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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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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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為什麼現在大陸會出現“蔣介石熱”?

核心提示:就蔣介石的形象而言,大陸民眾對其歷史角色的認識,正逐漸擺脫“人民公敵”、歷史舞臺上的丑角等漫畫形象的籠罩。最近有媒體稱,蔣介石的形象,在大陸正“從鬼變成人”。

(備註:曾景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江蘇泰興人,1937年3月29日生,196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在中央美術學院從事過中共黨史教學。1979年3月-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班中共黨史專業進修。1981年5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參加《近代史研究》編輯,主持《抗日戰爭研究》編輯。編審。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


蔣介石 來源:人民網

近幾年,大陸出版了不少有關蔣介石的著述,社會上隨之出現一股“蔣介石熱”。而《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一書,又為這股“熱”加了一把火。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就此採訪了該書的編注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景忠。

環球人物雜誌:大陸過去已經出版過一些有關蔣介石的書,您這本書的封面上寫著“六十年來中國大陸首次出版蔣介石本人的著述”。與其他同類書籍相比,這本書有什麼特色?

曾景忠:改革開放以來,民國史研究開始得到大陸史學界的重視。蔣介石作為民國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對他的相關研究逐步增多。但由於難以獲得審批,蔣介石本人的著述此前從未在大陸出版過;已經出版的都是他的傳記和特寫,主要內容是向讀者介紹和解讀這個歷史人物。而這本書完全是蔣介石本人著述的輯錄,讓讀者直接閱讀蔣介石的文字,從而瞭解他的思想、心理、性格以及一個活生生的人。

環球人物雜誌:您當初為什麼會答應編這本書?

曾景忠:2009年春,團結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商量出一本關於蔣介石家書的著作。由於我們所掌握的蔣介石家書資料非常有限,相關資料都保存在臺灣“國史館”裡,所以除了輯錄部分家書外,我們考慮選錄蔣介石的部分日記,以及他寫的一些紀念性文章等。

以前,大陸只有少數研究人員才有機會查閱臺灣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料和蔣介石的資料,普通讀者接觸不到他本人的著作。這本書的出版,可為讀者直接閱讀蔣介石著述提供方便。我答應編這本書的動機,即在於此。

環球人物雜誌:從蔣介石的家書中,能看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是如何對待愛情、婚姻的?他又是如何對待國事的?

曾景忠:蔣介石是一個尚待深入研究的歷史人物。你提的這些問題,可以讓讀者自己去解讀。當然,我也可以談談自己的看法,與讀者一同討論。

我認為,蔣介石對待愛情、婚姻,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最初,他與毛福梅的婚姻是包辦婚姻,曾令他痛苦不堪。他雖然對母親很孝敬,但在這件事上埋怨母親。舊社會存在納妾的習俗,他也納過妾(姚冶誠)。他追求過陳潔如,但後來感到她也不合自己的理想。直至遇見宋美齡,他一見傾心。他與宋美齡的婚姻雖不能排除政治聯姻的成分,但事實證明,兩人互相關愛,有真摯的感情。蔣介石的許多政治外交活動得益于宋美齡的幫助;同時,宋美齡也借助蔣介石的地位,充分施展了政治才華。蔣、宋二人的聯姻似乎有中國傳統的“英雄—美人”色彩,但他們在愛情與事業上確實是相互促進的。

從政治上來看,蔣介石無疑是一個頑固反共的人物。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出許多負面的東西,但作為民國時期取得統治權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深遠的。北伐戰爭中,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抗日戰爭中,他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最高統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國推舉他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可以說,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以及中國大國地位的奠定,都做出過重要貢獻。


環球人物雜誌:在教育、培養子女方面,蔣介石有什麼特別之處?

曾景忠:從他寫給蔣經國、蔣緯國的家書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為父親的蔣介石,對兒子的教育是盡心盡力的。他在公務無比繁忙之暇,甚至在訪蘇途中,都不忘教育兒子讀書學習和為人處事。他教育蔣經國讀書成人,對他的要求包括德育、智育、體育等方面。他特別重視傳統文化的教育,讓蔣經國加強國學修養。他對蔣經國的教育非常細緻,如要求他認真習字,甚至指導他臨摹哪些書法家的書法。蔣緯國非蔣介石親生,但蔣介石視如己出,呵護有加。

環球人物雜誌:近年來,有關蔣介石的書和作品持續熱銷,各類研究作品層出不窮,這種“蔣介石熱”的根源有哪些?

曾景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從上世紀80年代起,歷史研究逐步走向實事求是,民國史研究漸次開放,對蔣介石的研究不再是禁區。而在這之前,為蔣介石寫傳就是為反動派樹碑立傳,根本不會被允許。

第二,大量相關史料被公開,引發了史學界和公眾非常濃厚的興趣。近幾年,有許多大陸研究人員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蔣介石日記。

第三,大陸對蔣介石的評價也漸漸趨於客觀。比如,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有觀點認為,當年的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觀,只等抗戰勝利後“下山摘桃子”。而現在,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正面戰場上的作用已經被肯定。2005年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

第四,海峽兩岸關係逐漸改善,也是重要原因。“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兩岸政治氛圍轉好、經濟和文化往來日益密切的情況下,民眾必然有更深入瞭解歷史真相的需求。

就蔣介石的形象而言,大陸民眾對其歷史角色的認識,正逐漸擺脫“人民公敵”、歷史舞臺上的丑角等漫畫形象的籠罩。最近有媒體稱,蔣介石的形象,在大陸正“從鬼變成人”。

環球人物雜誌:關於蔣介石的一生,還有多少沒有解密的史料?

曾景忠:這些年,隨著蔣介石日記及其相關檔案的陸續開放,蔣介石一生的許多歷史“秘聞”已逐步公開,有些謎團得到澄清。但從研究角度來講,肯定還有一些重要史料有待揭示。2009年9月,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宋子文生平與資料文獻”研討會上,歷史學者楊天石介紹了自己的兩個最新發現:蔣介石曾拒絕納粹德國“合攻印度”的拉攏,阻撓德日會師印度洋;蔣介石曾派人赴歐,策動德國軍隊倒戈,並為推翻希特勒政權的行動提供秘密經費,支持政變活動。他還將相關的政變活動資訊通過宋美齡、宋子文轉告給美方。這是對蔣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

據瞭解,現存于美國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將陸續出版,這對研究民國史特別是研究蔣介石的歷史學者而言,無疑是好消息。蔣介石日記的出版,將使人們看到一個更加接近真實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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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單力薄的共產黨何以打敗800萬大軍的國民黨?

作者:革命軍人希特勒2014-03-21 07:35:47

【偉人智慧】轉:勢單力薄的共產黨何以打敗800萬大軍的國民黨?毛主席洞察了各方面訴求,提出了喚起各方的革命口號:可以給農民土地、給工人工廠、給知識份子自由和憲政,給各民族自治和富強;對蘇聯說,要建立蘇式共產政權;對美國人說,要建立美式自由民主的國家。於是國內外各方支持,政權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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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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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張學良為何至死都不願意回大陸真正原因
2014-4-10 07:07 

摘要: 張學良連到香港參加朋友子女的婚禮都要受到臺灣高層人士的限制!顯而易見,這個“限制”他到香港出席婚禮的人,是因為擔心張學良一旦來到羅湖橋邊,就會邁過那條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國大陸...

  張學良究竟為什麼晚年不返回祖國大陸定居而最後客死在異國的檀香山?時至今日,這仍然是一個有待討論和研究的重要話題。本文擬從鄧穎超派人赴美為張學良送去親筆邀請函,以及張學良給鄧穎超的覆信談起,從中管窺這位著名愛國將領暮年歸鄉之志不能如願的內幕。
  
  鄧穎超寫信誠邀張學良
  
  長期以來,史學界特別是東北張學良研究者們一直都在爭論鄧穎超是否真有一封信函寄給在美國的張學良。新世紀伊始,我們有幸見到了鄧穎超這封信的影印件。
  
  1991年3月10日,當張學良和夫人從臺北桃園機場踏上赴美探親之旅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中共中央格外重視。中央書記處特別注意到,張學良在臺北機場登機前對中外記者的談話中,曾公開表示有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向。鄧小平得知後,專一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家主席楊尚昆,說:“你們應該開個會,研究研究這個問題。”並對如何迎接張學良的歸來作了較為詳細的指示。
  為了歡迎張學良的歸來,江澤民親自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台辦、國台辦和中央統戰部等部委的負責同志。會上,江澤民對如何在張學良訪美期間使其歸來的事宜,作了進一步的安排部署。
  
  根據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指示,中共中央有關部門馬上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並作了四項重要安排:一是當年6月在北京為張學良舉辦91歲壽慶活動;二是紀念九一八事變60周年;三是派人去瀋陽修葺大帥府和大帥陵,為張學良歸來後赴遼寧撫順安葬其父張作霖的遺骸作好了前期準備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級以上的黨內負責同志,親自赴美國三藩市轉達中共中央對於張學良的歡迎之意,此人並具體負責對張學良歸來的一切事務性安排。
  
  前三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但是,究竟派什麼人赴美國迎接張學良歸來卻遇到了困難。當時,中央提出的副部級人選共有五六位之多,其中特別考慮到了張學良以前在東北軍的舊部,如原鐵道部部長郭維城、原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萬毅、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呂正操等人。他們都是我黨內的老同志,也都和張學良將軍有過特殊的戰鬥情誼。最後經中央書記處多次討論,確定由呂正操赴美迎接張學良。
  
  呂正操是張學良的故鄉海城人,東北軍的舊部袍澤;早年呂正操在東三省講武堂讀書時,張學良是他的老師;呂正操又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參加者,他與張學良有著至深的私人感情。中央特別考慮到呂正操與所有擬定人選不同的是,他是幾位人選中曾任職務最高的一位。在中央確定呂正操前往美國迎接張學良以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寓所親自召見了他。
  
  此前,鄧穎超根據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意見,已以私人的名義親筆為張學良寫了一封歡迎信。由於當時鄧穎超尚不知道赴美歡迎張學良的中共代表究竟是誰,所以她那封信上赴美中共代表的人名暫空。信的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如晤: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數十年海天遙隔,想望之情,歷久彌濃。恩來生前每念及先生,輒慨歎愴然。今先生身體安泰,諸事順遂,而有興作萬里之游,故人聞之,深以為慰。
  
  先生闊別家鄉多年,親朋故舊均翹首以盼,難盡其言。所幸近年來兩岸藩籬漸撤,往來日增。又值冬去春來,天氣和暖,正宜作故國之遊。今穎超受鄧小平先生委託,願以至誠,邀請先生伉儷在方便之時回訪大陸。看看家鄉故土,或掃墓、或省親、或觀光、或敘舊、或定居。茲特介紹本党專使×××同志趨前拜候,面陳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為安排。
  
  問候您的夫人趙女士。
  
  即頌
  
  春祺!
  
