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陰權的那些容易受傷的「政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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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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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陰權的那些容易受傷的「政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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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陰權的那些容易受傷的「政治助理」

曾蔭權 2008年五月二十二日委任首批8位副局長及9位政治助理九位人士成為特區政府的首批政治助理。 他有信心政治助理能夠協助局長及副局長,配合高度專業的公務員隊伍更好地服務香港,又信誓旦旦說這些政治助理保証是精英。幾年過去了,到底在擴大政治委任制度之後,是否一如政府當初所說,加強了政治官員與立法會的聯繫,並且減少了高級公務員的政治工作?結果劣評如潮,使全港市民大失所望。「政壇教父」鍾士元早前狠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烏合之眾」,個人認為應取消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之職位。

當時看到曾陰權宣布委任「政治助理」時,筆者即時聯想到「辦公室助理」。這些職位之前稱為「後生」、Office Boy 都是做些辦公室瑣碎事,等同「打雜」。薪金方面很低微。所以,一般都是年輕人,或剛讀完書走進社會,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才會去從事這職務。

但自 08年落實這個制度以來,不少副局長及政助不斷鬧出政治風波,無法為政府強化施政之餘,反而要政府四出為他們救火。立會議員李卓人形容部份副局長、政助的表現打擊政府民望,是政府的「陀衰家」。

這些「政治助理」享受豐厚俸祿,十多萬至二十多萬月薪,理應是才華洋溢,有能力協助,高度專業局長及副局長們,顧名思意,「政治助理」以增強或協助這些局長們在政治範疇方面水平不足。當局長們接收了「政治助理」後,局長們很快就發現政治助理表現不濟,完全達不到最低要求水準,不但不能協助他們,反要局長花時間忙于為「政治助理」惡補,增加了工作量。局長們處于兩難局面,這「燙手山竽」是老闆拋過來的,曾陰權向外界信說這些政治助理保証是精英,是不可能不接受的。另方面,增加工作量之餘,又需要保護他們以免「露餡」,又不能讓他們見光,以免做錯講錯、行差踏錯等都會算到局長頭上,承擔政治風險。更嚴重的是不單局長自己「狽小鑊」,還會連累老闆曾陰權「狽大鑊」。

在曾陰權死撐下、勢成騎虎下,這班幸運的「政治助理」惟有被放置入「深宮」的「核心保安區」,受嚴密保護,不與外界接觸,尤其是傳媒。每月只收取豐厚俸祿,直到2012年七月,與曾陰權共同進退,榮辱與共。

為了証明曾陰權當初「獨具慧眼」香港市民每年要花6,000萬港元公帑,四年合共約二億六仟萬港元公帑支付薪金給副局長和這些「政治助理」,卻僅僅只是要為了要死撐曾陰權一句話:「政治助理保証是精英」。

李凌
4-9-2011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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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亂港七年多賴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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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亂港七年多賴帳

曾蔭權明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有政黨昨日對曾蔭權「亂港七年」進行大清算,指他在政制發展、人權自由、房屋、福利、教育、勞工、醫療及人口政策等十多個範疇的施政,均違背或未能兌現他在○五及○七年競選特首時許下的承諾。該政黨又認為兩名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過去多年分別擔任曾蔭權政府第二把交椅及最高決策機關的召集人,不可能對曾蔭權的施政完全置身事外,必須公開交代他們對有關施政缺失的責任和角色。

民主黨昨公布曾蔭權施政成績表,指他上任近七年來,對○五及○七年許下的競選承諾「實現嘅少,落空嘅多」(見表)。對於引起最大民怨的房屋問題,曾蔭權原來在兩次選舉都沒有明確作出任何承諾,顯示他脫離民情,後知後覺。

房策失誤認錯 政治化妝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華明強調,競選政綱「唔係講吓就算」,「會有人得好緊」,又指曾蔭權日前承認房屋政策有失誤,全因房屋問題「已經去到一個不能不認嘅地步」:「如果直選攞佢呢份政綱一定選唔到!因為市民根本唔會投!」該黨副主席劉慧卿更質疑曾蔭權的所謂認錯,只是政治化妝:「如果佢以為抽一樣認錯,就代表其他好,根本就係自欺欺人!」
曾蔭權七年施政缺失多,劉慧卿認為唐英年及梁振英亦不能獨善其身:「佢哋喺曾蔭權集團咁耐,唔可以咁多年後行出嚟當冇咗件事!」「究竟佢哋係咪認同曾蔭權政策,定係次次都反對無效,都要出嚟交代!」對於明日的施政報告,劉慧卿強調曾蔭權不能只開空頭支票:「佢要為自己做唔到嘅嘢做交代,冇人有義務幫佢執手尾。」

