布鞋,帶上草鞋,每天天剛亮就啟程,一直走到天黑。剛開始每天走幾十裡路就能找到旅館,後來要走100多裡路才能找到住所。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縱橫的溝壑中走了12天,才到達延安。電影藝術家陳荒煤是1938年9月到達西安的,他運氣不錯,搭上了一輛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車,開始了自己的延安之旅。卡車卷著黃土走走停停,開過咸陽、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年輕人都背著背包,徒步行走,渾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滿了黃土。他們這輛卡車上爬上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擠在一起,在車上搖搖晃晃地顛簸著,但情緒卻隨著目的地的臨近而愈加興奮,最後大家索性扯開嗓子唱起歌來。

  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難,八百里秦川變成了封鎖線。國民黨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後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攔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的畢業學員。或是把他們送往集中營監禁殘殺,或是強迫他們充當特務,手段十分卑鄙惡劣。1939年6月間,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詭稱“招待赴陝北公學、抗大青年,幫助青年赴陝北求學”,派出特務在咸榆線上綁劫了200多名愛國青年,並在咸陽北門外成立所謂“幹四團特訓總隊”,公開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學生”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輕者關禁閉,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議和全國人民的聲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脫虎口,到達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經失常或遇害。

  曾經導演過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的著名導演王濱,1938年4月從上海來到武漢,準備轉道西安設法北上延安。他的十天旅途頗具傳奇性。那時火車必須時時給軍車讓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達河南省澠池縣時,王濱在等待中閑得無聊,跑到一個土坡上曬太陽。朦朧中見有刺刀逼在胸前,原來這裡是炮兵陣地。士兵將他抓去審問,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被釋放出來。他和好友于敏連夜上路,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達西安。黎明時,又發現盤纏已被偷竊一空,他倆只好當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車錢和店錢後,就只剩下三元錢了。可巧,他們在街上碰見一位熟人,這位朋友慷慨地資助他們30元。靠著這筆錢,他們開始向延安開拔,走了七天才到達進入陝甘寧邊區的第一站——洛川。這時,於敏已累得體力不支了,突然一輛卡車卷著黃土開過,車上一人竟然打開車門大叫著王濱的名字,原來這是一位上海電影界的同行,籌備了一些經費正準備到延安拍新聞片。於是,最後兩天的路程縮短為4個小時。1938年5月1日下午,他們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後來,於敏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視紅軍長征,不過是泰山與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說明,一代青年為尋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皖南事變後,在重慶的音樂家賀綠汀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提出去延安的請求。1941年初,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通知:目前國民黨封鎖很嚴。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難,現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軍家屬的名義去延安。賀綠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決定由妻子帶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著行李,來到辦事處。負責同志告訴他們,去延安的大卡車明早就出發,東西不能多帶。因為是家屬的身份,要裝作是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所以口袋裡不能有鋼筆、照片,而且要改名換姓,以防國民黨軍隨時檢查。

  就這樣,一批女同志作為八路軍的家屬,乘坐四輛大卡車,從紅岩村出發了。剛剛製造了皖南事變的國民黨軍,怎麼會讓這支車隊輕而易舉地從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過?果然,車到漢中,國民黨軍便截住車隊,讓車上的人都下車接受檢查。但並沒有查出什麼違禁物品。國民黨軍仍不甘心,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將他們押往城內,並且讓這些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貼著城牆站成一排,舉起槍對準他們。後來,周恩來得到消息,打電話給蔣介石,要求他下令對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蔣介石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有所收斂,他們扣留了一輛八路軍幹部乘坐的卡車,其餘車輛放行。