  鄧穎超
  
  1991年5月20日
  
  這已是鄧穎超寫給張學良的第二封函件了。第一件是一年前張學良在臺北舉行90歲壽慶時她致的賀電。那時,她的賀電高高懸掛在臺北圓山飯店昆侖廳祝壽的禮堂正中,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一致關注。這次親筆寫成的邀請函,語言更加誠摯熱情,充分表達了中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這位離國多年的愛國將軍的敬重之情。
  
  呂正操一行5人奉中共中央之命於5月23日悄悄從北京啟程直飛三藩市以後,才發現晚來了一步:張學良早在幾天前即從此地飛往美國東部城市紐約去訪問親友了。留在三藩市的是趙四小姐及她的兒子張閭琳。在這裡,呂正操出席了為趙一荻慶壽而舉行的活動,然後便率領隨員飛赴紐約。
  
  張學良親筆信敬複鄧穎超
  
  5月29日,呂正操在紐約曼哈頓貝祖貽夫人的住所裡首次會見了老上司張學良。初次見面,呂正操只是禮節性的晤談和贈送壽禮。第二天上午,呂正操在曼哈頓一家瑞士銀行的經理辦公室裡,避開所有外人和張學良進行了一次長達1小時之久的單獨談話。他首先轉交了鄧穎超的親筆信。張學良看到鄧穎超的親筆信,感慨萬端。他顧不得使用放大鏡,將發花的眼睛貼近信紙反復看了兩遍。然後,他對呂正操動情地說:“周恩來我熟悉,這個人很好。請替我問候鄧女士。”
  
  接著,呂正操又向張學良轉達了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問候以及歡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意願。張學良聽後頗受感動。但是,由於事體重大,他說:“我這個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臺灣兩個方面。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
  
  在隨即開始的各界人士為張學良舉辦的祝壽活動中,中共代表呂正操考慮到種種不便沒有出席這類公開的活動。6月4日,張學良在紐約的祝壽活動結束以後,他主動提出再次會晤呂正操。地點則安排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官邸裡。
  
  這次談話整整持續了3個小時,談話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呂正操著重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張學良對中國共產黨的上述主張深表贊同,並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份微薄之力。他向呂正操表示:“我過去就是做這件事的。我願意保存我的這個身份,遲早有一天會用上。我雖然90多歲了,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

  儘管張學良坦率地向呂正操表露了不能馬上返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思,但他仍然親自執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寫道:
 
  周夫人
  
  穎超大姐惠鑒:
  
  ×××來美交下尊劄,無限欣快。又轉達中樞諸公對良之深厚關懷,實深感戴。良寄居臺灣,遐首雲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
  
  敬請×××代向中樞諸公致敬。
  
  另轉請×××轉陳愚見。
  
  肅此
  
  敬頌夏安!
  
  張××頓首再拜
  
  6月2日
  
  張學良在紐約出席旅美華人為他舉行的壽慶活動後不久,即與夫人趙一荻於1991年6月27日經夏威夷飛回了臺灣。
  
  張學良為什麼已有了回鄉之便,卻又不肯返回祖國大陸?海內外媒體對此議論紛紜。香港《信報》記者以專訪的方式發表了一篇題為《張學良動向:先回臺灣再作道理》的文章,其中說:“張學良以他的行動證明他為人重義,捨棄了從美國徑赴大陸,早日了卻掃祭亡父墓廬,並一償半個世紀多渴望親睹家鄉面貌的願望。……據接近少帥的人士透露,他這次在紐約與呂正操見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這次中共派呂正操到美參加為張祝壽,與張接觸,可謂高招。在呂正操向少帥表示大陸的人特別是東北家鄉的人都熱切歡迎少帥早日回去看看時,張學良心有難處地委婉謝絕了。
  
  他在紐約三個月的停留期間,外界(包括美國方面)都在注視他在中國統一、兩岸和談中會扮演什麼角色。可以看出,在紐約方面,美華協會發起為他隆重慶壽以前,他是避談統一的,即使接受記者訪問,也只談東北軍舊事。直到6月3日慶壽以後 ,公開露了面,而且與中共人士晤見。在6月13日接受記者採訪,被問到能夠替國家統一做什麼貢獻時,張學良微笑了一下說:‘我現在是閑雲野鶴,我真能有什麼貢獻嗎?我還是那麼說,只要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事,我都願意去做。’張學良還告訴國民黨:‘不要怕和共產黨談。’……”
  
  正是由於張學良在第一次訪美後並沒如願返回他畢生翹首的祖國大陸,特別是事隔一年以後,當張學良再次離開臺灣去夏威夷做永久性定居以後,各種有關他為什麼在晚年不回大陸的傳說和猜測,就有幾個不同版本在海內外的媒體上炒作。
  
  是因生病不回大陸嗎
  
  媒體認定的第一個理由是:張氏夫婦系因生病而失去了回大陸探親的機會。
  
  不錯,張學良在晚年確曾染患過多種疾病。從1936年被蔣介石幽禁時起,直到1990年真正獲得了人身自由,漫長的歲月裡張學良先後得過幾次重病:1944年抗戰期間,張學良曾在貴陽得過當時極為難以醫治的盲腸炎(即現在看來只是小手術的闌尾炎),後經手術治療,終於痊癒;第二次是1954年在臺灣高雄,張學良患突發性咯血,病情危重,後經搶救得以脫險;第三次是1964年的腸胃綜合症,入臺北榮民總醫院治療近半年,初時懷疑是腸癌,後經複查乃一般痢疾,不久即愈;第四次是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張學良忽然頭疼難忍,猝然暈倒,被家人急送到榮民總醫院進行搶救。
  
  經主治醫師賴繼有等人的連夜搶救,認定張學良患有急性腦血腫,起因是張氏的第四腦室蛛網膜下腔出血。而且,由於病發突然,所以在他顱內已經造成了彌漫性血腫,病情相當危急。這是張學良晚年患染的最嚴重疾病。當時的張學良已屆93歲高齡,年齡較大,病情較危,且病變出現在顱腦的要害部位,因此榮民總醫院感到搶救的希望不大。誰也沒有想到,經過幾天的緊急搶救,張學良竟然奇跡般地得以生還,這在臺灣腦外科不能說不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特例。張學良非但沒有因為年紀過大而形成腦疝或死亡性休克,而且竟然在入院一個月後即得以康復出院,又像常人一樣在院落裡散步了!顯而易見,他決非因為這場突發疾病而改變了回大陸探親的初衷。
  
  1993年,當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媒介紛紛發文猜測張學良為什麼不回祖國大陸時,海外報刊的主要關注焦點大多在張學良是“因病”不能實現夙願上。其中一家有影響的華文報紙說:“近幾年來,張學良要返回東北老家探親的消息不少,然而,物換星移,時間流淌,至今仍未見張學良踏上回大陸的歸途。有的估計:張學良畢竟是年至93歲高齡的耋耄,可能身體欠佳,行動不便。有的猜測:張學良有過不參與政治的表示,可能是避政治之嫌,一再推遲赴大陸的行程。但是事實上這幾種猜測都缺少根據。”

  據當時剛剛赴臺灣面拜張學良的東北大學校長蔣仲樂先生說:“張學良仍然很想回大陸看看,尤其是對東北老家總是一往情深。但他近期不能回大陸,其中之原因,既不是有人說的身體欠佳,也不是有人猜測的張學良有意回避政治的顧慮。最主要的原因是,跟隨他60多年的夫人趙一荻有病在身。
  
  總不能在夫人患病的時候自己一人去大陸吧。此乃人之常情。張學良與趙女士相濡以沫一生,形影不離。張學良想回大陸看看,肯定是希望偕夫人一起起程。”蔣仲樂在臺灣還聽說張學良準備陪夫人到美國加州和夏威夷去治療和療養,那裡一些條件要比臺灣好些。至於張學良什麼時候回大陸,他認為在當時情況下是很難有肯定的時間表的。
  
  自然,另一種說法也難以成立,那就是日本記者野川在張學良第一次訪美回台後不久在日本《讀賣新聞》上撰文所說的“張學良有機會回大陸而不能回的原因,是他在美國紐約期間,被醫生查出左腳生了數枚阻礙他行走的骨刺”。
  
  事實上,張學良腳生骨刺也確有其事,但不是在美國查出,而是1992年1月張學良回台後到榮民總醫院治療感冒時查出的。當時,醫生發現在他的右腳(而不是野川所說的左腳)小趾骨上生出了兩個小小的骨刺。他們認為這兩枚骨刺雖小,但必須馬上採取控制性治療,不然會發展到影響步行走路。後來,張學良在臺灣一邊治療,一邊從北投舊宅搬到臺北天母的一幢住宅樓裡,以電梯上下代步,就是因為生了骨刺的原因。以上都是事實,然而,這也不是張學良不能回大陸的根本原因。
  
