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中共「和統」或「武統」臺湾遥遥无期P13/ 馬英九2012年開出兩岸統一條件 為何大陸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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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中共「和統」或「武統」臺湾遥遥无期P13/ 馬英九2012年開出兩岸統一條件 為何大陸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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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放:兩岸應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相互承認
 高放:兩岸應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相互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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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一臺灣的新模式:國中有國方案曝光
2013-11-22 11:58

摘要: 高放注意到,前不久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訪問大陸時說,海峽兩岸是“一個中國架構”,國家主席習近平回應稱“一個中國框架”...

   香港《亞洲週刊》網站12月1日(提前發表)刊載了一篇題為《兩岸統一應採用新模式》的訪談文章,訪問對象是被海外人士稱為“中國大陸傑出思想家”、在學界被譽為“思想高度解放”的學者高放。

  高放1927年2月生於福建省福州市,是中國著名學者、政治學家、共運史學家、馬克思主義學家、社會主義學家,也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文章提及,高放有關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的多篇著述由於太“大膽”,往往無法及時公開發表。全文如下:
  
  高放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習蕭會”明確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後,被視為上海首次大規模民間政治對話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也形成紀要,綜合參酌各方意見,對論壇研討的若干問題形成共同認知與建議。
 提出為建構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兩岸應繼續商議,並逐步形成對當前雙方政治關係的諒解或共識。
  
  一直以來,兩岸固守“九二共識”、“先經後政”的立場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但面對全球經濟挑戰,兩岸關係深化,揮之不去的兩岸政治議題一步步走來。中國人民大學高放教授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應該賦予更多的新內容,先要從理論上突破,操作上才會更便利。”

  高放指出,兩岸應該走出“互不承認”、“互不否認”,“在一個中國的大框架下互相承認。承認中國大陸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中國臺灣有一個臺灣。這樣才能為兩岸的政治談判掃清障礙。”
  
  大國套小國讓海峽兩岸互利雙贏,大陸贏得祖國統一,臺灣有相對獨立性,國際空間擴大了。這一論述,高放早在1995年考察臺灣後就撰寫文章,但因為不讓公開發表,只能發表在《上海理論內刊》中。1997年,鄧小平剛過世,時任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上海召開面對蘇聯東歐劇變的座談會,高放對蘇東問題有研究,汪道涵指定邀請高放參加。

去時,高放將在內刊發表的關於“對海峽兩岸關係和‘一國兩制’問題的新思路”一文給汪道涵看了。會議結束宴請時,汪道涵要高放坐在旁邊,他對高放說,“你這建議非常好,我看將來解決臺灣問題,就是你這個方案最好不過了”。汪道涵生前曾對此建議作了肯定,只是要看時機。
  
  高放訪問考察臺灣二個月,在臺北、高雄等十所大學講學。回來後,寫了《臺灣民情民心考察報告》,還就如何改善兩岸關係和實現國家統一提出新建議,但文章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公開發表。
  
  海峽兩岸關係路線圖怎麼走?高放設想分五步,包括:“熱為好”,熱烈交往為好;“和為貴”,和平解決最寶貴;“通為先”,三通先走一步,2008年實現了;“談為上”,談是上策,不打不談,拖而不決是中策,武力解決是下策;“統為終”,最終兩岸統一。

高放說,這個“一國兩制”新思路,在歷史上就有“國中有國”的先例,中世紀的查理曼帝國包含有諾曼第公國;1876年形成的奧匈帝國包含匈牙利王國。
  
  “將來兩岸關係可以採取奧匈帝國的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含臺灣。不要搞聯邦和邦聯。聯邦和邦聯,大陸這麼大,臺灣這麼小,不對等,而且還會影響新疆、西藏和內蒙古,它們的土地面積比臺灣要大的多,中國整個變成一個邦聯國家,中國領導人更不願意接受。新疆、西藏都是自治區,早就定好了,不要改變。

  還有一條,你邦聯或聯邦,今天關係好,可以合在一起,明天關係不好,就退出聯邦,退出了不就是獨立了嗎?”

  在臺灣時,高放就與一些政治人物提起自己的觀點,得到贊同。“總不能臺灣中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你那麼小,包含不了”。高放指出,大國套小國,將來所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臺灣臺灣都可以派一個公使或者設大使館分館,小的國家也可以派一個參贊。

  依目前的體制,臺灣無法加入聯合國。高放表示,將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聯合國提出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臺灣臺灣增加一個席位,那是天然合理的。“當年蘇聯在聯合國有三個席位,除了蘇聯還有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聯合國歷史上有先例。對北京來說,解決了國家統一的問題,臺灣的國際空間也大大增加了。”
  
  在臺灣訪問時,高放看到,臺灣人都認同臺灣。“1949年至今都是統治者。你現在要臺灣摘下臺灣的牌子,跟香港一樣變成行政特區,他們從上到下都不會接受。”有人建議,兩邊國號都不要了,乾脆統一起來叫做“中國”,高放認為可以,但臺灣能接受嗎?

  高放提出的大國套小國的方案是相對獨立保留了臺灣。“將來怎麼變為一國、變國號,留待子孫後代。先解決統一的間題,讓海峽兩岸成為一個國家。”
  
  直到2007年,高放到聊城大學講了這個觀點,《聊城大學學報》第一次公開發表他的文章。去年12月份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高放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新論》一書,也有該文。高放認為,這是十八大後理論開放的標誌之一。

  不過,早在1996年高放有關兩岸關係文章就在內部刊出,2000年,大陸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批判高放,指其保留臺灣是自由化,是臺灣前總統李登輝兩國論變種,人民大學還把這篇文章列入自由化的序列上綱上線。
  
  如今,這樣的論述可以公開發表,讓高放寬慰。他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新論》增訂版跋中寫道:“如果長此‘求同存異’,兩岸還是無法進入和平談判,兩岸關係也就難以有進一步突破性的新發展。只要我們善於‘求同化異’,做到‘一個中國共同表述’,有了新的‘九二共識’,那麼兩岸關係就會打開新局面,得到新發展。”
  
  高放注意到,前不久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訪問大陸時說,海峽兩岸是“一個中國架構”,國家主席習近平回應稱“一個中國框架”。

  高放說:“無論一個中國的架構,還是一個中國框架,從實際出發,承認中國大陸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臺灣有一個臺灣,這一個中國就是大蓋帽、一個大屋頂,一個中國涵蓋了海峽兩岸。我們應該改變觀念,有這樣的基礎,‘習馬會’順理成章。”
  
  請馬英九訪問大陸,高放認為可以分二步走:第一步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中共領導人已經與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見過面了,連戰是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問大陸,那時是在野,吳伯雄也來過。習近平邀請國民黨中央主席是沒有懸念的。再下一步就邀請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這樣他也能接受。
  
  “適當時請馬英九來,對鞏固國民黨政權起很大的作用。要能請馬英九來,海峽兩岸簽定和平協定,互設辦事處。這個辦事處是大國和小國的互設辦事處,而不是現在講的‘兩會’辦事處。是官方的政府機構,不僅是經濟文化,而且涉及軍事和政治。這一定是總統和國家主席來確定。讓兩岸的和平形成框架制度化。”
  
  高放的觀點還沒有被大陸主流學術界接受,他所在學院也是贊成的少反對的多。有人認為,保留臺灣留下後患。將來臺灣還會回來怎麼辦?將來會被臺灣吞併了怎麼辦?高放說:“奇怪,怎麼連這點自信都沒有。現在人的思想太保守。”
  
