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睿哲指台灣人抗拒一國兩制
現為聖母大學劉氏亞洲研究所助理教授的許田波出席聽證會時，展示香港「我要真普選」標貼，表示標貼為港人廣泛佩戴，她又以香港特首梁振英私下收受UGL巨額款項醜聞為例，稱香港是世上唯一有自由而沒有民主的地方，但若無民主的保證，最終必會失去自由，而港人的自由正在迅速地消失，又批評小圈子選舉委員會中有大批商人，未能反映民意。
卜睿哲發言期間，參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提問，台灣馬英九政府推動兩岸關係，會否受到香港民主運動影響，卜睿哲回應表示，馬英九近日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論，令北京極之不滿，而台灣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確認北京的「一國兩制」絕不適用於台灣。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紐時》：選民以選票表達 對大陸的恐懼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台灣選舉，文章開頭先提到「一名無黨籍醫生贏得台北市長選舉」( A doctor running as an independent won the mayor’s race in Taipei, the capital, on Saturday, as Taiwan’s governing party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local elections.)，而執政黨遭遇重大挫敗，行政院長更因此請辭下台。
報道稱，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想在2016年總統大選保住總統之位，可謂艱鉅。國民黨敗選亦暗示，台灣選民可能不滿該黨試圖與大陸締結更緊密關係。
《紐時》提到，當北京嚴加管控香港的選舉改革、引發「佔中」運動時，台灣選民以選票表達想法，「對中國的不安全感升高」。
文章引述中央研究院政治學者徐斯儉看法，指對國民黨和北京而言，選舉結果釋出「強烈訊號」，特別是佔中運動後，台灣選民因為看到北京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感到恐懼。
《紐時》亦有提到，馬英九過去1年「極度不受愛戴」，食安醜聞、經濟成長遲緩等，都引發民怨，他試圖與中國締結更緊密貿易關係，也引發外界質疑是否只有富人能從中受益，台灣主權會否因為經濟依賴大陸，遭受威脅。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台灣選舉，文章開頭先提到「一名無黨籍醫生贏得台北市長選舉」( A doctor running as an independent won the mayor’s race in Taipei, the capital, on Saturday, as Taiwan’s governing party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local elections.)，而執政黨遭遇重大挫敗，行政院長更因此請辭下台。
報道稱，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想在2016年總統大選保住總統之位，可謂艱鉅。國民黨敗選亦暗示，台灣選民可能不滿該黨試圖與大陸締結更緊密關係。
《紐時》提到，當北京嚴加管控香港的選舉改革、引發「佔中」運動時，台灣選民以選票表達想法，「對中國的不安全感升高」。
文章引述中央研究院政治學者徐斯儉看法，指對國民黨和北京而言，選舉結果釋出「強烈訊號」，特別是佔中運動後，台灣選民因為看到北京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感到恐懼。
《紐時》亦有提到，馬英九過去1年「極度不受愛戴」，食安醜聞、經濟成長遲緩等，都引發民怨，他試圖與中國締結更緊密貿易關係，也引發外界質疑是否只有富人能從中受益，台灣主權會否因為經濟依賴大陸，遭受威脅。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外媒：中共處理佔領令台恐懼
中共拒絕履行承諾給予香港人民主，引發雨傘運動。國際媒體及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均分析，近期台灣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與中共處理雨傘運動的方式有直接關係，事件令到台灣人加深對中共的恐懼，擔心倘若兩岸太過接近，隨時會扼殺台灣的政治自由，所以用選票懲罰國民黨的親北京政策。
以選票懲罰國民黨親中
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昨刊出一篇該報駐北京特派員報道，指出中國大陸雖是台灣最大貿易伙伴，但從未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令珍視民主發展的台灣人，擔心與中國大陸協商會導致台灣被吞併。加上北京近期處理香港爭取真普選的手法，更加令到台灣人加深疑慮，最終用選票懲罰國民黨的親北京政策。
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卜大年（Dan Blumenthal）亦在《Foreign Policy》網站發表分析文章，指出台灣人恐懼與中國大陸政治來往，當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處理雨傘運動方式後，更加深恐懼。
文章指，台灣無人願意放棄民主與自由，台灣2016年的總統大選更會是對習近平的試驗，估計習或會以引爆亞太地區危機方式干擾大選。
中共拒絕履行承諾給予香港人民主，引發雨傘運動。國際媒體及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均分析，近期台灣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與中共處理雨傘運動的方式有直接關係，事件令到台灣人加深對中共的恐懼，擔心倘若兩岸太過接近，隨時會扼殺台灣的政治自由，所以用選票懲罰國民黨的親北京政策。
以選票懲罰國民黨親中
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昨刊出一篇該報駐北京特派員報道，指出中國大陸雖是台灣最大貿易伙伴，但從未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令珍視民主發展的台灣人，擔心與中國大陸協商會導致台灣被吞併。加上北京近期處理香港爭取真普選的手法，更加令到台灣人加深疑慮，最終用選票懲罰國民黨的親北京政策。
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卜大年（Dan Blumenthal）亦在《Foreign Policy》網站發表分析文章，指出台灣人恐懼與中國大陸政治來往，當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處理雨傘運動方式後，更加深恐懼。
文章指，台灣無人願意放棄民主與自由，台灣2016年的總統大選更會是對習近平的試驗，估計習或會以引爆亞太地區危機方式干擾大選。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經濟學人》：中共在台港失人心
雨傘運動受到國際社會重視，英國政經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表評論文章，將香港與台灣相比，文章指中國過去透過經濟政策拉攏台灣，並圖以香港繁榮作為台灣的榜樣，但策略開始失效，中共在兩地失去人心，親共的國民黨在台灣大選更遭逢大敗。
文章題為〈失去人心〉（Losing hearts and minds），首段即指出中共試圖以甜頭拉攏台灣，只要台灣人配合，便施予金錢和恩惠，包括輸出內地遊客，反之可隨時斬斷其經濟來源。
以甜頭拉攏政策失效
不過，這一招開始失效，「中國不能贏取香港和台灣的人心」。文章指主張與內地發展緊密關係的國民黨在11月大選中慘敗，拒絕一統的民進黨接管了逾六成地區，令民進黨在下屆總統選舉中有優勢。
文章指，港人正熱烈追求2017年真普選，反中情緒高昂，引述中大10月民調，只有8.9%港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該民調開展以來最低，同時26.8%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為1998年以來最高。
台灣情況亦類近，台灣政治大學今年6月的民調顯示，60.4%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只有32.7%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文章指出，兩地的問題不盡相同，但年輕人的不忿卻類同，他們都不滿貧富懸殊，同時對中港融合警惕。兩地享受經濟成果的都是靠攏內地的財團企業，遊客湧入抬高物價。評論最終指，似乎亦有迹象顯示，內地認為需要處理香港的不滿情緒根源，並引述《環球時報》指，香港應自行處理其問題。