  少帥是因懼怕日本天皇而不敢回國嗎
  
  1992年8月26日,臺灣《聯合報》刊載了特派記者程川康寫的一條新聞:《張學良決定近期回鄉探親》。他在此文中這樣寫道:“可靠消息來源指出,背負西安事變責任,在臺灣幽居長達40餘年的前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將軍,決定近期偕夫人由台搭乘華航班機取道香港啟德機場,轉乘中國民航班機返回東北遼寧老家,與闊別56年的家人、鄉親和舊部作短暫團聚,了卻有生之年最大心願和懷鄉之情。
  
  張將軍的確切返鄉日期,將視身體狀況及東北氣候而定。一般預料本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但另一條消息說,張將軍在榮民總醫院治氣管炎康復出院後,很快將安排搭機返回東北老家。而張將軍已在前天出院。張指出,此次返回東北老家後的第一個心願,是前往父親張作霖的墳墓前拜祭,以了卻50年來沒能親自掃墓的愧疚……”
  
  這條消息發出後,不但臺灣和東南亞各報刊蜂起轉載,就是祖國大陸幾家有影響的傳媒也深信張學良必回大陸無疑。因為這條消息的來源相當可靠,且又是程川康親自採訪張學良本人所得,可信度非同一般。然而,1992年的秋天眨眼之間就過去了,張學良非但沒有在當年9月返回祖國東北,而且到了1993年春天,他也沒有回鄉探親的行動。
  
  更讓人大感驚奇的是,不久後他竟然再次帶著夫人趙一荻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作了長期定居國外的準備。這其中的內幕究竟如何?海外報界對張學良並沒有如期實現自己的歸鄉之諾,再次發出種種奇談怪論。其中最讓人吃驚的解釋是:張學良因為返回東北的時機與日本天皇訪華時間相碰,而不得不放棄了他計畫多時的回鄉計畫。
  
  海外媒體的解釋說,日本天皇宣佈當年10月赴北京訪問,此時恰好張學良就在國內。而日本人在歷史上與愛國心重的張學良素有宿仇舊恨。當年日本關東軍不但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他的父親張作霖,而且隨後又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奪取了張氏家族在東北三省慘澹經營幾十年所得到的半壁江山。所以,張學良不希望在他回鄉探親的時候,與日本天皇明仁同時出現在祖國大陸的土地上。由於張學良仇恨日本,所以他才斷然取消了當年返回祖國東北的計畫,致使一個美好的歸鄉之夢再次胎死腹中。
  
  事實果真如此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1992年9月張學良原定回國的時間,確實與後來新華社宣佈的日本天皇明仁的訪華日程相碰,這是事實。但對於張學良來說,日本天皇的訪華決不會構成他回國的阻礙。

   
  後來,據一位去臺灣訪問過張學良的東北籍人士說,此種捕風捉影的傳聞,就連張學良本人聽了也頗感奇怪。
  
  能夠否定上述推測的證據,莫過於張學良本人生前的談話記錄。1990年,張學良首次在臺灣會見記者時,他那個“緘默五十年,張學良現在有話要說”的長篇訪談,就是和日本NHK電視公司記者進行的。這次訪談在臺北凱悅飯店進行,用了三個下午的時間,其中多次談到他和日本人的關係。當然,談話中他也毫不留情地當著日本記者的面抨擊日本軍國主義。但是,當他談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國就是到日本觀看秋操時,隨口說了下面一段話:“如果可能,我還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許是上了年紀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麼樣子?想親眼看看……”
  
  張學良的話,讓那些持“張學良不回大陸是因為日本天皇訪華”之說的人不攻自破。任何人都知道,張學良並不害怕和天皇明仁同時在中國大陸上出現,因為他本人如果當真在晚年實現了再訪日本的願望,那麼他到了日本本土之上,豈不是每天都要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塊土地上嗎?所以,這條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是趙一荻阻攔少帥歸鄉嗎
  
  毋庸諱言,趙一荻在臺灣和在夏威夷期間,都曾公開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意思,有些話甚至口無遮攔,毫無顧忌。她上述心態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讓張學良改變主意和動搖歸鄉信念的消極作用。持這種觀點的人舉證說:在臺灣期間,即便與張學良私交甚好的臺灣“新聞局”處長郭冠英、《聯合報》資深記者周玉莞等可以隨便接近張學良的人,想對這位世紀老人進行採訪的時候,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趙一荻的首懇。這就更不要說張少帥的重大回鄉探親計畫了。他們認為一切都因為中間有趙一荻作梗,才使張學良的回鄉計畫不能如期實現。這些說法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但是,把張學良臨死前始終不能回東北的責任都強加在趙一荻身上,也未免有失公正。
  
  趙一荻之所以多次公開表示不希望張學良回到大陸,並非如外界所非議的那樣是因為她對家鄉和祖國沒有感情。恰恰相反,趙一荻對祖國和故鄉的情結之深,決不遜于少帥。她平時偶爾流露出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隻言片語,有些話確屬實情。如她曾說:“他(指張學良)現在連走路都要坐輪椅,還能乘飛機長途旅行嗎?”有些話則是因為她和少帥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才不得不那樣說。特別是她在臺灣時公開表示的“張學良不想回大陸”等語,極可能都是被當時政治局勢所左右。只有熟悉趙一荻的親屬們,才會真正體會到這位當年在天津長大的江浙才女的思鄉之心。趙一荻思念祖國親人的心情,從她僅有的幾封給親人的信中即可窺見一斑。
  
  1990年,趙一荻在臺北的幽居生活剛剛結束,就輾轉收到了侄兒趙允辛寫來的一封信。當趙一荻從這封由海峽對岸飛來的家書中獲悉三嫂仍然健在的消息後,馬上親筆給她寫了一封信:
  
  三嫂:
  
  你給我寫的信和毛筆字及相片皆已收到。前兩天又收到允辛的信和姆媽的相片。聽說您的腿有毛病不能走路,不知是什麼病?是否能醫治?實在是非常的掛念。您一共有幾位兒女?現在是住在哪一位侄兒家裡?日常的生活是否有人照顧?請來信告訴我。
  
  日子過得真是快,我離家已經60年了,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真是非常的感謝您這樣的孝順姆媽,侍奉她幾十年,而且給她一個溫暖和快樂的家。我們姐妹都虧欠了她,她在世的時候未能盡孝。
  
  小妹
  
  1990年3月14日
  
  從這封家書中,不難看出她懷念親人之情。一個對親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她會不思念自己的故鄉?
  
  同年秋天,趙一荻也給她在北京的侄女趙允安寫過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她的思鄉之情更是溢於字裡行間。她在信中寫道:
  
  允安:
  
  你的信,我已收到。真是不幸,剛同你們(指趙允安、趙允平、趙允辛等人)聯絡上,你們的母親(指趙允安的生母,趙一荻的三嫂柴志芬女士)已經不在了。無論如何,她的一生是值得我們敬佩和懷念的。
  
  我離家已經60年了,和你們都沒有見過面,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能夠團聚。我和允宜(趙允安的親姐姐,在臺灣)已經聯絡上,並且還見過幾次面(此前趙一荻與趙允宜雖然都居住在臺灣,但因為政治的原因,臺灣當局不允許趙一荻隨便與外界接觸)。她告訴我許多關於你們的祖母(指趙一荻的生母呂葆貞女士,已故)和母親(指趙允安的母親柴志芬女士)的事。

 你現在是否還在學校作(做)事(指趙允安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供職)?你家裡的近況如何?希望你常給我寫信來,因為我非常關心。我以前曾經給允辛寄過幾本我的證道小冊子,即《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和《大使命》。不久,我亦會給你寄幾本去,希望你們看看。
  
  謝謝你,把你六嬸(指趙一荻的六哥趙國基夫人吳靖)的地址給我。我已和她通過信,希望你有功夫的時候給我寫信。願上帝祝福、看顧你和你的一家。
  
  好姑姑
  
  1990年9月1日
  
  這封信比上一封更加真誠懇切。她明確地寫上“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夠團聚”,又一次自歎:“我離家已經六十年了!”所以,從趙一荻幾封家書中所流露出來的思鄉、思親的感情,應該是她心靈最真誠的表露。凡是瞭解張學良和趙一荻去台前後的內情,以及她隨張學良在無法回大陸的情況下最後不得不以古稀高齡遠涉重洋奔赴美國夏威夷定居的人,都會對趙一荻在記者面前表示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談話內含有真正的詮釋。鑒於此,那種所謂趙一荻百般阻攔張學良回祖國大陸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
  
  是臺灣當局限制張學良回大陸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張學良不能實現回鄉夙願的呢?我想他不能回到大陸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政治的陰影始終籠罩在這位元一生熱愛祖國、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台獨的民族英雄身上。
  
  眾所周知,自1936年西安事變起,張學良就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友誼。從近年不斷挖掘的珍貴史料和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重要人物的書信中,不難看出張學良在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淡出前後曾與中共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即便他身陷囹圄與世隔絕後,周恩來仍然通過秘密管道與他有書函往來。所以,當張學良1990年恢復自由後,他面對海外媒體就數次表露出對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對周恩來的敬慕之情。鄧穎超病歿時他又專電叮囑北京友人,代他和趙四小姐為故世的鄧穎超送上一隻花環,以志哀悼。像張學良這樣不加掩飾的感情表露,充分說明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敬仰與心儀。至於他對養育他的祖國和東北故里的深情,更能從他恢復自由後的多次公開談話中一覽無餘。
  