  “如果有習馬會,對海峽兩岸都是好事,需要促進”,高放說,只有極左思想的人害怕。他認為,“九二共識”是十六個字,海峽兩岸都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求同存異,互不承認”。高放說:“馬英九稱互不否認,進了一步,但如果改為‘一個中國,共同表述,趨同化異,互相承認’,這樣就通了,就可以談判了。”
  
  他的共同表述具體說,就是“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臺灣的臺灣都屬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中國臺灣有一個臺灣,中國臺灣的臺灣承認中國大陸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下一步怎麼辦?党與党的主席先見一下,然後海峽兩岸進行政治談判,中國臺灣的臺灣總統和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進行會談,簽定和平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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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專家戚嘉林:兩岸統一是不可逆轉的天命

  臺灣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戚嘉林在《中國評論》月刊9月號發表專文《臺灣為何要與大陸統一》,作者認為:“從中華民族漫長歷史長河的宏觀視野來看,‘中華民國’可說如秦漢與隋唐中的秦隋翻版,秦朝結束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分裂動亂,隋朝結束了南北朝三百年的分裂動亂,但秦隋只是為後續的漢唐開啟了盛世。國民黨政府之於中共,就如同秦之于漢,隋之于唐。‘中華民國’雖然推翻滿清,但未能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反而使中國陷於中央政府解體,各地軍閥據地稱雄,外加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國土大半淪陷,抗戰勝利,兵敗退遷臺灣。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在大陸,則開啟了一如漢唐般中國崛起的盛世。故以史為鑒,當此中國再次振興復興之際,展望未來,兩岸統一是不可逆轉的天命。”,文章內容如下:

  對今天的臺灣社會來說,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就是統獨問題。統獨問題反映在政治運作上的藍綠分裂,使得臺灣的許多公共政策藍綠都無法客觀對話,使得臺灣經濟發展停滯二十年,統獨問題甚至撕裂我們的社會。因此,有些民眾問兩岸為什麼要統一?臺灣為什麼要與中國大陸統一﹖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也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統一的民族感情

  27年前就有人曾經問鄧小平同樣的問題。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六十分鐘(Sixty Minutes)節目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的訪問。Wallace突然問鄧小平,臺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鄧小平回答,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感情的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鄧小平從民族歷史的高度,簡短明快的回答了MikeWallace的問題。

  鄧小平對統一的感情,我們可以“同理心”瞭解。道理很簡單,就如同我們臺灣社會不允許屏東和花蓮獨立一樣。在感情上,臺灣社會不可能讓屏東和花蓮獨立,就如同大陸社會不可能讓臺灣獨立一樣。當然,關於屏東和花蓮的獨立論述,乍聽之下,大家以為是天方夜譚。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樣的論述在歷史上是出現過的,那就是日本曾藉口屏東和花蓮等地少數民族地區是清朝“化外之地”“政教不及”之處為由(即因為清朝行政權不及之處,故其不屬於中國管轄之獨立地區),於1874年派兵侵略屏東恒春。當時,這種屏東和花蓮不屬於臺灣的分離論述,遭到包括臺灣在內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最後中央自內地調遣精銳的淮軍十三營洋槍隊6,500人增援臺灣,以臨戰手段威懾,逼退日本。

  民族主義的要求

  故無論是大陸社會決不允許臺灣自中國分離出去,或臺灣社會決不允許屏東和花蓮自臺灣分離出去,二者都是感性的反應,是一個蘊含民族主義的感性問題,也就是政治學教科書上所說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現代民族主義現象大約是18世紀首先出現在歐洲,民族主義有許多不同的意涵,致使其真正的觀念混雜。因為民族主義本質涉及共同的歷史傳承、共同的文化情感、甚至共同的血緣,故民族主義的本質是複雜的,很難予以精確的定義,很難有令人滿意的定義。如果從不同的歷史與社會角度,則民族主義有不同的面向,故民族主義有如刃的兩面,尤其是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將族群認同無限上綱,從而將族群民族主義轉變成分離主義。但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也喚醒了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使民族菁英為其民族振興而奮鬥。

兩岸四百年血脈融合

  在臺灣,我們同屬中華民族。四百年來,臺灣歷經荷鄭時期的漢族移民、尤其是鄭成功的明鄭大軍移民、清初百年百萬漢族移民及其漢番通婚、1949年國府遷台91萬內地官民移民及其外省本省和外省原住民大肆通婚、兩岸開放後30萬大陸配偶再移民,這些血脈融合,是現狀也是現在進行式。因此,兩岸“四百年血脈融合”,融合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使我們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誠如總書記習近平接見連戰時所說,兩岸這種血緣紐帶,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事實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

  在具體的生活層面,當我們回到大陸內地,無論是在北京、在上海、在廈門……,大陸民眾視我們為同胞,決不會將我們當成日本人或韓國人,因為我們同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

  當然,前面是從血緣紐帶的民族感情角度論述統一,但一定也會有民眾問的問題和Mike Wallace不一樣,可能從現實的角度考量認同,關心統一對我們有什麼好處?關心以什麼方式統一?統一在什麼樣的狀況下?這種從現實角度出發的國族認同,學界早已有所探討,認為國族認同是過去的歷史傳承、當前的需求與未來的期望三者間不斷重組調整的結果,其間公權力扮演重要角色。所謂當前需求與未來期望,就是兩岸和平紅利。

  厚植共同利益

  對此,大陸學者也為我們臺灣同胞設身處地的著想,例如廈門大學陳孔立教授、上海東亞所章念馳所長早在13年前,就認真思考如何給予臺灣好處。章念馳所長在中國評論月刊上發表過多篇關於統一的論述;陳孔立教授還在《人民日報》(2000年5月30日)發表《和平統一的十大好處》等,他們對臺灣民眾的深情善意,令人感佩。歸納他們所提的統一好處,不外乎兩岸統一能帶給臺灣諸多的經濟利益,統一後臺灣可省下武器採購的天大經費的財政利益,民眾免服兵役的安全利益。當時可能覺得很遙遠,但今天隨著兩岸的密切交流,部分已美夢成真,部分正在進行中。

  20年來,大陸方面不但一再表示將厚植兩岸共同利益的善意,也與時俱進的不斷落實。目前,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兩岸經貿交流,尤其是大陸團的採購和陸客觀光,為臺灣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有目共睹。這些兩岸共同利益具有規模性、持續性和區位性等三大特性:

  利益的規模性。當今人類經濟活動複雜,許多工業的生產,是小型經濟體所不能負荷的。例如大家所熟悉的軍火工業,小型經濟體就不可能在太空建立全球定位系統、製造航空母艦、維持龐大的航母艦隊。中國大陸是一個相當全部歐洲的經濟體,統一後我們臺灣將享有兩岸龐大經濟體所形成的經濟規模效益。

  就以電子產業為例,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全球共關閉了約50家晶圓廠,但臺灣沒有廠商關閉。中國大陸家電品牌廠商組團2009年從臺灣採購34億美元液晶體電視面板,2010年採購43億美元,2011年採購40億美元。大陸政策性大採購,不但使當時臺灣工業園區放“無薪假”的員工能重新恢復工作,及後景氣稍見復蘇,因為全球關閉了50家晶圓廠,所以全球新增訂單絕大部分就都轉到臺灣,使得臺灣2010年對世界的整體貿易總量激增至5,258.4億美元,其中臺灣對大陸(含香港)輸出1,147億美元,臺灣享受771億美元的順差。