雨傘運動受到國際社會重視，英國政經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表評論文章，將香港與台灣相比，文章指中國過去透過經濟政策拉攏台灣，並圖以香港繁榮作為台灣的榜樣，但策略開始失效，中共在兩地失去人心，親共的國民黨在台灣大選更遭逢大敗。
文章題為〈失去人心〉（Losing hearts and minds），首段即指出中共試圖以甜頭拉攏台灣，只要台灣人配合，便施予金錢和恩惠，包括輸出內地遊客，反之可隨時斬斷其經濟來源。
以甜頭拉攏政策失效
不過，這一招開始失效，「中國不能贏取香港和台灣的人心」。文章指主張與內地發展緊密關係的國民黨在11月大選中慘敗，拒絕一統的民進黨接管了逾六成地區，令民進黨在下屆總統選舉中有優勢。
文章指，港人正熱烈追求2017年真普選，反中情緒高昂，引述中大10月民調，只有8.9%港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該民調開展以來最低，同時26.8%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為1998年以來最高。
台灣情況亦類近，台灣政治大學今年6月的民調顯示，60.4%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只有32.7%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文章指出，兩地的問題不盡相同，但年輕人的不忿卻類同，他們都不滿貧富懸殊，同時對中港融合警惕。兩地享受經濟成果的都是靠攏內地的財團企業，遊客湧入抬高物價。評論最終指，似乎亦有迹象顯示，內地認為需要處理香港的不滿情緒根源，並引述《環球時報》指，香港應自行處理其問題。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外交部：一國兩制公認成功 (22:28)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今天在回答有關香港自治的提問時強調，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記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稱，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日前在美國聯邦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表示，有跡象顯示中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及保持高度自治的承諾正在削弱。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稱，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方多次重申，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
華春瑩又說，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須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相關決定的規定，依法推進，並希望香港社會理性討論，凝聚共識，依法落實普選。
華春瑩強調，中方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評估」聽證會表示，香港普選議題應由香港民眾決定，港人和平負責的表達不滿與冀望，美方的角色是促進並將其發揚光大，支持港人的權利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今天在回答有關香港自治的提問時強調，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記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稱，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日前在美國聯邦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表示，有跡象顯示中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及保持高度自治的承諾正在削弱。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稱，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方多次重申，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
華春瑩又說，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須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相關決定的規定，依法推進，並希望香港社會理性討論，凝聚共識，依法落實普選。
華春瑩強調，中方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評估」聽證會表示，香港普選議題應由香港民眾決定，港人和平負責的表達不滿與冀望，美方的角色是促進並將其發揚光大，支持港人的權利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劉夢熊﹕須對「一國兩制」再啟蒙者何止港人？
日前，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宣稱，部分港人受「反對派」影響，理解「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內容與內地有偏差，「到現在還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須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這番說法，在香港社會引起不同迴響。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鮮事物，要完整地、全面地、準確地理解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和基本法，無論中央、特區政府和港人都有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探索過程。回顧九七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要說「再啟蒙」，港人固然需要，但中央、港府又何嘗不需要？
中央港府又何嘗不需要？
先說港人。由於經歷了150多年的港英殖民統治，香港同胞與祖國確實有種疏離感。然而，這種疏離感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中共主政後推行「階級鬥爭為綱」路線，政治運動不斷，相當部分民眾人權慘遭蹂躪，加上僵化的計劃經濟造成生產落後，物質極度匱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50年代初、60年代初、整個70年代，內地爆發3次「逃港潮」，形成部分港人的「恐共症」。加上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產生資本主義價值觀，對內地「一黨專政」、「輿論一律」、「以權壓法」等現象不予認同，乃「存在決定意識」而已。嚴格來說，相當部分港人只是對內地政權的某些政策或某些做法存在價值觀的差異，並不關乎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一個最有力的例子是，被張榮順認為「找不到國家的感覺」的香港泛民主派成員長期堅持「誓死保衛釣魚島」立場，前年「8‧15」在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筆者捐助全部經費支持下，身為泛民成員的保釣勇士冒險犯難登上釣魚島，插國旗，唱國歌，宣示中國主權。從中央到地方報刊頭版大讚「壯哉，中華勇士！」請問張副主任，這是「找不到國家的感覺」嗎？
不可否認，在香港這個多元自由社會，也有一些偏離「一國」原則的奇談怪論和不符基本法的偏激主張。例如有幾隻「蒼蠅」叫囂「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極少數「廢青」誣衊內地同胞為「蝗蟲」，搞什麼「驅蝗行動」；前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夕，有人提什麼「齊抗共」、「反中殖」口號；在醞釀政改過程中，有政黨提出於法無據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主張；剛結束的長達70多天的「佔領運動」，雖目標上爭取真普選有其正當性，但破壞治安、衝擊法治則是明顯的「程序不公義」。從這個角度看，港人需要在側重「堅持一國原則」方面的一國兩制再啟蒙，當然是有益具建設性的。
