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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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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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黨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統一的信仰。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裡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裡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裡,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裡?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裡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美專家:美國聯日制華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從去年的日本非法“購買”中國釣魚島事件到今年的“雷達照射”事件,每次日本與中國的衝突背後都能看到美國的影子。有分析認為,美國欲聯合日本牽制中國,但美國專家指出,這種想法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香港中評社3月22日報導稱,美國利用日本牽制中國的想法是誘人的,但制華政策也許並不見得是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文章援引美國卡特政府高級顧問、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米塔伊埃茨昂尼(Amitai Etzioni)的觀點稱,美國擔心受到中國的威脅,但事實上,中國沒有威脅美國的意圖,反倒是聯日制華將把中國變成真正的敵人,也會惹怒中國。

  埃茨昂尼說,讓日本參與制華可以減輕美國負擔,而且日本根本不需要美國施壓,日本自己就迫不及待地想與中國唱對臺戲了。因為“感覺自己受到中國威脅的日本,正在撕裂其和平的外衣。”

  埃茨昂尼分析稱,美國或許在經過“嚴密”調查後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正在成為積極的國際大國,要“吃掉美國的午餐”,而且中美無法用和平互利的方式解決分歧和矛盾。然而,事實上,在合理調研之後美國或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答案。其實,中國既沒有威脅美國的意圖,也沒有威脅的能力——雖然美國“持之以恆”地與中國對著幹的確可以把中國變成真正的敵人。

  所以,埃茨昂尼認為,美國沒有必要聯日制華,而且聯日制華的最大問題還在於該舉動將惹怒中國。埃茨昂尼說,中日之間存在諸多歷史恩怨,日本二戰時期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慎重,雖然日本政府曾就戰爭道歉,但卻不誠摯,日本到現在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曾經犯下的罪行。當下,旨在淡化日本右翼分子在二戰期間犯下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也正在日本抬頭。而有諸多跡象表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並未深刻理解這一問題。

  埃茨昂尼表示,美國聯日制華表面上似乎減輕了美國的負擔,但其實這讓美國背上了更大的包袱——此舉或許激怒中國,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導致中國被迫增加軍費。也許有人認為,美國曾經運用這種方法成功分解蘇聯。但時代已經截然不同了,當時的美國經濟實力強大,蘇聯一團糟;當下的中國能夠負擔得起加速的軍備建設,而美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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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為何至死都沒能再回大陸,誰在拼命阻撓
2013-04-11 17:41:18 

• 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逝世後,國內媒體對張學良生前為什麼不能回大陸一事,曾發表多篇文章。各種觀點爭論激烈,莫衷一是。本文就此,就事論事...

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逝世後,國內媒體對張學良生前為什麼不能回大陸一事,曾發表多篇文章。各種觀點爭論激烈,莫衷一是。本文就此,就事論事。

探究始末,還是從1991年說起。

1991年3月10日,當張學良和夫人從臺北赴美探親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共中央格外重視。中央書記處特別注意到張學良公開表示有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向,鄧小平同志得知後對如何迎接張學良歸來作了較為詳細的指示。

中共中央有關部門作了4項重要的安排:
一是當年6月在北京為張學良舉辦91歲壽慶活動;二是紀念“九•一八”事變60周年;三是派人去瀋陽修葺張氏大帥府和大帥陵,為張學良歸來後赴遼寧撫順安葬其父張作霖的遺骸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級以上的黨內負責同志,親赴美國三藩市轉達中共中央對張學良的歡迎之意。

前三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究竟派什麼人親赴美國迎接張學良歸來?反復比較,最終確定了呂正操同志。

呂是張學良的故鄉海城人,東北軍的舊部袍澤,與張學良有過一段師生之誼,又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參加者,與張有著至深的私人感情,當時雖已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置退了下來,但他是幾位人選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享受副總理待遇)。中央確定後,鄧穎超親自召見了他。

此前鄧穎超根據中共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已以私人名義親筆為張學良寫了一封歡迎信。於是,呂正操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於5月23日悄悄從北京啟程。

5月29日,呂正操首次在紐約拜見了張學良。第二天上午,呂正操在和張學良進行了長達1小時的單獨談話。他首先將鄧穎超的親筆信交給張學良,張氏當時感慨萬千,顧不上使用放大鏡,眼睛貼近反復看了兩遍,動情地說:“周恩來我熟悉,這個人很好,請替我問候鄧女士。”
呂正操向張學良表示了歡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意願,張學良頗為感動。

但由於茲事體大,張學良向呂正操鄭重表示暫且不能返回大陸的矛盾心境:“我這個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臺灣兩個方面。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

6月4日,張學良主動提出再次會晤呂正操。這次張學良和呂正操談了3個小時。之後,張學良親自執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表達了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的願望。6月27日,張學良夫婦從紐約經夏威夷飛回臺灣,原路回到臺北郊區寓所,繼續過起隱居生活。
張學良為什麼已有了回國之便卻又不肯返回祖國大陸?對此海內外媒體議論紛紜。

疾病是阻礙張氏歸鄉的主因?
從1946年被蔣介石幽禁到上世紀90年代真正獲得人身自由,張學良先後患過幾次重病:1954年在臺灣高雄,張學良患突發性咯血,病情危重,在宋美齡支持下得以搶救脫險;1964年的腸胃綜合症,入臺北榮民總醫院治療近半年;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張學良忽然頭疼難忍,猝然暈倒,起因是四腦室蛛網膜下腔出血,由於突發顱內已造成彌漫性血腫,病情相當危急。
當時張學良已屆九三高齡,且病變出現在顱腦要害部位。但幾天緊急搶救後,張學良竟然奇跡般得以生還,堪稱臺灣腦外科史上的奇跡。一個月後張氏康復出院,又像常人一樣在院落裡散步了!

顯而易見,疾病並非張學良改變回大陸探親初衷的真正原因。

1992年8月26日,臺灣《聯合報》刊載了一條新聞:張學良決定近期回鄉探親。消息發出後,國內外媒體深信張學良必回無疑。
然而到1993年春,張學良也沒有回鄉探親的行動。不久後他竟然帶著夫人趙一荻再次飛往美國,準備長期定居國外。海外報界再次紛紛猜測。其中最驚人的解釋,是張學良因返回東北的時機與日本天皇訪華時間相碰,不得不放棄。

此種傳聞,就連張學良本人也頗感奇怪。1990年,張學良曾和日本NHK電視公司記者一起做了名為《緘默五十年,張學良現在有話要說》的長篇訪談,他毫不留情地當面抨擊日本軍國主義。但當他談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國就是到日本觀看秋操時,隨口說了下面一段話:“如果可能,我還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許是上了年紀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麼樣子,想親眼看看……”
張學良如果當真在晚年到了日本本土,豈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塊土地上嗎?這讓以上說法不攻自破。

難道是趙四小姐起到“刹車”作用?
趙一荻在臺灣和夏威夷期間,曾公開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意思,她的心態很可能讓張學良改變主意和動搖歸鄉信念。
持這種觀點的人舉證說:在臺灣期間,即便與張學良私交甚好的臺灣“新聞局”處長郭冠英、《聯合報》資深記者周玉蔻等人,若想對這位元世紀老人進行電視採訪,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趙一荻的首肯。

這些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但若把張學良不能回東北的責任加諸趙一荻身上,未免有失公正。

1990年趙一荻在臺北的幽居生活剛剛解除,就輾轉收到了侄兒趙允辛寫來的一封信。當趙一荻從家書中獲悉她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後,馬上寫了一封親筆信。同年秋天,趙一荻又給她在北京的侄女趙允安寫過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她的思鄉之情更是溢於字裡行間:“我離家已經60年了!”並明確地寫道:“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夠團聚。”

一個對親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會不思念自己的故鄉?趙一荻或多或少起到“刹車”作用,但決不是張學良不能回大陸的主因。
那麼,究竟是是誰在拼命阻撓張學良回歸大陸呢?