  至於自2008年7月開放中國大陸旅客來台觀光,去(2012)年大陸旅客來台居然高達258萬人次(不包括香港和澳門),較2011年增長45.0%,增長幅度居客源市場之冠,遠高於世界觀光組織(UNWTO)預估2012年全球旅客約3%-4%的增長率,預估將為臺灣創造約1,000億新臺幣的觀光外匯,這在四年前是不可想像的。當然,陸客來台觀光使得考導遊的人數也跟著飆升,觀光局統計2012年報考導遊人數高達52,986人(2011年為38,800人),其中88.0%是考華語導遊執照。同時在旅遊業,許多司機就自己籌資或合夥集資,購買遊覽車,自己當老闆,這在開放陸客觀光來台前,也是不可想像的。

 上述帶給臺灣的巨大經濟利益,就是立足於內地龐大經濟體的規模性。

  利益的持續性。講到這,當然有人會問,那將來如果有一天真的統一了,這些好處會繼續嗎?這個問題必須從歷史中找答案,那就是清朝時兩岸同屬一國的整整兩百年間,北京在政治上是對臺灣實施讓利的優惠措施,例如相當於今天高等文官考試的科舉考試,不但公平開放並以優惠方式保障臺灣人參與全國性的國家治理。

  中央政府這種對臺灣在高等文官科舉考試上的優惠政策,實際上起源於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思維。大家都知道,自秦朝一統天下後,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多民族多省籍的大國,我們中華文化一向認為“日無私覆,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也就是說,中央執政的氣魄,就如同太陽覆照大地,公正無私地普及任何地方,故對偏遠的地方,朝廷援例會制定優惠政策予以特殊照顧。

  鑒往知來,大陸過去會優惠臺灣、今天也正在優惠臺灣,相信明天也會優惠臺灣。更何況,還有香港和澳門,台、港、澳都是近代歷史遺留的特殊情況,大陸肯定會持續其優惠臺灣的政策。

  利益的區位性。歷史反覆證明,因為臺灣如此靠近中國大陸的特殊地理位置,命運註定兩岸的連結,命運註定臺灣享有地理位置與大陸鄰近的好處。歷史上,兩岸只要撤除敵對的政治狀態,臺灣經貿立即依託大陸發財致富。例如330年前的1683年,鄭成功孫鄭克塽納土輸誠,結束兩岸軍事對立,兩岸經貿迅速發展,二十年間臺灣就融入對岸大陸的沿海貿易圈,當時臺灣特產糖大量向內地輸出,甚至遠至天津,一片經濟繁榮景象,為十八世紀對岸閩粵的移民臺灣狂潮提供了物質基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兩岸中日戰爭軍事敵對狀態結束,1946-49年間兩岸貿易飛躍成長;20年前,1990年代兩岸關係解凍,兩岸經貿發展密切一日千里,目前每年為臺灣帶來約七八百億美元順差的巨大經濟利益,我們更是有目共睹身受其益。

“台獨”教化與兩岸統一的時代責任

  俗話說,有因必有果,如果說今天支持兩岸統一是因;相信現在與未來,兩岸的統一過程中每位民眾都是受益者,這就是果。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在這個歷史機遇中,我們也擔負著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今天臺灣社會產生嚴重的統獨認同問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李、扁執政二十年的“台獨”教化。

  兩岸體制斷裂。在這個改變國族認同的過程中,李扁是憑藉什麼,居然在短短20多年間完成改變部分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本人認為臺灣與母體中國大陸的斷裂,即兩岸體制斷裂和兩岸記憶斷裂,為分離主義者提供了平臺。關於兩岸體制斷裂,包括日本殖民統治臺灣50年及“中華民國”遷往臺灣的兩岸冷戰隔絕。後者借“中華民國”的存在,使獨派在執政時,得以利用臺灣與母體中國大陸分離的兩岸體制斷裂(division system),將其運作機制化,例如借要求國際空間為由行“台獨”之實;借由軍購將對岸視為假想敵,將“內地敵國化”;借由通關之護照查證程式,將金門和廈門的小三通“兩國化”;借由“總統”的“外交”出訪強化臺灣“國家”位階。
  兩岸記憶斷裂。獨派就利用近代臺灣遭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曾經與母體中國大陸分離的兩岸記憶斷裂,以抹煞歷史和曲扭歷史的方式,解構臺灣民眾對祖國的認同。例如將中國固有的省籍地方意識提升為“國家”意識,並與臺灣分離主義與本土意識相連結,借強大的公權力,以“臺灣第一”“臺灣優先”為理由,型塑向“台獨”傾斜的“臺灣主體意識”。眾所較知者,莫過於教育部修改歷史教科書,借學校教育灌輸下一代臺灣民眾的分離意識,甚至還更進一步地在學校借推行“國防”教育課程,將內地投射成假想敵,誤導臺灣下一代的認同。

  李登輝先生于2000年11月,坦言他自1988年繼任“總統”以來,其工作重點大致有二,其中之一就是全面推動民主化。“臺灣的民主化非以‘臺灣認同’及‘臺灣本土化’為主軸不可”。李登輝扭曲臺灣本土化與臺灣認同的真正意義,將臺灣認同化與分離主義掛勾。因為我們忘記臺灣這塊土地的歷史,所以對歷史產生了極大的誤解,好似臺灣民眾沒有認同臺灣是因為大陸反對臺灣民眾認同臺灣,好似大陸反對臺灣本土化,從而激發人類潛意識的逆反心理。

  清朝對認同臺灣的肯定

  事實上,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歷史上清朝時大陸不但沒有反對臺灣民眾認同臺灣,反而是以科舉制度肯定大家認同臺灣。因為清政府在科舉名額優惠臺灣的政策下,台籍進士、舉人和秀才中,許多人就是受益於其台籍的身份,這自然增加了臺灣人的臺灣地方意識,也就是說清朝是以制度肯定臺灣民眾對臺灣的認同。

  此外,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臺灣人98.3%是移民,是漢族移民。在中國內地的社會習俗中,漢族總是認同自己的族群、省籍,甚至是自己出生的鄉裡。在十八世紀的移民臺灣狂潮中,移民們不僅認同“省籍”,甚至也認同“次省籍”如福建的漳州與福建的泉州。所有這些臺灣的內地移民,他們彼此間“同鄉井如骨肉,疾病相扶,死喪相助”。但我們中華文化中有“日久他鄉即故鄉”的傳統,所以就廣義的地域觀念,臺灣人的認同與臺灣本土化意識也就油然而生。此外,早在十八世紀,臺灣官員在審理罪犯時,犯人要記載籍貫,不少犯人早就表明自己是臺灣人、是臺灣白河人,故臺灣民眾早在十八世紀初就開始認同臺灣了。也就是說,大陸從來就沒有反對臺灣民眾認同臺灣,並且如前面所提到的,清朝科舉考試優惠臺灣名額的制度,更強化了臺灣民眾對臺灣的認同。

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的目的是切割兩岸

  至於利用近代臺灣遭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曾經與母體中國大陸分離的兩岸歷史記憶斷裂,臺灣分離主義者論述核心之一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其目的是切斷兩岸的歷史連結。其主政者明言“在臺灣逐漸形成‘國家’意識,邁向建立‘新國家’的時刻,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史正是型塑這股力量的源頭。檢視這段歷史也正是建立臺灣觀點重要的基礎”。因此,“台獨”對日據歷史的論述,居然肯定馬關條約是臺灣命運的轉捩點,透過日本帝國統治,臺灣展開近代化的發展,頌揚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辦大學,引進現代教育等,好似厚我台民良多。