另一方面，內地近兩年來從「七不講」到重提「階級鬥爭」；從批憲政民主到反普世價值；從封殺開明報章、雜誌到禁錮維權律師……政治生態明顯向「左」傾斜。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尊重兩制差異」的威脅：先是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罕有地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省略；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不顧法律錯位，「代替」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莫名其妙提出「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8月31日，人大常委會無視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根本就沒有在政改「三部曲」前先由人大常委會作「決定」的憲制安排，提前介入搞出一個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按照實際情况」、均衡參與等原則規定以及混淆「備案」與「批准」概念的「落3閘」決定；其後，有中央官員罔顧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點人大有權「改變或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的莊嚴規定，居然斷言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稍後，又有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副主任將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直轄市」混為一談；接着，根據英國國會議員透露，有中方官員不知國際法為何物單方面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凡此種種，說明中央治港系統某些官員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豈能不作再啟蒙？
香港同胞大多數愛國愛港的
必須指出，香港同胞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的，求和諧、求穩定、求發展是社會主流，佔領運動受到絕大多數港人反對最後不流血收場就是明證。縱使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有偏差，但他們手中並無公權力，基本法第一條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絕對不可能改變，而且有解放軍駐港，部分港人的理解偏差根本無力量、無能量、無分量令「一國兩制」出現顛覆性、全局性災難。相反，中央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和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若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有偏差，不「尊重兩制差異」，就絕對有力量、有能量、有分量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甚至蛻變為一國一制！豈能不作再啟蒙？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有詩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台海兩岸和平統一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念茲在茲的夙願。如果對港政策將泛民主派以「敵我意識」看待，挖空心思剝奪其參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又何以令台灣的國民黨人、民進黨人及其支持者相信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所作「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的承諾？民族大義，統一大業高於香港內部事務。見諸近年北京對港政策的「一左二窄」，不對相關系統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行嗎？「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
日前，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宣稱，部分港人受「反對派」影響，理解「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內容與內地有偏差，「到現在還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須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這番說法，在香港社會引起不同迴響。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鮮事物，要完整地、全面地、準確地理解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和基本法，無論中央、特區政府和港人都有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探索過程。回顧九七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要說「再啟蒙」，港人固然需要，但中央、港府又何嘗不需要？
中央港府又何嘗不需要？
先說港人。由於經歷了150多年的港英殖民統治，香港同胞與祖國確實有種疏離感。然而，這種疏離感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中共主政後推行「階級鬥爭為綱」路線，政治運動不斷，相當部分民眾人權慘遭蹂躪，加上僵化的計劃經濟造成生產落後，物質極度匱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50年代初、60年代初、整個70年代，內地爆發3次「逃港潮」，形成部分港人的「恐共症」。加上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產生資本主義價值觀，對內地「一黨專政」、「輿論一律」、「以權壓法」等現象不予認同，乃「存在決定意識」而已。嚴格來說，相當部分港人只是對內地政權的某些政策或某些做法存在價值觀的差異，並不關乎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一個最有力的例子是，被張榮順認為「找不到國家的感覺」的香港泛民主派成員長期堅持「誓死保衛釣魚島」立場，前年「8‧15」在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筆者捐助全部經費支持下，身為泛民成員的保釣勇士冒險犯難登上釣魚島，插國旗，唱國歌，宣示中國主權。從中央到地方報刊頭版大讚「壯哉，中華勇士！」請問張副主任，這是「找不到國家的感覺」嗎？
不可否認，在香港這個多元自由社會，也有一些偏離「一國」原則的奇談怪論和不符基本法的偏激主張。例如有幾隻「蒼蠅」叫囂「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極少數「廢青」誣衊內地同胞為「蝗蟲」，搞什麼「驅蝗行動」；前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夕，有人提什麼「齊抗共」、「反中殖」口號；在醞釀政改過程中，有政黨提出於法無據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主張；剛結束的長達70多天的「佔領運動」，雖目標上爭取真普選有其正當性，但破壞治安、衝擊法治則是明顯的「程序不公義」。從這個角度看，港人需要在側重「堅持一國原則」方面的一國兩制再啟蒙，當然是有益具建設性的。