此外,曾蔭權在○八年擴大高官問責制,委任大批能力和經驗成疑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隨即爆出連串醜聞及被指薪酬與表現不相稱。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蘇平治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大部分副局政助表現都差強人意,令人失望,幫不到政府吸納民意,除了個人能力問題還有錯配問題,部分副局政助加入政府前,根本不是從事相關政策範疇工作。

學者:副局政助表現差
李華明指,很多副局都甚少出席立法會會議,政助更是完全「隱形」,看不到可加強與政黨溝通及分擔公務員政治工作的目的。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表示,大多副局政助都是「政治插班生」,任內貢獻有限,任滿後預計不少會離開政府,白白浪費了大量公帑及寶貴工作經驗,建議政府今後多委任有一定從政經驗的政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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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親施政亂 擴大問責淪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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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親施政亂 擴大問責淪笑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在中國最早的政治典籍《禮記》中,就強調天下是人民的,必須選拔道德高尚及能力出眾者作領導人,為公眾服務。然而,港府背道而行之,不是「選賢與能」,而是「任人唯親」,這從民望長期低企的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晉升政務司司長,成為特區第二號人物,可見一斑。
林瑞麟在處理替補機制一役進退失據,陷入騎虎難下之困局,未受處分也罷了,反而加官晉爵,反映高官問責制及擴大問責制徹底失敗。三年前曾蔭權擴大高官問責制,委任大批能力成疑的高薪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聲稱他們可協助局長溝通民意,及出席立法會推銷政策,惟從港府近年施政愈來愈亂、民望江河日下觀之,擴大問責制效果適得其反。

正如高級公務員協會批評,大部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表現差強人意,令人失望,幫不到政府吸納民意,這不僅是個人能力的問題,還因為政府亂點鴛鴦,部分副局長加入政府前,根本不是從事相關工作,結果無法適應新工作環境。

立法會議員也是彈多讚少,批評許多副局長甚少出席立法會會議,一眾政治助理更是完全「隱形」,看不到他們可加強與政黨溝通及分擔公務員的政治工作。即使有副局長出席立法會,不是答非所問,就是顧左右而言他,難怪有立法會議員揶揄他們是「不熟悉政策、不到立法會開會、不敢回應議員質詢」的「三不」官員。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官員是否稱職,是否為市民服務,知名度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標準。可惜,這批政治新貴上任三年之久,逾九成市民仍然叫不出他們的名字,更不知道他們曾經做過哪些工作。如果說,個別副局長、政治助理的知名度並非是「零」,那也不是因為有所作為,而是因為醜聞傳千里,這才為人所知。

事實上,擴大問責制開局不利,多名副局長被揭發有外國護照,惹來「八國聯軍」治港的質疑,而其薪酬水平一度黑箱作業,秘而不宣,也惹來公眾強烈不滿。上任之後,依然醜聞不絕,最典型的莫過於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以官方卡片協助外傭向入境處申請續約,濫權形象不脛而走。荒謬的是,醜聞纏身的蘇錦樑,現在竟然晉升為局長。

政治學者也指出,大多副局及政助都是「政治插班生」,任滿後預計不少會離開政府,白白浪費了公帑。港府當初聲稱,香港缺少政治人才,擴大問責制是為了培養第二梯隊,如今看來,這根本是自欺欺人。

事實已經證明,擴大問責制徹底失敗,沒有改善施政,反令施政更加混亂;沒有提升港府形象,反成為民怨的爆發點之一。夕陽政府民望由一度高企急轉直下,擴大問責制正是轉折點。曾蔭權明日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該是徹底檢討問責制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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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問責多廢物 滔滔民意不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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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問責多廢物 滔滔民意不可違

曾蔭權揚言要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事實上,他是準備與民為敵至最後一分一秒。夕陽政府不肯承認擴大問責制失敗,反而為其塗脂抹粉,準備以提供檢討方向為由,建議下屆政府增設政務司及財政司兩個副司長,將三司十二局擴為三司十四局,保留副局長,同時建議將政治助理減薪降級處理,這與廣大民意根本是背道而馳。