  由於難以通過層層封鎖線,組織上為了安全起見,直到1943年4月初才通知賀綠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賀綠汀特意留起了八字鬍。他改名陳益吾,換上新做的長衫,儼然是個買賣人,來到了上海。在這裡,他花錢讓人幫助辦了一張華北通行證,開始北上。從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幾經周折,來到離石縣的八路軍地區,被送到縣政府。那裡的人對這位穿著長衫,留著八字鬍,自稱是從新四軍那裡來的人非常懷疑,幸虧縣政府有個幹部曾聽過賀綠汀教歌,才給他解了圍。那一夜,賀綠汀睡得特別香,想想穿越敵偽區的經歷,每日每夜都提心吊膽,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抓,現在總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過黃河,經吳堡縣、綏德專署,直奔延安。

  可以說,70年前,每一位愛國青年都是懷著“朝聖”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們每個人的延安之旅背後,又都有著一段歷經坎坷、驚心動魄的故事。所以到達目的地後,許多青年都十分動情:一過邊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聞,用嘴親吻,甚至躺在黃土地上高興地打滾。就這樣,“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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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editorial » 週四 3月 26, 2015 12:44 pm

楊奎松: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

2015年03月26日08:19
作者:楊奎松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张学良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馆,逮捕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29日,张景惠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张学良这一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激怒了苏联政府。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同时向边境地区增加兵力,准备在外交交涉失败时诉诸武力。“五二七事件”的爆发,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开端。图为苏联的示威游行。

1929年5月27日,哈爾濱特區警務處長米春霖接到密報,指稱「蘇聯將在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黨員大會」。



核心提示:當然,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


作者:楊奎松,原題:《張學良加入中共之謎》

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于閻明複。而閻明複的這一說法,又來自于另外兩人。一為前東北軍將領,後來成為中共將領的呂正操。據閻回憶,他受命參加了張學良的葬禮之後去看望同樣年事已高的呂正操,是呂說了一句:「張漢公是共產黨員。」一為前東北籍大學生,後主持過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據他回憶,宋黎說過,當年宋曾特別就此問題請教過西安事變前和西安事變期間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說「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宋說他已把葉帥談話內容記錄下來,裝進保險箱,準備死後再拿出來交給中共中央。但是,閻的回憶文章也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他說他在1995年夏天去過蘇共檔案館,偶然發現了1936年12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電文內容就是關於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的先進分子裡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党。他緊接著強調:「以後的事態表明,儘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裡,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展」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而其後所謂「以後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到達之後,而斷不致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後。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於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寄希望于當事人之一的葉帥的回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現在還沒有人看到過宋黎的這一記錄;第二,我們也很難確保宋黎的轉述不會與葉帥敘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而目前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援上述說法。 1936年6月30日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學者說,在共產國際回電之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已有電報開始以「同志」相稱,由此可以看出雙方關係已進到組織關係的程度,這種說法更不能成立。不錯,7月3日張學良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強調此間必須有6個月準備工夫;8月9日毛澤東等也有信稱張學良為「同志」,並肯定「八個月來的政治關係,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稱,即使在當時也並非就是共產黨人之間的一種專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雙方之間進一步的信任,何況,雙方之間的來往信件,直到西安事變,更多的也還是在使用「兄」的稱呼。這和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通信的習慣也不盡相合。