另一方面，內地近兩年來從「七不講」到重提「階級鬥爭」；從批憲政民主到反普世價值；從封殺開明報章、雜誌到禁錮維權律師……政治生態明顯向「左」傾斜。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尊重兩制差異」的威脅：先是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罕有地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省略；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不顧法律錯位，「代替」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莫名其妙提出「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8月31日，人大常委會無視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根本就沒有在政改「三部曲」前先由人大常委會作「決定」的憲制安排，提前介入搞出一個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按照實際情况」、均衡參與等原則規定以及混淆「備案」與「批准」概念的「落3閘」決定；其後，有中央官員罔顧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點人大有權「改變或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的莊嚴規定，居然斷言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稍後，又有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副主任將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直轄市」混為一談；接着，根據英國國會議員透露，有中方官員不知國際法為何物單方面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凡此種種，說明中央治港系統某些官員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豈能不作再啟蒙？
香港同胞大多數愛國愛港的
必須指出，香港同胞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的，求和諧、求穩定、求發展是社會主流，佔領運動受到絕大多數港人反對最後不流血收場就是明證。縱使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有偏差，但他們手中並無公權力，基本法第一條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絕對不可能改變，而且有解放軍駐港，部分港人的理解偏差根本無力量、無能量、無分量令「一國兩制」出現顛覆性、全局性災難。相反，中央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和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若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有偏差，不「尊重兩制差異」，就絕對有力量、有能量、有分量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甚至蛻變為一國一制！豈能不作再啟蒙？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有詩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台海兩岸和平統一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念茲在茲的夙願。如果對港政策將泛民主派以「敵我意識」看待，挖空心思剝奪其參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又何以令台灣的國民黨人、民進黨人及其支持者相信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所作「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的承諾？民族大義，統一大業高於香港內部事務。見諸近年北京對港政策的「一左二窄」，不對相關系統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行嗎？「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鄧小平論50年不變 高瞻遠矚有現實意義
30年前舊事，物換星移，人面全非。英國國家檔案館新一批政府文件解密，關於香港部分提及的人物，不少已經作古，但是文件披露的信息，對照香港現狀仍有現實意義。香港歷經政改爭議觸發的一場街頭鬥爭之後，除了政制發展繼續引人注目，日後中央與香港關係也備受關注；當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談時，提到他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兩個考慮，所顯示寬容大度，很值得重溫參考。
內地香港互利雙贏
30年後未見改變
當日，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解釋，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後，「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50年不變，是預計了中國要用50年實行現代化，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第一個考慮。鄧小平這個說法，與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契合。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時，中國外匯儲備約有212億美元，以960萬平方公里、逾10億人口的偌大一個國家，這個儲備額微不足道。當時，香港以彈丸之地、只有500多萬人口，生產總值（GDP）卻及中國大陸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以內地和香港當時的經濟狀况，若鄧小平想到利用香港，完全正常和合理。首先，以中國當時的國力，若收回香港而改變其制度，香港繁榮將不保；其次，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不久，百廢待興，以香港當時的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對內地經濟發展起到作用；再者，香港保持原有制度不變，對內地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外資以香港為跳板，參與中國市場。事實上，內地與香港互動整合經濟，各自得到巨大利益，創造了雙贏局面；香港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等地的經濟轉型和發展，歷年來，中央一直予以肯定。當年，俄羅斯搞經濟改革未成功，他們一度慨嘆俄羅斯沒有香港，可見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的觸媒作用，國際社會也給予正面評價。
今時今日，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高速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美國陷入經濟、貨幣危機，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訪華，公開要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國務卿成為國債推銷員，使人印象深刻。另外，1997年回歸之時，香港GDP相當於內地經濟總量約15%，現在不到3%，經濟格局此消彼長，還有是香港經濟對內地依存度高，香港經濟現况，離不開內地一些政策傾斜的結果。
即使如此，香港之於國家，是否已無可資利用之處？答案肯定不是。香港仍有對內、對外的窗口作用。首先，內地一些大城市於城市硬體建設，雖然斐然可觀，但是社會軟件機制，香港仍然明顯超前，有可供內地城市參考之處；其次，中國與國際接軌，香港的橋樑角色和作用，在法制健全、法治予投資者充分信心信任情况下，即使從長遠看來，也看不到內地城市可以取代。再者，例如人民幣走向國際，成為可兌換國際貨幣，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起到的作用，上海也難以企及。
內地已非改革開放初期的吳下阿蒙，30多年來，不能否認香港與內地的消長，但是香港與內地並非處於零和狀態，應該是延續30多年來雙贏格局。當然，客觀環境不一樣了，周邊城市冒起急速發展，已經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若香港不相應保持和提高競爭力，就有可能在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大潮中，未能分食大餅，甚至在一場經濟盛宴中斯人獨憔悴。
對台窗口作用
香港仍在示範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國家利用香港，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因為有港英管治，國家與香港不存在權力結構關係，即使回歸之後到今天，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也不明顯，而歷來「權力疏離」的結果，香港各個階段對內地的正面作用甚至貢獻，昭昭在目。現在中央強調突顯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個無可爭議的憲制關係，若折射在日後中央與香港互動，香港在中央「貼身」領導下的窗口、橋樑、外引內聯等作用，與以往有什麼不同，值得留意。這是50年不變之下的新事物、新議題。