港府於○八年推出擴大問責制,委任大批能力成疑的高薪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美其名曰可協助局長溝通民意、出席立法會推銷政策及培養政治人才。可惜,三年多過去,這批政治新貴表現劣評如潮,上任後基本處於「隱形」狀態,以致多項調查均顯示,大部分人的公眾認知度接近「零」,即使少數人稍具知名度,也不是因為工作出色,而是拜連串醜聞所賜。從上任之初的國籍風波、薪酬黑箱作業,到官方卡片替代入息證明,再到居所僭建風波,層出不窮,已成為民怨的源頭之一。

「東方報業民意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市民對擴大問責制說不,其中逾五成認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多此一舉,浪費公帑;兩成指令政治團隊太臃腫;一成七指摘疊床架屋。當被問及政治新貴是否能協助局長推銷政策,四成五指不知道他們做過甚麼;兩成四指醜聞多,政績少;兩成二批評部分人未盡責。

其實,自這批政治新貴上台,港府管治水平不是改善了,而是惡化了;行政效率不是提高了,而是每況愈下,落到動輒得咎、寸步難行的難堪境地。想當初,董建華腳痛落台,曾蔭權挾高民望繼任,顧盼自雄,不可一世,不料很快就打回原形,民望拾級而下,至今跌至趴街,擴大問責制失敗可謂其轉折點。

學者及關注團體對擴大問責制同樣「有口皆悲」,指大部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並無改變隱形人形象,「市民仍然唔知佢哋做乜」,有關制度未能達到協助局長推銷政策、與市民溝通及培養政治人才的預定目標,下屆政府應全面評估成效,釐定副局長及政務官的分工,研究是否廢除有關制度。

上述民調又顯示,主流民意要求下屆政府處理擴大問責制這個爛攤子,其中四成一贊成重新檢討其去留問題;三成七指應取消副局長;支持廢除政治助理的則達四成三;還有一成八認為,政助物非所值,應減薪。

在這種情況下,曾蔭權政府不是自我反省,在有限任期內興利除弊,反欲將這個爛攤子推給下一屆政府處理,可謂不仁。更不堪的是,曾蔭權還想越俎代庖,建議下屆政府推動擴大問責制,延續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不過,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屆政府上台後必然重起爐灶,曾蔭權的如意算盤肯定打不響,自取其辱,可謂不智。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下屆政府要撥亂反正,挽回民望,必以檢討擴大問責制開始。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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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政治助理或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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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政治助理或減薪 (11:5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說,來屆政府問責局長的政治助理薪酬,應該有下調空間。
譚志源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近期收到較多意見認為,以政治助理的工作性質來講,目前入職點薪酬相對同樣年資的公務員,明顯過高。

譚志源指出,未來或會調低政治助理的入職薪酬及調整功能,甚至取消政治理助的職位。

他說,亦會研究是否可以給予局長一筆過撥款,由局長自行決定聘用一位或以上政治助理,協助開展新媒體、青年及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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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問責徒虛名 政治僭建必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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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問責徒虛名 政治僭建必須撤

港府當初以擴大問責制為名推出一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但事與願違,這批政治新貴多年來並無寸功,反而添煩添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承認,政治助理「角色不明顯」,建議日後對其降職減薪處理,可考慮改名為「局長特別助理」,人工亦大縮水,相當於高級政務主任,這是間接承認擴大問責制徹底失敗。

擴大問責制在強烈爭議聲中推出,一開始就爆出「八國聯軍治港」、薪酬黑箱作業等醜聞,之後又醜聞迭出,成為民怨的源頭之一。多項民調均顯示,這批政治新貴的知名度低得可憐,大部分政治助理的知名度更是「零」,慘不忍睹。事實上,自引入擴大問責制,港府施政效率不是改善了,而是每況愈下;與民意溝通不是順暢了,而是愈來愈脫節,施政愈來愈閉門造車,這足以證明,這批高薪厚祿的政治新貴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當局現在承認政治助理「角色不明顯」,應該檢討,可謂遲來的覺悟。既如此,就應該廢除這個制度,一來節省公帑,二來平息民憤,為何僅建議降職減薪,養癰遺患呢?為何不立即檢討,卻拖到下屆政府才處理呢?打個比方,病人身上長有毒瘤,醫生不立即開刀切除,卻建議保留之,或留給下個醫生處理,這不是害人又是甚麼!