  事實上,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人民的屠殺、壓榨和歧視,罄竹難書,但無可諱言,從技術層面來說,日據時期正逢人類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建設時期,故日人在臺灣亦有所建設,但其本質是殘酷掠奪與壓榨。因時間有限,在此僅舉例一二。以縱貫鐵路為例,日人於1895年侵台,當時中國已修建基隆—新竹段的97公里鐵路,並且已經營業。日本人是自1899年5月起,自南北兩端同時動工,1908年完成基隆至高雄的縱貫鐵路,前後歷時九年;但在1897-1902年六年間殘酷鎮壓各地的武裝抗日事件中,遭日本殖民政府殺害者總計至少超過二萬人(當時臺灣人口僅約260萬人)。
  在教育方面,日人更是在小學、中學、高中與大學各階段,均實行二元化的極端歧視政策。“台獨”只頌揚日本人在臺灣設立大學,但卻不提日人歧視臺灣人的程度。日據時期臺灣只有一所大學,就是1928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1943年時臺灣唯一一所的大學-臺北帝國大學-學生總數共454人、其中日本人384人、臺灣人69人(64名學醫),但當時日本人僅占臺灣居民總人口的6%,臺灣人占臺灣總人口的94%,卻只享有15.2%的大學教育受教權,臺灣人被日本殖民者歧視到這種程度,稍有良知的臺灣人不可能會親日。

  日據時期,日本人在臺灣是以近代國家機器,從初期的血腥誅殺,及中後期經由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聞管制與軍憲威懾等公權力,結合引進之巨額資本與先進技術,構成嚴密的殖民地剝削體系,強奪豪取壓榨臺灣,為殖民母國日本攫取天大利益。整個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與其統治之臺灣人民間的關係,就是屠殺與被屠殺、壓迫與被壓迫、歧視與被歧視的血淚殖民關係。
  因此,整個日據五十年,臺灣人從未終止抗日,只是前期是從事武裝抗日,後期轉為非武裝抗日,也就是從事在日人法律範圍內的公開政治運動。後者,臺灣菁英林獻堂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則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尤其是後者所謂推動發達臺灣文化,其本質就是保存中華文化,日本人怎麼會不懂?

皇民化的日本國認同改造

  1937年7月7日爆發蘆溝橋事件,此時日本統治臺灣已經四十年了,臺灣社會不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個中國化的社會,臺灣人也仍然視中國為祖國,日本人不可能永遠容忍臺灣人視中國為祖國。因此,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最後八年,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發動翻天覆地的“皇民化運動”,其目標即摧毀臺灣民眾的中國民族意識,改變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的思想改造運動。
  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臺灣同胞是自北而南,全島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是年除夕,即使在臺灣最南端高雄州阿猴平原稍微靠山的潮州地方,家家戶戶揚棄日本式的慶祝新年方式,自動自發地改成以貼上中國式的紅紙聯,上面寫的是“還我河山,祝臺灣光復”。日本人寺奧德三郎就感歎,日本在臺灣開拓五十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間化為昨日之夢,全島各地連這樣的鄉下地方,都在謳歌複歸祖國,令在臺灣的日本人有隔世之感。

  李登輝的人生是走過臺灣光復、臺灣民眾如此認同祖國的歷史見證者,所以他當然瞭解,如果要實現臺灣“獨立”,則其前提條件是要建構臺灣民眾對“台獨”的認同。因此,李登輝反覆強調要重視臺灣的認同問題,並稱“臺灣的認同是極其複雜的問題,並不是建立‘臺灣共和國’或宣佈‘獨立’,就能解決的”“究竟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臺灣的族群問題,也必須厘清解決”。

  然而,因為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深層影響,中國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常相互滲透而難以分割,有時文化認同甚至是政治認同的重要基礎。文化範圍廣泛,它包括歷史、文字、文學、語言、風俗、習慣、宗教和政治制度等,其中以歷史的影響最廣最深,因為歷史是人類的集體記憶,孕育了國族認同。試問,在臺灣的本省民眾與外省人,我們在文字、風俗、宗教和習慣等不都相同嗎?但只有在語言和近代歷史記憶不一樣。關於語言,兩岸密切交流十餘年,台商已瞭解內地各省方言眾多,能理解並接受語言上的差異,所以剩下來的只有歷史記憶和兩岸政治制度的差異。

  恢復臺胞祖國認同實現兩岸統一

  因此,筆者提出恢復臺灣先賢熱愛祖國的“臺胞認同祖國化”,亦即喚起臺灣民眾祖國認同的歷史記憶,認知對岸不但不是“敵國”,對岸是我們先人熱愛的祖國。臺灣本土作家鄭鴻生曾雲:“臺灣人的政治或社會活動不只是與整個中國現代化歷史接得上,也是參與其中的。臺灣人只要能夠接受這段歷史,也就較能心無掛礙地接受中國人身份”。

  無可諱言,如果以1949年為分水嶺,則之前的滿清推翻、民國建立、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八年抗戰等國民黨史觀,似欠臺灣人民的蹤影,致使臺灣民眾感受其在近代史中似是頗為空白,期間日據時期島內臺灣人民的非武裝抗日,尤其是斯時台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歷史,亦遭埋沒。故本人以傳承臺灣先賢的祖國認同而自我期許地創辦了《祖國文摘》雜誌,盼借真實歷史知識的表述,有助將我們臺灣人與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相連結。

  我個人是研究歷史的,所以偏好借鏡歷史經驗。誠然,歷史不能複製,但卻會重演,並可從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發。在臺灣的歷史中,鄭成功率南明政府遷台及其後的反清複明,與蔣介石率國府遷台及其後的反攻大陸,不就很相似嗎?

  從中華民族漫長歷史長河的宏觀視野來看,“中華民國”可說如秦漢與隋唐中的秦隋翻版,秦朝結束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分裂動亂,隋朝結束了南北朝三百年的分裂動亂,但秦隋只是為後續的漢唐開啟了盛世。國民黨政府之於中共,就如同秦之于漢,隋之于唐。“中華民國”雖然推翻滿清,但未能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反而使中國陷於中央政府解體,各地軍閥據地稱雄,外加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國土大半淪陷,抗戰勝利,兵敗退遷臺灣。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在大陸,則開啟了一如漢唐般中國崛起的盛世。故以史為鑒,當此中國再次振興復興之際,展望未來,兩岸統一是不可逆轉的天命。

  至於臺灣以什麼方式與祖國複歸統一﹖眾人皆知,人類歷史上的統一只有“和平統一”與“非和平統一”,如果說統一是不可逆轉之勢,那臺灣民眾是要經由和平的方式統一﹖還是經由非和平的方式統一?答案是清楚的。如果是經由和平的方式統一,我想統一在“一國兩制”,亦即變更臺灣的政治圖騰,其餘現狀就地合法化,應該是最佳選擇。(戚嘉林 臺灣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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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一番話很有嚼味 兩岸統一提出五大條件


馬英九是否可能藉明年APEC年會在上海舉行的契機登陸,引發台媒關注。

臺灣《中國時報》報導稱,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高峰會明年將在上海舉行,近年來馬英九均派連戰擔任領袖代表出席,明年是否有意親自前往?馬英九10日在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時被問及此,僅笑稱對此建議他“聽進去了”,至於是否藉此與中共最高領導人會晤,“可能還要創造一些條件才行”。

據報導,在國民黨重返執政後,曾規劃連戰負責國際事務,榮譽主席吳伯雄負責國共交流;而蕭萬長卸任後則推動成立兩岸企業家高峰論壇(前身為紫金山論壇),兩岸兩黨高層互動十分頻繁。馬英九對此表示,並沒有在制度上特別規劃分工,“但希望兩岸交流互動愈多愈好、層次愈高愈好”。