當日，鄧小平還向戴卓爾夫人提到，希望台灣穩定50年，又託請戴卓爾夫人對時任美國總統列根，推介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這是鄧小平第二個考慮。即使現在看來，鄧小平透過戴卓爾夫人請列根共同解決台灣問題，不會認為他邀請英美干預內政，反而突出他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從容大度的一面。鄧小平處理香港和台灣事務的智慧，值得時人參考。
「一國兩制」構思之初，其實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英國要求中國處理1997年之後的香港政治地位問題，北京才把一國兩制先用於香港，當時說是香港起示範作用，吸引台灣接受以一國兩制統一，香港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之說，一度十分流行。時移世易，現在不再聽聞北京有這個說法了。由於近年的政治爭拗，影響各方面發展，香港現况於台灣朝野，視為負面教材，他們對香港式的一國兩制，大多數抗拒。不過，即使如此，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不會完全消失，香港情况轉好或轉壞，對於台灣都會有參考作用。鄧小平說「一國兩制」50年不變與台灣有關，仍然是進行式，並沒有過時。
30年前舊事，物換星移，人面全非。英國國家檔案館新一批政府文件解密，關於香港部分提及的人物，不少已經作古，但是文件披露的信息，對照香港現狀仍有現實意義。香港歷經政改爭議觸發的一場街頭鬥爭之後，除了政制發展繼續引人注目，日後中央與香港關係也備受關注；當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談時，提到他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兩個考慮，所顯示寬容大度，很值得重溫參考。
內地香港互利雙贏
30年後未見改變
當日，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解釋，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後，「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50年不變，是預計了中國要用50年實行現代化，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第一個考慮。鄧小平這個說法，與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契合。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時，中國外匯儲備約有212億美元，以960萬平方公里、逾10億人口的偌大一個國家，這個儲備額微不足道。當時，香港以彈丸之地、只有500多萬人口，生產總值（GDP）卻及中國大陸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以內地和香港當時的經濟狀况，若鄧小平想到利用香港，完全正常和合理。首先，以中國當時的國力，若收回香港而改變其制度，香港繁榮將不保；其次，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不久，百廢待興，以香港當時的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對內地經濟發展起到作用；再者，香港保持原有制度不變，對內地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外資以香港為跳板，參與中國市場。事實上，內地與香港互動整合經濟，各自得到巨大利益，創造了雙贏局面；香港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等地的經濟轉型和發展，歷年來，中央一直予以肯定。當年，俄羅斯搞經濟改革未成功，他們一度慨嘆俄羅斯沒有香港，可見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的觸媒作用，國際社會也給予正面評價。
今時今日，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高速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美國陷入經濟、貨幣危機，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訪華，公開要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國務卿成為國債推銷員，使人印象深刻。另外，1997年回歸之時，香港GDP相當於內地經濟總量約15%，現在不到3%，經濟格局此消彼長，還有是香港經濟對內地依存度高，香港經濟現况，離不開內地一些政策傾斜的結果。
即使如此，香港之於國家，是否已無可資利用之處？答案肯定不是。香港仍有對內、對外的窗口作用。首先，內地一些大城市於城市硬體建設，雖然斐然可觀，但是社會軟件機制，香港仍然明顯超前，有可供內地城市參考之處；其次，中國與國際接軌，香港的橋樑角色和作用，在法制健全、法治予投資者充分信心信任情况下，即使從長遠看來，也看不到內地城市可以取代。再者，例如人民幣走向國際，成為可兌換國際貨幣，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起到的作用，上海也難以企及。
內地已非改革開放初期的吳下阿蒙，30多年來，不能否認香港與內地的消長，但是香港與內地並非處於零和狀態，應該是延續30多年來雙贏格局。當然，客觀環境不一樣了，周邊城市冒起急速發展，已經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若香港不相應保持和提高競爭力，就有可能在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大潮中，未能分食大餅，甚至在一場經濟盛宴中斯人獨憔悴。
對台窗口作用
香港仍在示範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國家利用香港，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因為有港英管治，國家與香港不存在權力結構關係，即使回歸之後到今天，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也不明顯，而歷來「權力疏離」的結果，香港各個階段對內地的正面作用甚至貢獻，昭昭在目。現在中央強調突顯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個無可爭議的憲制關係，若折射在日後中央與香港互動，香港在中央「貼身」領導下的窗口、橋樑、外引內聯等作用，與以往有什麼不同，值得留意。這是50年不變之下的新事物、新議題。
當日，鄧小平還向戴卓爾夫人提到，希望台灣穩定50年，又託請戴卓爾夫人對時任美國總統列根，推介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這是鄧小平第二個考慮。即使現在看來，鄧小平透過戴卓爾夫人請列根共同解決台灣問題，不會認為他邀請英美干預內政，反而突出他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從容大度的一面。鄧小平處理香港和台灣事務的智慧，值得時人參考。
「一國兩制」構思之初，其實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英國要求中國處理1997年之後的香港政治地位問題，北京才把一國兩制先用於香港，當時說是香港起示範作用，吸引台灣接受以一國兩制統一，香港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之說，一度十分流行。時移世易，現在不再聽聞北京有這個說法了。由於近年的政治爭拗，影響各方面發展，香港現况於台灣朝野，視為負面教材，他們對香港式的一國兩制，大多數抗拒。不過，即使如此，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不會完全消失，香港情况轉好或轉壞，對於台灣都會有參考作用。鄧小平說「一國兩制」50年不變與台灣有關，仍然是進行式，並沒有過時。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一國兩制：最大危險來自不「尊重兩制差異」
作者﹕劉夢熊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澳門發表講話時代表中央再一次強調「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否則就會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這是繼胡錦濤2012年7月1日訪問香港首次宣示該立場以來，中央最高領導人第二次強調「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的有機結合，時機恰好在香港洶湧澎湃的雨傘運動落幕不久，頗為意味深長。