有位作家推測說,共產國際回電距離中共中央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的7月1日。已過去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中,張學良與中共中央聯繫密切,商量了許多大事。因此,以當時的境況,是不可能拖到一個半月後再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去答覆張學良的,也不可能在作決定讓張學良入黨之後,又勸其退黨。因此,他的結論是,張學良肯定已經被正式發展入黨。此說顯然不僅讀丟了張聞天7月2日電中那個「擬」字,而且對7-8月間張學良與中共中央之間關係複雜微妙的情況毫無瞭解。而更重要的在於,他甚至不清楚當時中共中央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張學良發生關係的。他不知道。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高度機密,斷難通過電報轉達,非有專人前往西安向張學良傳達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並履行適當的形式不可。此時,唯一得到中央指派準備前往西安且能夠擔此重任者,只有葉劍英,而葉卻到10月初才得以到達西安。至於說張6月30日提出要求入黨,7月3日就獲知中共決定,然後即對中共領導人改稱「同志」,在時間上也說不通。這更足以說明,「同志」之稱不可以用來證明張與中共的組織關係。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訴共產國際,他們尚未正式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但「將來擬許其入黨」;而事實上,他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張學良入黨;只是因為張的身份太過特殊,為穩妥起見,才對共產國際把話說得比較委婉,以試探後者的反應。毫無疑問,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們也可以猜測,因為葉劍英還不具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共產國際來電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經瞭解了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因為擔心拒絕吸收張入黨可能對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係造成十分不利的後果,故未能就拒絕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葉因此在由陝北動身前往西安時也並未得到確切的拒絕吸收張入黨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由於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的上級指導機關,且這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要想根本改變自身危險處境和取得蘇聯援助,也必須要指望共產國際的支援與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國際明確表態反對吸收張學良入黨時,以留蘇學生為主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很難陽奉陰違,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張學良入黨。可為有力佐證的如中共中央此後發展新疆統治者盛世才的例子。盛世才因為治疆以來即奉行親蘇政策,一直頗得蘇方好感。故當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黨要求時,中共中央準備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過,在徵求共產國際意見時,共產國際同樣表示反對。

當然,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這是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依舊採取的是毛澤東2月間「依據實力原則」提出的,一旦雙方共同行動,「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的方針,公開奉行以張為首的政策。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也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並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揮。這也正是為什麼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後,儘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紅軍保持統戰關係,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後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儘快調離陝甘地區,脫離中共與紅軍。由上不難瞭解,不論是從中共中央的角度,還是從張學良的角度,張學良入黨與否,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時期雙方關係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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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五 5月 01, 2015 1:06 pm

为什么张学良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

发表于:2015-05-01 06:43:36
作者:拳拳

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八十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可谓是风云人物。前者,从一个“穷棒子”出身,到啸聚山林的土匪,到称霸一方的“东北王”,再入关与直鲁皖诸系军阀合纵连横,逐鹿中原,有问鼎天下之志,其胆识豪气勇悍,非常人所能及!后者,先是宣布东北易帜,后是丢弃东北,继而西安事变,终而软禁半生,以百余岁之长寿,引后人千年之感叹……

一.张作霖一死,张学良便滥杀名将自毁长城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

张作霖的江湖本领,张学良不置身其中是学不到的,而且,“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见《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著,2008年,远方出版社)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须知,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呢?

二.日军入侵,张学良多次拒绝抗日失地资敌
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凡是属于上述三种情形者,都是民贼。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三个月,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改变看法,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狮子大开口,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

此其时也,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

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 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 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以继续“羁縻”!

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内容是——“节节抵抗”!况且,“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

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够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以严明军纪国法,可以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也断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九一八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张学良面对自己父亲都极力敬仰的前辈,不敢耍个性,但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因为,对于富有实力的张大军阀张少爷来说,他若抗日,谁阻止得了?!他若不抗日,谁又指挥得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见《我认识的鬼子兵》、《东条英机全传》等书)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这也说明:只要真敢抗日,无人能够阻止!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何以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们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有血性的男子都不会把它当一回事!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大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管它什么东北?!他们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张学良幕僚王卓然回忆说:“张的毒瘾很大,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而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给正常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三.西安事变,张学良多方勾结想做西北王
193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也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早就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广东陈济棠联络,和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联络,意图共同反蒋。最终,与阎锡山达成秘密协议,两广也表示乐见其成。
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一鼓作气把延安剿灭!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既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要么就按照国民政府的决策,贯彻总指挥蒋介石的压力,把延安剿灭,要么就反叛,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一个纨绔子弟,没有经过患难,懂什么兄弟情谊师长之恩?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而张学良指派于学忠,在甘肃兰州,杀死几百名国军官兵,于学忠甚至亲自枪毙了两个中央军团长!