馬英九也解釋,連、吳、蕭三人中,僅有吳伯雄在接任榮譽主席時,他特別委託其接待大陸訪客,負責政黨交流;蕭萬長推動的論壇則屬民間性質,“與國民黨無關”。
針對備受矚目的兩岸政治對話,馬英九表示,過去大家談“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都沒有提出具體內容,也不具政治意義,民間早就在談,稱為二軌三軌他都沒有意見。至於國民黨大佬們在大陸提出的政治對話等言論,馬英九則強調,“一定要有授權,否則引發外界誤解”。

馬英九除了重申依“憲”堅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政策立場外,也再次表達對兩岸交流的擴大與深化樂觀其成。對於兩岸正積極磋商的互設代表處事宜,馬英九說,儘管看來只是一項行政措施,但其中每件事都具有高度政治含義,台方並不會因此而有任何回避;而基於“憲法”精神,“絕對不會把大陸視做一個國家”,兩岸互設機構不會成為“外交機構”。
很明顯,相對於大陸包括前主席胡錦濤在內的高層、與包括社科院在內的智庫,都熱衷於兩岸建立軍事合作互信機制、高層開展對話,臺灣領導人的反應則慢熱得多,有時候乃至於近似敷衍輿論與民意。
馬英九說2014年APEC峰會與中共領導人會面 “還要創造一些條件”,就是說明年的會面,需要一些條件作為鋪路,如果沒有這些條件——路不通,就不會會面。然而按照他的態度,這些條件即使有了,也不一定非要會面。
那麼我們來看看,臺灣馬英九所說的條件包括什麼?

一、南海的主權與利益問題。

對於中國別的糾紛地域、海域的主權,臺灣不是十分在意,臺灣注重的是南海主權——這兒距離臺灣較近,資源與能源儲量極大,並且是臺灣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臺灣非常注重南海的主權。

5月25日,台當局外事部門發佈新聞稿表示,無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俱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不容置疑。台當局外事部門強調,“中華民國”對該四群島及其水域享有一切應有權益,仁愛暗沙位處南沙群島,任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張或佔據,均屬非法,“政府”一概不予承認。

在不涉及利益的時候,臺灣一直講“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是一旦涉及利益——比如南海,臺灣的措詞馬上就變成“中華民國”。

很明顯,如果大陸與臺灣方面不能就最為攸關的南海的主權與利益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那麼就沒有鋪平馬英九與中共領導人會面最基本的路。馬英九就很難來大陸並與中共領導人會面。

如果台海兩岸都在主權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並在利益均沾上達成協議,那麼就過渡到下一個問題:

二、怎麼解決當下的南海問題。

也就是如何解決菲律賓與越南以及其他國家佔據的海域與海島問題。
這個問題與第一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也就是:台海兩岸對於南海問題各行其是同時談判、還是在協同解決中談判?
我想說的是,不要以為台海兩岸一起解決南海問題並就主權與利益談判就好,或許這會直接引起各自過日子的兄弟倆的矛盾。

三、政治上能不能互信。

臺灣覺得大陸的政治結構與內在理念的轉型正在醞釀,由於還不甚明朗,所以與臺灣的政治對接時機還沒有完全成熟。
當然,大陸對於臺灣的政治外形與內在理念並不是十分敏感——中國有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與心理準備,但是臺灣對於大陸的政治框架與內在理念的警惕心非常強——其擔心現在就走近大陸的話會被政治同化,這應該是臺灣上下對於現在就和大陸走得太近的最大的擔心。

如果馬英九要與中共領導人會面,或許需要大陸對於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動向予以說明並就相關事宜給出保證、乃至於立法——而這在近期幾乎是不可能的。

四、相關國家的阻撓。

比如美國,比如日本,比如菲律賓,比如越南,幾乎所有覬覦南海的國家與害怕中國崛起的國家都擔心台海拉近距離。
如果說,大陸有一個想要成為大中華文化圈核心的夢的話,那麼大陸與臺灣的融通就是這個夢的最為關鍵的橋樑。害怕這一結果的國家必然會想辦法阻撓這一橋樑的架通。美國重返亞洲,可能最害怕的就是這一點——兄弟齊心、其利斷金。一旦台海聯手,南海回歸中國就指日可待,這是所有覬覦南海的國家的最大擔心。

就臺灣而言,在沒有看到與大陸合一的充分必要性之前,應該隨便不會輕易離開美國陣營的,因為離開就意味著很難再回去,如果臺灣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走向大陸,而最終的結果卻並不融洽,那臺灣就悲催了。

五、雙方都認為還沒有到離過對方就難以應對的地步。

不要說大陸對於自己的軍事實力比較自信,即使臺灣,其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怕在南海主要的威脅——菲律賓。
由於對於軍事實力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信,所以雙方覺得深入對話與聯繫、以及開展軍事合作的必要性不是非常大。

總之
就目前來說,大陸與臺灣的深入對話、軍事合作機制更多是一種情感方面的意向,真的要進行合作互信——從深度溝通走向全面融通,負面因素比正面因素多,所以成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至少時機還不是很成熟。

就馬英九來大陸的條件來說,上述條件如果不能解決,則馬英九應該很難來大陸。

即使從禮尚往來的角度來說,臺灣方面很多政治領導人都來過了大陸,而大陸方面的主要領導人還沒有去過臺灣,溫家寶總理在任的時候,曾說過卸任後要去臺灣走走,不知道最終能不能成行?如果要馬英九來大陸,不僅溫家寶應該去去臺灣,或許需要中共現任某領導人去去臺灣。

建國的時候,為了請宋慶齡到北京,周恩來總理準備親自去接,最終感動了宋慶齡毅然北上。中國大陸要確實和臺灣從深度對話溝通向全面融通過渡,可能需要領導人拿出誠意並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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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統一終極方案
2013-6-03 11:47

實現兩岸統一,寄希望在哪裡

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希望能儘早地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一道難關,邁不過去這道關坎,所謂的復興就將是一場歷史笑話。

每一次海峽兩岸面對共同領土主權問題的時候,一切愛國的中國人都不免盼望兩岸能聯手協力,並肩對敵,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共同對外的良好局面,在持續發展的釣魚島爭端上是這樣,此次菲律賓射殺臺灣漁民問題上也是這樣,很多人在呼籲兩岸要加強合作,首先是為了一致對外,更希望能藉此彌合兩岸政治分歧,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走上聯合,進而走向加快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

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在每一次事關兩岸人民福祉的事件發生時,都不能不由衷地揪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民究竟應該把實現兩岸統一的希望寄託在哪裡呢?

1、這個問題一直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

過去,我們曾寄希望於解放戰爭的延續,一句“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誓言就是淋漓盡致的表達。後來,我們又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以為臺灣人民總體上能反對台獨、支持統一。再後來,政策走向看似又把希望主要放在了臺灣當局身上,指望通過兩岸政治互動,特別是日益密切的經貿聯繫,能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消除雙方的隔閡,最終走上和平統一的道路。
但是,實現兩岸統一歷來面臨巨大的挑戰,在此也不妨一一列出。

第一,來自國民黨之“黨國”的挑戰。國民黨之“黨國”歷來將自己視為中國的正統,它過去是主張統一的,有武力統一,口號是“反攻大陸”;有政治統一,口號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馬英九當政後提出了“三不”主義,即“不統、不獨、不武”,把統一問題擱置了起來,後來雖然有了“新三不主義”,即:不去推動“兩個中國”,不會推動“一中一台”,不會推動“臺灣獨立”,但統一的話題莫再提起,事實上等於擱置了起來。總之,國民黨的“黨國”骨子裡是排斥與共產黨大陸統一的,如果國民黨願意統一,兩岸統一問題將迎刃而解;如果國民黨抱著以托待變的僥倖心理,兩岸統一仍然缺少起碼的政治基礎。