  根據對張學良恢復自由前後諸多史料的研究,筆者得出的結論是:張學良至死不能回到故鄉的原因,就在於當時正在臺灣執政的國民黨右派人士給予他的精神打壓過於沉重,特別是表面上以張學良基督教友自居而實則是台獨分子的李登輝從中製造障礙所至。
  
  早在蔣經國1988年1月13日在臺灣病逝前,以東大學生張捷遷(時任東北大學旅美校友會會長)為首的一批華裔旅美學者就已在海外策劃如何敦促執政的國民黨儘快給張學良以真正自由的事宜了。然而,在蔣經國當政時,雖然對張學良的自由已有相當大範圍的鬆動,改變了蔣介石在世時派軍統特務嚴加管束的局面,但張學良在1988年以前仍然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張捷遷等海外學者在李登輝上臺伊始,過高估計了李登輝在媒體上鼓吹的“民主”和“自由”論調,所以從1988年春天開始,他們就以美國為中心,多次向臺灣國民黨政權發起一個旨在“儘快給張學良以真正自由”的輿論呼籲活動。李登輝雖然口頭上高叫給張學良自由,然而在事實上仍然利用國民黨情治機關時時限制這位與中共有千絲萬縷歷史淵源的東北軍將領的自由。
  
  1989年,李登輝在海外人士的多次施壓下,不得不接見張學良,以示他已給了張氏以相當的自由。張捷遷等東大旅美校友會成員很快就看破了李登輝的政治伎倆。他們公開在美國報紙上向李登輝叫板說:“如果張學良真有自由,就應該允許他到美國來。如果不讓他來美國參加東大校友會的活動,我們可以自費赴台,專為張學良祝壽。”

 張學良在得知張捷遷等人有來台為他祝壽之意後,特別給張捷遷寫了封言詞隱晦的短函。張學良在信裡向美國那些關心他是否真有自由的張捷遷等人暗示了他當時在臺灣的處境。信是這樣寫的:
  
  捷遷弟:
  
  4月15日的信收悉。
  
  捷遷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靜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你們三對夫婦來臺灣,把他們丟掉,似乎不太對吧?我鄭重地對你講,時非其時,你們來不會見到我的。我想起兩句唐伯虎的詩,書於後:“萬事由天莫強求,強求不成反成羞。”
  
  願上帝祝福!
  
  張學良於臺北
  
  但是,張捷遷等東北大學旅美校友會的成員們並沒有向臺灣當局的高壓屈服,他們仍然不斷利用美國傳媒,大肆向臺灣當局發起進攻。一直到1990年春天,在國民黨開明人士張群等人的裡應外合下,李登輝才不得不同意在圓山飯店給張學良公開祝壽,同意給張學良包括去美探親等自由,但唯獨在張學良回祖國大陸這一問題上,仍然不肯放鬆分毫。這一點也從張捷遷另一封寫給李登輝的求情信中略見端倪。
  
  張捷遷是在張學良有去美國探親自由後,再次向李登輝要求給張學良去祖國大陸探親的機會和條件的。那時,張捷遷一度誤以為國民黨當局也會像兩年前在東大校友會為張公開祝壽和赴美一樣,為張學良回大陸開綠燈。所以,張捷遷的信充滿了幻想:
  
  他(指張學良)珍愛臺北家園,依靠基督,自稱浮雲野鶴。心靈自由,怡然自得,仙人一般。不過,老年時常念念不忘故鄉故園,60多年來從沒有祭掃父墓,難免淒然。特別聽到他創辦的東北大學於1951年被取消名義,分母校和分校兩部分,改為東北工學院(在瀋陽)、東北師範大學(在長春),難免耿耿在心……本年(1993年)4月26日,是東北大學70年校慶,同時母校校友會籌備在瀋陽舉行複校典禮。擬請原校創始人張學良校長親蒞現場剪綵。……老校長認為母校夭折42年復活,可算大學教育史上的奇跡,由93高齡的原創始人前來剪綵,更為稀有。他老慨然應允此行……如他老不訪故鄉,不掃父墓,不為複校剪綵,似乎未盡道義責任,不會甘心,臨終將難以瞑目……
  
  張捷遷在這封信中,甚至向李登輝提出解決張學良去大陸訪問的經費,以及一些與此相關的細節問題。然而,張捷遷天真美好的設想,很快就在李登輝冷若冰霜的態度面前變成了肥皂的泡沫。臺灣當局對張捷遷這封信連理睬也不加理睬。
  
  2001年張學良在美國檀香山病逝後,對他生前為何不能如願返回祖國大陸的問題,在眾說紛紜中較為權威的知情者、張學良1991年首次訪美時曾有過三個月接觸的貝祖貽夫人蔣士雲女士,曾借臺灣《中國日報》一角,首次向關心張學良的海外公眾披露了其中的內幕。該報稱:“貝夫人透露,少帥居停紐約時,北京派不少人來看他,中共當局已經準備妥一架專機,只要少帥願意返回大陸,專機即隨時飛至紐約搭載少帥。貝夫人當時曾力勸少帥回大陸看看,並說這是他的‘大好機會’,少帥本人亦很想回東北老家瞧瞧。然終未成行。做事一向果斷、爽快的少帥,為何捨棄良機,未回睽違40餘載的故國?少帥向貝夫人解釋說:李登輝只准許他到美國來,他不能借此機會就跑去大陸。這樣做對李登輝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講義氣的人,不願為難李登輝。貝夫人對少帥說,不要管那麼多,就利用這個好時機回去走走。少帥一直猶豫不決。他對貝夫人說,他回到臺灣以後,將請示李登輝,批准他回大陸。貝夫人答道:‘你不用問他,問也白問。他一定不准。’少帥回去請示的結果,果如貝夫人所料,李勸張學良勿回大陸。貝夫人說,少帥上了李登輝的當。又說李是‘假聖人’。1993年底,少帥離台,定居檀香山。去年10月病逝,始終沒赴大陸。據貝夫人和其他接近少帥的人士說,張夫人趙一荻反對少帥回大陸,也是促成少帥終老海外、悵望神州的原因之一。貝夫人說:‘少帥後來嘴巴雖然不說,但心裡一定很後悔沒回大陸。’……”
  
  1993年4月17日,張捷遷在臺灣替東北大學向張學良遞送“名譽校長”的聘函後飛回香港時,在機場附近的富豪大酒店接受了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的專訪。在這次專訪中,深知張學良不能返回祖國大陸內幕的張捷遷,再次向報界透露了張學良不能如願返回祖國大陸的真正原因。
  
  張捷遷首先證實了張學良不能回大陸並非因為身體的原因。他說:“張的身體尚好,患骨刺病完完全全康復了。只有他的夫人身體不太好,患上了老年性缺鈣,營養不良,導致骨質疏鬆,部分骨頭有些裂縫。影響他們的生活和行動。”可是,張捷遷又申明:“張老先生非常想念他的家鄉,願意在適當時候回去看看。但是,由於海峽兩岸的政治關係影響,現階段還不想回去。張老先生覺得,自己的年齡越來越大了,不想再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願意繼續等下去;待政治氣候晴朗下來,海峽兩岸談判有了完滿的結果及完善的協定後,在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下,才考慮回大陸。”

  
  在潘耀明問到“汪辜會談”時,張捷遷稱:“如果雙方談判有進一步的結果,那時才是適當的時機。”他還認為“汪辜會談”對張學良回祖國大陸探親關係重大:“因為今秋的‘汪辜會談’,最主要的人物都出來了。加上舉行的地點在新加坡,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對今秋會談顯得非常熱心,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有利於兩岸關係能在自由、平等的環境中進行談判。如果雙方談判有結果,政局趨向穩定,我相信張老先生今秋會回大陸。”
  
  張捷遷又表示:“三通越早解決,張老先生就能早點回家鄉看看。只是他不想在互相鬥爭的環境之下回去。若是在政治還沒明朗的時候回去,肯定有許多人問他對以往歷史的看法,他不好回答。這是他為什麼總是推辭回大陸的重要原因。”
  
  當他談起張學良晚年最大的願望時說:“他晚年最大的願望,倒是希望中國統一、和平,自己可以安居樂業,回家鄉看看。我個人的看法是,‘汪辜會談’至少要兩三個月才有結果。如果順利,張老先生於今秋回大陸的機會較大。”
  
  在潘耀明追問張學良究竟為什麼不肯回大陸時,張捷遷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重要情況:臺灣當局曾經干涉張學良和夫人到香港來。張捷遷證實說:“張老先生于1990年秋天確曾打算來香港。那次是因為他有位朋友的兒子結婚,很想來參加,但受到某方面的限制,以致沒能成行。”潘耀明追問:“張先生來香港應該沒有問題,是否受到香港政府的限制?”張捷遷否認:“不是受香港政府的限制,而是當時有人告訴他不能來香港。”潘耀明又問:“是否受臺灣高層的限制?”張捷遷說:“這點,我不能說是什麼人,我 亦不願意說出來。但他(指張學良)最近跟我說,那次他的確是很想來香港的。”
  
  通過張捷遷教授的上述談話不難看出,張學良連到香港參加朋友子女的婚禮都要受到臺灣高層人士的限制!顯而易見,這個“限制”他到香港出席婚禮的人,是因為擔心張學良一旦來到羅湖橋邊,就會邁過那條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國大陸。
  
  張學良雖然終老海外,至死也沒有回到祖國大陸,但這位偉大的愛國者病逝以後,中共中央仍然給予他很高的評價。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親自發去了唁電:
  
  張學良先生家屬:
  