四.这哪里是准备逼蒋抗日的做法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而且,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是为了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保存延安,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国民政府仍然可以抵抗日军,消耗日军,使日军不能北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然而,出乎张、杨以及延安意料的是,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张杨控制下的西安,市民学生几万人大游行反对叛变,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立即下令出兵!而最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到时候德日联军兵临城下,莫斯科只能剩下眼泪!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到: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

张学良秘书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他们,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秘书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所以,张学良尽管用抗日的高帽子蒙骗了很多世人,但面对全国的谴责、苏俄的反对,甚至因为杀人捉蒋,而造成的东北军的军心涣散,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以及驻保定的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麟在接到张学良军变的命令时,都极为不满,拒绝执行,直接向中央报告和投诚!

一个月后,东北军总部发生二二事变:
王以哲,这个曾经担任张学良卫队长、在东北帮助张学良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的“审判员”、在西安直接与李克农等秘密谈判、在军变前高级会议上附和张学良捉蒋的67军军长,被叛变官兵直接杀掉!同时被杀的,还有西北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中将、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少将、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

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

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由于对西安事变不满,杨虎城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杨虎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孙蔚如的一个师——而孙蔚如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向杨虎城提出“捉张学良送蒋介石”的主张。杨虎城不采纳,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军师)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1945年鲍文樾因汉奸罪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服刑30余年,在台北出狱。

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还是张学良组织的所谓“抗日同志会”的骨干,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
而张学良的另一个弟弟张学铭,居然在日寇已经陷入必败绝境的1943年,还投靠汪伪政权,做了一个小汉奸。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清一色的都是原军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而这些人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以孙良诚为例,他率两个军3万多人成建制投靠日军,换了一个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的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谁是真抗日牺牲一切?谁是假抗日政治投机?
五.张学良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崽卖爷田不心疼”!
张作霖一生辛苦经营东北,出生入死,那里资源广阔、雄狮百万,绝不会拱手相让给日本人!
而张学良长期厮混在北平,对东北那片白山黑水缺乏张作霖般的深情,又惧怕日本虎狼之师,一枪不发保存军阀实力最符合他当时的个性,深得蜀汉后主刘阿斗的真传!
刘禅面对邓艾的五千奇兵,便携带成都的十万兵士百万百姓开城请降,弄了个“安乐公”干干,居然在曹魏“乐不思蜀”得以善终!高喊“法西斯才能救中国”的张学良,面对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区区两万关东军,便将百万将士数千万百姓亿万军火物资献上,拱手入关;此后又一再拒绝中央严守锦州的命令,放日本军队入关,围逼热河;再让日本人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兵临北平……

之后张学良再以抗日为词,发动军事暴乱,捕杀中央军政官兵,逼迫政府提前公开抗日战略,导致日本军方提前一两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损失,苦难不可尽言!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
事实如此,真相如此!百年疑案,彻底终结!

editorial
文章: 18893
註冊時間: 週五 7月 20, 2012 2:08 pm

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文章editorial » 週日 5月 03, 2015 7:50 pm

解密:蔣介石丟掉整個大陸只因下錯一步棋!
申正義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無論在國內國際的威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雖然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佔有4分之一的天下,但中國的整個經濟命脈和交通要道都在蔣介石手中,最主要是二戰中的兩個獲勝大國美國和蘇聯都支持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中共想要染指整個中國的領導權應該說還是一個天方夜譚的夢想。 日本人的投降為國共兩黨的戰略佈局提供了新機會,誰在這盤棋上布下好局,誰就有了取勝的先機。雙方的眼光同時看准了由日本人經營了十多年的東北,這是國共兩黨的真空地帶,雙方在東北的佈局決定著戰後中國的政治天平。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6月10日,高瞻遠矚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佔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兩個月後的8月10日午夜至8月11日晚6點的18個小時之內,朱德總司令連發七道命令調兵遣將部署進軍東北。到抗戰勝利後的半年內,中共已經將其兵力的近1/4調入東北,同時派出一大批地方幹部隨部隊進入,使中共在東北迅速建立起強大的政治軍事勢力。