第二,來自美國的挑戰。冷戰時期,臺灣是美國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是對付中國的前沿戰略基地。現在,美國“重返亞太”了,臺灣註定要重新成為美國新一輪戰略經營的重點,部署鋪路爪預警雷達已經對此作了詮釋。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即使美國無法有效地利用臺灣的戰略價值,但也絕不想讓大陸得到臺灣的一切,否則,就是美國的戰略大失敗。這大概是美國的戰略底線。

第三,來自日本的挑戰。日本對臺灣歷來包藏禍心,日本政壇及社會正在急劇右轉,照此趨勢,今後日本將越來越明目張膽地介入台海兩岸事務,給兩岸統一設置障礙、挖掘陷阱,用各種辦法阻礙統一,未來甚至有可能用軍事介入的手段進行阻擾。

第四,來自台獨勢力的挑戰。台獨勢力是臺灣島內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一直凍而不僵,屢遭重創都能恢復元氣。就台獨本身而言,如果僅僅就是它自已挑戰統一,無異於螳臂當車,但如果這個小團體被外來勢力利用起來,彼此沆瀣一氣,則必成統一的大敵惡患,對此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輕心。

這樣看來,在兩岸統一的問題上,究竟是機遇大於挑戰還是挑戰大於機遇呢?或者乾脆退一步說,看發展看未來,按照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目前的戰略趨勢,對統一大計而言,未來究竟是機遇在發展還是挑戰在發展,二者到底將哪個大於哪個呢?

按照一些專家學者的判斷,對中國而言,當前總的戰略形勢是機遇大於挑戰,這大概也是中國對所處戰略環境的總體評價。但是,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到,這一論斷在台海兩岸統一的問題上則很難成立,任何人可能都不敢下這樣的斷語。

3、未來究竟將會怎樣
那麼,台海兩岸關係未來將會有怎樣的發展呢?任何一個關心天下大事的中國人都有權問上一問: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希望在哪裡,和平統一又何時能夠實現呢?
能把希望寄託在臺灣當局身上嗎?

把希望寄託在臺灣當局身上,所依賴的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好處足夠大,比如經貿聯繫,比如政治讓步,足以吸引國民黨當局(假如國民黨一直執政的話),使其放棄固有立場,同意與大陸統一;二是外來壓力足夠大,迫使臺灣當局不得不借重大陸的力量來應對,不得不與大陸聯手合作,從而為實現統一奠定戰略基礎。除此以外,再無第三種可能。

但是,這兩種可能很難讓人看到有多大可期待的價值。在中國的文化中,誰都知道寧為雞頭不做鳳尾的道理,多少讓步和利益輸送才能換來國民黨放棄小朝廷山大王的寶座呢?至於外來壓力,如果有朝一日真有無法應對的局面出現,那國民黨當局首先要找的是美國,甚至可能是日本,這一點,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將是這樣。所以,指望菲律賓射殺漁民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能成為兩岸聯手的契機,簡直如同做夢娶媳婦一樣想美事,或者完全可以說是異想天開。

有人因此要說,國民黨也不是鐵板一塊,大陸可以通過兩岸互動分化國民黨使其一部分傾向大陸,這不也將給統一創造了機遇了嗎?

這看起來是一個辦法,實際上並不可行,因為分化瓦解國民黨是可能的,但這要冒台獨勢力做大做強的危險,一個統一的國民黨對抗台獨還勉為其難,四分五裂更不堪大用。一旦國民黨四分五裂,臺灣的政治態勢只會將更加危險。

能把希望寄託在美日的慈悲上嗎?

這無異於與虎謀皮。美日霸權集團不會因為中華民族崛起不易就心生憐憫,更不會因為海峽兩岸同屬炎黃子孫就發現慈悲。臺灣問題本來就是他們製造出來的,他們今後還會繼續製造各種形式的臺灣問題,總之就是不許中國實現完全的統一(有關這個問題,筆者寫過一篇題為《臺灣的前途與中國的命運》的文章,可以參閱)。

能寄託於台獨改惡從善嗎?

這顯然是不靠譜的事情。只要不是傻子,誰也不會把希望寄託在這幫雜碎身上,不管他們這些人怎樣與大陸拉關係、套近乎,都不過出於急功近利的一時之需,本性還是難以移除的

這些不行,那也不行,但臺灣問題又不能無限地拖延下去,到底什麼辦法才能給我們以希望呢?
一句老話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這話用在臺灣問題上再也貼切不過了。如果大陸有收復臺灣足夠的勇氣、意志和力量準備,臺灣就能與大陸越走越近,反之,只能與大陸漸行漸遠,解放臺灣的口號本質並沒有過時,但需要在新的條件下搞一點新的包裝。寄希望於自己的決心,寄希望於自己的力量,這就是臺灣問題的全部答案。

之所以做這麼多的囉嗦,是因為一個時期以來特別是釣魚島衝突發生以來,有關兩岸關係的各種幻想甚囂塵上,很有些“春花漸欲迷人眼”的樣子。為擦亮眼睛起見,所以鄙人逆勢而動,寫下此等文字。

這些希望最後都以怎樣的結果收場了呢?

解放臺灣的誓言以改革開放而收場,因為伴改革開放而來,不是大陸進軍臺灣,而是國民黨從臺灣通過經濟方式“打”回來了,重返大陸;“寄希望與臺灣人民”一說後來因一場選舉而作罷,因為這場選舉恰恰把主張台獨的人物選上了台,弄得好不尷尬。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和經貿聯繫的遊戲還在進行當中,目前還沒有可信的結論。

2、現實給中國以怎樣的機遇,機遇與挑戰又孰大孰小呢?
當前國際國內的環境似乎給兩岸關係以新的機遇。

機遇之一:借助與全球化、一體化大潮,在兩岸之間打造出一個袖珍版:在兩岸之間首先實現全球(國)化、一體化。就理論邏輯而言,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這一大潮。既然這樣,期盼兩岸統一的一些人就完全可以順其自然地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天了。

機遇之二:周邊領土爭端與權益衝突將促使兩岸走向聯合。眼下許多人抱有這般強烈的希望,釣魚島爭端激化的時候,有人這樣呼籲,現如今菲台漁民衝突,有人又在大聲疾呼,未來可能出現機會地方的還有太平島等地,除菲律賓和日本是物件外還可能面向越南、印尼等,這將使抱有這樣期盼的人希望大增,他們認為一定會有足夠這樣的機遇把大陸臺灣撮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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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指孫中山理想大陸漸實現

孫中山先生的後人認為,大陸變化很快、很大,改革開放開始後,已經開始實現先生的《建國方略》的理想。

據中評社報道,孫中山孫女孫穗芳與兩個兒子王祖榮、王祖耀經常往返兩岸,今年雙十節前夕來到台灣,兄弟倆接受專訪時談到對兩岸感覺。

孫穗芳是孫科的三女兒,孫中山的孫女,今年78歲。王祖榮和王祖耀是她1965年與香港富豪王時新之子王守基結婚時所生。
王祖榮表示,台灣比較自在、開放、自由,很有文化與人情味。

王祖耀認為,大陸變化很快、很大,改革開放開始後,大陸已經開始實現《建國方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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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被遺忘的辛亥革命史蹟徑