通過諸多史料研究,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張學良至死不能歸鄉,原因在於當時執政臺灣的國民黨右派人士給予他的精神打壓過於沉重,特別是表面上以張學良基督教友自居實則是“台獨”分子的日本人後裔李登輝,從中製造了嚴重障礙!
早在蔣經國1988年在臺灣病逝前,以東北大學學生張捷遷為首的一批華裔旅美學者,就已在海外策劃如何敦促執政的國民黨儘快給張學良真正自由的事宜了。

然而,蔣經國當政時期張氏的人身自由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輝上臺後,口頭上高叫給張氏自由,事實上仍然利用國民黨情報機關時時加以限制。他擔心張學良一旦恢復自由身,會不會與中共取得聯繫,甚至舍臺灣而投奔中共。
張捷遷等東大旅美校友會成員很快就看破了李的政治伎倆,他們公開在美國報紙上向李登輝叫板。迫于種種壓力,李登輝不得不同意在圓山大飯店給張學良公開祝壽,給張氏政治上的平反。但在張學良回祖國大陸這一問題上,李登輝等國民黨右翼人士仍不肯放鬆分毫。
張捷遷是在張學良有赴美探親自由後,再次向李登輝致信要求,給張學良去祖國大陸探親的機會和條件。然而,臺灣當局對這封信根本不予理睬。

李登輝之所以能左右張學良的行跡,一是以他和張學良有基督教友之情,二是因為在張學良受蔣氏父子多年限制之後,李首次給予張學良赴美探親的自由,以此作為控制張氏的感情籌碼。

而張學良對李登輝等人的政治伎倆洞若觀火,他在進不能順利返回祖國大陸以償夙願,退不想死守台島頤養天年的情況下,才明智而果斷地選擇了第三地——美國,作為他壽終正寢的地方。

張學良雖然終老海外,但在這位偉大愛國者病逝檀香山後,中共中央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張氏病故異國後,親自發去唁電,代表中共中央稱他為“偉大的愛國者”和“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這也許是為這位百歲老人作的蓋棺定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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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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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人談國民黨失敗:全怪蔣介石把政府私人化

2013-05-24 15:38:06

“吳國楨事件”後,蔣介石更加不相信親美派,狐疑的本性使他不由地對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新親美派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也放心不下。

孫立人,安徽舒城人,就學清華,獲美國印第安那普渡大學工程學士,又畢業於佛吉尼亞軍校。歸國後任蔣介石海陸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副總隊長,稅務員警總團特種兵團團長,三十八師師長,新一軍軍長。入緬作戰屬杜聿明麾下,因在仁安羌以不滿1000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敵軍,救出十倍於己的英國軍隊而獲皇家勳章。他同馬歇爾有校友之誼,與史迪威友善。1946年,杜聿明在東北戰場上病倒,史迪威曾向蔣介石推薦孫立人負責東北軍事。其時,蔣介石正視史迪威為眼中釘,三次請羅斯福換將。因此史迪威的推薦不僅不被允許,反而引起蔣介石的不快,從此對孫立人有了戒心。

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後,美國並不希望蔣介石退到臺灣去,他們看中了臺灣的戰略位置,更願意把臺灣扶持成一種既非共產黨,也非蔣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臺灣真正成為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艾奇遜派遣美國駐華使館參贊默錢特與陳誠等人秘密會晤,以美援為誘餌,企圖說服陳誠在臺灣進行改革,設法阻止蔣介石在內的大陸國民黨人員來臺灣。但默錢特很快感到陳誠是蔣介石的忠實門徒,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實現美國的打算。於是建議由司徒雷登向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提出換馬的要求。3月11日,艾奇遜猶豫之後還是接受了此建議。美國人比較屬意的是在美國留過學的孫立人,孫在甸緬戰役中因榮立戰功而頗受美國器重。但此時蔣介石雖然已經下野,卻依然牢牢掌握著人事的變動。李宗仁希望美國方面直接向蔣介石提出換人的建議。正當司徒雷登有所猶豫的時候,陳誠以攻為守,寫信給司徒雷登,表示自己可以讓位給孫立人。隨後,蔣介石在溪口召見孫立人,態度親切得讓孫立人受寵若驚。默錢特對此大為失望,只得致函美國國務院,說明陳誠屬於國民黨“最反動的”和“昏庸的”領導,支持陳對美國無一益處。

退台之初,孫立人與美國官佐來往甚密,後來又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過從極密。蔡斯是臺灣美軍軍援的負責人,對蔣氏父子也傲氣十足,令蔣氏父子十分不快。此外,蔡斯和孫立人對蔣經國搞軍中政工制度極為不滿。對蔡斯,蔣經國忍氣吞聲;對孫立人,他則怒不可遏。孫立人的為人,頗有些恃才傲物,一向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同僚。尤其當美國恢復對台經援後,他以其與美國的關係更是不知韜光養晦,與陳誠、參謀總長周至柔、空軍總司令王叔銘、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都鬧得很僵。他不願向周至柔敬禮,每逢周氏主持的軍事彙報會,他都故意遲到。因為那時蔣介石已在場,這樣他就可以不用向周至柔敬禮了。這種人際關係,對他極為不利。

1950年12月,孫立人在新年第一次擴大談心會上,無所顧忌的毛病又犯了。他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盪不安,都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

這些話傳到了蔣氏父子耳裡,犯了大忌。但孫立人仍不知收斂,竟在私下說在現有領導之下,臺灣無法久存,而大陸失敗,純粹是由於蔣介石堅持“政府私人化”的結果。這些話更令蔣介石惱怒不已。蔣介石本來在“吳國楨事件”後對美國常常插手臺灣事務已極端不滿,非常自然地就聯想起赴台之前美國試圖策動陳誠和孫立人的往事,於是決定拿孫立人開刀。

孫立人對此亦有預感,開始做一些穩定自己地位的準備工作。1953年11月,他召見在臺灣訓練新兵時的下屬江雲錦,讓他串聯當年受訓的同學,在軍中結成一股力量。孫立人指示在每個團找出一個職位較高、學識較優、服役年齡較長的同學為負責人,與其他同學聯絡。江雲錦接受指令後,幾個月內不僅在每個團內佈置了負責人,甚至在一些連裡也發展了聯絡人。1954年,孫立人命令把各部隊的負責人串起來,使每個人不僅知道本部隊的成員,而且知道他部隊是誰負責。但是,江雲錦此時感到這不像是一般的聯絡同學感情,心存疑慮,活動就沒有以前積極了。1954年6月,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任期屆滿,蔣即調桂永清為參謀總長,把有名無實的總統府參軍長交給孫,開始了排擠孫的行動。孫立人在卸職前,讓江雲錦把各部隊連絡人造具名冊。7月,“陸軍總司令部督訓組副組長”于新民把名冊交給孫立人。8月初,孫立人讓他的老部下、“陸軍學校”少校教官郭廷亮接替畏縮不前的江雲錦擔任聯絡人。8月12日,“參謀總長”桂永清暴病去世。按一般推算,“參謀總長”的位子非孫立人莫屬,但蔣介石卻任命黃埔六期的彭孟緝接任,並將彭的軍銜從中將升為上將。孫立人眼見蔣介石對自己越來越不信任,於是加快了抓軍隊的步伐。

(本文摘自:《蔣介石傳(1950—1975)》,作者:楊樹標 楊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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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日寇攻擊奉天:張學良為何下令不抵抗

2013-06-17 08:42作者:張洪濤

北大營中,東北軍第7旅參謀長趙鎮藩此刻正心緒不寧地在屋裡來回踱著。幾個月來,一種不祥之感總是縈繞在他心頭,連續發生的兩件事更加深了他的這種感覺。“萬寶山事件”,日本人明明占了便宜還糾纏不休,時不時就在各種場合提一提。好像中國人在仗勢欺人。更甚的是,一個中村震太郎大尉竟擅闖我東北軍屯墾區刺探軍情,人證、物證俱在,誰是誰非一目了然,即使中村死了,按理日本人也說不出什麼。誰知日本人卻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硬是胡攪蠻纏,強詞奪理,以至東北軍將團長關玉衡撤職查辦也不能平息事態。趙鎮藩當時心裡就有種感覺:日本人純粹是在找碴兒!