東北的戰略經濟地位,在隨後的解放戰爭中充分的顯現出來。張家父子在東北經營期間已經具有較好的工業基礎,後來日本人更把東北當成中國戰場的大本營來經營。東北當時擁有3000萬人口,物產豐富,工業、交通發達。除這些物質條件外,由於東北與蘇聯接壤,如果中共能夠鞏固在東北的勢力,就能夠直接受到蘇聯的支持,這對於影響雙方勢態至關重要。在影響全域的重大戰略問題上,毛澤東總是比蔣介石高出一籌,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可以丟棄其它根據地也要舉家搬往東北的原因。 蔣介石也看出東北的重要,他動用了大部分的美國資源來調動自己的兵源,想搶在中共之前把東北控制在自己手中,但是在由誰來主政東北的布棋上卻犯下致命錯誤。

國民黨內部誰最有資格主持政局東北?無疑應該是「西安事變」後被軟禁的張學良。張家父子在東北經營多年,勢大根深。如果這時啟用張學良,蔣介石不光會博取很好的政治名聲,也會讓中共今後在東北的發展陷入兩難的境地。

對於張學良的複出,國民政府內不少有政治頭腦或者樸實感情的人都不斷向蔣總統提出建議,由張學良領軍回師東北在國民黨內的呼聲很高,蔣介石也明白張學良是主政東北的最好人選。猶豫不決之際,傳來共產黨的聲音,這讓蔣介石疑惑叢生,本來的一步好棋讓蔣介石給下得滿盤皆輸。

中共一方面加緊自己在東北的部署,也非常關注自己以後在東北的實際對手是誰。張學良是一位顯要的人物,由張學良成為中共在東北的對手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張學良入主東北,對中共來說將面臨一種複雜的感情。由於「西安事變」的原因,中共與張學良有過很好的合作,國民政府內重量級人物中,中共最好的朋友應該就是張學良,他來東北要比任何人來東北更容易合作。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中共很希望張學良來主持東北局勢,這可以使中共在東北有一個寬鬆的發展環境。但是,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兩個陣營畢竟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標。張學良是一個不拘泥於原則的人,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形勢的演變會危及他的根本,張學良是個六親不認的人物。中共要想讓東北變成自己的天下,就必須與張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這將使中共在張學良和國人面前陷入道德危機。張學良是中共的朋友,或大或小也是中共的恩人,中共要取代張學良成為東北的主人就會面對許多的障礙。


中共的策略總是要高人一籌,在不久的國民參議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共向蔣介石大聲疾呼:釋放張將軍回東北!這裡中共的意思很明白,不光是要釋放,而且是直接回東北,中共連張學良複出後的工作都給蔣介石安排好了。

周恩來此舉明白的告訴大家,利用抗戰勝利後短暫的國共良好關係,呼籲釋放張學良,中共是講情誼的,不會忘記老朋友。這不光是國共合作需要的政治氛圍,也是贏取國人道德信任的好機會。如果蔣介石真的按照中共的要求釋放張學良,並委以東北的重任,中共的高姿態與張學良重新開始在東北的合作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當然,毛澤東更知道蔣介石那與生俱來的疑慮秉性,中共如此大聲旗鼓的呼籲釋放張學良,反而會讓蔣介石疑惑叢生,畢竟「西安事變」的槍聲太讓蔣介石印象深刻。果然,蔣介石在得知中共的公開呼籲以後,馬上改變了曾經猶豫之中想啟用張學良的想法。蔣介石也明白那個簡單的道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援,凡是敵人支援的我們就要反對」。憑什麼我老蔣要聽中共的安排?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對張學良放虎歸山,萬一失去控制,這將得不償失。那些致力於張學良複出的國民政府要員看見蔣總統決心已下,都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張學良最後的,也是最有機會複出的時機在政治家們的運籌中被徹底消滅了。