今年是辛亥革命102周年,也是中華民國102歲,受到兩岸政治現實的牽制,香港多年來已沒有大規模的慶祝活動,今年亦然。年輕一代,很難想像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每年10月10日前後,香港到處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最矚目的是每年此時九龍獅子山之巔近獅頭處總有一幅巨大無比的青天白日旗幟,好像從天而降一樣,令國民黨人和親台人士看見了心情激動。可惜,這一切只能從舊照片去緬懷。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政治現實不能改變,但辛亥革命歷史的史蹟卻可以被重新發現,讓後人多點了解前人走過的路。香港島中上環的孫中山先生史蹟徑就是最為人熟悉的歷史長廊,每天都有不少遊客和學生拿著相機着史蹟徑漫步,閱讀小冊子簡介,便可對當年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同志在香港留下的事有多一分了解。歷史學者、教育界、民間組織和官方機構對這條史蹟徑所投放的心血,並無白費。

孫眉在九龍留革命足跡

遺憾的是,另一條我認為可以開闢成為辛亥革命史蹟徑的,卻一直被遺忘。在這個102周年的10月,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些前人和本人蒐集過的資料,以支持建成第二條革命史蹟徑的建議。

1908年,孫中山(孫文)的兄長孫眉舉家從檀香山移居香港,租住九龍城東頭村一間兩層高石屋,孫眉負責供養母親楊太夫人和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他向革命黨人陳少白租了牛池灣一塊農地經營農場,務農為生。從往後的歷史證明,孫眉抵港不久已與革命黨人來往,暗中支持弟弟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他所租住的九龍城石屋和種菜的農場很自然便成為「革命基地」。以下兩點可以說明:1908年冬天,同盟會黨人籌備在廣州起事,革命黨授意孫眉在他的牛池灣農場趕製多面青天白日旗幟供革命軍使用,後來陳少白恐防消息泄漏,而將製旗地點改在灣仔。1910年,殖民地政府警察局一名「臥底」(線人)被引薦到九龍城孫眉的住所舉行入會儀式,當孫眉面前高喊:「反清殺滿洲人報祖仇」。底將經過報告港英政府,這些罪證便成為孫眉於同年被驅逐出境的理由。
牛池灣原居民親述歷史

據牛池灣村原居民馮德強最近接受筆者訪問憶述,他父親生前曾向他透露爺爺馮興與孫眉來往密切,孫眉常在晚上到訪「閒話家常」,爺爺可能受他影響,後來在村內發起「剪辮」運動。這點可以說明孫眉不時向村民宣傳革命。

上述資料表明,九龍城與牛池灣在辛亥革命歷史上扮演一定角色,卻不為一般大眾所知,區內建築物亦無任何標示,特區政府是否可以帶頭做些工作?還有,孫眉、孫文兄弟母親楊太夫人在九龍城去世後,下葬距牛池灣不遠的飛鵝山下百花林。若從九龍城至牛池灣,再從牛池灣至百花林之間設立若干說明標示,配以圖片,又是另一條辛亥革命史蹟徑,可與維多利亞港彼岸的中山史蹟徑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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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12cm x 22 cm 編號: SUN-303
面積: 12cm x 22 cm 編號: SUN-303
100_1878_看图王_看图王.jpg (249.22 KiB) Viewed 16607 times
辛亥革命珍貴文物
可以看得見代理收銀人簽署:孫x科 是否孫中山兒子還需進一步考究。
伹對照孫科簽字樣本,很可能是他簽署。如果證實是孫中山兒子,也就是說
明孫中山當時雖然在國外,是在直接遙控指揮。捐助人的姓名用毛筆書冩填上。



下列資料可説明該文件在辛亥革命期間,在何時和當時在何情勢下簽署發出。


歷史背景:

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年紀念,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舉行很隆重的紀念典禮活動。共產黨堅稱他們是辛亥革命正統。國父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去世後追封為共產黨員。

文物有下列合約條款:

大功告成之日當由軍政府照約償還並酬以特別權利發回收執以昭公信


既列明有這些條款,這是兩者之間的合約書。當時辛亥革命尚未成功,未成立政府,故此合約應該是辛亥革命志士與國民之間的合約書。是革命黨人對支持辛亥革命愛國人士用人手書寫並發出的一文件証據文件,是收執。該收執有聯根及號碼,騎縫印鑑,中間有凹凸鋼印並劃押簽名。從簽發經人手程序繁複及嚴謹來看,簽發出的數量不會很多。迄今為止,該文物應是第一次出現,據查,還未有第二件同樣的出現過,包括在兩岸辛亥博物館及最近北京政府在武昌花巨資興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

大功告成之日即辛亥革命成功後,當會成立軍政府,由軍政府照約償還該款項。至于並酬以特別權利,則雙方應知曉內容。推斷應該還有一份較為詳細合約條款。

該物件也是中國歷史辛亥革命期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實文物,是辛亥革命一項歷史佐證。

該文物距今100多年,其保存妥善及完整程度已經算很難得。

該文物也極具收藏價值。

下列資料可説明該文件在辛亥革命期間,在何時和在何情勢下發出 :

武昌首義 辛亥革命是指一場發生在1911年(清宣統三年),旨在推翻滿洲人建立的清朝,恢復「正統中華文明」,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顛覆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開啟
了民主共和新紀元。在中國農曆的干支紀年法中,1911年為辛亥年,故稱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口號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由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夜裡爆發
的武昌起義,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一段時間的
歷史。

辛亥革命另一種廣義的用法,指自清末開始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結束為止。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
而另一革命組織光復會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
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終於,在辛亥年間(1911年),滿清政府因強制徵收民營鐵路,引發人民強
烈不滿,最後滿清又採高壓政策壓迫人民妥協,將民眾憤怒的情緒激到了
最高點。

辛亥武昌起義是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一部分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
江流域,準備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通過革
命黨人的努力,終於在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發動了具
有劃時代意義武昌起義。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為撲滅保
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
川清軍鎮壓。
10月9日,共進會領導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
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拘捕劉同等6人,
隨即引渡湖北當局。

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士兵熊秉坤情急之下被迫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
一槍,隨後起義士兵推舉,奪取位於中和門附近的楚望台軍械所繳獲步槍兩
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為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此時,駐守武昌城外的輜重隊、炮兵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亦以舉火為號,
發動了起義。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
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
令部。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
火,以火光為標誌。湖廣總督瑞澄打破督署後牆,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
鎮統制張彪仍舊在司領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覆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佔
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復漢陽
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
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脫離清政
府宣佈獨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
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


辛亥革命
革命酝酿: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中华民国: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注: 上述文物由香港藏友會提供。
會長鄧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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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在辛亥革命時,本<br />港出版的報刊。
▲一批在辛亥革命時,本
港出版的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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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孫中山的親筆信,已被<br />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國父孫中山的親筆信,已被
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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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親筆信明日展



百多年前還沒電話、電腦等科技助人類交流,革命人士主要用報刊、畫布等來報道各地武裝起義及宣揚革命思想。孫中山紀念館明日推出「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展出約一百件由廣東中山圖書館運來的展品,包括國家一級文物的「孫中山親筆信」。

辛亥革命於武昌起義,成功基礎卻可追溯至廣東。展覽會追溯辛亥革命活動如何在廣東萌芽發展及革命思想如何藉報刊廣泛報道。

封信原本由一個香港醫生保管,但後來轉交廣東省館藏,六十幾年後終於出境返香港展出。(中山圖書館倪俊明)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倪俊明說,文物及歷史圖片中,包括一系列辛亥革命前後在廣州和香港出版的報刊,如1905年創刊、最早用廣東方言抨擊清廷的香港先鋒革命報刊《有所謂報》;但最珍貴是國家一級文物「孫中山親筆信」。