本來，「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給了中國執政黨——中共一個突顯自己駕馭全局能力的歷史機遇。因為在人類歷史上，不論是軍事上「氣吞萬里如虎」的蒙古帝國，抑或靠工業革命起家的大英「日不落帝國」，或是今天獨步全球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其執政成就再顯赫，時空覆蓋面不過是在「一個國家」搞「一種制度」而已！若中共能夠在「一個國家」同時搞好「兩種制度」的話，絕對是「前無古人」、「史無前例」；尤其是以「消滅私有制」為己任的共產黨在搞好社會主義國家主體的同時，也搞好資本主義特區，當然有資格為自己加冕「偉大、光榮、正確」！問題是，能否穩當地、順利地、圓滿地實踐「一國兩制」偉業，關鍵恰恰在於能否做到「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
眾所周知，香港已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作為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序言第一句就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一章第一條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並須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亦在香港駐軍，並設置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加上中央一貫認同「香港同胞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的」，極少數人偏離「一國原則」的奇談怪論，在自由多元社會見怪不怪，「幾條泥鰍翻不起大浪」！證諸與大陸尚處於分裂狀態且擁有自己黨政軍等系統的台灣在大陸「台獨就是戰爭」威懾宣示下，國民黨執政則認同「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民進黨執政也承認「台獨做不到」；試問已回歸祖國成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堅持一國原則」會有什麼顛覆性全局性大問題？
不「尊重兩制差異」的理論基因和歷史慣性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最大危險來自不「尊重兩制差異」！習近平所批評的「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套用在不「尊重兩制差異」上最合適！道理非常清楚：
第一，共產黨指導思想本身就包含不「尊重兩制差異」的理論基因。中共規定黨的「行動指南」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列寧強調「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則鼓吹「階級鬥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信奉者甚至揚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令人驚訝的是，在改革開放35年之後的2014年9月，中共中央智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還在《紅旗文稿》發表8000字長文，無視當今中國幾乎「無官不貪」，手執專政大權的眾多官員早已不是「無產者」，實際淪為權貴資產階級的現實，令人噴飯地重彈「無產階級專政」老調，說什麼：「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然貫穿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云云。人們從上述「源遠流長」的「消滅」呀、「鬥爭」呀、「革命」呀、「生死博弈」呀的喊殺聲中，尤其面對王偉光一類「左」王迄今不研究理論創新而是抱殘守缺的歷史倒退，可感到有一絲一毫「尊重兩制差異」的氣息嗎？
第二，中共主政後「左」的實踐證明其有不「尊重兩制差異」的歷史慣性。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宣稱：共產黨人「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指摘「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49年4月，劉少奇在著名的「天津講話」指出，「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才受痛苦，而是資本主義不發展才受痛苦。」、「如果把資本家當作鬥爭對象，就是犯錯誤。」豈料中共主政才幾年，毛澤東就改口：「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隨後在1956年急不及待開展「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將資本主義私營經濟連根拔起；到了「文化大革命」，農民養多幾隻雞、搞塊「自留地」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劉少奇的「天津講話」也被歪曲為「剝削有功」論遭到鋪天蓋地批判，成為「叛徒、內奸、工賊」的「罪狀」之一。本來，1949年9月第一屆政協制訂國旗方案時，「五星」中的大星是象徵中國共產黨領導，其餘4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沒過幾年，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剷除了民族資產階級，57年反右派則打倒了小資產階級，「五星紅旗」早就名不副實！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中共迄今未有對上述出爾反爾對資本主義除之而後快「左」的歷史慣性進行深刻反思，甚至發紅頭文件勒令「不講黨的歷史錯誤」的情况下，人們又怎會對中共「尊重兩制差異」有信心呢？
第三，在現實上，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不「尊重兩制差異」的大暴露。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罔顧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政改「三部曲」的憲制安排，打亂程序提前介入，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按照實際情况」、均衡參與等法律規定，且混淆「備案」與「批准」概念，作出於法無據的「落3閘」決定，挖空心思剝奪得到55%至62%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人士參選行政長官的資格，其要害恰恰是將帶有明顯社會主義印記的「民主集中制」一套強加於資本主義香港，企圖用「愛國愛黨」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改造」資本主義香港，完全違背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莊嚴規定，這根本是對「兩制差異」的粗暴抹殺！
實質上，香港泛民主派無論是「我要真普選」訴求也好，「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吶喊也好，「釋放劉曉波」呼籲也好，無非是「相信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反映，應當為「一國兩制」框架所包容。以政治光譜而言，泛民絕不會比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更「右」。如果以「敵我意識」看待香港泛民主派，或強求泛民與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派一樣「與中央保持一致」，服服貼貼「阿爺吹雞，全部跪低」，豈不成了「一國一制」嗎？中共十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要「全面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顯而易見，不「尊重兩制差異」，正是『左』的錯誤傾向，應屬「主要防止」之列！
大格局戰略需要及和平外交政策需要