趙鎮藩深深體會到國弱民賤這句話的沉重。


“萬寶山事件”中死的中國人又何止一個,到頭來還不是中國人睜著眼吃啞巴虧。這使他心裡總有種壓抑、憤懣之感。他雖算不上東北軍老人,可他好歹也隨東北軍關裡關外四方征戰數年了,早已養成了那種無羈無絆、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可每每碰到與日本人打交道,就總有種被一條無形繩索緊緊縛繞之感。唉!在中國的土地上竟找不到替中國人說理的地方,這不能不使他感到莫大的悲哀和羞憤。同時也使他認識到,在這戰亂頻仍的動盪之秋,力量就是真理,“拳頭硬的是好漢”,否則,彈丸小國日本的軍人,怎能跑到泱泱大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歷史悠久的古國臣民何至於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東鄰倭人的欺淩!但他的這種頓悟非但沒讓他有輕鬆之感,倒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軍人,軍人就是要守土保國,為民分憂。可如今我算個什麼軍人啊!吃著東北父老的血汗俸糧,卻眼看著他們遭受日本人欺侮,吞咽自己痛苦的淚水,這還算個軍人,還算個堂堂七尺的男子漢嗎?!這種感覺像一隻巨鼠,啃齧著他那顆痛苦的心。


痛苦之余,趙鎮藩又時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中。為什麼日本人能如此張狂?泱泱中華大國為何在彈丸小國日本面前畏畏縮縮?為什麼幾千年來處處向中國學習的小日本,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卻使中國成了手下敗將?


日本是著了什麼魔,能如此之快地跑到前頭去。眼下日本軍隊不過幾十萬,可中國有幾百萬部隊,為什麼日本人能把槍口指向外面,而中國人卻總是在內戰中你死我活地掙扎。


眼下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實際上不足萬人,可我20余萬東北軍卻受“不得抵抗”命令之束縛,這究竟是為什麼?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想當初張少帥決定改旗易幟歸順南京國民政府,趙鎮藩是打心眼裡擁護的。歸順中央,全國抗敵。我東北有了全國作後盾,還怕日本人再來染指?可他怎麼也想不到,歸順,到頭來卻歸來個“不得抵抗”,那還有什麼歸順之理?這道命令使他在憤懣中備感壓抑,更令他焦急。眼下日本人戰刀磨得雪亮,可我們都在幹什麼?


近兩個月來,日本人從東北軍眼皮底下頻頻向奉天調入軍火,一車車用蓬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從奉天南站卸下,運進日本兵營。而且白天、黑夜不停進行攻擊演習,矛頭直指奉天城和北大營,使奉天四周充滿劍拔弩張、大戰在即的火藥味。趙鎮藩心裡很清楚,這決不是日本人在向東北軍示什麼威。日本人早已認為他們夠威風的了。那麼日本人究竟想幹什麼?


這麼細細地一想,他那顆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實了。隨之而來的焦灼憂慮之情常使他徹夜難眠。


8月,7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研究當前的局勢和可能對策。一天會議下來,結果令人堪憂:奉天事變必定發生。為此,旅長王以哲帶上材料,親赴北平,向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請授應對之策。


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車就直奔少帥養病之處,協和醫院一間寬敞奢華的地下室。


張學良一語不發,靜靜地聽著,又像是在思考著。“……少帥,綜合來看,奉天事變指日可發。現在關外兵力空虛,關內各軍卻擁兵自重。一旦事變發生,日本由朝鮮、日本海運兵力,恐我東北軍各部難以抵抗,甚至有兵敗之虞。果真如此,那我們豈不有負國家,有負東北父老?所以請少帥考慮,是否可由關內調回一部分部隊,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滿面的張學良才開口道:


“以目前時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現在中央的意思是力避衝突,調兵恐怕不妥。還是那句話,萬事不得抵抗,避免和日軍發生衝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澆個透心涼。他原以為千里之外跑來陳情,少帥起碼能給個靈活的應對之策。誰知少帥不但不發一兵一卒,扔給他的還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緊箍咒。一陣絕望、怨艾從心頭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白,自進駐北平後,少帥怎麼像是變了個人。東北基業可是大帥幾十年風風雨雨創下的啊!難道你少帥願意看著它淪入日本人之手?更何況你少帥當初歸服南京國民政府,不就為抵抗日本人插手東北事務嗎?而且大帥死於日本人之手,東北人誰個不知,哪個不曉?
王以哲雖不能說草莽出身,但畢竟身在關外,尚不能真正瞭解中國的軍事與政治那種互相纏繞、互相掣肘、難分難解的複雜關係,也不可能瞭解到工於心計的蔣介石為迫使張學良俯首聽命而採取的種種政治權謀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難以真正理解張學良當時的苦境。


張學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輕輕地歎了口氣,解釋道:“既然我東北已歸順南京,我又身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學良就得聽老蔣的。我雖為一人之下,可這一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你該清楚,邁過他能行嗎?眼下我已派人把情況報告給了總司令,老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幹,一切先從外交解決。”


其實張學良當時對蔣的俯首聽命是有著相當複雜的原因的。五年後他能在西安發動兵諫,難道眼下就不能邁過蔣介石,給東北軍一個靈活應對的許可權?更何況他當初歸服南京,主要是為了對付日本人,並不願把東三省的實際權力真正交還中央。而且就他本人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什麼力量打動他的心,他是決不會拿東北,拿東北軍,也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這麼大的賭注來冒這麼一場風險的。


那麼究竟是一股什麼力量促使他最後採取“不抵抗”政策的呢?首先是他對時局判斷的錯誤。當時的少帥年輕氣盛,如日當空,正處在事業的頂峰,這雖對他鞏固自己的東北大權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飾了他的一個極大弱點,即對外交、政治上的複雜、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很多觀點顯得稚嫩。尤其當他看到日本國內的政局出現動盪,而關東軍兵力又顯得單薄時,總是一相情願地拿日本與中國的情形作比較,因而也更輕信日本人還不至於在整個東北大動刀兵,實行全面的武裝佔領。此時儘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軍有可能以佔領奉天為開端,逐步實現對東北的佔領,但他已完全聽不進去了。其次,他感受到了蔣介石這棵巨樹的蔭庇。想當初東北易幟,南京在道義上和輿論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專斷,及時處決了歷來不把他小六子放在眼裡、圖謀倒戈的楊宇霆和常蔭槐,終使一度飄搖動盪的東三省穩穩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對這些,蔣沒有一句責難之詞,仍舊一如既往支持著他。到了蔣、閻、馮中原大戰,他慧眼觀時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時,及時進兵關內,把東北軍的砝碼重重地壓在了蔣介石的一邊,不出兩個月,中原大戰以蔣的最後勝利而告終。正是由於他的入關,幫助蔣介石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使蔣介石對這位剛入而立之年的少帥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於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讚譽褒獎、特邀赴京等等榮譽都接踵而至。並在北平設立軍事委員會分會,委任他為代理委員長。這樣,東北軍的勢力範圍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間,而是囊括了河北、熱河、察哈爾及北平、天津六省、兩市,使他獨霸北方這半壁河山,成了名副其實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國風雲人物。年輕氣盛的張學良真可謂春風得意、前程似錦,他實實在在地感到自己當初改旗易幟,投靠蔣介石這步棋走得太對了。此外,蔣在官場上所施展的各種手腕,也使他對自己當初的易幟決定深信不疑。


1930年11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三屆四中全會。張學良儘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憑他揮兵入關,助蔣勝閻、馮,平叛石友三,實現了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多年夙願這一豐功偉績,蔣介石竟派出專列,特邀他進京赴會。