倪說,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5年,在倫敦被誘禁清使館,獲釋後即致函傳教士區鳳墀報告行蹤,「封信原本由一個香港醫生保管,但後來轉交廣東省館藏,六十幾年後終於出境返香港展出,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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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一九一二年於上海發行的《中華民國新郵片》。這是為慶祝中華民國成立的明信片。
圖示一九一二年於上海發行的《中華民國新郵片》。這是為慶祝中華民國成立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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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同盟會發行的軍事債券。為了籌集起義軍費,同盟會於一九○六年在法屬安南(現今越南),印刷了一萬張面值一百元的軍用債券。該券正面以英文書寫,背面則用法文。銷售債券所取得款項,曾用於一九○七年初的潮州之役及同年底的鎮南關起義。此展品由林準祥博士提供。
圖示同盟會發行的軍事債券。為了籌集起義軍費,同盟會於一九○六年在法屬安南(現今越南),印刷了一萬張面值一百元的軍用債券。該券正面以英文書寫,背面則用法文。銷售債券所取得款項,曾用於一九○七年初的潮州之役及同年底的鎮南關起義。此展品由林準祥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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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王雪庵著的《繡像神州光復志演義》。此書為最早反映辛亥革命的著作之一,內容描述清末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孫中山於倫敦蒙難、同盟會及光復會成立、惠州起義、河口戰役、秋瑾就義、黃花崗之役、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十七省獨立、南京爭奪戰、南北和談、宣統遜位,以及中華民國建立等。
圖示王雪庵著的《繡像神州光復志演義》。此書為最早反映辛亥革命的著作之一,內容描述清末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孫中山於倫敦蒙難、同盟會及光復會成立、惠州起義、河口戰役、秋瑾就義、黃花崗之役、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十七省獨立、南京爭奪戰、南北和談、宣統遜位,以及中華民國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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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展覽今日(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孫中山紀念館舉行開幕禮。主禮嘉賓為展覽主持開幕儀式,包括(左起):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倪俊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吳志華博士,以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蕭麗娟。
「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展覽今日(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孫中山紀念館舉行開幕禮。主禮嘉賓為展覽主持開幕儀式,包括(左起):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倪俊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吳志華博士,以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蕭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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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紀念館舉辦展覽介紹辛亥革命在廣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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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紀念館推出最新展覽「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追溯辛亥革命活動如何在廣東萌芽發展,以及革命思想又如何藉報刊廣泛報道,深入民心。

  是次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主辦,孫中山紀念館籌劃。展期由十一月二十九日至明年五月十四日。

  展覽的開幕禮今日(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孫中山紀念館舉行。主禮嘉賓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吳志華博士、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倪俊明,以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蕭麗娟。

  吳志華博士於開幕典禮上致辭時表示,辛亥革命雖然首義成功於武昌,但其成功基礎卻可追溯廣東這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廣東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關係密切,不單其是孫中山策動武裝起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廣東為革命輿論宣傳的中心。

  中國在鴉片戰爭戰敗後,廣州開放為通商口岸,西方經濟體系逐漸伸入到廣東各地。經濟發展的同時,反抗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統治的起義事件亦同時在廣東各地發生。廣東地區因經濟發展的優勢,為革命派提供了有利的物質基礎進行起義革命,因而成為清末革命的起源地。

  由孫中山建立的興中會其後聯同其他革命團體,組織中國同盟會,廣東亦成為同盟會活動的重點地區。當時,革命人士在廣東紛紛利用報刊陣地,鼓吹革命,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報道各地武裝起義的現場實況,擴大革命派的思想影響。辛亥革命成功後,不少有關辛亥革命的宣傳品相繼出版,當中包括圖書、圖像紀錄、月份牌,以及新郵票等,為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紀錄,亦為後世研究清末民初多次的起義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礎。

  是次展覽展出約一百件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提供的文物及歷史圖片,包括革命時期在廣東出版的刊物,以及有關辛亥革命的書籍及圖像紀錄等,結合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藏,介紹革命活動在廣東的發展。展品中包括一系列辛亥革命前後在廣州和香港等地出版的報刊,充分展現知識分子如何透過當時這新興的傳媒平台,將革命思想作廣泛傳播,深入民心。

  孫中山紀念館位於香港中環半山衛城道七號,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晚上七時,聖誕前夕及農曆新年除夕提前於下午五時休館。逢星期四(公眾假期除外)及農曆年初一及初二休館。標準入場費為十元、團體票七元,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六十歲或以上人士可獲半價優惠;逢星期三免費入場。

  有關「紙上風雲:辛亥革命在廣東」展覽詳情可致電二三六七 六三七三查詢或瀏覽孫中山紀念館網址:www.lcsd.gov.hk/CE/Museum/sysm/b5/perma ... _pri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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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两岸统一模式論壇 /辛亥革命文物展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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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海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
廈門海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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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對台政策突變:不再忍讓 要加速統一進程
蜘蛛zhizyy

  五年多來馬政府推動的政策由大陸一味的讓利做為起點,也讓香港人眼紅,為何獨厚臺灣。但隨著時移勢轉,今年以來北京不斷放出話語,臺灣不能只取不舍,今後兩岸的經貿議題及往來必會在平等互惠的軌道上進行,期待北京無限量的讓利是不切實際的。

  過去大陸對臺灣由只面對國民黨,到寄望臺灣人民,現也接觸民進黨,尤其對台商的工作細緻周到。但最近台商感受到待遇與往日明顯不同,一位台商求見國台辦領導溝通事務,獲得的資訊是領導“不會見不接觸也不引薦”,三不政策以對,已成定調,台商已得不到關愛的眼神,北京眼中只有在大陸規模巨大的台資企業,這些大老闆在臺灣威風凜凜,但在大陸感受到權力的威力,年終歲月,海關單位稅收不濟時,台商們就得出來分攤,台商感歎生意難為。

  世界上沒有永遠免費的午餐,但兩岸距統一之日尚遙遠,大陸的對台政策已悄悄地改變,動靜中讓臺灣備感壓力。
美國警告臺灣:再不統一 大陸忍不住要動武!

  香港“中評社”報導,美國研究中國軍事的專家孫飛(Phillip Saunders)指出,保持良好的兩岸關係對臺灣來說其實也是一種威懾力,“臺灣不要給大陸以動武的理由”。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孫飛日前在“布魯金斯學會”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聯合舉行的臺灣安全研討會上評點臺灣“四年防務評估”(QDR)報告時如是建議。

  孫飛估計,解放軍現在確實正在獲得在部分地區封鎖臺灣的能力,他們也想獲得阻止美國干預台海危機的能力,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具備在特定地區實施區域阻絕,阻止美國在臺灣海峽干預的能力。

  孫飛指出,臺灣強調發展不對稱戰力是有條件的,能夠在別人幫助下,自我發展這種能力,且能在戰略上帶來不同。

  對於臺灣保持自身安全,孫飛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良好的兩岸關係是臺灣研判威懾力的一部分。應當增加中國大陸在良好兩岸關係中的參與者,這樣他們能從兩岸良好關係中獲益,同時也給北京留下有朝一日,如果它有足夠說服力的話,兩岸或許能邁向和平統一的念想。良好的兩岸關係將抬升北京動武的代價,而且提供北京不用動武也能獲得它所要東西的替代方式。

  第二,臺灣不要提供北京動武的理由,不要有任何使北京能夠將動武正當化的東西。這樣北京如果在沒有受到挑釁的情況下動武,就會面臨很高的國際代價。

  第三,保持外來軍事干預的可能性,並使大陸和解放軍決策者知道這會增加其動武的代價。這種努力一部分是保持與美國良好的政治關係;一部分是臺灣在自我防衛上要做得足夠多,使之有能力在軍事衝突爆發後能堅持足夠長時間,讓美國能夠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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