當今世界，除了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等少數國家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之外，包括美、歐、日乃至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從國際視野來說，「尊重兩制差異」不僅是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台灣問題的需要，而且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格局的戰略需要和中國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需要。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的經濟騰飛和觀念變革，特別是以加入世貿為標誌的全方位開放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質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歐、美、日、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兩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贏的結果。如果抱着原教旨主義者所謂「生死博弈」、「誰戰勝誰」、「敵我意識」觀念不「尊重兩制差異」，甚至叫囂「國際階級鬥爭」，這種冷戰思維不只是對「一國兩制」的否定，更是對改革開放的否定，對和平共處的否定，只會引起其他大國（尤其美國）和鄰國對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疑懼，為「圍堵中國」磨盤注水。因此，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同時，是否「尊重兩制差異」，不只關乎中央對港、對台政策，更關乎中國的改革開放趨勢是否逆轉以及中國與外部多元世界相處之道，豈可「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
作者﹕劉夢熊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澳門發表講話時代表中央再一次強調「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否則就會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這是繼胡錦濤2012年7月1日訪問香港首次宣示該立場以來，中央最高領導人第二次強調「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的有機結合，時機恰好在香港洶湧澎湃的雨傘運動落幕不久，頗為意味深長。
本來，「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給了中國執政黨——中共一個突顯自己駕馭全局能力的歷史機遇。因為在人類歷史上，不論是軍事上「氣吞萬里如虎」的蒙古帝國，抑或靠工業革命起家的大英「日不落帝國」，或是今天獨步全球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其執政成就再顯赫，時空覆蓋面不過是在「一個國家」搞「一種制度」而已！若中共能夠在「一個國家」同時搞好「兩種制度」的話，絕對是「前無古人」、「史無前例」；尤其是以「消滅私有制」為己任的共產黨在搞好社會主義國家主體的同時，也搞好資本主義特區，當然有資格為自己加冕「偉大、光榮、正確」！問題是，能否穩當地、順利地、圓滿地實踐「一國兩制」偉業，關鍵恰恰在於能否做到「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
眾所周知，香港已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作為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序言第一句就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一章第一條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並須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亦在香港駐軍，並設置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加上中央一貫認同「香港同胞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的」，極少數人偏離「一國原則」的奇談怪論，在自由多元社會見怪不怪，「幾條泥鰍翻不起大浪」！證諸與大陸尚處於分裂狀態且擁有自己黨政軍等系統的台灣在大陸「台獨就是戰爭」威懾宣示下，國民黨執政則認同「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民進黨執政也承認「台獨做不到」；試問已回歸祖國成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堅持一國原則」會有什麼顛覆性全局性大問題？
不「尊重兩制差異」的理論基因和歷史慣性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最大危險來自不「尊重兩制差異」！習近平所批評的「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套用在不「尊重兩制差異」上最合適！道理非常清楚：
第一，共產黨指導思想本身就包含不「尊重兩制差異」的理論基因。中共規定黨的「行動指南」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列寧強調「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則鼓吹「階級鬥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信奉者甚至揚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令人驚訝的是，在改革開放35年之後的2014年9月，中共中央智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還在《紅旗文稿》發表8000字長文，無視當今中國幾乎「無官不貪」，手執專政大權的眾多官員早已不是「無產者」，實際淪為權貴資產階級的現實，令人噴飯地重彈「無產階級專政」老調，說什麼：「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然貫穿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云云。人們從上述「源遠流長」的「消滅」呀、「鬥爭」呀、「革命」呀、「生死博弈」呀的喊殺聲中，尤其面對王偉光一類「左」王迄今不研究理論創新而是抱殘守缺的歷史倒退，可感到有一絲一毫「尊重兩制差異」的氣息嗎？
第二，中共主政後「左」的實踐證明其有不「尊重兩制差異」的歷史慣性。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宣稱：共產黨人「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指摘「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49年4月，劉少奇在著名的「天津講話」指出，「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才受痛苦，而是資本主義不發展才受痛苦。」、「如果把資本家當作鬥爭對象，就是犯錯誤。」豈料中共主政才幾年，毛澤東就改口：「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隨後在1956年急不及待開展「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將資本主義私營經濟連根拔起；到了「文化大革命」，農民養多幾隻雞、搞塊「自留地」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劉少奇的「天津講話」也被歪曲為「剝削有功」論遭到鋪天蓋地批判，成為「叛徒、內奸、工賊」的「罪狀」之一。本來，1949年9月第一屆政協制訂國旗方案時，「五星」中的大星是象徵中國共產黨領導，其餘4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沒過幾年，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剷除了民族資產階級，57年反右派則打倒了小資產階級，「五星紅旗」早就名不副實！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中共迄今未有對上述出爾反爾對資本主義除之而後快「左」的歷史慣性進行深刻反思，甚至發紅頭文件勒令「不講黨的歷史錯誤」的情况下，人們又怎會對中共「尊重兩制差異」有信心呢？
第三，在現實上，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不「尊重兩制差異」的大暴露。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罔顧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政改「三部曲」的憲制安排，打亂程序提前介入，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按照實際情况」、均衡參與等法律規定，且混淆「備案」與「批准」概念，作出於法無據的「落3閘」決定，挖空心思剝奪得到55%至62%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人士參選行政長官的資格，其要害恰恰是將帶有明顯社會主義印記的「民主集中制」一套強加於資本主義香港，企圖用「愛國愛黨」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改造」資本主義香港，完全違背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莊嚴規定，這根本是對「兩制差異」的粗暴抹殺！