沿津浦線南下,而立之年的少帥不但被秀美的中華大地所吸引,更使他難以忘懷的,是蔣總司令對他此行的重視和厚待。蔣除派國民政府要員張群等人親往濟南車站迎接外,鐵路沿線各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員主持歡迎的場面,大標語“歡迎擁護中央、鞏固統一的張學良將軍”、“歡迎維護和平、效忠党國的張副司令”赫然在目,令張學良激動不已。而這僅僅是個序幕。車到南京,張學良更陷入了讚美、恭維、令人傾慕的歡樂海洋中,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那天車到下關,蔣介石早已派來了專車迎候在那裡。張學良在十幾輛小車的簇擁下駛上了通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院的道路。


一路上警車開道,眾車相隨,好不威風。沿途彩旗招展,人海如潮,南京市萬人空巷,都來一睹少帥風采,這更令張學良陶醉、神往。當晚,蔣親自主持了盛大的歡迎宴會,張學良自然再次成了中心人物。人人爭相與他握手、碰杯,祝福、恭維,鮮花、美酒令他應接不暇,那一刻,他可真是春風得意,容光煥發。此外,會議期間,蔣介石主動與他換了帖子,義結金蘭。而他的夫人于鳳至不但成了宋美齡的母親宋老太太的乾女兒,也與宋美齡成了異姓姐妹。講義氣、重感情的張學良對這些自然不會無動於衷。

第二天蔣介石親率南京眾大員陪同張學良拜謁中山陵。其間,蔣介石十分自然地把話拐到了兩人的關係上。蔣十分動情地對張學良說:“咱們是兄弟,今後要患難與共,不分彼此。從今天起我的衛隊就是你的衛隊。”這不但讓眾人對張學良更為刮目相看,也使為人仗義的張學良認識到:蔣公有恩就報,夠義氣,是個領袖人物。因而他對蔣介石的信賴感也更加重了幾分,這種觀點一直持續了五年。1933年他代蔣受過、通電下野,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於此。直至西安事變後他在軟禁中靜下心來反復思索,這才真正發現在蔣介石眼中,只有永久的利益而根本就沒有永久的朋友。蔣這幾年真是實實在在地利用了他,使自己的軍事、政治生涯達到頂峰。但那時的他對一切已無能為力了,只是在冤屈難平中感歎蔣政治手腕的高明。


如果僅把張學良當初聽命中央完全歸結為從蔣介石手中獲益及對蔣的信賴,似乎還缺少些什麼。對坐鎮六省二市,統兵數十萬的實力人物張學良來說,他對他自己的故鄉,也是自己勢力範圍的東北,不會沒有自己的觀點。當時的張學良認為:日本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如要挑起爭端,則可能導致大的戰爭。而日軍雖然在東北兵力不多,但其國內兵力源源而至,則絕非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當初改旗易幟,他也正是基於此種考慮。如今東北既已聽命於中央,則所有軍事、外交均系全國整個問題,應有個整體考慮。而且日本人的不可一世、恃強驕橫,更使懷有殺父之仇的張怒不可遏。他覺得,東北軍如與中央合為一體,則更能增強力量與日本人抗衡,徹底打破日本人圖謀東北的野心,所以遇事應聽候中央指示。此外,當時的張學良對國聯也抱有較大幻想,認為國聯絕不會聽任日本勢力坐大,有礙機會均等的原則;如果國聯放縱日本使東北問題無法解決,則世界各國會怎樣對待《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和《華盛頓九國公約》?因此,無論如何國聯是不能坐視這則公約成為廢紙的。這些,都使擁有重兵猶豫未定的張學良被捆住了手腳,造成了令他終身難以挽回的遺憾。


對這些,王以哲當然無從知曉,他只覺得這種事靠外交解決簡直是天方夜譚。何況他是一個軍人,一個領兵打仗的將領,他所需要的,只是軍隊力量的強盛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印度的事業你知道嗎?”望著沉默無言的王以哲,少帥言猶未盡地問道。


“知道一點兒。”王以哲心中不免有些納悶。


“蔣要我多研究研究印度,效法聖雄甘地。對日本人就像甘地對英國人一樣,採取不合作的辦法。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辦法。爭取公理,留待國聯裁決。”


張學良一時又有些神情黯然:“我原想回關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還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張輔帥、臧主席商量。”


王以哲退出協和醫院後,一陣失望、淒然之感湧上心頭。東北軍坐鎮一方,幾十年征戰,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卻要外國人來保護。大帥要是地下有靈,能咽得下這口氣嗎?唉,讓我回去怎麼向弟兄們交待。


果然,軍官會上,王以哲話沒說完眾人就先炸了鍋:“遭受日本人攻擊,不抵抗怎麼能成呢?這不讓我們睜著眼等死嗎?”


“軍人打仗就是要盡用手中武器。不還擊,不抵抗,那還要我們幹什麼?”


見眾人群情激奮,王以哲站起來擺了擺手,重複道:“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麼法子?我們要絕對服從,不要再為難副司令了。”


年輕氣盛的旅部朱參謀站起來說道:“中央命令固然要服從,可也不能坐著等死啊!根據上峰的指示,敵軍不來我們不能走,可敵人來了,我們還走得了嗎?走不了只有起來應戰,應戰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認為眾人說得有理,一時頗感為難。他沉思良久,咬著牙說道:“不行的話,我們就來個見機行事。敵人來了我們就跑,實在不行也可以開槍迎擊。但要保證釁不自我開,做有限度的退讓。必要時全軍退到東山咀子附近集結,候命行動。”


眾人一時相對無言,表情複雜。既然旅長已經擔了責任,做了退讓,還能再說些什麼呢?命令總歸是命令,軍人對命令是沒什麼價錢可講的。


會就這樣有些沉悶地散了。


可趙鎮藩卻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運軍火,大搞演習,還給在鄉軍人及日僑發放武器,大肆訓練,頗有些蠢蠢欲動之勢。而7旅卻被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連個整體計畫都搞不出來。戰事在即,何談動員戰備、籌措物資,更別說進入戒備狀態了。看著周圍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勁轟然鳴叫的坦克,再看看7旅和東北軍各部隊太平無事的樣子,看看奉天城一片祥和、毫無大戰在即的氣氛,趙鎮藩心中是千般焦急,萬縷悲哀。


越想越煩,趙鎮藩索性出了屋子,信步來到了大營院裡。


腳還沒站穩,大營西南方“轟”的一聲巨響使他一驚,一種不祥之兆湧上心頭。


聽聲音像是在鐵路方向,怎麼這麼響?憑著他多年的戰場經驗,他立刻辨別出這不是炮聲。旅長不在,今天可大意不得。
自上次會議之後,趙鎮藩時刻都有種惴惴不安之感,擔心著哪一天一場橫禍會突然降臨到7旅頭上。他心裡非常清楚,一旦事情發生,7旅必然首當其衝。尤其是今晚,他的這種感覺更強烈了。現在關外兵力空虛,東北的軍、政、財根基在奉天城,奉天城幾十萬東北父老和7旅上萬將士的身家性命今天可都攥在我趙鎮藩的手中,他感到了自己肩頭的分量。想到這,他轉身快步進了屋裡,抓起了桌上的電話:“值日官,我是趙鎮藩。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是怎麼回事。”


放下電話,趙鎮藩輕輕籲了口氣,暗自思忖道:想來日本人還不會這麼快就動手吧?上午日軍第2師團33聯隊長村田大佐來探訪的事又浮現在眼前。


村田與趙鎮藩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聽說村田的到來,趙鎮藩止不住心裡一陣嘀咕:“現在日軍調動繁忙,演習頻頻,他此刻怎麼會到大營來?”


會客室裡,村田屁股還沒落座,就似有所指地問道:“趙參謀長近來很忙吧?”


“哪裡,還是老樣子。近來貴軍倒是活動頻繁。不知隊長今天忙中得閒,到此有何貴幹?”趙鎮藩心裡明白,村田此刻是絕沒有閒心出來訪友敘舊的,所以也懶得跟他兜圈子。


“啊,敝人有些事想跟王旅長商量商量,王旅長呢?”