更荒謬的是,當局建議處理政治助理,同時卻建議保留副局長。須知兩者都是於法無據的政治僭建物,是一個藤上長出的兩個苦瓜,如果說有不同,那也只是大苦瓜及小苦瓜的分別。港府施政無能,造成民怨沸騰,論政治責任,副局長比政治助理更大,理應一視同仁,一同切除,沒有理由厚此薄彼,去掉一個小怪胎,卻保留另一個大怪胎。尤其是,由副局長出身的譚志源來建議如何處理作為難兄難弟的政治助理,難免予外界一百步笑五十步的印象。

問責制本來是好東西,在其他地區一向行之有效,可惜橘越淮而枳。董建華時代,曾有多名高官因失職而問責,他本人中途腳痛落台更是問責的最高體現,但曾蔭權上台後問責制完全變質走樣,有問不責,不問不責,從沒有一名官員因失職而下台。

譬如,本港公立醫院亂七八糟,私立醫院烏煙瘴氣,身為最高主管的食衞局局長周一嶽至今好官我自為之,前副局長梁卓偉更升官加薪。而在堵塞議員辭職漏洞一役,當局畫虎不成反類犬,負有主要責任的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非但未受處分,反而升任政務司司長。可見無論是問責制還是擴大問責制,均徹底淪為卸責制。

港英時代,每個政策局只有一名局長,施政相當順暢。而引入問責制後,局長之責由多人分擔,反而出現權責不清、扯皮不斷的問題。港府當務之急是全盤檢討問責制,而不是單挑政治助理作替罪羔羊,這不僅不公平,亦無助改善施政,更無助紓緩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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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曾陰權的那些容易受傷的「政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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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君莫話封侯事 此亂無計可消除

清代有人寫過這樣一副對聯:「無多事,無廢事,庶幾無事;不徇情,不矯情,乃能得情。」為政之道,關鍵在於做實事,做有意義的事,而不是矯揉造作,一味瞎折騰。
曾蔭權政府上台七年,渾渾噩噩,一事無成,唯獨瞎折騰的本事不小,而且還要折騰至最後一分一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今屆政府將於餘下半年任期內總結經驗,檢討政府架構,包括研究應否增設副司長,以及將職能較多的政策局一分為二或重新分工,供下屆特首考慮。其實,他日前剛剛承認擴大問責制成效不彰,建議以減薪降職方式處理「角色不明顯」的政治助理。
疊床架屋 浪費公帑

這就奇了,擴大問責制成效不彰,難道增設副司長就可以彰顯成效嗎?接下來是不是還要設立副特首呢?正如學者質疑,曾蔭權政府越俎代庖,胡亂重組或增設高薪職位,只會疊床架屋及浪費公帑。再說,要檢討管治架構,那也是下屆政府的事,根本毋須現屆政府瞎操心,除非曾蔭權想將政治影響力延至下屆,否則此舉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施政亂象生,一味瞎折騰」,這十個字正是港府的最佳寫照。回歸以來,當局好像變戲法似的,將政府架構變來變去,沒完沒了。董建華時代別樹一幟,率先引入問責制;曾蔭權接手後更是變本加厲,先是將三司十一局改為三司十二局,接着又以擴大問責制為名引入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可惜,政府架構疊床架屋,問責官員移形換影,施政效率不是改善了,而是不斷惡化;民望不是提高了,而是每況愈下。說到底,問責制掛羊頭賣狗肉,有責不問,不倫不類,非但無助改善施政,反而添煩添亂。

實際上,港府承認擴大問責制成效不彰,就是間接承認失敗,所以才不得不建議向政治助理開刀。但與此同時,當局又建議增設副司長,而且還要再分拆十二個政策局,使管治架構進一步膨脹,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俗話說,多隻香爐多隻鬼,當局不斷增設衙門,增開官位,恐怕適得其反,最後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

欲加之官,何患無辭,當局聲稱副司長可以協助司長處理跨局統籌工作。其實,「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港英時代,每個政策局只有一名局長,不僅沒有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而且沒有所謂常任秘書長,那時還不是施政順暢,政通人和,公務員隊伍甚至被譽為「世界一流」,政府架構從來不需要變來變去;反觀回歸後,港府不斷擴充管治班子,政策局除了有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還有常任秘書長、副常任秘書長等等,官多眼亂,簡直是「貂不足,狗尾續」,結果官多不是好辦事,而是辦不好事。