實質上，香港泛民主派無論是「我要真普選」訴求也好，「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吶喊也好，「釋放劉曉波」呼籲也好，無非是「相信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反映，應當為「一國兩制」框架所包容。以政治光譜而言，泛民絕不會比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更「右」。如果以「敵我意識」看待香港泛民主派，或強求泛民與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派一樣「與中央保持一致」，服服貼貼「阿爺吹雞，全部跪低」，豈不成了「一國一制」嗎？中共十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要「全面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顯而易見，不「尊重兩制差異」，正是『左』的錯誤傾向，應屬「主要防止」之列！
大格局戰略需要及和平外交政策需要
當今世界，除了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等少數國家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之外，包括美、歐、日乃至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從國際視野來說，「尊重兩制差異」不僅是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台灣問題的需要，而且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格局的戰略需要和中國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需要。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的經濟騰飛和觀念變革，特別是以加入世貿為標誌的全方位開放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質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歐、美、日、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兩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贏的結果。如果抱着原教旨主義者所謂「生死博弈」、「誰戰勝誰」、「敵我意識」觀念不「尊重兩制差異」，甚至叫囂「國際階級鬥爭」，這種冷戰思維不只是對「一國兩制」的否定，更是對改革開放的否定，對和平共處的否定，只會引起其他大國（尤其美國）和鄰國對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疑懼，為「圍堵中國」磨盤注水。因此，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同時，是否「尊重兩制差異」，不只關乎中央對港、對台政策，更關乎中國的改革開放趨勢是否逆轉以及中國與外部多元世界相處之道，豈可「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馬嶽﹕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
台灣民調：挺獨及自認台灣人齊創新高 (10:43)
台灣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不滿政府和大陸簽訂服貿協議，認為將傷害台灣本土。台灣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不滿政府和大陸簽訂服貿協議，認為將傷害台灣本土。
歷經去年3月太陽花學運、年底九合一選戰後，台灣最新民調顯示，台灣人支持台獨比率升至23.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升至60.6%，齊創新高。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起，長期對台灣人的統獨立場、國族認同、政黨偏好度進行調查，近日公布去年底的數據。除了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在去年底以60.6%創新高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都跌至歷史新低的32.5%及3.5%。
就長期趨勢來看，台灣人認同之比例，一直都在穩定上升。1992年首度調查時，僅17.6%自認是台灣人，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後，即從24.1%暴增至1997年的34%；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攀上40%，並與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形成拉鋸。
但在2008年國民黨再次執政後，兩岸交流頻繁，令台灣人的認同感不斷攀升，09年突破50%，去年更突破60%。雙重認同則一路下滑，現正面臨30%「保衛戰」。
至於中國人認同之比例，一開始還維持在20%以上，但在總統準備開放直選的1995年，首度被台灣人認同所超越，之後就一路探底；民進黨執政之後，跌破10%，國民黨再度執政後，更跌破5%。
就統獨立場趨勢而言，傾向台獨、盡快台獨比例之加總，在去年底達到23.9%，亦創歷史新高；偏向統一、盡快統一共達9.2%，則是史上新低。
以長期趨勢而言，支持統一的比例原維持在20%上下；民進黨執政之後，迅速跌破到15%以下；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只能在10%上下徘徊。
在政黨偏好方面，民進黨去年底獲26.7%的民眾認同，超越扁2000年剛擔任總統時的26%，再攀新高；國民黨獲22.9%，則是2004年以來的新低。
民進黨立委李俊俋指出，這是非常長期的調查資料，能清楚反映出台灣人的看法，馬政府應該認清這個現象，不該繼續傾向大陸。
(自由時報)
台灣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不滿政府和大陸簽訂服貿協議，認為將傷害台灣本土。台灣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不滿政府和大陸簽訂服貿協議，認為將傷害台灣本土。
歷經去年3月太陽花學運、年底九合一選戰後，台灣最新民調顯示，台灣人支持台獨比率升至23.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升至60.6%，齊創新高。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起，長期對台灣人的統獨立場、國族認同、政黨偏好度進行調查，近日公布去年底的數據。除了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在去年底以60.6%創新高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都跌至歷史新低的32.5%及3.5%。
就長期趨勢來看，台灣人認同之比例，一直都在穩定上升。1992年首度調查時，僅17.6%自認是台灣人，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後，即從24.1%暴增至1997年的34%；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攀上40%，並與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形成拉鋸。
但在2008年國民黨再次執政後，兩岸交流頻繁，令台灣人的認同感不斷攀升，09年突破50%，去年更突破60%。雙重認同則一路下滑，現正面臨30%「保衛戰」。
至於中國人認同之比例，一開始還維持在20%以上，但在總統準備開放直選的1995年，首度被台灣人認同所超越，之後就一路探底；民進黨執政之後，跌破10%，國民黨再度執政後，更跌破5%。
就統獨立場趨勢而言，傾向台獨、盡快台獨比例之加總，在去年底達到23.9%，亦創歷史新高；偏向統一、盡快統一共達9.2%，則是史上新低。
以長期趨勢而言，支持統一的比例原維持在20%上下；民進黨執政之後，迅速跌破到15%以下；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只能在10%上下徘徊。
在政黨偏好方面，民進黨去年底獲26.7%的民眾認同，超越扁2000年剛擔任總統時的26%，再攀新高；國民黨獲22.9%，則是2004年以來的新低。
民進黨立委李俊俋指出，這是非常長期的調查資料，能清楚反映出台灣人的看法，馬政府應該認清這個現象，不該繼續傾向大陸。
(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