“噢,王旅長有些公事出去了,隊長有什麼事可否先跟我趙某說說?”趙鎮藩點了村田的將,兩道銳目直視對方。


村田乾笑了兩聲,給自己順了個臺階:“哪裡,哪裡,趙參謀長見外了,是這麼回事,這些天來咱們之間多事,容易產生誤會,發生些不友好、不信任的問題。咱們歷來相處得還是不錯的嘛,所以一旦發生什麼事故,我希望事態不要擴大。”村田莫測高深地盯著趙鎮藩說道。


……


想到此,趙鎮藩心裡又踏實了一些,與其說踏實,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解脫,希望日本人行動不至於太快。


突然,又是“轟、轟”兩聲把他從沉思中驚醒,望著窗外的火光和湧起的團團濃煙,趙鎮藩的心忽一下沉了下去。不好,像是軍士隊營房被炮火擊中了。他媽的這些小日本,真的欺負到老子頭上了。


這時,傳令兵沖了進來:“參座,日本人炮擊大營了,另得報,日本人越過鐵路,向大營沖來。”


趙鎮藩一時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認為還是先叫旅長速回大營再說。轉身進屋,抓起了桌上的電話:“喂!要奉天三經路王旅長家。”


“旅長嗎?我是趙鎮藩,日本人動手了,對!我剛得到消息,日本人炮擊了大營,似又有步兵向這邊沖來,你看怎麼辦?”


“老弟,沉住氣。你把隊伍先集合起來,等我的話。在事情沒弄清楚前,千萬別隨便開槍。我這就去找榮參謀長。”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等我見了榮參謀長後再說。”王以哲說完扣上了電話。


趙鎮藩就覺得心底一股無名火在往上躥。沉住氣,說得倒輕巧,現在火燒眉毛了,卻連打與不打都定不下來,叫我怎麼沉得住氣?你旅長向全旅官兵規定過:非常時期,官兵一律不得在外宿夜,可你倒溜回家裡。“不准開槍”,現在開槍開炮的不是我而是日本人。


儘管委屈,但他知道現在抱怨起不了絲毫作用。放下電話,他急忙喊道:“傳令兵,傳我的令,各團立即集合。不准開槍,等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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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臺灣故事”,是精彩的勵志書


為什麼說中興比創業更要難呢?因為中興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而且還要從腐爛中來刷新重生,才能從廢墟中來奠基、再造。這,尤其要從自信心的喪失之中,來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從被擊敗者的敵人手中,回轉來再要把勝過他百倍的力量擊敗。這就是《蔣介石在臺灣》第一、二部(東方出版社)所要表達的東西——蔣介石的某些個人品質。

很顯然蔣介石在大陸被打敗了,有諸多的教訓的。他在臺灣元旦(第一日)就是閉門反思,即總結教訓。痛定思痛之後,他採取了多項重大的措施,在內,學中共進行土改,整黨,把黨員從精英擴展到普通民眾,進行反腐;在外,反對“兩個中國”,反對片面定力三藩市條約,不接受美國人給國軍發工資,不准美軍顧問進入情治機構。他堅持要搞建設,要抓經濟,為此這個,他換了好幾任經濟部長,當有能力的尹仲容遭到指控時親自出面力保;如果說在大陸時他動不動用棍子揍人,在臺灣卻很少因私事發脾氣,變得寬容和大度;然而,他信仰不變,信念不變,孜孜以求,並且似乎比以前更加有追求,怕像大陸一樣失敗要“跳大海”。因此臺灣在國民黨播遷後發生了驚人的巨變,而這個巨變完全是蔣介石親自引導的。

所謂的“臺灣復興”,其實就是蔣公搞經濟的成就。

這一切如果撇開蔣介石來說,那絕對是很荒誕的。

因為這個中興事業,完全就是蔣介石一人主導的。當時人們為此還建立了一個“中興”賓館來紀念他的功勞,至今這個賓館還在。

從一定程度來說,臺灣的中興,與蔣介石的轉變大有關係。臺灣時期的蔣介石與大陸時期的蔣介石有著巨大的區別,彷若二人。是因為“挫折是人生最好的老師”,還是進入古稀之年的他“終於變得成熟”?書中沒有說,我們也不知道。我相信的是,他在失敗中學會總結,在總結中把視野伸向外界,吸取了許多先進的理念和優秀的東西。所謂的“蔣介石經濟課”,就是這樣的證明。

臺灣那些年的一切,確實深深滴打上了蔣氏的烙印。這些蔣的烙印,也是他的成績,不可否認,也無法抹殺。蔣介石的“臺灣故事”(其實這兩部書是嚴謹的信史。臺灣那些事件曲曲折折,太複雜,有如故事一般一波三折,且稱“故事”吧),是一部現代版“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膽”,是一部勵志書,值得去研究。所謂的“中興”或者說“復興”,許多人說過,但不是空空的口號,多數沒有做成,蔣介石在臺灣做成了,說明蔣至少在人格上還是偉大的。一部臺灣“復興史”,較好地詮釋了蔣介石的後半生。因此,我想這部書雖然目前只出版第一二部,但應該繼續寫下去,把蔣介石和臺灣那些信史全部記載下來,算是人們給一個完整的歷史交代。

寫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書太多,而寫他在臺灣成功的書太少,準確的精品更是實在太少。因此期待作家的下一部,期待《蔣介石在臺灣》的精彩,期待蔣介石“臺灣故事”的後半部!


王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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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張國燾。
晚年張國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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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晚年如何評價中共高層領導

核心提示:而不久之後,龔楚對毛澤東就有了戒心,因為被人告誡“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

中國革命是在極其嚴酷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出現了以張國燾等為代表的不少“高級叛徒”,給革命造成巨大危害。這些人蛻變為反革命先鋒後,會怎樣評價中共高層領導呢?

張國燾晚年高度評價毛澤東
1938年,時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的張國燾投靠國民黨,從此叛變革命。新中國成立後,張國燾一度去台,後不堪傾軋轉而流寓香港。在“文革”爆發後,他接受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外交人員的訪談。

對於毛澤東,張國燾心情複雜,兩人早在五四時期就已經相識,又一同參加中共一大,此後兩人長期分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幾十年前的長征會師中,兩人又是那場草地風雲的主角。對於這位昔日的同志、對手,張國燾認為毛澤東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農民式的社會主義者。作為一位農民式的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著一種對於“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時,隨著時間流逝所帶來的迫切感,毛澤東便想採取劇烈的非常規的行為來達到目的,也就是防止“變修”,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說到美國人渴望瞭解的繼承人林彪,張國燾認為其是一個極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難讓人喜歡也很難一起工作的人。並且,林彪缺乏毛澤東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賦。而在張國燾看來,周恩來是一個很好的管理者,周恩來與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夠很好地管理國家事務。

龔楚說陳毅缺乏群眾工作經驗
紅軍開始長征時任中央軍區參謀長,其後變節投敵,龔楚被稱為“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的回憶錄關於紅軍和根據地的歷史,揭載頗詳,涉及的領導人頗多。龔楚在回憶錄裡談及朱德、陳毅,他說:“朱德很喜歡接近工農群眾,而且是一個措詞通俗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他每與群眾談話,首先必問人家的家庭狀況、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著就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一個工人或農民常談一兩個鐘頭而不倦。他身負軍事重任,對於地方群眾工作,確是無暇兼顧。至於陳毅,他是法國留學生,返國後即任江西永豐縣長,缺乏群眾工作經驗,指導群眾工作,僅說些原則性的問題,既不夠深入,也不詳盡。”

龔楚在香港寫回憶錄,橫跨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其間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呈多元。彼時,在井岡山會師,龔楚初見毛澤東,“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我很激動地對他說:‘我們今後能夠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今後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而不久之後,龔楚對毛澤東就有了戒心,因為被人告誡“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龔楚說:“中國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佈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分表露出來了。”

但龔楚也認為毛“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二)他有組織天才。”
龔楚在回憶往事時,因其身份和資歷的特殊,難免自炫,看輕他人。他認為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葉青稱王明只是一個黃口小兒
葉青,原名任卓宣。在1928年被捕叛變之前,葉青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叛變後,葉青把自己牢牢綁在國民黨的戰車上,不遺餘力地充當反共內戰的急先鋒。1950年春,葉青由海口遷到臺北。