  驚悉張學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謹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張學良先生是偉大的愛國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以愛國的赤誠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義,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聯共抗日,為結束十年內戰,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全民抗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堪稱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後,張學良先生雖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卻始終淡薄榮利,晚年仍心系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企盼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張學良先生的卓越功勳和愛國風範,彪炳青史,為世人所景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永遠懷念張學良先生。
  
  張學良先生千古!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
  
  江澤民總書記稱他為“偉大的愛國者”和“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這就為張學良將軍的一生作了蓋棺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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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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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張學良,交軍委會嚴加管束
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張學良,交軍委會嚴加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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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左二)、宋美齡(左三)、張學良(左五)、楊虎城(左六)等合影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左二)、宋美齡(左三)、張學良(左五)、楊虎城(左六)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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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晚年與張學良談西安事變

1949年,李宗仁欲釋張學良,蔣介石指示陳誠“不知何在”

1949年初,蔣介石受桂系逼迫下野,另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與中共開展和談。李氏欲向外界展示其和平“誠意”,以求在和談中獲取輿論支持,故擬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等政治犯,但此舉卻未獲成功。臺灣國史館編纂之陳誠檔案,披露了張未能被釋放的前因後果。

先是,1月24日,李宗仁以電報及親筆信,指飭參謀總長顧祝同釋放張、楊。顧將此事推給陳誠、張群。李遂再電陳誠,聲稱:“為表示政府對和平之誠意,促成和談,頃已決定釋放政治犯。張漢卿兄(學良)現在台省,希就近轉知監視人員,先恢復自由,仁並擬約其來京一晤……日內派機來接……”①
25日,陳誠致電蔣介石,詢問蔣的意見。除告知李宗仁電報內容外,陳誠並表達個人意見,認為張學良可以釋放:“職以為漢卿之於今日,釋之無關重要,久羈適足為累,但惜處置較遲耳。為此,似可聽其釋放。如何仍乞電示。”②

27日,蔣介石回電,指示道:“如有命令到台省釋放張學良,似可暫不置複。否則可以並不知張學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過問之意複之。”③
奉蔣介石指示,2月7日,陳誠複電李宗仁,表示此事“與省府無關”,自己沒有辦法:“(程)思遠兄來台,……關於解除張漢卿先生(學良)監視一事,承思遠兄轉示,完全為一種和平姿態,自應……遵照辦理。惟……此案過去既非警部承辦,更與省府無關,經飭查後,似系由中央直接管理,其經過情形,業已在此面告思遠兄。”④

所謂“業已在此面告思遠兄”,指的是陳誠曾告訴程思遠,張學良現在處於蔣介石親信俞濟時和毛人鳳的控制之下,“蔣先生的事你是瞭解的,象囚禁張學良這類事件,他從來不要別人過問。”⑤

1958年,蔣介石召見張學良,慨歎西安事變“損失太大了”
此番李宗仁釋放張學良失敗,顯示在國共鼎革之際,蔣介石對張的堅決不原諒。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召見張學良,談話中透露了此種不原諒的根源。據張氏日記記載,蔣、張會談內容如下:

“下午兩點,老劉通知我,五點總統在大溪召見。三點一刻,蔣經國派其座車來接,我同劉同乘,約四點三刻抵大溪。先在一空軍上校家中候等,約十來分鐘,總統已到,蔣經國同老劉來會,同至總統行轅。我將到客廳,老先生親自出來,相見之下,不覺得淚從眼出。敬禮之後,老先生讓我進入小書齋。我說:總統你老了!總統也說:你頭禿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濕潤了。相對小為沉默,此情此景,非筆墨所能形容。我恭問總統:身體安好,精神飲食如何?總統答曰:都好。總統問我:眼病好些否?餘詳答眼病近情。又問我:近來讀些什麼書?我答:兩三月來因眼疾,未能看書。自從到高雄以後,我專看《論語》,我很喜歡梁任公的東西,近來看了些梁氏著述。總統說:好!好!看《論語》是好的,梁氏文學很好,希望你好好讀些書……我問總統,我應該看些什麼書?總統說,《大學》和《陽明傳習錄》很好。總統說,西安事變,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⑥
黃紹竑曾回憶,蔣自西安返回南京後,“自我反省”稱:此次事變是他的威德不能感化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最難感化的。蔣建議張讀《大學》和《陽明傳習錄》,實際上即懷有此種以養德之學術,感化“家庭出身不好”(土匪)的張學良的心思。張實際上很明白,晚年口述回憶中,曾明言:“蔣先生討厭我極了”。⑦

注釋:
①②《電呈可否釋放張學良》,1949年1月25日,收錄于《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台)國史館編纂。③《手諭釋放張學良命令似可暫不置複》,1949年1月27日。收錄于《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台)國史館編纂。④《電複李宗仁監視張學良似由中央直接管理與省府無關》,1949年2月7日。收錄于《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台)國史館編纂。⑤張友坤等/編著:《張學良年譜》,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P1056。⑥《張學良日記》,1958年11月23日。⑦(台)林博文:《少帥痛貶蔣介石——張學良口述歷史正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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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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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收藏父親被殺報告曝光

6月4日,除了是六四周年日子,亦是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被日軍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的案發日子。

近日,一份曾經由張學良收藏的關於「皇姑屯事件」的調查報告在蘇州被發現,對中國近代史上這宗暗殺事件加添一些寶貴資料。

1928年6月4日,時為東北軍閥的張作霖因拒絕和日本合作,結果在搭乘火車途經皇姑屯時被炸身亡。其子張學良憤而易幟,改為和國民政府合作。史稱「皇姑屯事件」。

目前家住蘇州的商人楊先生去年在美國競投得張學良當年的私人飛機駕駛員、隨侍、美國人海嵐‧里昂的四大行李箱和八小紙箱的私人物品。直至前幾天,他整理文件時,意外發現20本外觀幾乎一樣的大相冊,封面上貼著橙色的英文大標題:張氏。相冊封面有一行手寫英文:「The murder of Marshall Chang」(謀殺張大帥)。原來是一份1928年皇姑屯事件的全英文調查報告。

報告內有一部分是由22張事發現場的照片組成,從支離破碎的列車車廂、扭曲變形的鐵軌,到裝有手雷的鐵盆、燒焦的屍體等等。這些照片全部是10厘米×7.5厘米大小的黑白照片,非常清晰。

另一部分則是該份獨立報告的書面資料。寫在第一段的總介紹是:「這是一份1928年7月16日整理完成的獨立調查報告」。其中,特別收集了一份署名為「路透社」的英文報道剪報。報道指出,中國軍隊稱,事發前就希望在發生爆炸的鐵路附近例行巡邏,但遭到日本軍隊阻攔。日方稱,他們控制的鐵路周邊200米範圍內禁止任何中國軍人進入。剪報還有一張路透社繪製的爆炸現場示意圖。

這部分調查報告還顯示,當時有記者採訪在華的日本專家對皇姑屯事件爆炸原因時,對方竟然表示是礦車上攜帶的雷管意外爆炸或附近煤礦爆炸造成的。
此外,這部分還收集了署名為「日本新聞局」的英文版新聞材料。這些材料的發布時間,是皇姑屯事發當天。根據日本新聞局聲稱,「早晨5點30分左右,張作霖大帥乘坐的火車專列在奉天附近經過時,被一個衣著平常的南方人扔了一顆炸彈。兩輛車完全損毀。有數人受傷,但張作霖據稱只是受了一點輕傷。車上的中國保安很快向襲擊者開火,但是扔炸彈的南方人還是逃脫了。
當天早上,有一些日本人在斜道上巡邏,遇到了兩名可疑的衣著寒酸的中國人並逮捕。搜身發現他們帶著兩枚俄國產的炸彈,還有一些廣東民主主義委員會的信件。爆炸發生時也有一些日本人目擊到現場,但是他們保持中立,當車上中國人向襲擊者開槍時,日方並沒有開槍。」

另外,報告內還有9張關於弔唁張作霖的照片,包括日方的弔唁畫面。

報告的第一頁用英文寫著:「這是一份由現場獨立調查人整理的有關皇姑屯爆炸案的資料彙編。」楊先生推測,可能是張學良當年的私人顧問、澳洲人端納幫忙收集的,此人為記者出身,和媒體關係密切。即使不是端納,那也應該是與張學良有很深關係的外國人。

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副會長、抗戰史研究專家張連紅教授則表示,「目前看可能是英美人士製作的,但因為沒有落款具體是誰並不好說。應該是張學良請專業人士做了這個報告供他判斷,但也不排除是一些外國記者在採訪此事件時,發現了一些東西主動交給張學良的。」「日本當年發布的稿件,先說現場發現『南方人』,暗示爆炸可能與中國南方的革命軍有關,後又稱現場發現了俄製手榴彈,又使各界引來許多猜想。這份『調查報告』並沒有給出判斷,但非常客觀。」

張連紅表示,無論如何這份報告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第三方調查所體現的客觀。不僅收集了中國軍方、在華外國人的說法,還有大量日本軍方和政府的說法,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有利於史學家進一步去做更適合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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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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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敗退臺灣前的幾個不祥預兆
王貴成/文

1949年,是蔣家王朝在大陸的最後一年。隨著戰場上的節節敗退,蔣介石陷入了日暮途窮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是,老蔣的身邊也接連發生了幾個不詳的預兆。

1949年9月14日,蔣介石在成都黃埔軍校大操場上檢閱第23期學生。雖然國軍在戰場上潰不成軍,但學生們的檢閱方陣還是秩序井然,這多虧了長期的軍事訓練。但再出色的軍事訓練也不能保證意外不會發生。當軍校炮科方隊開來時,一台榴彈炮牽引車在蔣介石的檢閱台前方戛然熄火。駕駛員忐忑不安地下車檢修,但更忐忑不安的是指揮官,因為從年初開始,中共已經滲入軍校的傳言就甚囂塵上,誰能保證這不是一場早有預謀的行刺活動?想到這兒,指揮官不寒而慄,趕緊派人把炮車拉到場外去檢修。閱兵依然繼續進行,但人心已經開始渙散,學生們在竊竊私語:這是否是一個不祥之兆,預示著國府對中共的作戰到此為止?