最不堪的是,擴大問責制非但未能改善施政,也無法達到培養政治人才的目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劉吳惠蘭今年四月因病辭職,港府敲鑼打鼓也找不到合適人選接替,最後只好由風評不佳的副局長蘇錦樑勉強頂上,成為現代版的「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還有,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年初證實患上腎衰竭,近日又因感染退伍軍人症而入院,可憐今次也許連廖化都找不到,老將孫明揚惟有帶病上陣,「鞠躬盡瘁」。事實證明,港府五勞七傷,人才凋零,再怎麼重組也是白費心機。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香港的問題其實不是出在沒有人才,更不是官不夠多,而是沒有一個好的領導。中央政府替港人挑選了兩個特首,可惜兩人都是朽木不可雕,沒有好的領導,無論有多少良臣猛將輔佐,終是無濟於事。三國時代,蜀國雖然有「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的諸葛亮盡心輔佐,結果還是無力回天,諸葛亮死而後已,後主劉禪很快就淪為亡國之君。司馬昭這樣評價劉禪:「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事實上,再有十個諸葛亮,恐怕也扶不起阿斗。
以史為鑑 可知興替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要解決港府施政問題,關鍵在於挑選一個有能力的特首,而不是瞎折騰,一時重組架構,一時增聘高官。西漢時,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正經事沒有辦成多少件,只顧推行連串所謂改革,將大多數官府機構易名,增設五花八門的官位,導致朝廷冗員充斥,庫房負擔日重,惟有加大力度搜刮民脂民膏,結果百姓不勝其擾,紛紛起而反抗,新朝只維持了短短十四年便滅亡,王莽留下千古罵名。

古人說:「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勸有功。」北京一錯再錯,如果還不吸取教訓,明年再將一個能力低劣、民望低沉的特首強加於港人,那麼,不管港府如何重組架構,增設多少問責官員,終究無法阻止香港繼續沉淪。

憑君莫話封侯事,此亂無計可消除。擺在香港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要麼索性實行「一國一制」,由北京直接派人來管治,甚至把內地「五套班子」的管治模式帶來香港;要麼北京索性連治權也放棄,讓香港第二次「回歸」,重新做回「殖民地」。無論走哪條路,也許都比名不副實的「港人治港」好。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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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老油條 隨意派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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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老油條 隨意派官帽

曾蔭權是公務員、政務官出身,在官場混了幾十年,對做官最有心得,對攬權最有興趣。從「公務員之首」的政務司司長成為行政長官後,曾蔭權的感覺就是做到了香江最大的官,是「香江第一人」,因此,他會輕飄飄的在停車場口哨吹「國歌」。諸如此類「升官發財」時的輕佻之舉,估計在他過往數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每逢「升了職」時都曾出現過,此雖淺薄可笑,但「真情畢現」也。

當然升官到了「極限」,曾蔭權的名利欲望、權力欲望又不是一個「官」字能包得下的。他覺得比「官」更威的,應該是「政治家」,於是他又標榜自己是「政治家」,然而「騰笑四方」,大家譏他一個「老官油條」。因緣際會揀了一個大便宜當了特首,怎麼就成了「政治家」了?「他以為自己是誰」?「知道不知道甚麼是政治家」?又於是曾蔭權立刻縮沙,不敢再妄稱自己是「政治家」了。不過,他對「政治」似乎還是不能忘懷,尤其是對能展現自己「政治權力」的事情有了更強烈的興趣。結果,他在○八年不顧朝野內外、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也不管有沒有工作上的實際需要,一意孤行地推出了「擴大政治官員問責制」,任命了一大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令公帑每年多支出數千萬元也。

曾蔭權美其名曰「擴大政治官員問責制」,實際上是在為自己擴權、攬權,滿足權力欲望。他在公務員系統為官幾十年,雖然也玩了很多回「官場遷升的權力遊戲」,但不會很過癮,因為港府公務員系統的遷升有一套嚴格制度,任何個人都不能那麼隨心所欲,對此,曾蔭權是深有體會的。

當上特首後,有了前任留下的高官問責制,那就不同了,特別是副局長、政治助理這些「新生官員」不必經朝廷任命,特首可隨意派官帽子,那是何等展現特首權力的事情!因此,曾蔭權要玩到盡,把人工訂得極高,把甄選標準訂得模糊,如此方能顯示其威無比、權勢無邊也。

柳扶風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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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曾陰權的那些容易受傷的「政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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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言 疏懶 製政治炸彈
政助枉花公帑數千萬