晚年的葉青撰寫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義和反共的書籍、文章。葉青認為中共內部沒有稱得上有“理論”的人,如王明只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身後的“一個黃口小兒”;而毛澤東呢,葉青說:“自從《論新階段》出版以後,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比較不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之提出,證明他懂得一些理論。那時他叫出‘學習’的口號,想‘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兩年以後,看見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兩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義論》,覺得他有相當的進步。”於是,“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

葉青從來就是自居為“理論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澤東也稱為“理論家”,這不是恭維,而是認為自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論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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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周恩來與臺灣高層進行過一次秘談

2013-7-1 11:35 


核心提示:1963年12月初,周恩來與張治中副委員長曾到廣東省邊境,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的人士進行秘密會晤(據吳瑞林本人回憶,還有陳毅參加)。羅青長參與了此次鮮為人知的重要活動 。為保衛周恩來等人的安全,並使會晤不被干擾,他奉命去找當時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的吳瑞林,傳達並說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和保密要求。吳瑞林當即表示,對中央賦予的使命堅決執行,並立即部署。
  
  羅青長說:“那次會晤溝通了臺灣當局(蔣介石、陳誠、蔣經國)與大陸,在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問題上,事實上達到了默契,使國共兩黨有了一定基礎的共識。”吳瑞林從心底感到非常高興,當年自己有幸為周恩來護航,完成一項重要的政治使命。

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親自主持研究確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臺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的總方針。 中央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根據國際形 勢和海峽兩岸的實際情況,適時提出: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 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問題總要有這個想法,逐步 地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

臺灣只要和大陸統一,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 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均由蔣介石掌握,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去做破壞對方的事情。中共中央領導人還一再表示:臺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臺灣,不使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對臺灣關係。1963年6月,周恩來就對台工作向有關人員提出: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臺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作交易,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從祖國統一大業考慮。
  
  據吳瑞林的老戰友,當年曾任中央對台辦主任的羅青長回憶:為貫徹中央對台工作方針,1963年12月初,周恩來與張治中副委員長曾到廣東省邊境,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的人士進行秘密會晤(據吳瑞林本人回憶,還有陳毅參加)。羅青長參與了此次鮮為人知的重要活動 。為保衛周恩來等人的安全,並使會晤不被干擾,他奉命去找當時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的吳瑞林,傳達並說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和保密要求。吳瑞林當即表示,對中央賦予的使命堅決執行,並立即部署。
  
  周恩來一行到後,吳瑞林陪同他們先參觀黃埔軍校舊址,又來到黃埔港,乘南海艦隊846號 艦視察珠江口,檢閱了南海艦隊部分官兵。周恩來與官兵們合影留念,勉勵大家做到思想好 、身體好、技術精,並對水兵們說:你們生活在艦上,很辛苦,也很光榮,有你們保衛海疆 ,毛主席放心,全國人民放心。
  
  隨後,由吳瑞林親自指揮軍艦,護衛周恩來一行,開始了秘密航行。


  在艦上,吳瑞林向周恩來彙報了南海艦隊的情況。聽了彙報後,周恩來鄭重地向吳瑞林傳達 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南海艦隊積極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援越抗美高潮的任務。周恩來並指示 吳瑞林:南海艦隊的指揮機關必須從廣州遷到湛江(即“海軍要下海”的指示)。吳瑞林回廣 州後,堅決執行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並按中央軍委的部署迅速地將艦隊的指揮機關由廣 州石榴崗遷往湛江。後來,根據軍委和海軍領導的指示,吳瑞林主持制訂了南海艦隊援越 抗美的作戰方案,在我國的海域、空域和領土上打擊敵人,以實際行動援助了越南人民的抗 美鬥爭。
  
  從廣州到邊境的預定會晤地點,在海上有一夜航程。為照顧好周恩來、張治中的休息,事先 ,吳瑞林就安排在艦艙寢室內為他們加寬了床鋪,設置得穩穩當當,還更換了衛生間的馬桶 ,適於上了年紀的人使用。航行中,吳瑞林親自值班,命令艦長指揮軍艦低速行駛,使發動 機噪音減少到最低限度。恰好那天夜晚,海面上風平浪靜。第二天清晨,到達目的地,周恩 來高興地對大家說:“這晚上是幾年來睡得最安穩的一覺。”登岸時,周恩來還向吳瑞林和 全艦官兵親切致謝。
  
  在周恩來此次重要的邊境秘密會晤的幾天裡,吳瑞林又親自帶領3艘軍艦在附近的海域進行了軍事演習,以掩護會晤的順利進行,也確保了周恩來一行的安全。
  
  1995年春節,羅青長在吳瑞林拜年時,又談起了這樁重要歷史事件,羅青長對他說:“那次會晤溝通了臺灣當局(蔣介石、陳誠、蔣經國)與大陸,在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問題上,事實上達到了默契,使國共兩黨有了一定基礎的共識。”吳瑞林從心底感到非常高興,當年自己有幸為周恩來護航,完成一項重要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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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
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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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敗走臺灣不恨毛、蘇 恨美馬、桂李!

南京電信局有一個“軍話專用台”,專門接轉總統府、國防部等要害部門的電話,共有九名工作人員,其中七人為中共地下黨。蔣介石之“用人不疑”,與毛澤東“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風格迥然不同。蔣的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們的身邊。雖有國民黨情治人員的多次舉報,蔣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參謀次長劉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陳誠去台後非常後悔,他說本來是商定由薛嶽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為劉斐“挑撥離間,才換了人”。

正是因為有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還有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韓煉成、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裡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入解放軍包圍圈,蔣怎能不敗?

敗走臺灣不恨毛澤東恨老美
民國將亡,人心渙散,大勢已去,蔣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李。蔣責美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是失敗于俄史(史達林),亦非失敗于俄史而是失敗于美馬(馬歇爾),“美必後悔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蔣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勝,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罵:“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

當然蔣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過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蔣介石在故鄉溪口寫道:“為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到該年年底,蔣介石在臺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曾總結出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原因:“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蔣介石是時代的落伍者
蔣介石是党國的重心,以一人領黨、政、軍,他對國民黨的軍事失敗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蔣是過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這使他的言與行都有了若干現代色彩,然而他卻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齊家的傳統思想。到了二戰後,他仍堅持把西洋“科學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思想結合起來,甚至“對牛彈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員“必須皆有哲學與修養基礎,能以聖賢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聖賢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說軍事教育應以“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為中心,這句話,他從黃埔軍校,一直講到重慶,再講到大失敗之後的臺北。由是觀之,在尚力又尚智謀的現實世界,蔣之落伍甚矣。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導師高華,中國當代極負盛名的中共黨史專家、毛澤東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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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左)與呂正操親切交談
張學良(左)與呂正操親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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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曾向大陸官員稱李登輝是非常愛國的人

“國民黨到臺灣時更加腐敗,跟在大陸一樣”

談到“二二八”事件,張學良搖著頭說:“國民黨到臺灣時更加腐敗,跟在大陸一樣,也搞‘五子登科’,不是人幹的事都幹出來了,硬是把臺灣人逼反了,我在臺灣看得很清楚。有人說這是共產黨搞的,依我看,要是有共產黨領導,就不會失敗,他們(指國民黨)就完蛋了。”“現在臺灣仍有些人叫喊台獨,搞什麼台獨?搞台獨的那種機會早已過去了。”

呂對張說:“這些‘中國人’是國民黨的殘兵敗將,是蔣家軍。如果是我們的軍隊過去,老百姓不會反感。”