這一情景不由得讓人想起3個月前慶祝黃埔軍校建校閱兵典禮上發生的意外——懸掛在蔣介石銅像後面的青天白日旗,自己突然就斷線墜落了下來,當時人們就議論紛紛:這是否說明國府氣數已盡?

12月3日,蔣介石在赴台前最後一次檢閱了成都黃埔軍校。在值星官的口令聲中,青天白日旗在全場的注目下冉冉升起,但事故再次發生,繩子從中間斷開,國旗墜落。雖然發生了點意外,老蔣還是鎮定自若,在做完簡短的講話後,仍然目視檢閱了每列學生,並與佇列中排頭、排尾的學生握手,許多人禁不住聲淚齊下。

兩次國旗墜落,儘管很像是一種不祥的預兆,也很令人沮喪,但革命的黃埔學生事後都明白,這是中共地下黨為瓦解士氣暗中做的手腳。當時,共產黨已將四川三面包圍,無孔不入的地下黨勢力已經悄然滲透進了黃埔軍校。後來帶領24期學生向共產黨投誠的徐幼常,就是但軍校進行策反工作的。
如果說以上預兆可能是中共地下黨蓄意為之的話,那麼以下兩個預兆又怎麼解釋呢?

還是在9月14日的那次閱兵典禮上,蔣介石開始發表講話,當他講到很多昔日的黃埔學生背叛了自己,希望這些學生能“繼承黃埔精神、剿滅共匪”時假牙突然從嘴裡脫落出來,掉在了地上。這頓時引起了台下的一片愕然,蔣介石倉促下臺。

1949年10月6日,成都黃埔軍校校長關麟征宣佈正式將校長一職移交給張耀明。一些心思敏感的學生從這先後兩名校長的姓名中聽出了不祥之音——“關張”。

蔣委員長的假牙自己就掉到了地上,難道從成都這片土地開始,一言九鼎的委員長說話就不靈了?成都軍校校長的“關張”,難道意味著國府統治從此也要“關張”了嗎?

我不是一個宿命論者,但各種不祥預兆的紛至遝來,正是歷史暗流洶湧中的吊詭之處。對於蔣介石命途多舛的國民政府來說,真可謂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船到江心補漏遲”。

不過,這些不祥的預兆最後彙聚到一塊,差點就要形成一個石破天驚的預兆,只是最後一刻,歷史老人讓它破滅了。

12月10日,國民政府遷往臺北開始辦公。此時,劉文輝、鄧錫侯已經與中共談判好投誠條件而還在成都的蔣介石就成了他們表達投誠心意的最好禮物。下午兩點,劉文輝所部準備扣押蔣介石的軍隊,已經開往成都黃埔軍校附近。侍從請蔣介石從後門出走,蔣介石當即拒絕說:“我從哪個門進來,也要從哪個門出去!”在從容禱告之後,他與長子蔣經國一起合唱國歌,步出學校大門,在新津機場登機飛往臺灣。

也幸虧這最後一個預兆沒有成為現實,否則,中國的歷史就得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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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發動事變真實原因:蔣介石發現其通共
2014年06月08

作者:楊瀚:國民黨應為祖父楊虎城平反昭雪

西安事變主角之一的楊虎城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至今內幕仍然沒有全面公開。2013年正逢楊虎城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多年來一直在搜集西安事變相關史料的楊虎城之孫楊瀚再次致信馬英九,要求國民黨尊重歷史事實,為祖父平反

文|《小康》記者齊岳峰

距離1949年10月1日不到一個月的一天夜裡,楊虎城高大的身軀倒在中國重慶的一個角落,此後人們大多認為,楊是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特工人員殺害,但是後來的國民黨對發生在他身上的歷史始終沒有做出公開明確的闡述,這讓他的家人一直耿耿于懷,包括楊虎城之孫楊瀚。

在最近的幾百天乃至幾千天裡,楊瀚保持了一個習慣,早上六點鐘來到他簡單的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在北京的冬日裡,當第一縷陽光打到人們臉上的時候,他已經能夠從工作中暫時休息一會兒了。

根據楊瀚的瞭解,臺灣方面對於楊虎城被殺最早的陳述“說是在重慶撤退的時候被土匪殺了。”此後,國民黨党史館負責人邵銘煌曾經發了一個聲明,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講,只是對楊被殺表示遺憾,也沒有講楊虎城被誰殺。”

2008年,楊瀚在臺灣見了時任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我們兩個交談的時候他也是表示遺憾。”

在北京的辦公室裡,楊瀚分析國民黨方面始終無法公開面對此事,應該是出於對蔣介石地位的維護,“蔣介石最大一次奇恥大辱就是西安事變,殺楊虎城又是他在政治上一個最大敗筆,他不光殺楊虎城,連楊虎城的孩子、下屬都殺。所以研究蔣介石的人和維護蔣介石的人都不願意涉及這兩個事。”

西安事變仍然沒有塵埃落定

楊瀚始終在強調“西安事變仍然沒有塵埃落定”。在他的概念中,西安事變的策劃、組織、發展、最後的結束,在公開的資料中,一直沒有很詳細的、很真實的細節。

2009年開始,楊瀚開始做西安事變資料收集工作。為什麼要重新考察西安事變?他覺得,“這個事沒有完,臺灣對這個事從認識到宣傳,始終是避諱的。”
在楊瀚看來,西安事變對此後中國的歷史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用什麼樣的歷史觀去看待,很重要。還是需要堅持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在他所強調的唯物史觀的實踐中,楊瀚發現,有些人著重通過日記來評價一個人,“我認為這是不客觀的。”

近些年,研究蔣介石的日記成為潮流。

楊瀚覺得,政治人物的日記只能反映他一定程度的內心世界,並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活動,特別是他的政治活動。“蔣介石一天批的公文發的電報可能有幾千字,可他的日記最多是幾百字,少的幾十個字,這個能反映一個政治人物的整個思想狀態麼?”楊瀚看蔣介石日記有幾個感觸,蔣介石在裡面有罵人記錄,有打人記錄,但是從來沒有殺人記錄。“蔣介石一生中殺的人比打的人要多得多。”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再來看“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與張學良的溝通。“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給蔣介石發了電報。作為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九一九”、“九二零”、“九二一”、“九二二”的日記裡只見到他罵日寇,但是他沒有任何要反抗的表示。從南昌回到南京後,他一下軍艦就召開會議,確定依靠國際解決東北問題。“實際上不抵抗政策是蔣介石確定下來的。”楊瀚注意到,蔣介石從1927年的濟南慘案開始,每天日記裡都寫兩個字“雪恥”,“從1927年寫到1931年,從1931年又接著往後寫,一直寫到1937年。”

“研究歷史人物的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唯物,什麼叫唯物?就是唯事實。有些事蔣介石沒有檔案,現在發現從‘九一九’到‘九二七’,南京政府給東北方面的回電一個都沒有。這個怎麼解釋?”國土遭遇外敵侵略,作為中央政府竟然沒有任何反應,這很不正常,楊瀚判斷“蔣介石別的檔案都那麼齊,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幾天沒有東西,已經說明了問題。”

楊判斷,“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沒有了後方,失去了軍事供應系統與財政供應系統——這促成了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關係。楊瀚稱,關鍵時刻張的部隊沒有軍餉,作為西北綏靖公署主任的楊虎城專門給他調錢解決燃眉之急。

同時,東北軍在與紅軍的戰事中不斷失利,使得張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負面影響。“國民黨開五全大會的時候,張的兩個師剛剛被消滅,張學良到南京,很受奚落”——這更促成了張楊的走近。

歷史的混亂

“在歷史夾縫中,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竟然做成了驚天動地的事情。”楊瀚如此評價祖父楊虎城。與習慣自己思考的張學良不同,當年楊虎城會與他的機要秘書講心裡話,而且有時候聽他們的意見。

善於決策又敢於決策的楊虎城最終帶出來一支強悍的西北軍,“他當時兩個軍,孫蔚如的三十八軍、馮靜齋的九十七軍,這兩支部隊西安事變以後就分化了。馮投靠蔣介石,孫蔚如的部隊被縮編為第四集團軍,但抗日的時候,這兩支部隊都打得非常好。”
西安事變前,楊控制著西安城。

但是張學良始終猶豫不決——這符合他的性格。在此之前,中共已經與張建立了關係,1936年以後雙方構建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人員頻繁往來于西安與延安之間,“張學良見了共產黨之後,態度也就更積極了,跟楊達成了更大的共識。原來楊一直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共同抗日。”有一天張問楊怎麼抗?張一直講他要勸蔣抗日,然後楊說你根本不可能勸動他。

事實上張楊之間也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在楊瀚看來,“張學良只是對抗日這個問題上和楊虎城有一個共同點,但是對社會的認識跟楊相差甚遠。”
這個時候兩廣事變發生。1936年廣西、廣東派人來找楊虎城和張學良,要聯合起來反對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當時張學良和兩廣達成一個協議,兩廣起兵以後他們也起兵,他們的東北軍、十七路軍出隴海、出潼關,切斷隴海線和平漢線。

但是問題出來了——“蔣介石特別聰明,他通過召開五屆二中全會的形式,把各地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全部調到南京,開會的同時,集中力量,又動兵又動錢,解決了兩廣事變”。

楊瀚的說法是,根據他所掌握的資訊,楊虎城並不贊同張學良去南京開會,“張學良非要去”,在幾個月的會議時間裡,在西安焦急等待的楊虎城沒能收到張學良的回饋,直到蔣介石解決了兩廣事變,張學良返回西安。