政治家們都愛玩折中,折中手藝的高低決定政治家的命運。雖然張學良回東北的提議遭到蔣介石否決,但張氏父子在東北的這張牌總是要打的,張學良不能用就用張學銘吧。張學銘是張家的二公子,張學良的同母兄弟,曾經擔任天津市市長,在東北上層人士中具有較大影響。這樣的人才蔣介石是肯定要用的,他鼓足了勇氣任命張學銘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議室中將主任,東北行營參議室副主任等職務。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張學銘根本不買蔣介石的帳,張學銘委婉的拒絕了蔣介石的任命不去東北上任。原來,「西安事變」以後張學銘也受到牽連,東北軍除個別人物以外全部被清算,遠離了國民政府的權力核心。即使在抗戰的最艱難時刻,張學銘想出頭為國效力也受到冷遇,甚至還受到監視,活動處處受限制,8年的門前冷落車馬稀早已經讓張學銘心灰意冷。如果此刻蔣介石的任命有一些實際的權力讓張學銘得以發揮,說不定張學銘還能夠接受。但是蔣總統所任命的職位都是一些退休幹部的工作,離不開「參議」兩個字,這分明就是對正年富力強張學銘的不信任。既然這樣,張學銘何必要去趟那個渾水。在東北這盤棋上,蔣介石徹底拋棄了張家父子過去苦心經營的基礎。

中共終於迎來了她的對手,讓中共和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一位中規中矩意都想不到的人物-------熊式輝。熊式輝擔任了蔣介石精心組建的國民政府東北行營主任,主持東北接收及對蘇談判。為了讓更多的人有糖果吃,更有利於蔣總統的控制,東北被分割成9個省,蔣介石親自任命了這9個省的省長。此外,蔣介石還任命蔣經國擔任特派員,總理同蘇聯進行的各項合作談判。 那位熊式輝早年留學日本,最大的政績是在紅軍放棄江西後主政江西十餘年,是一位以蔣介石惟命是從的規矩人物。蔣介石在東北的佈局表明他想親自插手東北的事務。說起來是很重視東北,但蔣介石要親自插手的事情太多了,在一日千變的東北局勢下蔣介石根本無暇顧及,等於是放縱了中共在東北的發展。

蔣介石不用張氏家族的人,共產黨用。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是一位33年參加共產黨的年輕幹部,剛滿30歲的張學思被中共任命為遼寧省主席兼遼寧省軍區司令。被委以重任的張學思軍政大權一把抓,足見中共對他的信任和重視,僅此對張家後人的任命上就讓中共在爭奪東北中占得了先機。

複土還鄉的張學思上任後立馬發表了《告東北同胞書》,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東北老鄉見張家四少爺都是共產黨的人,對人心轉到共產黨一邊影響很大。張學思充分發揮張氏家族在東北的影響,廣泛聯繫各方人士,籌糧、籌款、收繳日偽時期的武器,安定地方人心,迅速贏得東北老鄉的好感,為中共在東北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大壩的頃潰都是從一個點上開始的,進入東北的中共勢力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組建了以後解放戰爭中武器裝備和戰鬥力最強大的第四野戰軍集團,不到三年時間就發動大規模兵團作戰的遼沈戰役,一舉把蔣介石的勢力清除出東北。

東北不保北平就失去屏障,華北也失去依靠。中共在半年時間內一口氣發動三大戰役再把國民黨的勢力從長江北岸清除乾淨,蔣介石丟掉整個中國大陸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回過頭來看這一切都源于抗戰結束時的國共雙方佈局上,蔣介石在東北沒有布下張學良這步棋是一大敗作,丟掉了很大一股「勢」。如果有張學良在東北與中共周旋5年時間,國際國內形勢的演變也許就是另外一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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