兩人談到東北籍東北軍中的一些知名人士。談到原東北軍53軍副軍長黃顯聲。呂說:“黃顯聲在錦州那會兒就跟共產黨員劉瀾波、宋黎有聯繫,把員警部隊改編成騎二師,跟日本人打,那支部隊裡就有共產黨員,後來在重慶跟楊虎城一起被殺。他本來可以早些走,周總理已經通知他,說戴笠的特務要抓他,叫他趕緊走,連怎麼走的路線都說好了,他耽誤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抓住了。在獄中,他本有許多機會逃出來。他說,我光明正大,他們怎麼抓我的,就怎麼放我。蔣介石怎麼能放過他呢?”張學良感歎:“他死得慘。”
張的四弟張學思抗戰時期,曾在呂的部隊當過參謀處長,作風嚴謹,工作一直很出色。“文革”中,他與呂被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誣陷為“東北反黨集團”成員,被關在一起。張學思也很有股硬勁兒,死不低頭,一天到晚生氣,一生氣就抽煙,一根接一根,後來被迫害致死。張學良沉吟了半天,慢慢地說:“他不知道忍耐。順境可以,逆境就受不了。我是,你明天槍斃我,今天照樣睡大覺。”又說:“我有一句話,曾跟年輕人說過,什麼叫大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說起閻寶航,張誇獎說:“他很能幹。他到蔣先生那兒做事是我介紹的。“當時閻寶航已是共產黨員,在合法身份掩護下,活動于國民黨要員之間,為黨搜集情報,保護並營救了不少革命同志。

說起繆徵流,呂說:“在東北軍時,他當師長,我當團長。他思想太落後了。我部隊抓的人殺不殺,他也要先相個面。”張說:“他還健在,東北人都不願見他。他起來全是我提拔的,他有個叔叔在內地打仗時陣亡了。我很器重他,送他到講武堂念書,你從講武堂出來時,我本來不讓你帶兵,你一再要求到部隊去,他也願意把你拉過去。他這個人開始很不錯,聽說後來到了南邊有些毛病,跟日本人勾結。現在東北人都不大喜歡他,因為他幫助別人打東北人。他也住在北投,跟我很近,原來我想跟他來往,他信了佛教,慢慢就不來往了。因為他兒子信基督教,他罵他兒子。我認為,這個人現在恐怕神經不正常,不走正道。什麼相面、算卦,我才不信那玩藝兒!”

“蔣先生的失敗,主要壞在兩個人身上”
張學良又給呂介紹了許多臺灣的情況。談了他對國民黨新老人物的看法。談到蔣家,張說:“現在蔣家的勢力過去了。”
以前我對蔣先生很尊敬,後來發現他有好些事很不地道,那時我們部隊不准招兵,可是他讓胡宗南招兵。他的手令我都看見了,還要胡宗南不要旁人知道,這樣哪行?我批評蔣先生的失敗,主要壞在兩個人身上,一個是戴笠,一個是何應欽。蔣先生要是放鬆點,把那些雜牌軍隊都接收過來,就不至於這樣了。

蔣夫人非常聰明,這個人很厲害,開始的時候,她很想當國民黨的主席。

蔣緯國這個人可沒多大作用,我跟他很熟,這個人有點神經不正常。你聽他說話,他連自己是誰的兒子都不知道。他本來有背景、有地位,要是神經正常何必這麼做呢?
蔣孝武這個人還算有點出息,他相當聰明;章孝嚴是“外交部”的次長,這個人好厲害,很有能力;章孝慈,那個在學校教書的,沒有多大能力(指政治上)。


談到臺灣當局的核心人物李登輝與郝柏村時,張說:“我的看法,他倆能合作,臺灣不會出什麼問題。李登輝是相當愛國的人,不像蔣家,自私自利,李是相當有頭腦的,決不會把國家破壞的;這個人我看不是台獨,他是個學者,基督徒,我看他很尊重人,很會用人。郝柏村這個人好厲害,軍人對他非常崇拜,他腦子是反共的。”呂不同意張的觀點,當即指出:“李登輝是跟台獨攪在一起的,表面上好像不那麼反共,骨子裡卻支持台獨;郝柏村雖然堅決反共,但他主張祖國統一。”

“假設哪天用得著我,我願意盡力”

張很關心祖國的統一。他說:“我看,大陸與臺灣將來統一是必然的。兩岸總不能這樣長期下去,中國總有一天會統一,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那麼如何統一?臺灣說我是正統,大陸說我是正統,這個事情是最難解決的。”

呂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實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

張說:“那麼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你不能說這個是‘中華民國’,那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你不能保存兩個中央政府,換句話說,臺灣不能還掛青天白日旗。大陸為什麼就不能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呢?”呂告訴他:“是兩種制度,政府不能搞兩個,臺灣是特別行政區。但是有一條,我們現在不能放棄武力收回臺灣這一手段。對臺灣人民來說,我們不想用武力,不過臺灣要是有外敵入侵,或是搞臺灣獨立,共產黨決不能坐視不管。若放棄了使用武力,豈不是束縛了自己手腳,給外來勢力、台獨分子以可乘之機。”張將軍說:“這我能理解。不過,我認為武力衝突是最不好的,最好是中國人不傷害中國人。我跟郝柏村很熟,我知道臺灣的武力還是有的,當然空軍是不行的,但地面的武裝是有相當力量的。”“臺灣這麼小,大陸那麼大,大陸的軍隊真的打過來了,臺灣肯定頂不住,可是一場苦戰,雙方互有傷亡,都是中國人,真是冤枉。臺灣的經濟力量不小,要把它毀滅了是很可惜的。”呂說:“我們也不希望中國人自己相互殘殺,就等於你過去的主張———和平統一,振興中華。”

張將軍表示,願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點力量。他說:“我過去就是做這件事的。———我雖然90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我這不是為國民黨,也不是為共產黨,我是一個在野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為中國出力。我真是主張國家和平統一的,我不喜歡兩岸打起來。我很欣慰的是,現在海峽兩岸敵對的意思取消了,假使哪天用得著我,我願意盡力。”

張將軍表示,他與李登輝私交不錯,都是基督徒,彼此可以講實話。他回臺灣後,要直接和李登輝講明在紐約與呂見面的情況,轉述“一國兩制”的政策。他說:“我不能替李做主,也做不了主。但可原原本本地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李。聽不聽在他。”

張問呂,對臺灣有什麼話,他可以帶回去,呂說:“別的一時談不攏,但望早日實現‘三通’。”呂希望張今後在海峽兩岸多走走,常來常往,張表示贊同,說:“我也願意跟大陸的中樞諸公認識認識,不但鄧小平,就是後繼的江澤民,我也想認識認識。也許將來兩方面有用得著我的地方。”

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紐約三次會晤,雖未免短暫、倉促,但張將軍與呂無所不談,涉獵頗多。臨分手時,張將軍依依不捨地告訴呂,他也許會去洛杉磯與美國總統布希見面,但他不能等,因為他有自己的安排。如果成行的話,希望在洛杉磯再次相聚。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張將軍未去與布希會面。6月25日,張將軍結束了105天的旅遊探親,與夫人返回臺灣。不久,他托人給呂捎來口信:“因眼疾好轉,近日不會回大陸治病。”1992年11月30日,張學良又托其侄女張閭蘅帶信給呂:

正操弟惠鑒:
由美返台,一切尚好,惟耳覺、視力大為退化,九一老人,能如此已知足矣。
請代向中樞諸公問候。
張學良再拜上
十一月三十日於臺北

(本文原注釋:當時李登輝剛上臺不久,其台獨面目尚未敗露,他的兩面派手腕確實蒙蔽了一些人,張學良也不例外;加之又是李登輝上臺後批准張赴美探親,張有感恩之情,對李有好感。在對李登輝的看法上,張與呂還爭論了一番。在李登輝的台獨面目進一步暴露後,張學良即離開臺灣赴美定居,並把房產賣掉,書籍送給東海大學,傢俱贈給親友。聲明永遠不回臺灣,但沒有放棄回大陸的念頭。人們談到張定居美國的原因:如氣候環境和老朋友們先後故去、其親屬大都在美國定居等,顯然是不全面的。他在臺灣生活了數十年,怎麼一下就突然感到氣候不適合了?顯然不是。)(本文節選自:《呂正操紐約秘晤張學良》,作者:張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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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袁靜芝。
張學良與袁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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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為何兩次遭美貌少婦刺殺?
2013-07-30 09:13:13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犯上的直接軍事行動,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解決後,蔣介石要張學良護送他回南京。結果,張學良送蔣介石抵南京後,卻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學良雖然並未服刑,但卻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軍不斷失去領地,張學良被軟禁的地點也經常變遷。1937年初,張學良由南京被秘密轉移到蔣介石的家鄉——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竇山。不久,張學良的原配夫人于鳳至也來到溪口,來陪伴張學良。