此後,蔣介石來到西安督促張學良“剿匪”,楊瀚說,這讓楊虎城覺得有了很好的機會“逼到最後關頭,因為他不做(抓蔣)的話楊虎城自己幹,因為楊說讓蔣介石不能再走掉。”

西安事變就此發生。

“西安事變”後,楊瀚說,因“種種只有張學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張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東北軍20多萬人陷於群龍無首境地,何去何從,將領間出現了嚴重的內部矛盾分歧。“少壯派愛國將領”們再次熱血噴發,決定採取斷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指使部分軍隊再次發動兵變,殺死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等人,釀成又一次震動全國的“二二”血案。為避免東北軍全面內戰的慘劇發生,經過各方勢力的調解,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接受了蔣介石要東北軍調駐安徽的方案,東北軍遂東調,分住豫南、皖北、蘇北地區,各部均直接歸南京軍政部管轄,其東調中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萬毅等部後來加入了中共武裝。
若干年後,一批自稱王以哲等人的後人發佈了一封給馬英九的公開信。

信中稱,其是“一批楊虎城製造的‘二二’兵變受害者的後代”,並表示“楊虎城伏法,可謂罪有應得”,要求駁回楊瀚竟替其祖父平反的“無理要求”。
楊瀚表示,某種程度上促成張學良最終下定決心的一件事是“蔣介石的中統系統發現張學良通共,而當時張與延安方面的聯繫都是通過東北軍王以哲的電臺。”在這個過程中,王以哲成了不容忽略的角色。

1936年10月,事實上已知道了西北前線狀況的蔣介石來到西安,“到西安後,他跟張楊都不太談,直接找軍長、師長談,想瞭解軍心,這是他一種慣用方式,針對其他軍閥或者其他軍政領導也是。”楊瀚稱,蔣見了王以哲第一句話就說“你的電臺通共”,把王以哲嚇壞了。王以哲很快派手下的軍法處長跑到南京去找到中統,中統當時有一個負責人是齊世英,是東北人,王向齊世英坦白了和共產黨的交往,特別出賣了張學良。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滯留南京,此後東北軍發生兵變,王以哲等被殺。“張學良回不來了,東北軍開始混亂,這個時候齊世英派了人,又去做王以哲的工作,他表示堅決服從中央。而南京當時意見讓他把部隊拉出來,他還堅持不走,按此理解,他就是想取代張學良,控制整個東北軍,所以後來人家殺他一點兒不冤枉。”楊瀚說。

波詭雲譎西安城

當年蔣介石認為,西北的局面還可控,有信心繼續對共產黨進攻,所以他又來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還沒有下決心抓蔣,1936年10月之後,楊向張提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可以利用蔣來西安的時候,抓住他,“張學良一聽傻了,半天沒有吭氣,沉默了。”

“楊虎城馬上說我說說而已,張學良馬上表態說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出賣朋友。”於是此事被暫時擱置。但是1936年12月,蔣介石又來了,楊虎城正式跟張學良談了,“這一次不能讓他再走了”。

原定12月6日由東北軍在交通沿線控制蔣介石,然後押到秘密地點,由十七路軍解決城裡的中央武裝力量——這是張楊原定的計畫,“說好了上午行動,中午應該抓完。楊虎城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也沒有消息。”

於是去問張學良。

“張學良說他上午接了一個電話,聽說何應欽也要來西安參加這個軍事會議,等他們來了一塊兒去抓。”
12月9日,西安學生遊行,員警開槍,蔣介石下令如果學生去臨潼請願,格殺勿論。張學良的責任是勸學生回城,“說你們再往前走就要流血。”但學生說我們身上只有鮮血了。

楊瀚說,“張學良被感動了”,於是哭了以後他就表了態,“一定在一個星期之內用實際行動給你們一個回復。”
後來有了所謂的哭諫,結果張被蔣罵了出來。

12月9日夜,楊虎城招待南京大員看戲。在戲園子,楊突然接到電話說請他馬上回總部,部屬報告,發現孫銘九帶著兩卡車全副武裝的軍人朝臨潼(蔣介石駐地)方向去了。“他們分析說是孫銘九去抓蔣介石了”,楊虎城說好,咱們要積極配合,全城大戒嚴。

於是西安城內一片肅殺。

“佈置完了,楊虎城又回到戲園子,發現張學良又來了,還談笑風生,楊覺得不對勁,不像有行動的狀態,於是就故意讓人把戲延長了好多,但是外面沒有槍聲。回到總部後,楊虎城得知,孫銘九說,“張司令怕學生晚上去臨潼鬧事,讓我去沿途截學生了。”次日,楊勸張說,現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張學良派專機將久經沙場的將領白鳳祥和劉桂五調回西安,但他認為“捉蔣還是一個簡單政治。”楊瀚覺得,張學良在當時並沒有真正的全盤考慮,“他不知道這是一種政治大博弈啊。”

“張認為蔣和他真的是像蔣說的那種兄弟關係,但是蔣事實上一天也沒有把他當作那種關係。”

數十年後,蔣介石辭世,張送給蔣介石的挽聯稱“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有如仇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12月14日,南京方面派員來到西安,在西安週邊,中央政府的部隊開始推進,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西安城內部隊的分化。但楊虎城當時心裡還是很有底,“因為人在手裡。”

但是張學良要送蔣回南京,楊瀚稱,在此之前,張楊在是否放蔣、如何放蔣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吵,“張學良急不可待,非要25號就要把蔣送走。這其中有張的極端表現,還有宋美齡的作用。”

楊瀚在宋子文的回憶錄中發現,張把自己和楊虎城爭吵的情況全部告訴了宋子文和宋美齡。“這幾個人一塊兒在那兒密謀怎麼逃出來。”“他把楊置於什麼地位?”

第二天張給楊打電話,楊到現場後,“一看蔣介石已經在汽車旁邊等著。如果楊當時表示強烈反對,那就得把張學良也扣起來,弄不好就掏槍了。”
回到南京後,張學良給楊虎城發了電報稱“一切都好”,但是他也給蔣介石寫了認罪書。“問題就複雜化了,首先承認了你有罪,而且我要處罰你,處罰你的部隊,這樣西安方面就要跟南京對抗。反對審判張學良,要求無條件釋放張學良。”

當時如果東北軍與十七路軍合力,再加上紅軍,是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張學良還繼續認罪,給蔣介石出主意,寫了處理西安問題的甲乙案,他最早提出把東北軍調到安徽和江蘇,而且提出放楊出外(國)。”

西安事變,誰贏了?楊瀚的判斷是:最大贏者是民族。

但是楊虎城的命運在此後發生了巨大轉折。

命運之變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出國。“他整個部隊、整個政治勢力都沒有了,從心理上講有很大遺憾,又有很大成功感。為國家、為民族,這個事做成了,而且達到目的了。”

1937年11月26日,出國考察的楊虎城在他生日那天回到香港,見了宋子文。“宋子文對他做了安全保障,但是在騙他,所以楊虎城最後在香港說了一句話‘我們上當了。’”楊虎城被捕時,楊瀚的父親還在西安讀書,楊虎城身邊帶了他的小兒子楊拯中,隨即其夫人謝葆真及警衛、秘書也被一同收監。“蔣介石折磨他,沒有自由,逼著你投降,折磨的目的就是為了投降嘛。”楊瀚說。

1949年,蔣介石下令除掉楊虎城,“你殺他一個人還能說得過去,但是殺了他家人還有秘書、副官。”據楊瀚瞭解,“毛人鳳給他的特務講,這個事(殺楊)辦完以後老頭子非常高興。而且很有趣的是殺完楊後,蔣介石給毛人鳳和葉祥之(音)每人獎勵大洋一萬塊,理由是處理大陸事情有功。沒有說什麼事,現在應該包括這件事。”

在此之前,楊虎城的家人始終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1949年12月,解放軍進入重慶,事情才慢慢浮出水面。

楊瀚認為,現在臺灣方面領導層還沒有認可這一事實,“主要是敢不敢的問題,事實很清楚,臺灣國史館的軍情局卷宗裡有一個‘監楊卷’,有一個‘監張卷’,裡面肯定有這些情況,毛人鳳殺了楊,絕對不會把這個事口頭彙報就完了。不光是文字,還得有照片,因為殺黃顯聲都拍了照了。”這兩個卷宗,楊瀚並沒有看過,但他堅持認為,“現在拿出的檔上寫的戴笠批示入‘監楊卷’,所以對楊的這一案一定有,不會沒有。”

1969年春節,14歲的楊瀚從父親口中知道了楊虎城的事情。楊瀚的父親楊拯民,抗戰時期曾經與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兩家人的關係在後代身上得到了延伸。楊瀚回憶,從張學良五弟張學森的喪事到張學森女兒張閭蘅的事情,楊拯民無不多方盡心。

1999年,楊瀚踏上了去夏威夷探訪張學良的旅途。

但是,見到張學良後,楊瀚發現,張對當年的故人故事似乎不想多談。

“我很奇怪。”在楊瀚的概念中,中國大陸一直宣傳“張楊”,而且這個事(西安事變)確實做得很漂亮,他覺得張與楊兩個人應該是生死情誼。

“我當時理解,他糊塗了。但是他一百歲的時候講話還很好。”楊瀚也沒有多想,他覺得自己此行能夠見到張學良,表述一下兩代人的交情,夠了。
但是張不願多提西安事變的態度,總讓他心裡覺得異樣,在此後的時間裡,楊瀚慢慢開始探尋當年的歷史,探尋祖父楊虎城的人生。