每月賺取10多萬元公帑的政治助理,是特首曾蔭權於08年推出的政治副產品,原意是分擔正副局長的工作,但四年來大部份政治助理被政黨批評不熟悉政策,或因失言、疏懶,為政府製造政治炸彈,枉花納稅人數千萬元血汗錢。
保安局政治助理盧奕基是退休警務處助理處長,雖然是紀律部隊出身,但任內被批評對保安政策缺乏認知。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曾去信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投訴,批評盧對多項保安政策議題都支吾以對,無法回應民間團體提問。

楊哲安多在娛樂版曝光
藝人張燊悅的丈夫楊哲安是教育局政治助理,但他在娛樂版的曝光率遠比港聞政治版高。
楊哲安任內最廣為人知的事,是曾在社交網站 facebook將反對者標籤為「搞對抗人士」,公開批評他們不肯坐下溝通,結果被網民圍剿,令政府尷尬。
政治助理經常被批評玩失蹤,甚少面對公眾,令大部份市民不知有其人。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與民生息息相關,但該局政治助理陳智遠甚少「蒲頭」,亮相程度遠不及局長周一嶽,與已調任特首辦主任的前副局長梁卓偉。80後的他甚少政治歷練及工作經驗,但每月收取十多萬元人工,一上任已引人詬病。
持新加坡護照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政治助理伍潔鏇,上任之初解釋國籍問題已被指態度器張。幾年下來,她更被封為「最懶政助」。前年公佈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薪酬工作表現評核報告,伍潔鏇被發現兩年來只出席32次區議會及公開活動。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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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曾陰權的那些容易受傷的「政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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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政治助理必須物有所值

候任特首梁振英在其政府架構重組建議中,提議包括將各政府司局下設的政治助理薪金減少,從而令同樣的資源可增聘政治助理人數,最多變成可增聘政治助理三四十人。這建議引起廣泛關注。

首先得提到在回歸前,港英政府的公務員制度將很多民間的政治訴求都靠諮詢或以各類型的委員會給「化解」了,所以當時香港即使完全沒有選舉,政府也能創造一個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社會。

回歸前不久,香港幾乎沒有政黨及議會選舉,很多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問題,都可由公務員團隊加以解決。可是回歸後,政治生態完全改變,除了有政黨,有選舉,還有不停的大型遊行示威,各種反對政府的聲音此起彼落,立法會的議事更由激烈辯論發展到掟蕉、搗亂等火爆場面。

處此政治生態蛻變的環境,公務員要想將自己的公共政策或立法,放在一個與世無爭的議會無災無難地順利通過,已是不可能的事。回歸後歷任政府有感於公務員已落後於政治形勢,先後推出問責制、3司11局及3司12局,希望引入社會各界精英及專家加入政府團隊,以專才彌補公務員「通才」系統的不足;至少,這應該是問責制的精髓。

可是,香港的政治現實是:很多政治任命的司局長、政治助理,他們大多沒有政黨或直選經驗,也沒有政黨作其與市民溝通的平台。因此讓人看到過去幾年,愈來愈多的問責高官不斷受到反對派的衝擊,最後不勝其煩,急流勇退,又或是被迫辭職,又或是提早退休,又或是「出國深造」。他們任內被衝擊到不能自保,還何來力氣替政府推銷政策?

成敗在人才

問責制中以政治助理爭議最大,為人詬病最多。政治助理之所以有這麼大的爭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批人並沒有足夠的政治能力,但每個月10多萬元的人工袋袋平安,比立法會議員的津貼還要高近一倍。可是幾年下來,市民對他們的工作卻一無所知,更不要說有多少人能清楚說得出他們姓什名誰?

說到政治能力的有無,不可能單看其有無學歷,除了學歷還要看他有沒有政治歷練和政治智慧。因此,政治助理的成敗關鍵,不在於人數的多寡,而在於人才的優劣。這些政助入職時必須已經過一定的政治歷練,掌握了基本的政治竅門和溝通技巧,善於和議員、傳媒打交道,才能與一批以通才為主的公務員互相配合,互補長短,這才算是「物有所值」。

否則,如果只屬「政治見習生」的水準,那就只應按一般人力市場的標準來釐定其工資,斷不能一躍龍門人工就變成十幾萬元。其實,市民並不抗拒以高薪招攬人才為香港服務,問題是必須要合理,符合市場客觀規律,不能予人「分餅仔」的感覺,那才能說服公眾,這是一支有承擔、有遠見、肯付出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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