當時,蔣介石的侄媳——原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的妻子袁靜芝也住在溪口。西安事變中,蔣孝先被張學良的部下誤殺。

蔣孝先,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別字嘯劍,浙江奉化溪口人,是蔣介石之堂侄,曾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組組長、南京政府駐北平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為人極為兇狠,仗著是蔣介石的“家軍”而目空一切。蔣孝先是鎮壓北平一二九學運的劊子手,還曾瘋狂鎮壓北平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破壞中共的地下黨組織及週邊組織,殘酷捕殺中共黨員和進步愛國人士數千人。西安事變時,蔣孝先自然不能領會張學良、楊虎城兩人兵諫蔣介石的意圖,而是懷著一顆誓死保衛蔣家王朝的決心,負隅頑抗,最後在臨潼被張學良的部下擊斃,殺之者是在西安事變中於驪山捉蔣立大功的東北軍英雄孫銘九。

丈夫蔣孝先死後,袁靜芝一直住在溪口鎮。袁靜芝婚前是個相貌與身材俱佳的大美女,釣得“金龜婿”蔣孝先後,過上了闊太太的生活,一直養尊處優,盡享“夫貴妻榮”之人生。蔣孝先被張學良下擊斃後,袁靜芝頓失依賴,一下子成為了蔣家的一個寡婦,“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怨婦。風光不再的悲涼,再加上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人之常情,使得她對張學良的仇恨與日俱增。於是她暗下決心:作為丈夫的未亡人,一定要為丈夫報仇,不殺張學良,誓不為人!

當時張學良被幽禁在雪竇山的消息是絕密的,由特務隊長劉乙光負責他的“安全”。袁靜芝開始時並不知道她的“大仇人”張學良就近在咫尺。當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到來後,她才頓悟:自己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張學良原來就在溪口!

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一條毒計在袁靜芝頭腦中迅即產生:以在雪竇寺裡為亡夫蔣孝先做法事由頭,伺機刺殺張學良,為丈夫雪仇。

當袁靜芝將刺殺張學良的行動告知其幫手時,有人表示了擔憂,提出疑問:在雪竇山上刺殺張學良是否妥當?如果被蔣委員長知道了,後果恐不堪設想。

袁靜芝聽後冷笑地回答:“礙於西安事變的影響,委員長不能公開殺了姓張的,但並不表示他老人家不想姓張的死。獵殺了姓張的,既為我丈夫報了仇,又替他老人家除去了心腹之患。事成之後,他老人家一定不會責怪我。”

於是,袁靜芝在雪竇寺裡為亡夫蔣孝先做法事。這天,袁靜芝披麻戴孝,在雪竇寺的大雄寶殿裡焚香祭夫。她的幫手們兵分兩路,一路混在親屬隊伍裡,一路潛伏在山林中,殺機四伏。

張學良和於鳳至正在散步,聽到大雄寶殿裡傳來的哭聲,不禁信步向那邊走去。他們沒走幾步,就被特務隊長劉乙光攔住了。劉乙光“恭敬”地說:“副座,還是在近處走走吧。”

張學良臉色一沉,默不作聲。于鳳至對劉乙光說:“那就麻煩劉隊長去打聽打聽,是什麼人哭得這麼淒慘。”
不一會,特務隊長劉乙光就回來了,說是蔣孝先的遺孀在做法事。

張學良聽後,神色為之一動,臉上拂過一絲難以覺察的愧疚之意。蔣介石的侄子蔣孝先在西安被殺,他事後才得到消息。現在蔣孝先的遺孀在做法事,張學良覺得怎麼也該去上炷香,於是便向大雄寶殿走去。

于鳳至、劉乙光勸阻無效,只得尾隨而去。張學良進了大雄寶殿,走向香案,袁靜芝一邊低聲哀泣著,一邊悄悄打量著張學良。
張學良虔誠地為蔣孝先的亡靈上香拜祭後,轉身對袁靜芝道:“人死不能複生,蔣夫人,請節哀順變。”袁靜芝假意回禮道謝,同時將手伸進衣服裡面去掏槍。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漢卿!”于鳳至大呼一聲,突然雙腿一軟,跌倒在袁靜芝身上,壓住了袁靜芝掏槍的手。張學良連忙上前攙扶。于鳳至面向袁靜芝,帶著歉意道:“對不起,蔣夫人,我身體不好,失禮了。”

於鳳至的突然動作,使袁靜芝無法掏出槍來,這次行刺自然也就泡湯了。此時,袁靜芝也意識到,於鳳至是故意摔倒的,以制止自己拔槍行刺。既然自己的圖謀被識破,她只好假裝幫忙,與張學良起攙扶起了於鳳至。

袁靜芝猜得不錯,於鳳至那一跤的確是故意摔的。不過,於鳳至不是識破了她的圖謀,而是看到了她眼睛裡閃過一道凶光,情急之下,只好假裝摔倒,以阻隔袁靜芝和張學良正面接觸。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第一次行刺行動失敗後,袁靜芝又緊鑼密鼓地加緊實施第二套方案,即在山林中射殺張學良。經過仔細觀察,袁靜芝已經瞭解到張學良每天黃昏都會和於鳳至離開住所出來散步。這一次,袁靜芝與眾幫手合計,再次設下埋伏,自己則裝扮成瘋女人巧妙隱蔽,危險再次向張學良襲來。

那天,張學良和於鳳至在劉乙光等特務的“護衛”下,緩慢地走著。他們過了千丈崖,登上了妙高臺。而袁靜芝,就藏身在妙高臺下一塊巨石後面,離張學良約百步遠。張學良和於鳳至的身影一出現在她槍擊的範圍內,她立刻掏出槍來,對準了張學良的腦袋。“砰”的一聲,槍響了,子彈呼嘯著從張學良身邊飛過,射進了他身旁一棵大樹裡。劉乙光立刻朝槍響處撲去。張學良和於鳳至則緊急蹲下,吃驚地望著袁靜芝被劉乙光給扭了出來。

袁靜芝來不及開第二槍就被抓住,氣得狂叫起來。槍聲過後她的手下紛紛現身,但都被劉乙光的特務隊控制起來,根本不能按照她的計畫行事。她氣急敗壞地和劉乙光廝打了起來。劉乙光本來是可以當場將刺客槍殺的,但是他認出了袁靜芝,就不敢輕舉妄動了。當張學良和於鳳至來到跟前詢問刺客是什麼人時,劉乙光掩飾道:“是個瘋女人,我馬上把她帶下山。”

不甘心又一次功虧一簣的袁靜芝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一撲一撲地要衝向張學良。劉乙光死死地揪住她。

于鳳至擋在張學良面前,用力將張學良往後推,然後面對袁靜芝,凜然呵斥:“我是漢卿的妻子,如果你一定要認定漢卿是你的殺夫仇人,那就讓我代他一死。”

於鳳至的視死如歸的挺身而出,不但鎮住了袁靜芝,也深深震撼了張學良,他輕輕地抱住於鳳至,感動萬分。
袁靜芝呆住了,良久不語,最終悵然離去,第二次行刺行動也宣告了失敗。

袁靜芝兩次刺殺張學良,均已失敗而告終。蔣介石很快便知道了這件事,但並未深究,而是給了袁靜芝一筆鉅款,讓她在上海買了一幢房子。隨後,袁靜芝就離開奉化溪口鎮,到上海居住了。解放後,袁靜芝又隨女兒搬到寧波居住,後任寧波市政協委員。她在生前曾回憶記述了這些陳年往事,並對於鳳至的凜然威儀與以死護夫深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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