楊瀚發現,張學良後來的態度愈發與他此前的方向不一致。“他在1955年給蔣介石寫了西安事變的回憶,這個很關鍵,把楊虎城怎麼給他提出建議、怎麼抓蔣這些都講了。”在回憶裡,張“承認自己無知,他那個時候有點兒怕死了。”

在軟禁了幾十年後,一段時期內蔣對張學良的待遇非常寬鬆,他可以隨便看報紙、聽廣播,隨便和那些管他的人一塊兒玩,突然,這些“相對自由”又被禁止了,“他覺得可能要殺他了。”

這與楊虎城可能不太一樣,楊瀚覺得,他的祖父“代表中國的民族主義,維護民族最大利益,不畏各種強權,勇於犧牲。”

但是很多人並不理解楊瀚對其祖父歷史的追問,“很多人認為他們已經瞭解楊虎城了,但是我現在所呈現的楊虎城和原來不太一樣。”當然,也有人認為楊瀚是在出風頭。

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當年5月,楊瀚致信連戰,他表示,自己是為“一個忠党愛國的老黨員,國家的二級上將,沒有罪名,沒有審判就被秘密處決,殃及子女部屬”而申訴,要求國民黨為楊虎城平反昭雪。

楊瀚並沒能得到公開的正式回應。不過不久在臺灣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及臺灣光復60周年歷史文化圖片展覽中,設立了一個張學良與楊虎城的專櫃,楊虎城的形象60年來首次出現在國民黨的展覽中。

2006年,楊瀚致信馬英九,希望他“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以21世紀政治家的魂魄推動為楊虎城將軍平反。”楊更將此事上升為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支點,“希望作為中國人你能夠放下上個世紀積存的恩怨包袱。”根據楊瀚的瞭解,看到這封信後,馬英九曾經向國民黨黨史人員瞭解過楊虎城回國與被殺的情況,但此後便無下文。2013年9月18日,楊瀚發出致馬英九的第二封信,引發了輿論的眾多關注。

但是楊瀚現在坦陳自己“對馬英九不抱太大希望。”他始終認為,“楊虎城檔案就在臺灣軍情局,但如果這樣做了(平反),對蔣介石是一種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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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後悔發動西安事變嗎?

其實,從西安事變爆發後,有關張學良“後悔”的說法就不絕於耳。說張學良“後悔”主要有三個出處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出自張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回憶材料,稱西安事變是被中共利用,導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第二種觀點來自張學良的夫人於鳳至,她回憶說張學良並不後悔發動西安事變,但是抗戰爆發後張學良想參加抗戰被拒,對送蔣回南京之事非常後悔。

西安事變反省錄》:“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1956年11月,張學良出於蔣介石的要求,開始撰寫西安事變的回憶材料,這份材料後經蔣經國刪改,定名為《西安事變反省錄》,後以《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雜誌上刊出,曾鬧出過很大的風波。在這份帶有“檢討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張學良稱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誤國害民”之事。

張學良在材料中認為中共“利用”了自己的愛國熱情。張氏認為自己“本一狂熱愛國者,痛恨被人侵略,不願受日人之壓迫。”因此,其不願打內戰,想聯合抗日:

“當時在西北剿匪之部隊和將領(包括良在內),對共匪的主義,共產黨確是怎麼一回事,則殊欠研究,而對共黨之理論,僅知其皮毛而已。多認為同共匪對敵,亦如過去一樣,所以不發你死我活,同仇敵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裡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對日本軍人為什麼那樣的痛恨,是因為目睹身受,到後來更徹底認識,彼等非要征服中國不止;無調協餘地,非作殊死鬥不可。對共匪則不然,由於沒能認識清楚,總覺得同是中國人,不過是所見不同,權利之爭。今日可以為敵,明日在某一目標下,又可為友矣。恕良敢武斷一句,不只良個人有此錯誤,恐過去好些同志犯了這個錯誤的人不少。否則,在大陸反共戰爭之表現,則同抗日戰爭之表現如何不同也。”

中共正好抓住張氏不願內戰痛恨日軍這一點對其進行愛國宣傳:“共匪彼時乃趁虛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將內部真實的情緒,瞭若指掌,爾後,所用之口號和其行動,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認為同道好友,自墮其殼中,毫不自覺。”

進而,張學良表示自己錯信了中共的抗日主張,導致西安事變爆發:“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致良釀成巨禍,百身莫贖,中國今日之浩劫,不悉禍延何日。……良之不堅之處,正如夫子所雲,在當時憂患、忿恨、好樂、恐懼。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義,自用自專;又未能趨就老成,才會釀成西安之變。否則,共產黨何得施其技倆乎?” [詳細]

這是張學良第一次對蔣介石表露出“後悔”發動“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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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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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一世草包糊塗至死

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捩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69年中,海內外出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臺灣定他為“歷史罪人”。


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侵佔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了什麼後果?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

對於日本入侵東三省,東北軍不予抵抗,世間廣泛流傳是因為蔣介石曾有一手諭給張學良,不讓其抵抗。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領全中國,我想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後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張學良在臺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也是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東北深山老林多,盛產土匪。張作霖的東北軍其實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裡它是“正規軍”,但碰上裝備精良受過訓練的日本關東軍,東北軍就露出土匪本色。張學良曾為爭奪鐵路權率東北軍和蘇俄軍隊交過手,結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那次慘敗,等於向日本展示了東北軍不是東北虎,而是紙老虎。1933年3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可想而知東北軍的戰力和張學良的指揮能力。

汪精衛雖然後來成為漢*,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後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良發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張學良“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但張學良總是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並還暗指汪精衛無權指揮東北軍,結果氣得汪精衛辭職出洋,認為這個行政院長沒法幹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勳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後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裡,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蔣介石後來感歎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和臺灣(當時在日本手裡)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能力的瞭解)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于水火,貽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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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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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西安事變策劃者是共產黨員王炳南
2014/6/6 15:16:24

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是張學良的親密合作者。我在美國閱讀張學良的口述史及其相關檔案資料時,楊虎城是注意的重點之一。結果,發現部分新資料,有助於西安事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陪襯?主角?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蔣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自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並且發牢騷說:“剿匪”等於“無期徒刑”。“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匪,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牛元峰部在陝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5300人,繳槍3500余支。這兩支部隊先後被殲,編制也就失去,蔣介石並不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於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題名《活路》的小冊子,提倡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高的主張,便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抗日,節省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於12月2日隻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雙方發生尖銳衝突。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後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後,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餘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畫已經成形。後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後,才採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可見,楊虎城“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於這一考慮。

二:楊虎城的“小傢伙們”
“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出自楊虎城之口,但是,張學良認為楊虎城出身草莽,不會懂得這一歷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又進一步補充說: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夥伴——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這是由於他有兩種心情:一為保存實力,一為趨向時髦。我們兩個人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在當時,他已竟(經)被共匪滲透,是利用他另作一個角色——關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寫這篇文字,盡力的十分忠實,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根據張學良的這一回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傢伙們”,張學良怕別人不明白,還特別加了一個括弧,說明“小傢伙們”就是楊虎城的“智囊團”。這是張學良前此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談到過的。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是哪些人呢?張學良只談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波蘭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親原系楊部高級參謀,與楊私交極好。王在日本、歐洲求學,經費均由楊提供。1936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到西安,與楊商談停戰抗日問題。此後,王就住在楊的公館裡。

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裡,進一步談到了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他說:

楊虎城要緊的是王炳南。楊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厲害。不但是文人,還有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自己實實在在,他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判斷他的太太就是帶著任務來的……就是當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時候在新城,共產黨的幾個都是女的。
王炳南實實在在的名義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張學良聲稱,楊虎城“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顯然誇大了,但是,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確系共產黨,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比張學良所知還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定。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都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楊虎城所稱“我那些小傢伙們”,顯指在他身邊工作的共產黨人。
三:張、楊衝突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載,12月24日夜,“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餘回京,與張爭幾決裂”。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也曾述及:在送蔣離陝問題上,與楊虎城發生歧見,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但是,《反省錄》所記,仍覺語焉不詳。關於此事,張學良《敬告世人》書有更詳細的敘述。

張首述楊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態度及楊所受影響:

楊虎城的反對蔣委員長返京,那不是出諸他自己,而是出諸楊的幕中滲透分子煽動楊,說我出賣他。所以當時楊虎城對我說:“你是受了蔣夫人、宋子文、端納情感誘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溫情主義,你是同蔣宋兩家有私誼上的關係,可以和平了結。我楊某可是不肯作斷頭將軍的,要幹就幹到底。

張繼述本人的“氣怒”:

我說:“這樣的國家大事,豈是私情問題,我們不顧一切的行動,是為了發動要求蔣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今日已確知抗日前途有著,那麼我們還要蠻幹下去,必使內戰擴大發生,而使蔣委員長失去領導,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嗎?你若是怕死,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我將隻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臺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
楊、張之間的這一段對話,不見於其他記載,可補西安事變史乘之不足

端納、宋子文、宋美齡等到達西安後,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改組行政院等協議,但是,蔣介石只同意以“領袖人格”保證,不肯簽字。這樣,在放蔣問題上,西安方面就出現分歧。有的人主張繼續扣蔣,命蔣在西安發號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蔣,但堅持蔣必須簽字;還有人則提出,讓蔣在西安對全國作廣播講話。從張學良的上述回憶看,楊虎城最初是反對無條件放蔣的,二人的衝突即由此發生,並且迅速激化。

張、楊激烈衝突之際,周恩來在場。他勸張“小加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其後,經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同意放蔣。關於此,張學良回憶說:“他們的這一番爭論,經周恩來一說之下,即為平息。”

米暫沉的《楊虎城將軍傳》稱:“一時盛傳有楊不同意放蔣的說法”。上述資料證明,張楊衝突,並非只是“盛傳”,而是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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